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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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类材料2024-04-05当时，另一本让我印象深刻的著作是阿尔伯特·赫希曼的非常精彩的小册子《退出、呼吁和忠诚》。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理解这本书的基本观点。一名消费者对某家餐馆的服务一次又一次地表示不满。他该怎么办呢？他可以选择向经理投诉（发出声音），或者去另一家餐馆（退出）。如果他想要做后一种选择，那么他与这家自已最喜欢的餐馆之间的长期关系（忠诚），有可能会让他放弃这种想法。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消费者对一家经常光顾的商店不满，股东对某只股票的表现不满，或者学生和家庭对学校不满。如果他们因此而投诉，并就这一问题采取行动的话，有人会注意吗？发出声音的人会不会有风险？退出会得到什么？有退出的可能吗？正是赫希曼提出的这些发人深省的问题让我关注短缺经济问题。如果菲亚特或者雪铁龙汽车的很多车主投诉产品存在质量问题，这当然会引起公司管理部门的关注，如果这些车主不发一言就转而购买丰田或者大众汽车，就会导致菲亚特公司和雪铁龙公司出现更大的恐慌。但是，特拉贝特和斯柯达的工厂会关心上面这些车主的投诉吗？如果这两个品牌的汽车购买者要排几年的队才能买到车，那么汽车厂家当然不会害怕。在长期的短缺经济中，根本不存在有效的声音或者退出威胁。如果你不喜欢，你只能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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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zhu2023-09-06社會主義制度下政治、經濟和文化等領域的領導階層，在思想上不斷地發生著根本轉變 — 雖然這不是最重要，或者唯一的原因。當任何政權，缺少堅信本國政權具有合法性，以及生存能力的支持者時，都無法維持下去，甚至連獨裁統治，也不例外。社會主義制度结構的支柱之一，就是那些對黨的事業無限忠誠的共產主義者。他們認為所有問题，都是暂時性的，而且在教世主般使命感的驅使下，作出了自我犧牲。希特勒和他的黨羽，不是單純依獺獨裁统治和軍隊的命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上，南征北戰，他們堅持到最後一個信仰法西斯事業的人犧牲。在某種程度上，正是社會主義制度肆意揮霍人們的信任和信仰的行為，因此為它挖掘了墳基。同情社會主義的鏈條斷裂了，而它的核心集園（即幹部們），喪失了自己的信念，開始尋求其它解决問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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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zhu2023-09-06多年後，事實證明在毛澤東執政時，有幾百萬中國人死於饑餓。社會主義所有制和計劃經濟，並沒有阻止死亡的鐘聲敲響。專政統治所做的，只是向中國民眾和國際社會，隱瞞這些可怕的事實，因此也阻礙了相應的救援工作。我訪問印度時，中國「大躍進」運動的災難性的後果尚不為人知（儘管這原本可以成為非常有説服力的證據），因此在這場辯論中任何一方都沒有説服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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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zhu2023-09-06我從不看小報或沒有價值的電視節目，但是我全盤接受美國出版界和電視界的精髓以及新聞業的高標準。不過我很快發現美國媒醴表現出來兩種極端的情况，而且它們交織在一起，難以分割。新開自由允許新聞界報道很多高水平的演講，或者強烈批判現任政府，但是它也打開了文化垃圾的防洪開。不幸的是，這兩類新聞如孿生兄弟一般共生共滅。新開自由與市場經濟和貿易的自由密不可分。生產及销售劣質文化產品，無疑提供了巨大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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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zhu2023-09-06信仰的力量較理性思考的力量更強大。擁有深刻、強烈的信念的人，通常需要經歷極其震撼力的事件 — 即受到足以動搖其信仰基礎的巨大衝擊 — 才會徹底改變自己先前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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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zhu2023-09-06赫希曼的觀點，不僅適用於經濟範疇。他自己也提到了在斯大林主義下，共產黨員的危險處境。他們既不能對黨内的根本性問題發表意見，也不能主勤退黨，因為他們指心這可能招致殘酷的報復。這種扼殺反饋的做法，導致該黨的思想僵化，而且逐渐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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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zhu2023-09-06在我回到經濟研究所時，任何直接關係到政治問題的談話，都會產生令我壓抑的不信任感。