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文集

• ziruofeier

  2011-10-26
  不过罗马史同时也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城邦制度如果说还有不少长处，那么所有这些长处在它变成帝国的时候，几乎全部转化为反面的东西，成为丑恶不堪的东西了
• 小南瓜

  2011-10-02
  第一原因和理性，固然超脱了尘世的政治权威，却不得不寄托于一个超人的力量，对于古人来说，这是无可厚非的。。。。。。这也就是希腊思想——基督教把上帝视为真（真、善、美之一）的体现者，视为全知全能的力量的原因。这固然是神秘主义，可是它比之把尘世的政治权威视为至高无上，禁止谈论“礼法”之外的一切东西，确实大大有助于科学的发展。中世纪，甚至直到现代，理性主义（即所谓“哲学上的唯理论一派”）者曾经大大有助于科学的发展，而理性主义者则总是把真的最终原因归之于上帝，把“理性”的威力上溯于上帝。。。。。。。数学和逻辑学不是直接掌握自然的实验科学本身，然而它们是实验科学的不可缺少的工具。基督教固然阻碍了这方面的研究（例如某些教皇之所为），然而，既然它的前提是“真善”，它的存在本身就是鼓励这方面的研究。事实上，确实有许多科学家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研究的目的，是想要证明上帝哩。这是“史官文化”所能做到的吗？“史官文化”固然杜绝了宗教发展的道路，可是它也同时杜绝了无关于“礼法”的一切学问的发展的道路。倡导史官文化的人，只看到宗教是迷信，他们不知道基督教的上帝是哲学化了的上帝，是真的化身。不知道正是因为中国史官文化占统治，所以中国没有数学，没有逻辑学。
• 小南瓜

  2011-10-02
  其次，文法学、逻辑学的研究，形而上学的研究，使人们对于使用语言这种工具来进行推理的能力感到惊讶。人本来已经被称为万物之灵了，现在人居然试图对整个宇宙做出解释，这种能力，不是生灭无常的人所能具有的，那是出于神授。而且，对于这个实在的世界，也作出了神秘的解释。这个实在世界中有形形色色的事物，我们把它分类，每一类给它一个“共名”，来描述这一类事物的“共相”。人们还觉得，具体事物是生灭无常的，“共相”倒是永存的。具体事物，都有缺憾，都不完善，达不到这一类事物应具有的理想水平。“共相”，反倒可以代表这类事物的理想的完善性。玄思的思想家，于是提出，由事物共相组成的世界——“理念世界”，才是真的世界；而实在的世界却是有缺憾的世界，它不过是这个理念世界的淡淡的影子而已。这就是柏拉图的“理念世界”。“理念世界”是通过“理性”分析综合实在世界而达到的，这是一种神赋予人的能力，所以理性的渊源应该上述及于一个全能的超人的力量。一神教的上帝早就是这样一种力量的候补人，这又是基督教与希腊思想的结合点
• 小南瓜

  2011-10-02
  超脱政治权威，考究宇宙问题的人，在实验科学未发展到相当水平，还不足以把自然理解成为自然史的时候，不免对宇宙间一切事物的精致、纤巧、井然有序感到惊讶。可是对于这个世界怎么会形成这种壮丽精巧的总原因，却回答不出个所以然来。这是所谓第一原因，或极因问题。柏拉图直率地归之于某一个全能的神秘力量，这个神秘力量早就有一个候补人：一神教中的上帝。这个上帝原来是一个民族的战神那是无所谓的。把他重新打扮一下，变成超脱的全能的神就行了。就这样，犹太教的耶和华成了基督教的上帝了。
• 小南瓜

  2011-10-01
  所以，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这就可见希腊思想特色是如何地可贵了。
• 小南瓜

  2011-10-01
  希腊人并非不关心政治问题。最早的哲学家泰利斯、梭伦也是政治家。梭伦的立法，为后来的希腊人所歌颂。大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有政治、伦理的专著。然而，思考宇宙问题是他们首先着重的，也是希腊思想的特色。对比一下中国古代思想，就知道这个特色怎样强调也不为过了。孔子是第一个整理王家与诸侯典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他以前，识字和文化知识，是“史官”所垄断的，他们负责管理的文化资料，无不与政治权威有关。第一个在野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自命为继承文武周公的道统，所强调的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目的是要在“衰世”恢复成康之治，所谓“我其为东周乎”。所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强调中国文化传统“史官文化”是一点不错的。这种文化的对象，几乎是唯一的对象，是关于当世的政治权威的问题，而从未“放手发动思想”来考虑宇宙问题。阴阳五行是有的，数学神秘主义也是有的，不过都是服从于政治权威的，没有，从来没有独立出来过。
• 小南瓜

