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之前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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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eyodbejasfka2022-10-11曼生性不是乐观主义者,他反对野蛮,但无法预见自己的胜利。于是只有咬紧牙关,在一个动荡摇晃的年代,反复念叨:“在没有其他路标时,自己做自己的路标”,“大喊‘根基’、‘扎根’ ”。他的贵族本性通过下面这句话偶然现身:“没有什么比在撤退中进行光荣的小规模战斗更为美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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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eyodbejasfka2022-10-11托马斯曼的回答是:“一个纯文学的捍卫者应该为他自已感到可怜。”比较起所有诗篇,“当代文化环境的政治斗争”,要来得更加重要、关键和有价值。最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创作,也必须借助人类生活的一般背景和一般价值。他可以对这些背景和价值作出自己的阐释和改动式的评价,但是如不存在这么一个地平线,创造的活动就失去了缘由。野蛮的纳粹是对于这些一般背景和价值的疯狂破坏,它所造成的结果是,不仅一个作家借以观察世界的基本光线不再存在,而且连基本的人类生活都不复存在,剩下来的只有废墟和荒芜。这完全构成了对于一个作家基本工作条件的破坏,构成了他作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所需要的起码生存条件的破坏。这时候如果继续对野蛮保持沉默,无异于认同一场对于自身的攻击,更何况这种野蛮事实上已经造成对于某些人们 —— 那些素不相识又是体戚相关的受害者 —— 的实际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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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eyodbejasfka2022-10-11但是身为总统的哈维尔开没有间单地放开目口过去立场,他萦绕于心的是怎样把一种更为复杂精巧的尺度带法政治之中,避免政治生活中的粗鄙化,一然而不是说谎他发现,在政治生活中处理“忠诚”或者“真实”这类问题,自有一套办法而并不违背原则。这取决于如何把握说话的分寸,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什么时候不该说或只能说出部分既要避免太笼统,也要避免太具体,前者会让听众感觉不知所云,后者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和争执。“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趣味、直觉和想像力,这是比任何政治科学都更加重要的事情。” 在某种意义上,诗人就像孩子,他们对世界、对他人提出孩子般固执和不切实际的要求。布罗茨基一再指出哈维尔的作家身份,仍然拿一个作家的要求去衡量他,多少有些冲动和孩子气。但应该感激这种孩子气的存在,让人们可能一再回到事情的源头,返回到最初的立足点,审视自已是否伤了初衷和起点:而不至于因为年长、环境的因素而变得险厚,心冷。布罗茨基不赞成用政治上的“不便”来解释人们对哈维尔的绕道而行,他所指出的另外三个理由,听起来不那么响亮动人,不能博得听众热烈的响应,因为这正是冲着他们而去的,而不是把责任推向任何外部环境。从一个更为隐晦的地方进行深人挖据,揭示那些尚未挑明的事情的真相,不仅直奔事情的核心,同时也将它的周边存在不断地明朗化,这才是“真实”的要义。而我们周围则有人越来越将“真实”庸俗化,将它变成一句响亮的口号,用来迎合听众,从而推行彻底的“粗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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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eyodbejasfka2022-10-11人们在理解哈维尔时,更多地看到了他作为一个人的英雄主义行为,或者他不妥协的社会批判立场,甚至更多地着眼于他最后的“成功”,但是往往忘记了他的批判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可以说,这个起点比一般人们想像的要更为“内在”得多。也许从这样一个事实看得更为清楚:极权主义的高压手段,把什么样的人送进了监狱或者置于死地?