看世纪末向你走来

• 如果云知道

  2013-03-15
  社会积累了相当的财富，同时又以相当公平的规则来保护个人的权益，这个社会就减低了吵架打架的必要。在我眼中这正是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后台湾的不同，也正巧是今天北京和台北的差异；这个差异，与其说是“民族性”的不同，不如说是发展阶段的落差。
• 如果云知道

  2013-03-07
  当然，没有几个德东人真愿意再回到独裁的时代去，只是由于原先对统一充满了感情的激荡，对经济现实又一知半解，满怀幻想；许多人，面对转型期的残酷淘汰，难免就转为失望而愤恨。统一一年之后的今天，民族的结合已经成为一个事实，没有人再去为统一写诗或流泪了。西佬和东佬都在忙着面对现实；现实，常使两边兄弟怒目相对——东德的末代总理戴麦哲尔，在当了一年国会代表之后，终于又拂袖而去，永久脱离政坛。西佬觉得“我已经牺牲很多”，东佬觉得“诺言根本没有实现”——这两种不满情绪的震荡，还有东西方心态的基本不同，可以由一场政坛对话和“吵架”刻画。
• 如果云知道

  2013-01-10
  现代社会将一切的价值商品化——爱情，可以由“我爱红娘”之类的电视节目来“编制”；母爱，可以由微波炉的大小和品牌来衡量；英雄，可以由媒体来烘造，人世间的一切悲惨，也不过是供录摄器材运作的素材，管它是革命、是地震、是战争或者是屠杀、是拥体制还是反体制，都不过是等待着商业包装的货品——这，阿多诺几十年前就看透了。你觉得彻底的反感。可是反感归反感，孟加拉的确有那么多人濒临死亡，库德族的确在遭到残害，罗马尼亚的孩子们的确受到虐待，衣索匹亚的确有成万的人饿死……因为不甘心让自己的同情心和正义感也成为商品，所以年干脆就拒绝让感情受到震动？
• 如果云知道

  2012-12-28
  如果小吃摊贩没有权利割下公园一角去埋葬他的父母，董事长也不该有权利“租界”公园一块去纪念他逝世四十周年的双亲。公园外的世界，本来就已经是一个由金钱主宰、割据的世界——有钱人才有房子可住、有钱人才有汽车可开、有钱人才能玩高尔夫球、上俱乐部……幸好有一个不属于私人的公园，在里面，有钱没钱的人都踩着一样绿的青草，晒着一样温暖的阳光，望着一样干净的池水，喂着一样不知世态炎凉的金鱼
• 如果云知道

  2012-12-28
  如果对于一个最简单的同情的动作，都赋以最卑鄙、最低下的动机，人类的道德架构就整个垮了。
• 如果云知道

  2012-12-27
  自认道德上高人一等的自满与自大，付诸行动就是所谓的“替天行道”了。美国人一向把自己看作对抗法西斯主义的英雄；矛盾的是，如果他那种自以为独霸真理、垄断道德的骄满发展过度，美国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法西斯罢了。
• 如果云知道

  2012-12-06
  由于语言是个无法克服的障碍，由于文化的鸿沟极难跨越，由于艺术价值观不可能放诸四海而皆准，由于政治经济的势力引导一切，一个具实质意义的‘世界文学奖’是不存在、不能存在的。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十八个学有素养的瑞典人，在他们的有限能力之内，所能决定的一个文学奖。世界上大部分的优秀作家没有得这个奖——或因为僧多粥少，或因为这十八个人视野不及。而得到这个奖的作家之中，有些会受到长久历史的肯定，许多，也受到历史的淘汰。把这个奖当作一个世界文学奖，而对它的评审委员做种种求全的要求，对这十八个人完全不公平，也是对这个奖的严重误解。
• 如果云知道

  2012-12-06
  把一个女人封为“第一夫人”而宠之爱之骄纵之，其实是对那个女人的侮辱。她原来可以是一个律师，或教授，或记者，甚至于一个全心全意的母亲，她可以凭她一己的努力而被称为一个出色的律师、教授、记者、母亲。但是美国的社会漠视她本身的条件，镜子称她为“第一夫人”，不管是第一或尾巴，“夫人”就是“夫人”，某某人的妻子。她的价值，因此完全附着于另一个人身上。既然她附着于总统身上，她当然也就含糊笼统地变成国事的一部分，成为“嫁”出来的总统。
• 如果云知道

