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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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2-21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精凎一刻薄”模式占据着主导地位。日本跨国公司在核心国家的运营倾向于采用其在本土形成的模式（ Florida and Kenney1991：390-391），而美国公司则普遍走上“精益一刻薄”模式的道路，就像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运营生产的日本制造商那样。迪尤认为，“威权政治和镇压性的劳工体制”构成了产业扩张主要地点的低工资国家的特征（Deyo，1996a：9）。在泰国，三菱并不向其核心劳动力提供就业安全保障（Deyo，1996b：145-146）。在韩国，国内汽车制造商们（起亚是一个例外）继续实施大规模生产的低工资、高离职率的战略，而且采取反工会和专制的管理风格（ Rodgers，1996：115-19）。而在中国，随着中央政府推行“工业的减员增效”政策，以使中国汽车工厂的劳动生产率符合国际“市场规则”所确定的标准，“裁员正在成为令人痛苦的现实”（ Treece1997c）。同样，日本跨国公司在墨西哥所采用的是传统的福特式大生产技术，它们发现，“（在墨西哥）更加强调低工资的策略在经济上是合理的，哪怕随之而来的高离职率扰乱了质量圈和其他精益生产技术的推广”（ Shaiken，1995：248-249，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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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2-21
  日本汽车制造商将日本生产汽车的许多组织实践带到这些新的生产地点。随着美国和西欧汽车企业通过选择性地模仿本的组织实践以应对日本的竞争胁、这些做法得到广泛传播应用。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灵活的工作规则、即时（just- in-time）供应系统、团队作业、质量圈，以及从垂直一体化迈向大量使用转包供料（外包）的实践，都得到了广泛应用。不过，在最初的日本模式与美国和西欧跨国公司所采纳、借鉴的模式之间，存在一个极为重要的差别，即美国和西欧跨国公司所采纳、借鉴的模式并不向其核心劳动力承诺就业安全。换言之，它们采纳了日本式精益生产的削减成本的措施、却并没有采用日本企业的有关就业政策。因此，这种模式被贴上了“精益一刻薄”（ lean and mean）的标签（参见 Harrison，1997）。相比之下，最初的“丰田”模式向其核心劳动力提供就业方面的安全，以换取核心员工的合作，但同时也通过使用大量不享有同样权利和好处的工人而制造了一个很大的缓冲地带，这可以被称为“精益-二元”模式（ lean and dual）。我们认为，这两种模式之间的差异，对于理解当代世器汽车产业中苦工抗争的动力机制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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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2-21
  20世纪50~70年代所撤离的那些核心地区（尤其是美国和英国）。就美国而言，大湖以南地区再度成为汽车整车生产和零部件生产的偏好之地；尽管如此，汽车企业还是回避了先前的工会势力强大的区域，而倾向于在没有汽车生产历史的小城镇进行投资生产（ Rubenstein，1992：171-182这种汽车生产在核心地区的重新集中，至少可以被部分地解释为劳工抗争和资本空间转移的漫长轨迹的继续——換言之，由于过去几十年间资本的撤离，核心地区的大规模生产行业性工会遭到了持续破坏，这使汽车制造商们再度选择向劳工运动乏力的地区转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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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2-21
  韩国“经济奇迹”所发生的时间，与巴西和南非的“经济奇迹”的消退时时是重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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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2-21
  当然，各汽车国公司并不甘心接这种失败，它们展开压制罢工以及在工厂中消灭工会的反击。它们认为，1978年工人的胜利是由于公司自身缺乏防范，而并非由于工人拥有什么内在的力量。但是，压制仅仅引发了工会的战术变化：从大规模的公开对抗转向规模更小（但破坏性非常大）的车间抗议（怠工、现场工、普遍与管理层不合作）。这些战术，令人回想起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在西欧罢工浪潮中所使用的那些战术，正是这些战术使工人们以最小的代价，给企业造成了最大程度的破坏到1982年，主要的汽车产业雇主们不得不接受工会化的必然性，工会开始参与车间的管理，并致力于提高工人的工资。福特是第一家接受在车间维持生产秩序而推动“负责任的工会主义”的公司。1981年，福特公司承认由车间选举出来的工人所组成的工厂委员会，承认它们与独立工会的关系，承认它们有权就工人关心的问题和工人的抱怨不满与管理层展开谈 yl（Humphrey， 1987： 125； Humphrey，1993：111-112）虽然德国大众公司继续反对工会，但到1982年，它也被迫承认独立工会，并且接受了类似福特公司推行的厂级工人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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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2-21
  在20世纪70年代即将结東的岁月里，正当核心国家的劳工运动普遍经历重大失败的时候，新的工会运动突然在巴西爆发，结了将近15年的工人沉默期。1978年所发生的激烈罢工浪潮，标志着激进主义时期的开始，这一激进主义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整整10年的镇压之后，虽有所衰退却依然幸存下来（甚至得以发扬光大）。巴西的汽车工人成为这场新的劳工运动的关键核心，1978~1986年，巴西的汽车和钢铁工人发动的罢工几乎占了该国所有異工数量的一半（ Seidman，199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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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2-21