一方面,是那些敢于说出真话的人,另一方面,是那些无法统一剪裁、富有个性的人。从这个角度看过去,极权主义是最为敌视作家和艺术家的。在极权主义的土壤中,最不适宜真理和艺术的生长。哈维尔多次用了“贫瘠”这个词。1975年哈维尔在给当时的捷克领导人胡萨克的公开信中,有一段十分晦涩但不应忽略的表达,涉及了那些更为隐匿的人类意识的层面:有这样一些人的工作几乎不为人所知,谁也不能说出他们头脑中擦出的火花会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影响整个社会?甚至“它们从来没有在社会的前头照亮其道路”,然而从整体上看也有其深刻的社会重要性。仅仅通过它们产生这个事实,它们实现了社会的一个潜在的领域,帮助和维护了一种文明的气氛。没有这种气氛,便没有更亮的闪光的东西出现。哈维尔举例说,取消一本戏剧研究的杂志,它的读者也许只有两位数,对整个社会来说算不得什么,但是考虑到一个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取消一个杂志则如同取消一个特殊的器官,这种损失就变得无法估量了。谁知道在这杂志上将擦出什么样的火花?这种火花将具有怎样的潜能,来引导人类社会的前进?同样,如果没有一本新的捷克小说,这件事情肯定不会产生明显的社会影响。读者不会上街游行,人们最终还是可以找到什么东西来阅读的。但是,谁敢估价这个事实对于捷克社会的真正意义?谁知道在以后的几年内,这种中断将怎样影响精神和道德的氛围?它将怎样削弱我们了解自身的能力?对那些自我了解仅仅从今天或者明天开始的人们来说,这样一种文化的自我了解的缺席将会产生多深的烙印?存在着如此的漠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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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eyodbejasfka2022-10-10随时可能出现不同方向、不同程度上的变化,关注这些具体的进展,比关心划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要有意义得多。大多数与体制“合作“的看似被动消极的人们,实际上起着一个看不见的背景和支持的作用。“尽管警察玷污了我们的生活,但在波兰我们仍然感到强壮和确实是强壮的,那是因为我们享有我们社会广泛的道德和物质的支持。我们享有那些性情上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英雄的人们的支持,享有那些不想放弃他们的事业或拥有相对比较稳定生活的人们的支持,那些很少选择在一封抗议信上签名的人,—一我相信一正是他们决定了拉多姆和乌尔苏斯地区保护工人行动的成功。”对于某些极端的说法,米奇尼克给予了迎头痛击:“亚历山大。瓦特曾经写道,生活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国家的知识分子应该怎样生活?其答案是莎士比亚说的:‘他们必须去死?。也许这是个正确的答案。但是我相信这个答案让这个人自己消受好了,这是一个人仅仅能够用于他自己的尺度,一种仅仅要求他自身的牺牲。”反过来,对于那些不同于周围过着舒适生活的人们,那些宁愿付出失去工作、家庭和坐牢的代价,而致大于建立民主波兰的人们,他们的反抗行为对于周围的人们或多或少是一个惊扰 —— 应该怎么办呢?米奇尼克从普通人的立场上代为答道:“我们必须学会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并教会他们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必须学会不同的妥协艺术,否则真正的多元化将成为不可能。”等到民主革命成功之后,如何在天翻地覆之后让原先对立的人们仍然能够共同相处?如何避免社会因为怨根而陷入一种可怕的复仇情绪?这一回轮到米奇尼克们来实践了。从总的大背景来说,米奇尼克呼吁人们公正地对待历史,公正地对待共产党人和其他人:“共产主义者并没有垄断所有的恶行,而其实我们也不是所有善的典范。我们必须从整体上检视我们的历史。存在不同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对波兰历史作出了不同的贡献。我不想混淆那个时期善和恶的界限,但是是否有人可以宣称他是无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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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eyodbejasfka2022-10-10在米奇尼克头脑中,不存在一个需要不断加以关注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不需要明里暗里不断关注他们的行为、动向,希冀最终由权威作出关键的变动,从而引起预期的社会效果,或者借此作为自已政治赌博的押宝。