我清楚地記起，有一次我接受審問時，發現一位親密的朋友，向審問他的人詳細描述了我评論他的文章時，表达出來的是與共產主義思想格格不入的意识形態·我很难控制自己不产生这样的想法：任何与我交淡的人，都有可能這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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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zhu2023-09-01我在前幾章提撾自1956年後，我决意成為西方經濟學研究的一員·我清醒地意藏到這種行為中可能蕴藏著巨大的風險·我仍然清晰地記得在那段岁月里，仅仅“拥有西方关系”这一條，就足以引起情報根關的怀疑，而且合法的学术交流，也被子虚烏有的刑事訴訟定性為「間諜活動」。這些惡夢時常萦绕在我的心头，直至共產主義體系土崩瓦解，才算真正擺脱了這些梦魇。当然现在回顾往事，我們知道自此以後斯大林主義沒有再復辟，但是當時没有人能准确地预見到復辟的企圆一定會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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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zhu2023-08-25這場論戰的風格，對我的影響不亞於其内容對我的影響。當時匈牙利也在展開一場論戰，而且它的主題與此息息相關。喬治·彼得和我努力宣傳的觀點，與西方的蘭格和勒納的觀點非常相似，但其他學者對我們卻不屑一顧，甚至出言威脅我們。西方的學者們，用文明的語言討論學術問題，用論證過程回應論證撾程，而不是用憤怒和誹謗互相攻擊。漸漸地我發現這種論戰方式，並不是始於安德烈·莫爾納，或者蓋佐·里普。侮辱敵人，蔑視持不同觀點的人，並且在他們面前擺出傲慢的姿態一馬克思正是這種辯論傳統的始作俑者。列寧繼承並延續了這種傳統，斯大林最終把它推向顶峰。斯大林不僅公開侮辱對手，而且還把他們一一處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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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zhu2023-08-24其它馬克思主義經濟命题，層層沉積在上文曾經討論的這些地層上。僅以其中的一個命題為例：「工人階級貧困化」。與前面的命題不同，馬克思並沒有通過演繹椎理得出這個結論。只要人們接受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平均利潤理論生產價格理論及《資本論》中所有其它輔助理論，那麼無論體力勞動者的生活水平下降、停滯、相對上升（将其與其它群體比較）或絕對上升（考慮到生活水平的長期變化趨势〉，他們都會餐同馬克思的觀點·而從實證的角度來説，歷史已經尖锐地反駁了馬克思主義，把貧困化視為長期發展趨勢的觀點·統計數據明確無諛地證實了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裹，勞動人民的物質消費水平：在過去的一兩個世紀裹顯著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也隨之迅速水限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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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zhu2023-08-241953至1955年間，我經歷了政治理念從幻滅到蘇醒的全部過程，同時我也完全喪失了自信。既然我可以這樣被無情地欺膈，那麼我還有什麼能力，繼續培養自己的政治判斷力？如果我能被他們牵著鼻子走了這麼多年而渾然不知，那麼我敏锐的感覺和批判精神到底發揮了什麼作用？起初，我只是本能地感覺到自己再也不能毫無保留，或者不加質疑地相信任何人，但漸漸地，我把它確定為自己的人生準則。我對任何學術或政治聲明的第一反應往往是：這是真的嗎？支持某個建議或計割的論據是否可靠？這些聲明背後是否隱藏著險惡的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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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zhu2023-08-21我尊敬那些在行動上遵循補償和懺悔原則，而不是僅僅流於言表的人。但是我自己卻不認同這種方法，我並不相信人們在一生中的某個階段造成的破壞，可以被其它階段的功績所抵銷。罪孽是無法彌補的，人們作出形式上的補償時，這些罪孽的犧性者也許已經不在人世，或者這些犧牲者無法從善行中受益。即使他們還活著即使他們或他們的後輩從這些善行中受益，他們以前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也不能因此得到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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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zhu2023-08-21當這場鬧劇裹飽受折磨的人，親口為我講述他受到的非人待遇時，我不由得感到頭皮發麻。我深知鬧劇裹的另一位主角 - 那位嚴刑拷打英雄人物的官 - 本質並非邪惡。他懷著崇高的嚮往開始踏上生活的征程，所以這場悲劇更加讓人震撼。