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虑20世纪

• 无脊椎

  2013-08-02
  p53I suppose that you can shift readily enough from infantile Oedipal considerations to full-fledged Hegelian accounts of the logical template binding you to the history of the species. However, a sensitive, intelligent adult can only indulge such thoughts if they never overtly clash with his own self-interest. But they do so clash if you find yourself a child of bourgeois parents in a country where the bourgeoisie is truly threatened or has been radically dismembered. Because in that case, merely taking your distance from your class of origin is not much help: being the heir to a guilty class suffices to condemn you. In the Soviet Union or communist Czechoslovakia, the outcome of two generations of ``bourgeois' was decidedly unpleasant, at just the moment when their counterparts in...
• 如水圆清

  2022-08-26
  斯奈德：许多法西斯主义者便崇拜列宁，崇拜其革命，崇拜苏联，并视一党制为样板。朱特：讽刺的是，布尔什维克革命和苏联的诞生带给左派的问题远比它们带给右派的更为棘手。在战后初期，西欧人对列宁和他的革命所知甚少。因此，出现了许多根据当地的喜好而对苏联发展做出的随心所欲的抽象重塑：这是一场工团主义革命，一场无政府主义革命，一种适合于俄国环境的马克思主义式社会主义，一种临时专政，等等。左派不得不担心，这场发生在一个落后农业国家里的革命跟马克思的预言并不一致，从而可能带来扭曲的甚至暴虐的后果。而对法西斯主义者来说，列宁主义这些让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最感头痛的地方——对唯意志论的强调，和列宁对加快历史进程的自以为是——恰恰最对他们胃口。苏联是暴力的、果决的，并牢牢地由上面来领导：在最初的那几年，这是未来的法西斯主义者所渴望，并发现在他们自身社会的政治文化中所缺少的一切。它向他们确证了，一个政党可以制造一场革命，夺取一个政权，并在必要时用武力来统治。斯奈德：在最初的那几年，俄国革命确实形成了有效甚至出色的宣传。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布尔什维克还拥有了一种利用公共空间的独到诀窍。朱特：我再更进一步。法西斯主义与苏联的公共面孔常常极为相似。比如，墨索里尼为罗马所做的规划便看上去跟莫斯科大学惊人地相像。假如你对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i Ceauşescu）的人民宫的历史一无所知，你如何判断它究竟是法西斯主义的建筑，还是苏联的建筑？经历了革命岁月的最初狂热之后，他们在高雅艺术上同样有着一致的（表面上是自相矛盾的）保守主义趣味。在音乐、绘画、文学、戏剧和舞蹈上，苏联与法西斯主义者对创新或想象都格外警惕。到了30年代，美学上的激进分子在莫斯科跟他们在罗马或柏林一样都不受欢迎。
• 如水圆清

  2022-08-26
  朱特：即使回过头来看仍让人惊讶的是，“一战”的暴力并没有产生我们今天所认为的那些影响。战争的血腥和毁灭性恰恰让那些认为这是他们青春决定性时刻的人如此欢呼雀跃。当你读恩斯特·云格尔、德里厄·拉罗谢勒或人们对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的愤怒反应时，你会发现，对前线一代（the Front Generation）的许多人来说，对冲突中患难与共的回忆性颂扬给了战争一种十分特殊的光辉。退伍军人可分成两类，一类是那些终身怀恋鄙俗之物（nostalgie de la boue）的人，另一类则是那些彻底疏远一切形式的国家主义政治和军国主义的人。后者可能占了绝大多数，尤其在法国和英国；但在知识分子中间他们显然并不占多数。布尔什维克革命发生于1917年年底，正值战争结束之前。这意味着，甚至在战后阶段真正开始之前，另一场动荡已迫在眉睫：一场欧洲革命因为战争的中断与和约的不公正（真实的或认为的）而得到了推进和辩护。你如果从意大利开始，一国国看过去，你会发现，如果没有共产主义革命的威胁，法西斯主义者将很难有多少空间让自己扮演传统秩序的担保人的角色。事实上法西斯主义，至少在意大利，究竟会变得激进还是保守仍是不确定的。它向右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右翼成功地将法西斯主义形容为对共产主义威胁的恰当反应。如果没有左翼革命的幽灵，很可能就是左翼法西斯主义者占据主导。事实上，墨索里尼不得不清除他们，正如希特勒10年之后所做的那样。相反，在战后的英国、法国或比利时，革命左派相对较弱，它使右翼在之后十余年里利用共产主义幽灵的努力的可信度受到了限制。在英国，甚至丘吉尔也因为痴迷于红色威胁和布尔什维克而遭人讥讽。
• Karaage