  2011-10-01
  这种环境，是埃及、两河流域、波斯、中国、印度所没有的。她们都是大陆国家，她们不能不以牲畜和农耕为主。她们的大陆而非海岛半岛的地理环境，使她们不能不一开始就建成王国或帝国。
• 小南瓜

  2011-10-01
  希腊文明，也是渊源与从中亚出发的旧大陆最古文明（这个文明的一支，西迁到现在的叙利亚、伊拉克一带，成了苏美尔——巴比伦文化；另一支动迁到中国，是中国文明的来源。不过，她的西支，用铁早于中国）。这个文明，首先繁荣在两河流域和埃及......希腊人原来是蛮族，他们来到希腊半岛和爱琴海诸岛屿，开始也是务农。然而那里土壤太贫瘠，而爱琴海和东地中海的曲折海岸和多岛而不广阔的海域，使他们很快进入到以通商、航海和手工业为生。很幸运，他们周围是一些丰饶的文明的王国和帝国（巴比伦、埃及）；远处，黑海和地中海两边有蛮族，但也是开化的蛮族（凯尔特人、“斯基泰”人、柏柏尔人等）。既然有如此独特的地理条件，又以商业、航海和手工业为生，他们本民族无需从独立城邦建成统一的民族帝国来抵御外敌，所以，甚至荷马时代的巴西琉斯（部落王）也被民主制度（虽然多半是贵族的寡头政治）所取代了。
• Aloha

  2011-09-06
  这次民族起义失败了。可是起义的余党（十二门徒）还在，他们继续宣传起义的纲领。而且因为起义的失败，是罗马统治者和当权的犹太教领袖合作的结果，继续宣传起义，其矛头也指向犹太教。不就，起义纲领中德反罗马成分被全部抹掉，亦即政治成分全被抹掉，只剩下反犹太教的宗教成分。“破中有立”，一个新的教义系统建立起来了。这就是基督教。
• INFJ筝吹旬

  2011-07-17
  欧洲的最早的大学都是教会组织的,神学教育当然还在大学之前.法律学,文法学,逻辑学,几何学,是神学以外的主要课程:拉丁文和希腊文当然是必读课程.学习这些"脱离实际"的理论;也许10000个人中有9999人是废品,学了根本用不上.不过如果有人用上了这些东西,这个人也许就是诸侯官廷中的大臣,或者可以列入经院哲学家之列的人物了.因为是教会办的学校,所以,世俗的政治权威管不着它,也许这就是后代大学自治的渊源.像明太祖的《大浩》之类的当代政令,也许也是越不过大学的门墙的.不仅大学是教会办的,我猜测初等中学教育也是教会包办的.医院也是.教会也是学术研究的中心.不管经院哲学如何繁琐,它总是一种心智的活动.不管他们的研究如何只能限制在某个框框之中,总也出了罗吉尔 培根,邓斯 司各脱,托马斯.阿奎那这些人物.即使我们肯定(也许与事实不符)中世纪的教会所传布的文化,没有比古代(希腊的和罗马的)前进一步,至少,它保存了古代文明的主要部分,使之代代相传下来.没有这一条,文艺复兴,和近代那种炫人眼目的科学发展是不可能的.3.中世纪的基督教会,又是世俗政治权威以外的另一个政治权威,说它是政治权威,一部分是直接符合丰事实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力量.它有时候和帝国争夺欧洲的政治最高权力,当没有一个欧洲范围的帝国的时候,它本身事实上就是欧洲的最高政治权威;所以教廷能发动和组织十字军——虽然它的权威更多的是在精神和文化方面.骑士文化这种世俗文化得以存在,欧洲的君主制之所以长期来得以维持其等级君主制的性质,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两种政治权威同时并存,显然也是因素之一.这一点,对于欧洲政治之不能流为绝对专制主义,对于维护一定程度的学术自由,对于议会制度的逐渐发达,甚至对于革命运动中敢于砍掉国王的头,都是有影响的.因为两头政治下最底层的人也许确实捞不到什么好处,体面人物却可以靠这抵挡那,可以钻空子,不致于像中国那样...
• [已注销]

  2011-06-09
  希腊诸城邦的军队是公民军，它是战士征集，平时离营的民兵，每个战士的甲胄、武器、马匹，都是由自己出资购办，而不是由国家改革。战时在营地期间，给养通常也由战士自备。行政官员都是义职，不支薪水。其他行政官员的常任官吏（不重要的职位），有国家的奴隶充当；雅典有常备警察，他们是国家买来的奴隶。全部行政官员并不组成为某个行政首脑统一领导下的“政府”。
• [已注销]

  2011-06-09
  （一）凡有权参加议事或审判职能的人，我们都可以说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二）城邦的一般含义，就是为了要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团体
• 懒残僧

