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敌意

• Kubia

  2017-06-19
  - 中国这些年社会变化，给你最直接的感受是什么？- 中国诗歌得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来看，和中国现代化的转型，和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人曾面临巨大的“失语”状态，所谓的“毛泽东文体”曾一度决定着人们的表述方式、思维方式，甚至恋爱方式。我们经历过专制统治的黑暗时期，深知那种恐惧的滋味；而我认为商业化的时代更可怕，它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怪物，首先掏空人的心灵，用物质生活的满足感取而代之。我想大部分年轻人失去了反抗能力，因为他们不知道反抗的是什么。教育也扮演了某种同谋的角色，让人从生下来就不再有怀疑精神。我曾打过比方，那就像流水线传送带，从生到死，一切几乎已被决定了。中国诗歌出现过两大高峰。第一次高峰是在中国诗歌的源头，从《诗经》到《楚辞》；第二次是唐宋诗词的高峰，这个高峰距现在也有一千年了。中国诗歌日渐式微，尤其到了晚清，说来原因很多，比如始于隋唐的科举制度，在打破门阀等级选拔人才的同时，也把诗歌带进宫廷。到了明清，文化环境变得越来越恶劣，由于宋明理学确定儒家的正统地位，思想学术自由受到限制。再有严格的格律导致了形式僵化，以及书面语与口语的脱节等等。晚清的衰亡首先是文化的衰亡。“五四文学”则是受到进步主义的影响，用西方的线性时间观取代中国固有的循环时间观。但“五四”以来的新诗与传统之间出现了巨大的断裂，关键是无法把中国古诗中那特有的韵味用新的语言表现出来，口语就像白开水一样，并没有转化为真正的白话文。（43）再有，与古典诗歌不同，现代诗歌的复杂性造成了与读者的脱节。这和所谓的现代性有关——人类的自我质疑，势必造成阅读障碍，常常有人抱怨“看不懂”。八十年代初对“朦胧诗”对大规模批判，就是“懂不懂”对问题，这类责难至今还在。（44）- 过去是对诗歌的“懂不懂”，现在可能是“知道不知道”。- 全球化是问题的关键。在此之前，我们完全不懂全球化是什么，直到它彻底改变了我们的一切。在全...
• Kubia

  2017-06-19
  - 在1979年《今天》第一次朗诵会上，陈凯歌朗诵的就是这首诗。当时很多人喜欢这首诗，在我看 来是表达一种反叛精神，与时代的转折有关。我理解人们的这种阅读期待。但我并不认为这首诗是我的代表作。- 为什么呢？- 它属于我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比较幼稚比较简单化的阶段。由于这首诗黑白分明、朗朗上口，所以易于传播。说到底，它源自我们上一代的革命诗歌，立场不同，但方式、方法、语调、修辞是基本一致的。- 特别是前两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有些人就认为它很像革命时期的口号或者标语。- 不止这两句，其实整首诗都有这个问题。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张闳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北岛或一代人成长的小说》。在他看来，《回答》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之间，有着回声般的对应关系。说得有道理。《回答》中的反抗者如同镜像中的主宰者。问题是谁有权代表谁来宣告呢？这里有一种僭越的危险。一不留神，反抗者就转变成了主宰者。历史上这种事儿还少吗？
• Kubia

  2017-06-19
  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细节的时代。我在大学教散文写作，让学生写写他们的童年，发现几乎没人会写细节。这是非常可怕的：意识形态化、商业化和娱乐化正从人们的生活中删除细节，没有细节就没有记忆，而细节是非常个人化的，是与人的感官密切相连的。正是属于个人的可感性细节，才会构成我们所说的历史的质感。如果说写作是唤醒记忆的过程，那么首先要唤醒的是人的各种感官。这也就是你提到的化学反应，与诗歌中的“通感”近似。简单来说，北京城的结构和汉字的结构有共同之处，比如方向感，正南正北，横平竖直；再就是封闭性，老北京过去叫四九城，“四”指城墙，即外城、内城、皇城、紫禁城，“九”为内城的九个城门，与汉字的结构不谋而合。对北京来说，城中之城是权力的中心。而汉字本身就有某种权力意志，这恐怕是为什么中华文明，或所谓的“大一统”能持续如此之久的原因之一。（58）我认为，近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被“进步”被所谓的现代化基本上给搞疯了。这首先跟自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入侵所造成的民族屈辱有关，也和革命所带来的盲目性及粗鄙化有关。（59）我认为这世上有一种病，我称之为“专制病”，独裁者和被压迫者都会染上，且无药可救。得了这种病，无论是独裁者和被压迫者，彼此相像，互为回声。他们的基本思路完全一样，就是把所有问题简单化，黑白分明，六亲不认，还底气特别足。（64）
• Kubia