  2012-12-06
  历史，不分中外，都是政权的工具。
• Haggressif

  2012-05-06
  法官也不曾回答，究竟谁真正有罪？把枪拿在手里直接开火的人被惩罚了，那么那发号施令的连长呢？统筹作业的将军呢？下达格杀令的总理呢？当年负责筑墙、把人民当囚犯的政治首领呢？如果克利斯不死，他的逃亡罪会被东德的法庭判三年以上的徒刑。在围墙建起之后，有两万三千人因试图逃亡而坐牢，这当然也是不义的迫害。所以，该从哪里开始惩罚和报复呢？解押犯人的法警？辩护无力的律师？开判决书的法官？监狱的狱长？牢房的守卫？极权统治是一个密密麻麻、脉络繁复的大网；开枪的守卫只不过是大网中一个极小的环结。法官也没有回答，在这个大网之中，个人究竟能为自己负责多少？“尊重生命”，法官严肃的教训被告，“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你应该早在决定做围墙士兵之前就知道，即使东德国法也不能抵触那最高的良知原则。”士兵怎么会知道呢？他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成长的？他的幼稚园老师、中学教官、部队长官，曾经教过他“良知超越法律”吗？在他的社会教育过程，电视上的新闻主播、报纸上的社论专栏、国庆日和劳动节的演讲者，可曾告诉他“尊重生命是人生最高准则”？法官所倚赖的，是一个非常高的道德标准：他要求个人在一个疯狂的社会里保持清醒。他自己或许做到了。三十年前，看穿了所谓社会主义的面具，逃亡到西方。几年之后，法官的哥哥也走上逃亡之路，却被捕下狱。或许因为亲身受过围墙的迫害，法官对士兵下了较严的判决。但是他同时不可能不知道，要求无形的道德超越有形的法律，他就踩进了哲学和法学的沼泽区——究竟有没有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道德原则？舍法律而讲道德是不是等于给自由心症开了后门？法律，并不能涵盖所有的正义；相反的，有许多时候法律，因为它有形而缺少弹性，反而阻碍了正义的伸张。我们知道以法律来规制正义，其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折衷之计，可是，以无形的，往往模棱两可的“良知”来决定正义的话，危险是不是更大？
• Haggressif

  2012-05-06
  往往在一场演讲之后，群众中会有人到后台来找我，不是和我理论演讲的内容，而是特别来说，“你的国语讲得真漂亮”，或者，“听你的华语真是享受”，或者“您的普通话说得这么好”。 我知道我的国语、华语、普通话说得“漂亮”，从小如此。 小学时候，我是那个永远被老师派出去参加国语演讲比赛、朗诵比赛的小女生。比赛题目，不外乎四维八德等。 初中时代，我是那个坐在披满彩带的小卡车里的播音员，对着麦克风念：“武昌起义……普天同庆……全体军民同胞一心一德……”，卡车走在游行的学生队伍前头，哦，还有，卡车两旁扎着巨大的总统照片。 初中时代，我是那个每天早晨在升旗典礼之后跑上升旗台，拿出小册子，对着六千名师生“恭读总统训词”三分钟的学生，全校光头的小男生和近视的小女生都认得我。 我是那个致毕业答辞的人。 我是那个念总统文告的人。 我是那个…… 我是那个国语说得很漂亮的人。 多少年后，我才知道，为了说这美丽的国语，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是一个没有方言的人。 我不会说母亲的方言，浙江淳安话。我不会说父亲的方言，湖南衡山话。不会说，因为家乡话代表“土”，那个年头，谁愿做“土”的事呢！ 有三年的时间，我住在苗栗，周围很有些客家人，许多孩子也懂客语，可是要我去学客家话？匪夷所思，这个念头都没有。只有人来跟我学国语，哪有去跟别人学客语的道理？ 接触最多的，当然是台湾本省人，说闽南语。我全听得懂，也能泛泛地聊天说笑，可是，那毕竟不是我的语言。生气的时候，我不会脱口而出“夭寿！”骂小孩捣蛋的时候不会说“猴因仔！”布袋戏里的笑话一知半解，歌仔戏里的哭调更无从捉摸。 在淡江教书的时候，有一天接到一通电话，对方讲闽南语。在对方身分不明之前，我兀自心里狐疑：是菜市场的肉贩吗？是机车行的小徒弟吗？是餐馆里送菜的伙计吗？ 结果，是一个德国籍的传道牧师。 原来，在四十多...
• Haggressif