  2024-01-17
  我不喜欢基督教。我深信，我上面是在用冷冰冰的解剖刀解剖了基督教，丝毫没有歌颂留恋的意思。我相信，人可以自已解决真善美的全部问题，哪一个问题的解决，也无需乞灵于上帝。我也并不反对史官文化。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何况，史官文化留给中国人的，有一种很大的好处，没有滚入过神秘的唯理主义（教条主义不过是愚昧，它不是唯理主义）的泥坑，中国人从来是经验主义的。唯理主义的最大好处是推动你追求逻辑的一贯性，而这是一切认真的科学所必须具备的东西。古代人，曾不得不从神秘的唯理主义那里取得这种力量，现代人已经用不到再为此乞灵于上帝，那是包括在科学的经验主义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至于那种庸俗的实用主义，把逻辑的一贯性和意义体系的完整性看得比当下的应用为低。低到不屑顾及，那也不过是无知而已。）所以，史官文化中的历史主义还是中国思想的优点，要改革掉的是，历史主义不能成为史官，即服务于政治权或的史官。人类，或人类中的一个民族，绝不是当代的政治权威有权僭安地为可以充任其全权代表的。斯大林说过一句好话，“希特勒来了又去了、德民族是水存的”。这句话，对任何个民族都是适合的。
• beren

  2015-01-12
  倡导史官文化的人，只看到宗教是迷信，他们不知道基督教的上帝是哲学化了上帝，是真的化身。不知道正因为中国史官文化占统治，所以中国没有数学，没有逻辑学。”“范文澜说，宗教狂会发生宗教战争，中国幸而没有宗教，所以没有宗教战争。要知道哪一次宗教战争，战士们都认为是圣战，是为上帝的道而战，是为解放被邪说蒙蔽没有皈依主的那些可怜的人而战，是解放全人类的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是梁启超说得公平。1908年，李鸿章死了，慈禧、光绪也死了，梁写文评论李鸿章时说到，中国没有宗教战争，没有那种认真的狂热，什么事都干得不像样，打仗也不像个打仗的样子，中国前途很悲观。你再回想一下30—40年代我们的战争与革命，某种远大的理想——超过抗日的理想，以及由于这种思想而引起的狂热，宗教式的狂热，不是正好补足了梁启超所慨叹的我们所缺乏的东西吗？”“人类，或人类中的一个民族，决不是当代的政治权威有权僭妄地以为可以充任其全权代表的。斯大林说过一好话，希特勒来了又去了，德国民族是永存的。这句话，对任何一个民族都是适合的。”“斯巴达本身的历史表明，藉寡头政体、严酷纪律来长期维持的这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相反，还因为它必定要“砍掉长得过高的谷穗”，必定要使一片田地的谷子长得一般齐——它又精心选种，不断向上，却相反要高的向低的看齐——所以，斯巴达除掉历史的声名而外，它自己在文化和学术上什么也没有留下，甚至歌颂它的伟大的著作，还要雅典人来写。”
• 吴 刚

  2014-06-03
  3、马克思的“亚细亚”或“东方”，是大陆务农的领土王国或帝国。那些领土王国或帝国，王朝的威力所寄，在于农民的贡赋和“徭役——兵役”，这和滨海的工商业城邦，国家的威力所寄是海上贸易和海军是不一样的。这些国家的最大要求是“教民耕战”，耕战的民绝对从属于王朝。你说他是奴隶吗？有功可以授爵。你说他是自由民吗？他又绝不如希腊罗马的公民那样，凡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就有参政的权利。他没有“政权”，只是有战功可以授爵。他对他所耕种的土地没有绝对的所有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的一切财产，王朝随时可以征发。他的产品，甚至不能自由出售。中国很早就有盐铁专卖，埃及的榨油是王朝专利的。在这种情形下，拿西方的“自由民”和“奴隶”的范畴来对待这种“赋役农民”是格格不入的。真的，自由民和奴隶的范围，不见于波斯、埃及、巴比伦、中国；《旧约》上也没见这个名词。这个名词的起源显然是希腊，是城邦制度中的概念。黑格尔把东方的制度称做普遍奴隶制，即王或帝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连大臣也不自由——比如，绛侯周勃随便就被下了狱，高帝“把他的问题弄清楚”了，又出来当丞相了，这在深具自由民概念的西方是办不到的。……4、所以，奴隶制，从人的本性上是可能的，因为人既可以吃人，为何不可以把人当作奴隶？在这一点上也许人比兽类更残暴，因为老虎大概是不吃老虎的。然而，奴隶要占优势成为“制度”，这唯有在商品货币关系十分发达的工商业城邦中才有可能。其条件是：具有可以拥有奴隶的自由民（相对于没有这样大的个人权利的王朝臣民）；商品货币关系发达，使财富有无限积累的可能，使自由民有把财富投资于奴隶这种“生产性固定资本”上的要求。没有这些条件，只会有鸳鸯、袭人这类奴隶，奴隶成不了制度。普遍的劳动者，是乌进孝管下的，比鸳鸯、袭人生活困苦无数倍的赋役农民。
• 我不豆谁豆