  2022-02-07
  在一个大众传媒时代,大众民主意味着,一方面,你可以很快揭露布什窃取了大选;但另一方面。很大一部分人对之漠不关心。而在一个选举权更受限制的老派的19世纪自由社会里,他是不太能窗取选举的:这些数量相对较少的实际参与者会关心得多。因此,我们为我们的自由主义的大众化付出了代价,我们应当认识到这一点。当然,这不是主张要回到有限选举权或两类选民一一你知道的,知情的或不知情的一等情形中去。而是主张我们要明白,民主并不是解决非自由社会之问题的办法。
• 澧

  2021-01-16
  我们很难——尤其是在美国教书时——跟人清楚地讲明，大屠杀在“二战”中跟人们关切和决策的重心相距何其遥远。……残酷的现实是，犹太人、犹太人的苦难和犹太人的灭绝对当时的大多数欧洲人（犹太人和纳粹除外）而言并非他们首要关心的问题。我们今天作为犹太人和人道主义者而赋予大屠杀的中心地位，是几十年之后才出现的。
• 瓜子仁

  2020-12-12
  朱特：这一能力是分两个阶段丢掉的。第一个阶段一一我将其追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一一是知识分子自我疏远了对经济生活中赤的、明显的不公正的关切。这些明显的不公正似乎正得到相当的克服至少在知识分子待的地方是如此。聚焦于“巴黎伦敦的落魄生活”可能显得近乎浅薄一你知道的，“对对对，但它比这要更为复杂，真正的不公正是”，凡此等等。或真正的压迫是在心中，而不是在不公平的收入分配或别的东西里面。所以左翼知识分子越来越善于发现不公正，但对纯粹经济上的不公平和苦难的道德忧虑却越来越不感兴趣，这种道德忧虑更接近于20世纪30年代或——如果他们更具历史意识的话——19世纪90年代的风格。更晚近以来，我觉得我们实际上又成了70年代末以来话语向经济学转变的牺牲品。知识分子不问是非对错，只问政策是否有效。不问措施好坏，只问是否提高了生产力。他们这么做倒不尽然是因为他们对社会不感兴趣，而是因为他们不加批判地认定，经济政策的要义是创造资源。他们反复重申，在你创造出资源之前，讨论如何分配是没有意义的。这在我看来近乎一种软胁迫：难道你会如此不切实际、不谙世事或理想主义，以至于要将目标放到手段之前？我们因此被告，一切都要从经济学开始。但这使得知识分子像他们所讨论的工人一样一一沦为了转轮上的老鼠。当我们谈论提高生产力或资源时，如何知道在何时停止？在什么时候资源充足到我们可以将注意力转向商品的分配？我们又如何知道，何时该谈论赏罚和需求，而非产出和效率？在一个总是很容易受“专家”权威影响的思想文化中，经济学语言统治的结果是遏制了一场更具道德色彩的社会论辩。
• 瓜子仁

  2020-12-12
  在这里，城市的衰落是关键性的。在这一点上你是对的。现代城市一一而非中世纪的市镇的兴起与社会问题的出现是完全同时的。法国地理学家路易·舍瓦利耶（ Louis Chevalier）在50多年前便阐述过这一观点：在其《工人阶级与危险阶级》（ Classes laborieuses et classes dangereuses）书中写到了19世纪初的巴黎，他出色地阐明了，当一个中世纪的行政城市变成一个现代的工人阶级大都会时发生了什么。过去，整个城市共同体是相互依存的，而新的工业中心则要划分它的阶级构成。商业资产阶级主导了市政公共生活，然而他们对自己的所依赖的劳动人口的恐惧却愈益强烈——但他们已不再与劳动者在一个日常的人性基础上有所往来。劳动人口立刻成为了城市财富的源泉，也成了对它的持续挑战。城市四分五裂，它们因共同的需要，也因互相的恐惧和区域性的日益隔离而得以维系。今天，我们仍存在恐惧和隔离——但共同的需要和一致的利益在迅速消失。也有一些例外，比如纽约。但传统的由上层阶级、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一系列地域关系——它们涵盖了一整套社会关系——所组成的城市，在这个国家已基本上不复存在了。
• 瓜子仁