  2012-05-06
  这是个森林里的小木屋，我们坐在火焰熊熊的壁炉边看书。他在读一篇报导：从前东德公安部的秘密忠诚资料现在在太阳下摊开，好像你突然翻开一个久置湿苔上的石块，阴湿处的恶形恶状的爬虫全现了出来。德国举国上下在追讨从前为秘密警察工作的线民……用日尔曼人一贯的楔而不舍的精准，面对自己不愉快的过去。 我在读“天下”出版的《发现台湾》已经是第二遍了。 不瞒你，我没读过台湾史。 台湾的孩子没读过台湾史？正是。我读过中国历史、英国历史、美国历史、德国历史、犹太人的历史、吉普赛人的历史……可是，我不曾读过台湾史（其实不必对你觉得羞愧，因为我想你八成也没读过）；我们一直不太把台湾当一回事。 读《发现台湾》的感想，就好像，这台湾的孩子我已经认识了一辈子的时间，却第一次看见属于他的照片簿。簿子里有发黄的照片，照片下面有母亲的手迹，写着孩子胎记的颜色、第一次摔破头的地方、上学时走过的路、第一篇作文……对着照片本子我轻声“啊”了出来，“对，他就是这一副德性，原来如此——” 黯黄的照片再度提醒我：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三百年前在狂风巨浪中跟路上岸的是移民，四十年前从拥挤不堪的军舰上仓皇入港的，是移民，也是难民。对移民，这海岛是个供人开发掠夺的地方；对难民，这是一个暂时歇脚的地方。移民的开发心态，使原本樟木产量举世无双的台湾今天看不见几株樟树；难民的苟且心态，使人口早超出五百万的大台北到九十年代还没有一个畅流的捷运系统。 是因为，当初来的时候，草莽初辟，搭个竹篷就得睡一家大小，所以养成了用砖块和杂志修床的习惯吧。（华德指着修好的床说：“这床还可以用上一百年！”我说：“谁管一百年以后的事？”）是因为，唐陶宋瓷都在“老家”，所以不在乎哐当哗啦地搬家，摔破几个大同磁碗吧。难道不是因为，当年从湖南流离到浙江，从浙江颠沛到海南，从海南亡命到台湾，身上唯一的财产是奶奶临行密密相缝的一只布鞋。难道不是因...
• Haggressif

  2012-05-05
  他们误解了我的笑。他们怎么知道，定陵这一幕人生戏剧将我毫无心理准备地带回到三十年前的台湾，像经过一个飘忽的梦的隧道，回到了我记忆角落里的童年。 不知道有多少年没见过街头的打架了——欧洲的七年？没见过。美国的八年？没见过。台湾？ 有的，在五六十年代，在我还是个舔着冰棒、看漫画书的小女孩的时候，街头打架好像是市井风情的一部分，就像时不时会见到的小车祸一样，是特殊的事情，但它是常常撞见的特殊的事情。走在熙来攘往的街上，突然觉得后头有人跑步，穿着花布裙提着菜篮的女人气喘喘地说： “前面……前面有人打架……” “哪里？哪里？”听到的人急急地问，放下手边的活——一把斩鸭头的刀、一支修理单车的起子、一笼待洗的菜——脚步杂沓地赶上前去。 前面早就密密实实围了一堵人，小孩只能从人腿的间隙钻进去。打架的两个人，嘿，是黑鼻和一个不认识的人，扭成一团，不是像电影里那样拳脚生风，只是我抓你头发你咬我屁股闹不清地扯来扯去。但是黑鼻的鼻子上流着血。然后有人喊：“大人来了！” 众人让开一条路，警察大摇大摆地走进来，打架的人也松一口气。 到定陵去看万历的墓，没想到却看见了一场打架。当小贩举起板凳时，恍惚之间自己又是那个舔着冰棒手里卷着漫画的小女孩，夹在大人的腿间，惊诧地看大人怎么表达自己的情感。我忍不住的笑里有一份蓦然回首的惊喜，也有一点莫名所以的惆怅，倒来不及去体恤打架者的情境。
• momo

