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之书

• 阿離

  2018-03-28
  事情如今已很清楚，历史资料研究学家也已经有一致的看法。5月10日，不只在柏林一地，而是在几乎所有德国的大学城所发生的焚书事件，并不是宣传部部长戈培尔 ( Joseph Goebbels ) 、希特勒自己，甚至不是政府部门任何一位首长策划的。这个构想来自活跃的“德国大学生组织” ( DSt ) ，他们不但将计划巨细靡遗地付诸实行，还带着极大的热情。早在魏玛共和时期，大学里便弥漫着反动、排外与民族沙文主义。而且从1931年开始，“德国大学生组织”经过民主投票，正式由“纳粹德国大学生联盟” ( NSDStB ) 的代表领导。不需要再多做什么，1933年便完成了“大学生主动 致化”。当德国政府3月决定成立“帝国国民宣传教育部”时大学生便马上主动成立了自己的“德国大学生新闻宣传总部”。随即在1933年4月6日发刊的“1号通函” ( Rundschreiben No.1 ) 上，领导人第一条先公布新闻宣传部成立，第二条即是：“宣传部组织第一个牵涉全体学生会与德国公办单位的活动，为期四个星期，1933年4月12日开始，5月10日结束。活动详细内容后续公布。”两天后，第二份通讯上才具体刊出，新宣传部的措施：第一，“由于世界犹太文化对德国的敌意，德德国高等学校学生会组织将公开焚烧犹太书籍”。通讯中首先要求德国大学生自己“清除”由于“糊涂或无知所增添的书籍”。第二，所有的大学生都有责任清理所认识的人的书架。第三，学生会的责任是将所有图书馆或书店，从“那种书籍”里“解放”出来。第四，每个人在他的影响范围内，都要“放胆进行教育活动”。这个机器继续运转着。4月12日与13日，学生会“反‘不符德国精神’的12条纲要”下达各大学。纲要第五条宣告：“犹太人一使用德语书写，就是说谎。”第七条说：“我们要视犹太人为外人，我们要严肃对待我们自己的民族正统。所以我们要求审查制度，让犹太人的作品只以希伯来文出现...
• 王福

  2017-08-10
  上个世纪没有一位德国作家活得像雷马克一样精彩。……他拥有最美的房屋、最快的车子，集闪耀于一身。只是，一翻开他的日记，里面却是无尽的黑暗——孤独、寡欢、忧闷。他恐惧书桌，恐惧工作。他害怕孤独：“独自一人——真正的孤独，没有任何幻想——这已经是疯狂和自杀的前兆。”
• 王福

  2017-08-10
  我的看法是，要驳斥一个制度，就要显现，在这个制度情况最好的条件下，它如何迫使一般正常人的行为变得不正常……我们并没有大文豪席勒那样的企图心，要揭发恶徒的嘴脸，我们要揭发的是制度。 我们为了国家历尽艰辛，它的正义必须被伸张，司法程序必须谨慎。唯有相信国家的进步，我们敬爱的国家才不会堕落，我们亲爱的母亲德国才不致误入歧途。因为离开了正义，就是毁灭 。
• 王福

  2017-08-10
  《星》周刊记者泽尔克20世纪70年代曾寻找和报道还活着的焚书作家，他在罗马重新发现韦格纳，当时他见到的是一个“身负无法解除的孤独重担”的人，他的世界只是一间窄小的书房，一个堆满记忆、书籍、装满纸片的箱子及相片的“船舱”。照片上的韦格纳是一个充满无尽忧思、瘦长，有着深凹眼眶的黑色眼睛、握着极长手杖的男人。
• 王福

  2017-08-10
  我们这些流浪之人，世界的漫游者，也要鼓起勇气，自由地生活。而这个勇气，我们要终生保持。我们不承认枷锁般的法律，逼迫我们参加战争的法律，压迫摧毁我们的生命力、离间我们与世界的法律。
• Jim Moriarty

  2019-12-08
  这时，茨威格另一类的小说《格里沙下士的争执》出现。这本书既没有先知英雄，也没有反德清算，正因为这样，它才获得这场巨大的成功。普鲁士左派犹太人茨威格利用“格里沙”写下深具普鲁士精神的反体制控诉书。之后他是这样解释他的计划的：“我问自己，如何描绘一个制度，一个社会秩序以及一个无法不联想到这个秩序的战争？在书中如何让人领略作者对理想的热情变为失望，如何将消逝过程漫画性地呈现？我的看法是，要驳斥一个制度，就要显现，在这个制度情况最好的条件下，它如何迫使一般正常人的行为变得不正常……我们并没有大文豪席勒那样的企图心，要揭发恶徒的嘴脸，我们要揭发的是制度。”
• Jim Moriarty