  2020-12-12
  斯奈德：在谈到计划经济的起源时，你强调了审慎和伦理方面的因素。我认为，在这些问题上产生思想的一个条件是美感。《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The Conditon of the Working Class of England）一书便极为生动。而且毫无疑问，维多利时代小说的整体风格——想到狄更斯和伊丽莎自・盖斯凯尔（Elizabet Gaskell）致力于刻画工业化问题。文学起了创造一幅工人阶级苦难图景的作用，它使社会看上去不同于以往。朱特：20世纪见证了此类文学在厄普顿・辛克（《屠场》）、斯特兹・特克尔（《艰难时世》）、约翰・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等人作品中激起的回响。请注意他们在方法和主题上的相似性一一特克尔至到了借用狄更斯标题的地步。今天，尽管我们仍会体验到审美上对贫穷、不公和疾病的厌恶，但我们的情感往往局限于我们习惯于称作第三世界的那些地方。我们能在感受到像印度、圣保罗的贫民或非洲这些地方的贫穷与经济不平等，也意识到分配不公完全是错误的。但我们对芝加哥、迈阿密、底特律、洛杉矶甚至新奥尔良的贫民窟里，资源和生活机会类似的分配不公则要迟钝得多。斯奈德：在美国，飞黄腾达意味着完全摆脱痛苦的迹象。所以城市的衰落成为了普遍衰落的根源，而非重生的诱因。朱特：当狄更斯在《小杜丽》中写到关于铁路的段落时，或当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写《南方与北方》时，他们都有意将读者的注意力拉回到一场社会灾难中来，这场灾难正在他们眼前展开，但那么多人却视而不见。
• 瓜子仁

  2020-12-06
  朱特：我认为这是一个关键。那些对20世纪有着正确理解的人，无论是在预言中——比如卡夫卡——还是作为同时代的观察者（指上面提到的奥威尔），都必须有能力想象一个没有先例的世界。他们必须设想这一前所未有且表面上荒谬绝伦的境况实际上是真实的，而不是如其他每个人所以为的那样是荒诞不经的。能够这样来思考20世纪对当时的人来说是极其困难的。出于同样的原因，很多人安慰自己说，大屠杀不可能发生，因为它毫无道理。它对犹太人来说并不是毫无道理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它对德国人来说是毫无道理的。既然他们想要得战争，那么纳粹显然可以利用犹太人，而非以巨大的代价来杀害他们。将一种极其理性的道德和政治计算应用到人类行为当中，对长于19世纪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但它在20世纪则根本不起作用了。
• 向上游的鱼

  2017-06-29
  国民越是见多识广，就越不可能被欺骗说要为了当前的错误而滥用过去。对一个开放社会来说，熟知其过去是极为重要的。操控历史是20世纪的封闭社会——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的一个共同特征。操纵过去是最古老的知识控制形式：如果你掌控着对过去发生之事的解释（或纯粹是欺骗）权，那么现在和将来就任凭你摆布了。所以，确保国民对历史的了解，纯属民主的审慎。
• Célès

  2016-11-20
  这个时代始于一场灾难性的世界大战，并终于这一时代大多数信仰体系的瓦解：事后看来，我们很难期望有何救治的良方。从亚美尼亚大屠杀到波斯尼亚大屠杀，从斯大林的崛起到希特勒的覆灭，从西方前线到朝鲜前线，20世纪是一个不间断的关于人类不幸和集体苦难的故事，我们从中吃了一堑长了一智。但如果我们不以一段恐怖叙事作为开始，那会如何？事后看来，且仅仅事后看来，20世纪见证了人类一般境况的显著改善。医学发现、政治变革和制度创新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世上的大多数人都比1900年的任何人的预期寿命更长，也更健康。他们也更为安全，至少大多数时候如此。我们不能将塑造这段历史所置身的背景视为既定的，它需要全面和深情的描述，在这里面，地图可能扮演核心的角色。我们都是地图的产物，无论是真实的还是隐喻性的。
• Célès