我感到這些真相，對我觸動最深的，是它讓我意識到這場悲劇，並不是由參與者的個性所造成的，而是源於社會制度本身的致命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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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zhu2023-08-21在那個年代裹，無論我發現什麼社會問題，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使用祈使語氣，鼓動人民竭盡全力刻正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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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心安处是吾乡2020-02-12总之，我积累了很多观察资料,也有大量的亲身体验、我与所有人一样,整理这些资料的方法以及根据因果关系对这些资料的组织,都是基于公理。这些公理并不单纯由智力构成。在很大程度上,公理产生于超理性因素meta-rational-factors)比如信仰、偏见、志愿、欲望以及道德判断。超理性因素就像一个门卫,它决定应该对哪一种思想或印象开门,对哪种思想或印象关门。当时,我心中的这扇门,开合并不正常。我排斥所有可能会动摇我信仰的经验与思想。认知失调理论中所阐述的防卫机制,已经开始发生作用。与我内心深处的信仰相悖的信息,都被我排斥在外。这样,我就能说服自己,我原先的世界观正确无误,从而维护自己内心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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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犇2018-02-08我很难估计或者评价这种家庭教育方式对我产生的影响。一方面，由于父母亲听任我自行其是，所以我总有一种孤独感和被抛弃的感觉；另一方面，我从此意识到，或者说我从此感觉到，我以后只能按照自己的想法独立规划自己的人生。此后，无论大事小事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同时，由于我们家每个人在与人相处时，都很为他人着想，都不愿意打扰他人或者给他人增添麻烦，所以我没有被培养成自私自利的人。我们会在需要而且有能力的时候，竭尽全力互相提供帮助，但我们并没有形成一个家庭“共同体”。今天，作为一个自觉的个人主义者，我深信，尊重个人主权是道德律令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我也深信，我对自己的生活以及事业的成败都负有主要并且首要的责任。我觉得我有帮助他人的社会责任，但我并不属于哪个“共同体”。相反，我拒绝一切将我归属于某一群体的企图。确切地说，今天我之所以能说出这样的话，是我走了很多弯路、阅读哲学著作和毕生观察生活之所得，但是，我在青少年时代的经历以及我的家庭生活的方式，早就已经将这种认识深深地植入了我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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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mass2013-06-22我和几个朋友定期地给那些被逮捕朋友的家属募捐。我觉得募捐还在我为自己设定的界限（注：不参加政治活动、“非法”活动）之内，我把这种行动视为人道主义行为，而不是政治活动。在我朋友的家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不能袖手旁观。在某种情况下，受助人也并非只是“朋友的家属”，有的受助人本身就是朋友，比如吉齐·勒切伊和埃娃·诺沃巴茨基。此外，我们认为，为他们捐点钱卫视在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所以我们会对那些素不相识的朋友的妻儿伸出援手。再者，我的初衷，即“人道主义”行为应该可以将政治因素排除在外，终究还是幻想。在警察调查梅雷伊-利特万-费克特案件期间，当局就认为我们这种捐款具有政治阴谋。我想，警察局的头头一定还记得那场直到今天还让人费解的“群众运动”。当年在霍尔蒂政权时期，GCD的非法组织红色援助会，就搞过这种帮助入狱同志家属的活动。通过这种行动，孤立的党员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那些同情GC主义的人。所以他们一定认为，我们这种募捐行为也是某个组织策划的相似行动。他们无法想象这种行为只是出于人道主义动机，只是像与处于困境之人站在一起，根本就没什么政治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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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mass2013-06-21最出人意料的是拉约什·费赫尔的命运，费赫尔曾经是最为坚定的与纳吉站在一起的人，而在1956年11月4日，他很快倒向了雅诺什·卡达尔，在他有生之年，他一直是卡达尔政权的政治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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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lais2024-01-16那些在思想上反对政治体制的父母们，如果在专制统治最严厉的时候，他们的子女恰好年轻或年幼，那么他们将面临两难选择。如果他们在家里公开谈论政治，子女就会由于不成熟和过于好奇而在不恰当的场合说出父母的观点。然而，如果父母过于谨慎和注意自我保护，不对家里人诚实地说出自己的想法，那么，父母就剥夺了对子女必要的政治启蒙的权力，不能够纠正媒体、宣传机器乃至学校对他们的误导。幸运的是，我们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就敏感的政治话题与子女坦诚交换意见，我们和他们总是所见略同。让父母和子女产生代际冲突的基本政治和道德问题对于我们而言并不存在。有助于我们之间相互理解的一个因素是，当我们的孩子开始对社会和政治问题感兴趣时，当时的社会氛围还没有那么压抑，人们可以在家里和其他地方公开发表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