和皇帝一道进餐的人仍然将皇帝看作唯一的权力资源,他将依据皇帝的脸色、皇帝将要收获什么而行事,甚至皇帝所拥有的某个怪癖,也成为这些人关心的对象和行为的依据;而采取独立行动的人们相信还有别的权力资源,他的席位不是在皇帝的餐桌上,而是在自身的行为当中,这样的行为不需要皇帝来钦定,不需要皇帝赋予其意义,而是自主的和自我赋予的。说米奇尼克是个言行一致的人,这是鲜明的例证:既然是搞民主,就意味着眼光向下,意味着立足自身,立足于和自身一样独立的人们,他和这些人的行为便是一个富有意义的起点。他这样的行动可以从任何地方、任何人们那里开始,而且可以马上就去做。当然,苏联军队暂时不可能被驱逐,那么十个人聚集在一个家庭中聆听被禁止的关于被兰历史的讲座如何?这个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及其集道是不可能改变的,那么,由一小组工人写出他们工厂和他们生活的真实报告如何?而当全国千百万人抛却恐惧,在全国范围内采取地方性的行为又将如何?用米奇尼克的朋友格罗斯的话来说,这是“一种超越政治地平线的限制、但却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理界限之内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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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eyodbejasfka2022-10-10最终,音乐家无力的反驳是这样的:“你想要怎样的世界?你想要把世界改造成什么样?你认为现实世界只有物质吗?那你只有一无所有,只有失败,只有抱恨终生。”说着,他用手指指了指头顶上的天花板,这个动作表达了所有那些上天的维度、形而上的、精神的、不能用日常眼光来解释的。而假如我们当中有人不幸从来没有反省自己身上这种模式留下的深深烙印,那么看看这部电影吧:这些人长着一双雪亮的眼睛,就是为了发现同胞的罪行,并且我说你有罪,你便肯定有罪,不需要我来认证。你既然有罪了,那就是无法洗涤的。你再辩解也没有用。因为根据他长时间的观察,事情就是他所说的那么回事。他不需要有说服力的证据。你有罪而你居然从来没有想到要谢罪,你这罪是无法洗涤的,是罪上加罪。你的公共生活有罪,你的私人生活也有罪。因为你的公共生活有罪,所以你的私人生活简直是罪孽深重的。你所做的一切,包括你的音乐,都是罪行。为什么他们选择了你而没有选择别人?这就是一切问题的最终回答。影片的结尾比较有意思,是一段黑白的纪录片,是在回答前面他到底有没有向希特勒敬礼这回事。刚刚演奏结束的富特温格勒手中并没有指挥棒,在向他的观众致谢之后,他接过伸过来的手。他两手空空,不存在指挥棒戳到对方眼睛的嫌疑,他也仍然没有致礼。一个特写的握手镜头之后,是他垂下的双手。他的左手紧攥着一方白手绢。两只手在微微颤抖。顷刻,他将左手里的白手绢转放到右手中去,轻轻地擦了擦。依然惊魂未定。回放。再一次,他将左手的白手绢放到右手中去,轻轻擦了擦那只刚刚和希特勒握过手的手。这个细微的动作说明了一切。很可能,不同的观众从这部影片中读出来的东西和我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电影中不断出现的一段纪录镜头也在反对我的看法,即一辆高高的推土机,正在埋葬集中营里瘦骨嶙峋、惨不忍睹的尸体。那些人早就被饥饿、痛苦折磨得失掉了形状。但我的反驳意见是:美军少校反复运用这组镜头,是在喂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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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ding Memories2013-10-20只有當一個共同體開始固定的從事一種有組織的謊言,爾不僅僅是在具體問題上撒謊時,真誠本身,沒有權利和利益的歪曲性力量作其後盾的真誠本身,才能夠變成一種最重要的政治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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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ding Memories2013-10-20一元化領導仍然是社會的核心,壓制採取了更微妙和更精緻的形式。對異議者的迫害和盡可能的推行消費,使得當時捷克人陷入了精神上的屈從困頓和政治上的冷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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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大爷本人。2013-02-21高调论者们口口声声谈论“诚实”,但恰恰将对自身的诚实排除在外,有关自身的黑暗和软弱,并不出现在他们的词典当中。