  2016-11-17
  斯奈德：我始终觉得，犹太裔波兰人（Jewish Poles）、波兰的犹太人（Polish Jews）和身为波兰人的犹太人（Jews who are Poles）存在着一个规模问题，这也是波兰人整体上存在的一个问题，即它是一个中等大小的国家，因此，其存在让人大为尴尬，与此同时，其他人又令人不快地对其视而不见。朱特：除这一点外，波兰人和犹太人还有很多共同点。这里面有一种波兰—犹太式的习性——波兰人和犹太人共有的习性——他们觉得，除非夸大自己的中心地位，否则你始终存在被边缘化的危险。在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的欧洲（Europe）一书中，欧洲概览图便被调整到华沙刚好位居正中。而且事实上，在戴维斯有关欧洲的论述中，波兰成功地成为其自身历史和其余一切的中心。这在我看来显然是愚蠢的：波兰根本不是什么中心，而且在欧洲历史的大多数时候也从未成为过中心。但犹太人也是这么做的：比如，他们将自身的历史置于20世纪及其意义的中心。我们很难——尤其是在美国教书时——跟人清楚地讲明，大屠杀在“二战”中跟人们关切和决策的重心相距何其遥远。我并不是指它在当时不重要，更不是说它在今天不重要。但要想对不久前的过往做个公正的论述，便不能优先考虑我们自身的伦理或社群。残酷的现实是，犹太人、犹太人的苦难和犹太人的灭绝对当时的大多数欧洲人（犹太人和纳粹除外）而言并非他们首要关心的问题。我们今天作为犹太人和人道主义者而赋予大屠杀的中心地位，是几十年之后才出现的。斯奈德：不过在某个重要意义上，波兰确实是一切的中心。就我们关切的犹太人的生存而言，欧洲历史经历了三个阶段。中世纪的中心显然在中西欧。接着发生了大瘟疫和对犹太人的驱逐，在这之后，犹太人和犹太人的生活向东迁移到了波兰—立陶宛联邦（the 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和奥斯曼帝国。最后是现代——我们可以说...
• 如水圆清

  2022-08-29
  斯奈德：到了70年代，冷战自由主义者都已上了年纪，而美苏对抗也失去了一些意识形态上的针锋相对。朱特：还有一些东西在发生变化，虽不太明显，但却是根本性的。冷战自由主义者尝到了思想和政治垄断终结的苦头，这种垄断是由新政改革者和他们的欧洲同行在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间施行的。从罗斯福到林登·约翰逊甚至到理查德·尼克松的西方世界，是由进步的国内政治和“大政府”所主导的。在西欧，社会民主党与基督教民主党的妥协、福利国家和公共生活的去意识形态化已是司空见惯。但这一共识开始破裂。1971年，美国停止将美元跟黄金储备挂钩，从而打破了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the Bretton Wood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接着出现的是油价上涨，以及相继而来的那灰暗10年的经济衰退。大多数冷战自由主义者从未真正思考过凯恩斯主义：作为经济政策的基础，它完全是既定的。他们肯定没有思考过好政府的更高目的：它也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当诸如此类的假设遭到新一代保守的政策知识分子的质疑时，这些自由主义者几乎无以应对。
• 如水圆清

  2022-08-29
  斯奈德：从思想上而言，是否存在一种明确的冷战自由主义？朱特：最好把冷战自由主义者当作美国进步主义和新政的子嗣。那是他们的构成（formation，就该词的法语意义而言），是他们成型的方式，是在思想上塑造他们的东西。他们将福利国家和它所能产生的社会凝聚力，视为避免30年代极端政治的一条途径。正是这一点激起了他们的反共产主义，并赋予了它独有的特征：这种反共产主义同样受一个他们很多人在1939年之前的反法西斯活动中共同拥有的背景驱使。30年代的反法西斯组织、阵线、运动、刊物、会议和演说同样出现在50年代的反共自由主义当中。在1939年之前，进步人士和自由主义者都处于守势。一种可辩护的中间立场这一观念受到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主张与吁求的双向挤压。正如马克·马佐尔（Mark Mazower）在《黑暗大陆》（DarkContinent）中所写的，如果你将时钟停在1941年，很难说历史会不言而喻地站在民主这一边。但50年代则与此不同。冷战自由主义者的乐观源自“二战”的胜利，和之后战后危机出人意料的成功解决。除了民主德国以外，在1948年或1949年之后，共产主义便没有再在欧洲取得进展；与此同时，美国人则已经证明，他们有能力且愿意支持欧洲其余地方的自由经济和民主体制。冷战自由主义者相信历史站在他们这一边：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可能的且值得捍卫的生活方式，而且它会战胜其对手。它需要被捍卫并不是因为它本质上是脆弱的，而是因为它丢掉了以攻击性的方式维护其优点的习惯。
• 如水圆清