  2017-06-19
  在那年头，词与物的关系被固定了，任何颠覆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生命。不得不承认，我们当时处在一个多么低的起点，仅仅为捍卫汉语的基本权利而斗争。我想至少我们做了一件大事：彻底颠覆了官方话语的统治地位，解构了词与物的固定关系，恢复了汉语的自由尊严，并推动了这一古老语言的现代转型。然而，四十年后的今天，汉语诗歌再度危机四伏。由于商业化与体制化合围的铜墙铁壁，由于全球化导致地方性差异的消失，由于新媒体所带来的新洗脑方式，汉语在解放的狂欢中耗尽能量而走向衰竭。词与物，和当年的困境刚好相反，出现严重的脱节——词若游魂，无物可指可托，聚散离合，成为自生自灭的泡沫和无土繁殖的花草。诗歌与世界无关，与人类的苦难经验无关，因而失去命名的功能及精神向度。这甚至比四十年前的危机更可怕。（172）
• Kubia

  2017-06-19
  我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文学正失去意义，失去自身存在的理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学出版物、网络写作、各种媒体文字，每年生产量恐怕超过人类历史上的总和。可那不再是文学，是文学的替代品或垃圾。
• Kubia

  2017-06-19
  三十年来，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和早期《今天》相比，在海外复刊的《今天》面临着远为复杂的局面：权力与商业化的共谋，娱乐等泡沫引导着新时代潮流，知识界在体制陷阱中犬儒化等倾向，以及汉语在解放的狂欢中分崩离析的危险。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一个民族需要的是精神的天空，特别是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没有想像与激情，一个再富裕的民族也是贫穷的，一个再强大的民族也是衰弱的。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又回到它最初的起点：它反抗的绝不仅仅是专制，而是语言的暴力、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180）
• Kubia

  2017-06-19
  要说散文比较符合我们的国情，和广阔天地、人口密度、信息交流、民族性格有关，和商业化有关。四川的茶馆是散文，北京的计程车上散文，学府师爷的宏论事散文，白领小姐的手机短信也是散文。散文与漂泊之间，按时髦的说法，有一种互文关系：散文是在文字中的漂泊，而漂泊是地理与社会意义上的书写。自1989年到1993年四年内，我住过七个国家，搬了十五次家。这就是一种散文语境。这些日子你都去哪儿了？干了什么？这是诗歌交代不清的。“我在语言中漂流，死亡的乐器充满了冰”（《二月》）；“必须修改背景，你才能够重返故乡”（《背景》）——诗歌最多能点睛，而不能画龙，画龙非得靠只鳞片爪的勾勒连缀才成。（175）
• 鲁闽

  2015-03-22
  我后来想冯亦代请教《今天》的英文译名，他说，“today”不好，接着他跟他太太查字典，把“today”改成“the moment”，强调时代的紧迫感。《今天》创刊号的英文是“the moment”。到第二期重新设计封面时，黄锐还是改成“today”。
• 猫薄荷K

  2012-10-05
  童年，青少年在人的一生中如此重要，甚至可以說，後來的一切幾乎都是在那個時候形成或被決定的。回溯生命的源頭相當於某種史前探險，伴隨著發現的快樂與悲哀。如果說遠離和回顧是路的兩端，走得越遠，往往離童年越近；也正是這最初的動力，把我推向天涯海角。
• 猫薄荷K

  2012-10-05
  2001年底，因父親病重，我回到闊別了十三年的北京。即使再有心理準備，也還是沒想到，北京已經面目皆非，難以辨認，對我來說完全是個陌生的城市。我在自己的故鄉成了異鄉人。
• 猫薄荷K

  2012-10-05
  在這個意義上，某些作家和學者不再引導讀者，而是不斷降低寫作標準，以迎合更多的讀者。這是一種惡性循環，導致我們文化（包括娛樂文化在內）不斷粗鄙化，泡沫化。
• 猫薄荷K

  2012-10-04
  我拍的往往是一個城市中‘幽靈’的部份。這‘幽靈’的部份與城市的主體無關，而是別人不太在意的。比如一個柱頭，一個門，或者是光影等局部細節，往往又是帶有某種普遍性的東西，很難看出是在哪兒拍的，很難辨別地方性……
• Another℡

  2020-04-30
  可以说，如果没有“翻译文体”提供的文体基础，也就没有真正的地下文学，而正是地下文学经过漫长的潜伏期，在七十年代末浮出地表，长成树林。在我看来，文学翻译处在母语的边界之内，它就是母语的一部分。
• Another℡

  2020-04-30
  尽管“黄皮书”的发行受到严格限制，但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特别是众多高干被打倒以及遍及全国的“抄家”狂潮，使得这些“黄皮书”流落到民间。而始于六十年代末的“上山下乡”运动，把处在社会巅峰的“红卫兵”抛到社会最底层。
• Another℡