他们的“良知”是用来检查别人内心的,是对于别人良心的检察官,而并不是来感知自身,并通过感知自身的疼痛和尴尬,从而能够感受和体验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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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wai2011-05-30实际上,我们周围这种真正邪恶的人还是极少数。许多人的情况是这样:他们并非不善,但生怕自己太善;并非不恶,但又怕自己太恶。称他们处于道德上的游离不定状况是更恰当的。但正是这种情况,可能潜伏着极大的隐患。当一个人被来自四面八方的不同力量来回拉扯时,他就有可能陷入一种内心紊乱及道德上的昏迷状态,渐渐地发展成为某种人格分裂——既想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又考虑到那样去做可能很傻;心里知道坦诚是什么。但不由自主地就说起谎来;明明一点害人的意思都没有,但不知为什么事到临头就言词激烈而伤人,完全不能自控,事后却又懊悔不迭……诸如此类的矛盾和混乱,足以把一个人的头脑和意志全部摧垮,使他的心灵和感情成为瘫痪,并在这种瘫痪中一蹶不振。在日常生活中则表现为心神不定,注意力难以集中,想去做一件事又迟迟不能开始,想去做一件好事又感到力量不足,在无穷的拖延中搞得身心很沉很累,终究什么也没做,变得越来越需要“觊觎他人”,生活得极为脆弱。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内心失和的人可能是幸福的,并且越是在这种状况下,面对那些突发性的灾难时,越难以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无力阻挡也许可以避免的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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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wai2011-05-30在某种意义上,能够创造幸福的能力就是能够经受得住打击的能力,从一时的挫折中迅速恢复的能力,这就要求一个人尽量把他的外部生活和内在生活弄成有多个“点”支撑的”面“,而不仅仅是写分散孤立的几个“点”——“面”因其宽广,具有“点”不可比拟的承受能力。一个人如果是因为从前过的某种过分狭窄的生活只允许他发展某个单一方面的兴趣和能力,如遭受权力的压制而滋生出对于权力的高度渴望及在权力面前的永远自卑,食品的极度匮乏导致对所有精神性的东西毫无感觉以及一有可能便成为饕餮之徒,那么以往生活环境中的冷漠和敌意后来发展出对于他人天生的不信任和仇恨,那就是难以挽回的真正不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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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eyodbejasfka2022-10-10站在失败者这一边,和那些死去的及生活、内心受重创的人们一同担当痛苦,使得这些艺术家发展出一种我称之为的筒约的美学”或“节约的美学”。不事铺张,不高声大语,不雄辩和诡辩,该省略的一概省略,该沉默的时候绝不多说一句话,仿佛他们一边说,一边用随身携带的那种消音器将刚刚写下的话抹去 —— 在那样多的人永久地陷入沉默之后,他们也不愿意特地将自己留在历史上。这是一些沉默的词语,布满在它们的背景之上的,是一双双哀告无门的眼睛,是那些沾着泥土和血的裸露的头皮,是生活所突然呈现的巨大断裂。这种断裂造成了艺术作品词语之间、句子之间和结构上的许多空白和裂缝,有很强烈的片断感。波兰女诗人希姆博斯卡(1923一,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表示,她关注的对象是人类生活中的“碎片”。自称受这位女诗人影响的波兰大导演基斯洛夫斯基在他的一系列受人欢迎的影片中,与其说是在表现什么,毋宁说是在隐藏什么、收起什么,就好像受伤的人当众收起他的隐痛一样;与其说是在作品(系列的有《红》、《蓝》、《白》、《十诫》)中连续说了些什么,毋宁说是用后一部影片将前一部影片掩盖起来,用后一句话将前一句活悄悄抹去,他早期拍纪录片培养起来的耐心和专注,后来变成对于生活和人性中的那些失掉“线索”的断裂之处的调查,他在作品中也到处留下了失去联系的裂缝。“所有不必要的东西都应该绝对舍弃。”“我喜欢观察生活的碎片,喜欢在不知前因后果的情况下拍下被我惊鸿一瞥的生活点滴,”他在影片中仅仅关注一些痛点,和他在那本自传叙述中仅仅涉及一些无关痛痒的东西一样。《十诫》中的第五部《杀人影片》,我看了不下十几次,越看越觉得先是神情恍惚杀了人,后被全部调动起来的国家机器所杀的那个小伙子正是我本人。他的无力,他的悲伤,他的哀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