  巴西从1968年到1974年的“经济奇迹”，恰好与核心国家的资本家日益寻求逃避其国内富有战斗精神的工人抗争的时期是相对应的。巴西似乎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投资场所：1964年的军事政变建立了一个极端高压的政权，它成功粉碎了旧的社主义工会运动，并在工厂和全国政治两个层面，有效地镇压了工人阶级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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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2-21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汽车工人斗争的中心发生了一系列地理空间上的转移一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北美，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北欧（以及南欧），再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组迅速工业化的国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北美的劳工抗争的报道在报道总数中占绝对多数（这两个年代里都达到75%），而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北美在报道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则明显减少了（分别为15%和20%）。相反，关于西北欧劳工抗争的报道在报道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则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23%，上升到50年代的39%，而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乎达到50%，然后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下降。对南欧劳工抗争的报道，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幅度增加，从20世纪50年代的2%，增加到60年代的10%，再到70年代的32%。最后一次主要的空间转移，则发生在迅速工业化的国家，可以看出，对这些国家劳工抗争的报道，从20世纪70年代的3%，増至80年代的28%，而到了90年代则高达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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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2-19
  从宽泛意义上来说，本书的一个关键的方法论前提在于：处于不同国家/地区的工人和工人运动，因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和全球政治进程而被彼此联系在一起。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去理解各个“个案”之间在世界范围内的关系，是理解至少自19世纪后期以来的劳工运动发展动力机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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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2-19
  综上所述，界限划分的策略主要包括三种互相关联的形式：分隔劳动力市场（主要为资本所采用）、划分公民界限（主要为国家所采用）和构建以非阶级性特征为基础的排他性阶级身份（主要为工人自身所采用）。本书论述的前提是，历史资本主义的特征在于它存在一种系统层面的问题，正是这一特征使界限划分具有重要意义，但我们并不认为排他性的界限划分始终是某个具体组织的行动。谁在使用界限划分？他是如何使用这一策略来解决/利用这一系统层面的问题的？这些问题我们是无法通过先行的理论推论来决定的。相反，这是一个需要通过历史实证分析来解答的问题。我们有理由推断，那些面临着不同层次的激烈竞争的工人更有可能采用一种排他性的界限划分策略，而正在出现的被排除在现有社会契约之外的新兴工人阶级，则最可能试图挑战并打破现存的各种界限。但是当这些趋势与国家、与资本家的排斥性/吸纳性的倾向互相作用的时候，划分和打破界限的具体动力机制就变得相当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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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2-19
  马克思的错误在于，他仅仅推断因为资产阶级认为工人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工人自己就会自愿放弃他们非阶级性的身份。事实上，正是因为持续的对工人阶级的瓦解和重塑给工人带来了生计的不稳定和竞争的压力，所以工人中总是有一种内在的普遍倾向去划分非阶级性的边界和界限，以作为他们要求保护避免陷人灾难旋涡的基础。 每当面对被资本当成一群没有个性而只有増加资本价值的不同能力的大众时，无产者都在反抗。几乎毫无外地，他们借助或创造出新的任何可能的显著特征（年龄、性别、肤色和各种地理特征）的结合体，以要求资本对他们区别对待。作为结果，家长制、种族主义和国家沙文主义成为构成世界劳工运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继续存在于最具无产阶级特点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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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2-19
  事实上，女权主义对主流劳工研究的一个关键性的批评就是，它没能认识到各种“界限划分”策略的普遍性和重要性。传统的劳工研究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工人阶级形成的故事，其关注的是西欧和美国那些工匠和技术工人，他们因面临无产阶级化和去技能化（ deskilling）而组成政治团体，并为自身的生计和工作传统所遭受的威胁而斗争。但正如女权主义学者所强调的那样，通过含蓄地将某些参与者定义为阶级形成的典型的或普遍的主体，研究者忽略了种族（白人）和性别（男性）这些具有历史独特性的参与者。其结果是，关于“性别和种族以何种方式……构成基本的阶级认同”的问题就被忽略了。而且，工人们自身如何积极地构建身份认同从而拒绝其他工人享受同等的社区权利的问题也被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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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2-19