  2019-12-09
  对亚历山大·莱尔内特–霍勒尼亚个人而言，战争一天便结束了。但是这经验却已经足够他写一部有关波兰战役的小说。1939年12月15日他开始动笔，1940年2月15日完成，真是一部闪电小说。小说以《蓝色时刻》为书名出版，非常漂亮，完全不受审查制度的阻挠，在《仕女》（Die Dame）杂志上印刊样本。在“雅利安化”（arisierten）S．菲舍尔出版社（S. Fischer Verlag）出书，也没有出现麻烦。后来更换书名——《白羊座的火星》（Mars im Widder, 1941），印了一万五千册。可惜——因为换名字引起怀疑——突然“国民宣传教育部”彻查这本书，发现作者描述的战争开端和国家官方宣传有些不同。他只在现场一天，而这一天刚好是战争开始的第一天，士兵亚历山大·莱尔内特–霍勒尼亚看到并写下：因为波兰那一方并没有挑衅，所以不攻击。“一枪都没有发射。”小说中如此描述。这里，在霍勒尼亚所写的小说中，不受阻挠地在德国杂志上发表的小说，明白写着，谁先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可思议。这样的书当然要禁止，印好的一万五千册送回出版社的地下室，这些书在后来的一次轰炸中被烧毁。
• Jim Moriarty

  2019-12-09
  他至今仍受欢迎的作品，即一部时代小说《血和赛璐珞》（Blut und Zelluloil, 1930）被纳粹焚毁。这本书应该是刚刚被烧不久，因为之前还没有人明白，如雅各布在此书中所描写，现代电影有这么强大的宣传用途：“一如所有的工业，今日的电影也可以随时为战争改头换面。用赛璐珞做的子弹带！请想一想，这代表什么，我的先生们：电影院里的放映装置一秒可以射出二十帧图片。一部制作精良的煽动电影，能把观众思想里的正义成分消灭殆尽。它对文化的影响比瓦斯还要密集有效。”
• Jim Moriarty

  2019-12-08
  德国的大学里没有人抗议。学生没有，教授也没有。违反德国精神的论纲，准备焚书仪式的工作，一切都毫无阻力地进行得很顺利，而且也没有反对言论。只有很小一部分城市，教授们在想办法保存图书馆的藏书。他们的做法是，即使并非德意志的书也是“研究用”书籍，必须保留在图书馆中。
• 不锈钢兔砸

  2012-07-12
  “流亡即死亡。”在波西塔诺，他每天坐在写字桌旁，面前堆了一大摞稿纸。只要他妻子走近他，他便将另一张纸盖在正在写着的那张纸上。有一天，她朝那一大摞稿纸瞅了一眼，发现所有的稿纸全是空白的。后来有一次，韦格纳说：“我试图写作，可是徒然无果，没有一篇是写完的。我曾辩白和解嘲，我自我安慰，在阴暗的地下室里我被鞭子抽得永远闭上了嘴。”这当然不是安慰，完全被德国和世界所遗忘，这就是一次行动的结局、一封信的结局、一个作家的结局；而这一结局直至1978年5月还在意大利继续着，对这样的结局只有一个解释。《明星》周刊记者于尔根·泽尔克为寻访尚在人世的“被焚书”的作家，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罗马去找韦格纳，他碰到的是一个“被难以解脱的孤独重压着”的人，他的天地就是一个小书房，一个装满了回忆、书籍、纸箱和照片的斗室。在当年的照片上可以看到一个无限悲凉的男人，手里拄着一根长长的散步用的手杖。他说呀、说呀，直至说累了发不出声音。第二天清早，当他再次见到记者和摄影师时，他拥抱着他们说：“我是最孤独的人，我还有许多话要说。你们留下吧，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来？”
• Jim Moriarty

  2019-12-10
  警察总长查禁这本书的理由是：“从眼前到几乎达到沸点的政治紧张，根据1931年8月10日所订法规第二条第一项，会导致公共安全和秩序严重被危害。”霍夫曼在报纸上回应：“我们已经到了什么地步？难道这样对吗？如果当局的处理完全不让我们有机会去批评时才能谈论？一旦宪法被严重伤害时，任何谈论，甚至是最客观的建言都被禁止，这种情况让人如何忍受，它将造成国家的沉沦。”
• Jim Moriarty

  2019-12-09
  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观察了好一些作家，他们匆忙摆脱旧有心态，为的是希望以后作品在故乡重新被喜爱，成为大环境的一部分。但是像乌利茨如此极端的，从有的作品被焚烧，到由“地区出版社”印制赠送给前线军队的中篇小说，作品落差之大，确实也是一个令人吃惊的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