  2012-03-06
  我觉得统一就是统一了，没什么好大张旗鼓，大肆庆祝的。我尤其害怕爱国主义的高涨，想想看，我们的邻居会怎么想？要是别的民族一天到晚摇旗呐喊，喊爱国口号、唱爱国歌曲，我会觉得浑身不舒服，所以推己及人，德国人尤其不要煽动爱国情绪。
• [已注销]

  2015-03-15
  “在瑞士，人的心很冷，人与人的距离很远。每个人都守着自己美丽的房子、昂贵的汽车、漂亮的花园，可是人与人之间没有温情，房子越大，人越寂寞。你们中国人很讲感情的，不是吗？”“是的。”我很肯定的回答，她开心的笑了。可是，我没有办法对她解释中国人与瑞士人一个很重要的不同：中国人对“自己人”很讲感情、重道义，对陌生人却可以轻易践踏。挤车时用肘把别人推开、停车时堵住别人的车子、垃圾倒在别人的墙角下，害得都是不认识的陌生人。一旦是“自己人”，他却会热情的给你各种优待，让你不排队可以买到票，不挂号可以看到医生，不交钱可以成为会员等等。瑞士人或许对“自己人”非常冷漠，但是他们对“陌生人”却显得相当“温情”，我若牵着幼儿的手出去，一副“妇孺状“，一路上不断有人帮我开门、关门、提菜篮、推婴儿车;连公共汽车都会在开动之后特别为我停下来。
• 如果云知道

  2013-03-15
  8台湾人的个性中有一种惊人的弹性。 用杂志和砖头修理木床的权宜之计，是一种弹性。“将就点吧！”我们常说。“过得去就好！”我们常听说。把滚动晃动的抽屉摆上卡车哐当哗啦地搬家，是一种弹性。“没关系啦！”是我们的口头禅，“请裁请裁啦：”是最友好的用辞。抓起一支牙刷就可以浪迹天涯，是一种弹性。“四海为家嘛！”大家彼此安慰，拍拍各自的肩膀。 这种弹性像水，碰到山就往谷底流下去；也像草，砥到石砖就从缝里钻出来。街市灯海太令人眼光缭乱了吗？槟榔小贩就装置更刺激人耳目的警用灯。高速公路上堵车了吗？路肩就成为康庄大道。“此路不通”的牌子挂了出来？且慢，咱们给他开出一条路来。 大汉溪河床上那条蜿蜿蜒蜒、崎岖不平的泥路，那大泥坑上两道单薄的木条——究竟是台湾孩子的缺点还是他的成就？我的意思是说，你要谴责他的违法脱序，还是赞美他的勇于闯荡、不怕阻挠？ 9这是个森林里的小木屋，我们坐在火焰熊熊的壁炉边看书。他在读一篇报导：从前东德公安部的秘密忠诚资料现在在太阳下摊开，好像你突然翻开一个久置湿苔上的石块，阴湿处的恶形恶状的爬虫全现了出来。德国举国上下在追讨从前为秘密警察工作的线民……用日尔曼人一贯的楔而不舍的精准，面对自己不愉快的过去。 　　我在读“天下”出版的《发现台湾》已经是第二遍了。 　　不瞒你，我没读过台湾史。 　　台湾的孩子没读过台湾史？正是。我读过中国历史、英国历史、美国历史、德国历史、犹太人的历史、吉普赛人的历史……可是，我不曾读过台湾史（其实不必对你觉得羞愧，因为我想你八成也没读过）；我们一直不太把台湾当一回事。 　　读《发现台湾》的感想，就好像，这台湾的孩子我已经认识了一辈子的时间，却第一次看见属于他的照片簿。簿子里有发黄的照片，照片下面有母亲的手迹，写着孩子胎记的颜色、第一次摔破头的地方、上学时走过的路、第一篇作文……对着照片本子我轻声“...
• 如果云知道