  因此，我们对世界劳工的长期动态的研究，将同时关注马克思式和波兰尼式的劳工抗争。波兰尼式的劳工抗争，我们指的是劳工对扩张到全球的自我调节的市场的反冲式抵制，尤其是由那些正因全球经济转变而被消解的工人阶级，以及那些曾经从已经建立起来但正在被从上而下抛弃的社会契约中获益的工人们所进行的反冲式抗争。马克思式的劳工抗争，我们指的是那些作为历史资本主义发展的无意识后果而被不断塑造和加强的新兴工人阶级的斗争，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旧的工人阶级正在被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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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2-19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力商品的“虚拟”本质“隐藏在生产过程中”。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出于论证的目的）假设，劳动力币场服从“自由、平等、财产和边沁”的原则，因此，劳动力可以通过体现其全部价值的工资（劳动力的再生产成本）而自由交易。然而，劳动力的购买者很快就会发现，劳动力并不是一个和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其不同之处在于，劳动力商品是内在于人类之中的，而人ー且受到过于漫长、过于严酷或过于紧迫的驱使和逼迫，就会抱怨和抵抗。于是，从理论意义上说斗争成为生产环节中劳工资本关系的内生的常见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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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2-19
  第三章和第四章还将探讨另一种可能性，即在工人的谈判力量和工人实际使用该力量为争取更好的工作、生活条件而斗争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实际上，在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关于全球化和劳工研究的文献中，就有一种观点认为，劳工运动危机的产生与其说是由手工人运动所面临的结构性客观条件的转换所造成的，不如说是由于推论性环境的改变所造成的，尤其是那种“别无选择”的观念，对于劳工运动具有强大的瓦解力量……“力量的信念”本身就是工人力量的重要来源之一。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对工人的动员一直被这样一个信念所鼓舞，即工人拥有实实在在的力量，而且他们能够有效地利用自己所具有的力量，来改变其工作、生活条件，使之向着更好的方面发展。他们认为，全球化对工人运动所造成的最大的负面影响，是“削弱了这个维系了一个世纪的对工人力量的信念”，并且创造了一个极度瓦解劳工的政治斗志和为改变现状而进行斗争的意愿的话语环境。工人信念的这一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人结构性和组织性淡判力量的变化，但是毫无疑问，这一信念转变本身也影响着劳工运动的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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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2-19
  从另外一方面说，紧密嵌入生产过程中的工人具有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即某一个关键节点的工人的停工，能够造成远比这一局部停工本身更为广泛且深远的破坏性影响。例如，整个装配线由于某一个部门的工人停工而中断，或者铁路工人罢工造成整个依赖及时运送零配件系统的公司陷于停滞，都体现了这种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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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2-19
  简而言之，人们对当前的国际劳工政治的趋势与事件有完全不同的解释。我们将在本书的不同章节中介入这场争论。例如，第二章和第三章将揭示，工业生产的全球化如何构成一个矛质的过程，使地理上分散的工人阶级在物质状况方面同时迈向同和分化阶段）这一矛盾过程，对劳工国际主义的过去和未来也具有类似的矛盾性影响。①第四章将通过对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劳工运动、国家主权和世界政治的审视来重述这进程。它将表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之间彼此敌对和战争升级的情况下，工人-公民相对其政府的谈判力量有所增强，因为在战争机器中工人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工业和战场前线的）齿轮。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由于工人在武装斗争中有效地运用了这种被增强的谈判力量，各国政府也试图通过扩大工人作为公民的权利，来确保工人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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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2-19
  传统的标准化福特主义生产体系为劳工及其相关运动的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后福特主义生产体系的发展......则改变了这种组织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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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2-19
  20世纪后期全球民主化浪潮的讽刺性在于，虽然它把形式民主带给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数量上堪称史无前例，但是，普选权的实际价值，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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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2-19
  在这些关于未来劳工运动的充满分歧的预见中，哪一个更为可信呢？为了充分回答这一问题，本书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即与通常所进行的劳工研究相比，我们需要将劳工运动置于更长的历史时期和更广的地理范围内来展开分析。对劳工运动未来的评价，其基础（不论是明确的还是隐含的）是建立在对当代世界历史创新性的判断之上。那些认为劳工运动面临终结危机的人，倾向于认为当今时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从根本上全新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全球经济过程已经完全改造了工人阶级以及劳工运动所赖以运作的环境。相反，那些预言重大劳工运动将再度出现的人则倾向于认为：历史资本主义本身具有周期性循环的动力机制的特点，它不断制造出新的劳工和资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暗示我们，对劳工运动未来的预测，应当建立在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机制与过去特定历史时期的类似动力机制的比较的基础之上。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比较，我们才能将历史上所发生的周期性现象，与真正的、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