  2020-04-30
  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外国文学翻译成为特殊的避难所。许多作家和诗人借此避开官方话语的干扰，并部分地满足自己的创作欲望，由此“翻译文体”作为边缘形式得以发展，并在六十年代进入成熟期。这种文体上的成熟尤其体现在“黄皮书”上。这是从1962年至1966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专供高干阅读的西方现代文学丛书，共有近百种。这套丛书对汉语的文学翻译具有某种革命性的意义——不仅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现代文学的经典，并且在翻译质量上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 Another℡

  2020-04-30
  自1949年以来，“翻译文体”在汉语中的地位变得异常突出。众所周知，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一种以毛泽东文体为主导的“官方话语”统治中国、中国人的思维和表达方式长达几十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与此平行的则是一种独特的文体——“翻译文体”。它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为地下文学提供了文体基础。甚至可以说，没有“翻译文体”的诞生与发展，中国文学是否能走到今天，是无法想象的。1949年以后，很多作家和诗人决定改行，包括当时最重要的青年诗人团体（后称“九叶派”），诸如查良铮（穆旦）、袁可嘉、陈敬容、郑敏等，还有一批被历次运动淘汰出局的作家和诗人，都改行搞文学翻译。
• Another℡

  2020-04-30
  瓦尔特·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强调，翻译绝不只是两种僵死语言的简单转化。伟大的翻译注定会变成自己母语发展的一部分。在各种文学形式中，翻译承担“监视原作语言的成熟过程和自己语言生产阵痛”的特殊使命。从本雅明的这一论点出发，我甚至认为，从本质上来说，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就是本国文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由此推论，一个文学翻译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其自身的文学往往也会更丰富、更有生命力。
• Kubia

  2017-06-22
  里尔克的这两句诗“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对我来说犹如持久的钟声，延绵不绝，意味深长，尤其在当今乱世，或许可引发更深一层的思考——对于以写作为毕生事业的人来说，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生活、如何写作、如何理解并处理生活与写作的关系。所谓“古老的敌意”，从字面上来看，“古老的”指的是原初的，带有某种宿命色彩，可追溯到文字与书写的源头；“敌意”则是一种诗意的说法，指的是某种内在的紧张与悖论。我想从这两句诗出发，从三个方面谈谈“古老的敌意”。就社会层面而言，“古老的敌意”是指作家和他所处的时代的紧张关系。无论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中，作家都应远离主流，对所有的权力及其话语持怀疑和批判立场。在今天，作家不仅是写作的手艺人，同时也是公共事务的见证人或参与者，这种双重身份的认同构成写作的动力之一。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种社会性的“古老的敌意”，几乎不可能写出好作品。当今世界，金钱与权力共谋的全球化取代了东西方冷战的格局，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更加瞬息多变因而也更加危险。除了对正统意识形态的抵抗外，在一个庸俗化和娱乐化主导的商业时代，我们也必须对所谓“大众”的主流话语保持高度的警惕——在“民主化”的旗帜下，文学艺术往往会沦为牟取暴利的工具。作家必须持有复杂的立场和视角，在写作内外作出回应。（151）而这“古老的敌意”不能仅仅停留在政治层面。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看，政治不过是短暂而表面的现象，如过眼云烟。作家要有长远而宽广的视野，包括对世界、历史、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深入观察与体验。如果继续推进，必然会触及到语言层面，那么“古老的敌意”指的是作家和母语之间的紧张关系。任何语言总是处在起承兴衰的变化中，作家要通过自己的写作给母语带来新的活力，尤其是在母语处在危机中的关键时刻。汤玛斯·特朗斯特罗姆说：“语言是与刽子手步调一致的。因而我们必须找到新的语言。”三十多年前，...
• 咯咯精

  2012-12-26
  将来有一天中国出现自由化运动，我们一定要站出来为之献身。
• 鲁闽

  2015-04-09
  美国另一个独特之处在于，无视作家及知识分子……大部分国家，如有任何社会、文化遗迹政治事件发生，报纸和电视都会立即询问作家和诗人。而美国只有极少数著名诗人能在公共论坛上发表关于这类言论……布殊执政期间，我写了一些政治评论，却收到质问我的信件：你的许可证在哪儿？你怎么能这么写？你只是个文学家罢了！在美国，报纸和电视是由记者和权威人士霸占的，不太会有人越界，除非是在某些方面上既有建树的人，比如盖瑞之于环境问题。如果有环境上出问题，也许会有美国的报纸去找盖瑞，但如果是银行倒闭，就不会找他了。“9.11”后，《纽约客》和《纽约时报》等报刊开始访问作家对“9.11”的反应，美国作家都很退缩，不太习惯谈论大的事件，比如，一位著名的普利策奖得主说：“‘9.11’让我回忆起父亲去世的那天。”另一个作家说：“我洗了一个草药澡，并给前男友打了电话。”唯一把这件事放倒大环境里讲的就是苏珊桑塔格，她为此也倍受攻击，但至少她是唯一跳出自己个人世界，没有讲那些鸡毛蒜皮琐事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