  2014-02-28
  有人把民主解释为“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还有人把民主解释为下级深入地无拘束地讨论上级的决定，并且指出这是动员群众积极性，加强群众主人翁感觉的方法。这个定义，同时强调少数服从多数，以及不准有反对派存在。实际上，两者都是权威主义，而不是民主主义。我所说的科学精神，不是指哪一门具体的科学上的成就，而是：1.承认人对于自然 人类 社会的认识永无止境。2.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在人类知识的宝库中添加一点东西。3.这些知识，没有尊卑贵贱之分。4.每一门知识的每一个进步，都是由小而大，有片面到全面的过程。5.每一分类的知识技术，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统治的权威性的学说或工艺制度，但大家必须无条件地承认，唯有违反或超过这种权威的探索和研究，才能保证继续进步。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所谓科学精神，不过是哲学上的多元主义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哲学上的多元主义，就是否认绝对真理的存在，否认有什么事物的第一原因和宇宙 人类的什么终极目的西方文明是希腊罗马文明。分析它的成分，有希腊思想 罗马法和日耳曼人的骑士精神。
• E

  2012-03-15
  凡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的多数决议，无论在寡头、贵族或平民政体中，总是最后的裁断具有最高的权威。”（亚里土多德：政治学，第199页。）直接民主制度，可以以伯里克理斯时代的雅典（公元前443—429年）为例。雅典的全体公民都要出席“公民大会”，“公民大会”每月举行二至四次，解决城邦的一切重大事件：宣战与媾和问题，城邦粮食问题，听取负责人员的报告，握有国家的最高监督权，审查终审法庭的讼事等等。每个公民在公民大会中都有选举权，每个公民都有可能被选为“议事会”的成员，每个公民都要轮流参加陪审法庭。陪审法庭的成员多达六千人，而当时雅典的公民总数，最高的估计也不会超过六万人。当时的实际政权由“十将军委员会”掌握，将军任满离职要接受审查，有叛国行为或作战失败的要受到裁判，法庭和公民大会可以没收其财产，可以加以放逐或处死等等。直接民主制度唯有在领土狭小的城市国家中才有可能。在这些国家中，乡居的公民进城参加公民大会可以朝出暮归，人们相互间比较熟悉，一国政务比较简单，易于在公民大会中讨论和表决。在领土广阔的国家，这些条件是全不具备的。所以，城邦制度和直接民主两者是互相依赖，互为条件的。
• 吴 刚

  2014-06-04
  “所谓法天地自然者，不过假天地自然立喻耳，岂果师承为“教父”哉。观水而得水之性，推而可以通焉塞焉，观谷而得谷之势，推而可以酌焉注焉；格物则知物理之宜，素位本分也。若夫因水而悟人之宜弱其志，因谷而悟人之宜虚其心，因物态而悟人事，此出位之异想、旁通之歧径，於词章为“寓言”，於名学为“比论”(analogy)，可以晓喻，不能证实，勿足供思辩之依据也。 ”
• 吴 刚

  2014-06-04
  老子的认识论，不仅是缺乏根据的冥想，他的论证有一个极大的毛病，极大多数是类比，即不是从前提到结论的推论，而是从外表上相似的一个不同事物的规律的陈述，然而根据不充分，“推不出”结论，或结论大大超过前提。这一点，汪奠基的册子说到了，然而汪竭力赞扬老子的无名论逻辑(即用否定论证来达到肯定的结论)，对其缺点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 　　 　　 其实，老子这方面的缺点，不仅本身严重，还流毒后代。比如《大学》上的修治平，不仅思想本身渊源于老子，逻辑上的跳跃也和老子一样。 　　 　　 严密的逻辑论证，历史上有一个确实的来历：公开辩论。古典时代的雅典人好讼，还有一套民主选举办法，雄辩术风行，甚至还有一个奇怪习惯，两人争辩一件事，可以有彩金，谁辩胜就得彩金。辩证法的原意本是辩论，你说话有漏洞，对方力图辩难，怕输，就要严密。逻辑学显然也是从这来的。 　　 　　 中国也有过，庄子与惠子的辩论即一例。可惜不久就焚书坑儒了。 　　 　　 这样，老子的逻辑毛病也就不足为怪了。没有运动，何来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