  2012-12-28
  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似乎对中国人的苦难相当淡漠，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中国人自己对自己的苦难相当淡漠。大陆的情况我不敢说；在台湾成长，我只记得全国的学童为光复节等节日游行、演讲、彩排歌舞话剧，用极大的人力、物力铺排繁华升平的气氛。只是从来不见，在七七那样的日子，中国人用一天的时间素静下来，哀矜过去、审视未来，深沉地面对一下民族的灵魂，从来不见。怎么我们对历史的创痛那么容易忘记？当我们自己对人命漠然的时候，又如何能怨怼别人漠视我们的苦难？一个美国人死了，美国举国震动，并且让大家都记得他的名字，好像他是个极重要的人。这里头，除了美国权势强大之外，更重要的，还是美国人对个人价值的看重吧？！一个中国人死了，不管他是死在日本恶兵的刺刀下，还是文革恶少的拳头下，还是黑暗的政治监狱里；不管他是被菲律宾海盗劫持的渔民，或是做了三十年俘虏的少年兵—— 如果中国人自己的心灵不受震动，自己不看重那小小个人的价值，恐怕也没有别人会去看中他吧。中国人，也是有名字的，但必须自己先记得。
• 如果云知道

  2012-12-27
  最令我不安的，毋宁是一个哲学上的问题：人，究竟可以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到哪一个程度？要渺小的个人负起责任是不公平的，个人只是“制度”这巨大机器中一个看都看不见的螺丝钉，机器在制造杀人的武器还是救人的工具，不是螺丝钉的责任。 　　可是，也有人认为人有充分的自主权，作不作螺丝钉都是自由意志的选择。既然是自由选择，个人就必须为他所作的选择担负后果。刽子手若明知冤命，而又不舍刀他去，那么他就成为凶手之一，因为他默许冤死的存在；而默许，就是促成。发言人如果明知自己在传播谎言，而不挂冠求去，那么他就成为有罪的欺骗者，因为他容忍谎言；而容忍，就是制造。　　里根为了打击卡扎菲，编造了一些假的新闻，由白宫发言人对世界宣布。谎言揭穿之后，国务卿的助理发言人Bernard Kalb面对满室新闻记者，当场辞职。“当工作与良知相抵触时，”六十四岁的Kalb说，“我只能选择其中之一。” “不跳海，就是贼”的赏罚原则对人有高度的道德要求。首先，它要求一个人上了“贼船”要认得出这是艘“贼船”；也就是说，人要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洞悉是非真伪的智慧；其次，它要求人有“跳船”的勇气。认清贼船之后，即使不能英勇地把掌舵的暗杀了，或者放火烧船起义，至少要拒绝同流合行，毅然决然地跳船。然而，洞悉是非真伪的智慧，独善其身的果敢——究竟多少圆颅方趾的人有这两样条件？明辨真伪往往不只是智慧的问题；一个智慧极高的人可能生长在一个极权制度中，资讯受到封锁，教育受到歪曲与控制，神话、谎言作为洗脑的材料，从生到死他根本没有洞悉真伪的机会。透过统一编制的教科书、控制严格的报纸与电视、宣传标语、威吓利诱的手段，一个政府可以塑造人民的思想，像搓泥人一样，玩于股掌之间。在中国文革的狂热中，在德国希特勒的民族主义热浪中，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大趋势中，人人都是泥人，你要泥人怎么样跳出塑泥的大手掌去辨别客观的真伪呢？确实有些人，在举国欢呼...
• 如果云知道

  2012-12-06
  我已经在想念中国了，可是我想念的中国不是她包装精美的东方幻想国，而是一个一身病痛但生命力强韧的地方。
• 一期一会

  2014-05-07
  有财富的社会，如果在心灵的层次上还没有提高到对人的关爱，还没有扩及到对弱者的包容，它也是一个落后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