  2022-08-25
  朱特：我不认为萨特最严重的缺点是他在“二战”中没能看清问题。但我确实认为，应将他沦陷时期在政治上的近视放置于他一直怀有的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世界观下来理解。毕竟这个人是在没有任何明显的政治参与或反应的情况下，成功地熬过了30年代，尽管他曾在德国待了一年，也曾身处备受瞩目的法国人民阵线的激荡之中。回过头来看，毫无疑问，萨特——跟他的许多朋友一样——对这一切感到不安。他后来的一些关于诚实（good faith）、不诚实（bad faith）和责任感之类的道德著作，也许最好将其理解为是对他自身良心负疚的投射。然而关于萨特，一直困扰我的是，他即使在三四十年代的模棱两可消散很久之后，仍无法清醒地思考。毕竟，为何他如此固执地拒绝讨论共产主义的罪行，甚至对斯大林晚年的反犹主义也保持了明显的沉默？毫无疑问，答案便在于，他做了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他不愿以伦理的术语，或至少不愿以一种会牵涉其自身伦理信仰的语言来考虑这些罪行。简而言之，他找到了逃避困难抉择的办法——而同时却坚称，逃避艰难的抉择恰恰是不诚实的表现，他对这种不诚实做了如此著名的界定和谴责。正是这一无法原谅的混乱——或更直率地说，是虚伪——让我无法接受萨特自身的说辞。他这一代人似乎并不格外令人困惑和费解：跟让-保罗·萨特差不多同年出生的不仅有汉娜·阿伦特，还有阿瑟·库斯勒和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出生于1905年左右的那一代，毫无疑问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希特勒上台时他们刚界成熟，便被不由分说地拽入了历史的旋涡，他们面临着那个时代所有的悲剧性选择却无可奈何，只能主动或被迫地站在已为他们选定的立场上。“二战”之后，他们因为还年轻，在多数情况下躲过了他们前辈所遭受的声名扫地，并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主宰了欧洲（和美国）的舞台。
• 澧

  2021-01-16
  可靠性的真理不同于诚实的真理。做个可靠的人是按别人希望的那样去生活，而做个诚实的人则承认这是不可能的。类似地，仁慈的真理不同于批评的真理。激发起我们自己和他人心中最好的一面，既需要仁慈也需要批评，但它们无法一道出现。
• 三辉君

  2016-03-28
  1斯奈德：我想问问你，历史知识和一种对当代政治的意识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认识历史的一个理由是，你可以避免某些错误。朱特：事实上，我认为忽视过去并不是我们最大的危险 ；当前特有的错误是对它的无知引用。拥有政治学博士学位，且担任过斯坦福大学教务长的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曾援引美国对战后德国的占领来为伊拉克战争辩护。究竟对历史多么无知，才会做出这样一个类比？假定我们要想为当前的公共行为辩护，就必须要利用过去，那么真正认识历史的理由便是无法回答的。国民越是见多识广，就越不可能被欺骗说要为了当前的错误而滥用过去。对一个开放社会来说，熟知其过去是极为重要的。操控历史是20世纪的封闭社会——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的一个共同特征。操纵过去是最古老的知识控制形式：如果你掌控着对过去发生之事的解释（或纯粹是欺骗）权，那么现在和将来便任凭你摆布了。所以，确保国民对历史的了解，纯属民主的审慎。在这里，我担心的是“进步”史学的教诲。在我们小时候——当然，是我小时候和我设想的你小时候——历史便是一堆信息。你是以一种连续而有条理的方式——通常按照一个年代顺序——来学的。这一训练的目的是给孩子们提供一幅他们所继承的世界——在时间上回溯性——的精神地图。谁要是坚持认为这一方法是不加批判的也没有错。但用过去只是一系列需要纠正的谎言和偏见——譬如是一些有利于白人和男性的偏见，是关于资本主义或殖民主义的谎言，等等——这样一种直觉，来取代堆砌史料的历史，则是一种更严重的错误。你不能这么来教孩子们美国史：人们普遍认为内战跟奴隶解放有关，但哈哈！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它实际上完全是跟别的东西有关。坐在前排的那些可怜的小家伙们都面面相觑，问道：“等等，她在说什么？什么是内战？它什么时候发生的？谁打赢了？”这些意在——我们可以大度些——帮孩子和学生们形成他们自身判断的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