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忏悔

• 向上游的鱼

  2014-07-29
  不会忏悔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忏悔是忏悔者的自我救赎，是摆脱恶对自己良心的折腾。基督徒认为忏悔可以得到上帝的宽恕，可以拯救自己的灵魂，非基督徒也要讲“天地良心”，同样有求得上苍（天理）宽恕，拯救自己良心的需要。所以忏悔不应该只是某种“文化”的特有现象，而应该是一种普世的人文精神。但也正因为忏悔属于自我救赎，所以通常无法要求于他人。要求他人忏悔是一种不能滥用的道德压力。之所以不能滥用，第一是因为要求者自己是否具有提出这种要求的道德优势值得怀疑，如果没有，这种要求就流于虚伪；第二更重要的，是在真相不清的情况下就基于泛道德的理由要求人人忏悔，实际上反而可能会开脱真正作恶者的责任。例如，德国战后对纳粹罪行真相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对主要战犯进行了正义的审判，在这样的基础上德国人再进行全民族的自我忏悔，就的确体现了一种深刻的反省，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精神上的新生。但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在不不追究战犯也不揭露真相的情况下要求一般德国民众人人忏悔，在“人人都是罪人”这种貌似深刻的状态下真正希特勒式的罪犯就可能逃脱正义的审判。我国目前关于“文革”的忏悔就具有这样的局限，不彻底揭开“文革”的真相，不追究“文革”的真正罪魁（“四人帮”虽有罪责，却谁都知道其并非真正罪魁），所谓“人人害我，我害人仍”的说法就有混淆视听之嫌，也无法达到真正的忏悔。也正因为这样，南非的图图大主教才提出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办法，即先有真相，再有忏悔，然后就有了真正的原谅、宽恕与和解。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对自己的罪错要真相忏悔，而对于他人的罪错，乃至一般意义上的罪错，我们首先应该要求真相。 ——————秦晖
• 向上游的鱼

  2014-07-29
  文革爆发那年，我十九岁，高中毕业，正在准备高考。这年春天，报纸揭露北京市委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使社会感到兴奋。社会上弥漫着浓郁的阴谋味道。没有人怀疑阴谋的真假，人们普遍有某种期待，总想看下面还会发现什么人被揭露。随着一团团迷雾的释放，一个个大人物被点名，公众的热情日益高涨，没有人会意识到这个国家将会陷入长达十年的社会大动荡，公众完全信赖党中央毛主席作出的任何决定。我在中学时代接受的教育基本上和共和国每个阶段所宣传的主张是同步的，到文革时，我们这代人的思想营养配方中的成分主要是学习毛著，批判苏修，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在主流意识的引导下，普遍坚信革命前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要世世代代永不变色，年轻人任重道远，因此对文革是从心里拥护的，而且满怀热情投入了这场运动。这是当时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公正地说，文革烈火所以能一点就着，突成燎原之势，没有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者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在回眸文革时特别强调这个因素，而关于文革的官方文件不提这个因素，甚至不提全党也是这样认为的，完全归结于个人，是无法解释历史的真实性的。文革发动包括三个方面，应该是领袖主导，全党响应，人民席卷而上，三者缺一不可。三者之外，媒体起到了呼风唤雨推波助澜的作用。
• 向上游的鱼

  2014-07-29
  每个人的童年、少年、青年时期是他人格形成的奠基阶段，也是心理及人格建设的过程。我的社会化过程是在“敌对思维”、“仇恨至上”、“暴力崇拜”的素质教育、情感教育中完成的，并且为历史责任感、社会使命感的“英雄话语”所裹挟，很“神圣”地“为了……”而不择手段，因为目的“高尚”，则运动中的一切具有天然不可质疑的道德正义性，包括视人视己如草芥的道德正义性。这种思维惯性其实浸淫很深。今日反观内省，日渐清晰这一生态链条的形成与生长。这种思维特征以及性格特征，带着时代划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转化为某种“戾气”，依旧影响着我的判断与思考。从这种“病态素养”逐渐回归到爱、宽容、尊重并体悟每一个具体生命的常识理性上，竟要花相当的力气。由于曾经备受“国家主义”的强烈塑造，所以对“二元思维”、“集体一致”、“卡里斯玛人格崇拜”等等有着相当的戒备。但是，在反思极权体制问题的思考中，发现自己在因袭“敌对思维”、“极端逻辑”的路径，放不下“诛心之论”的思维惯性，竟在同构的思维框架内，以自己的左手打自己的右手。
• 向上游的鱼

  2014-07-29
  “文革”是全民参与的国家民族的灾难，是一场由国家主要掌权者越过党和国家权力机构，利用人民对个人的拥戴，操纵宣传喉舌，带领全民展开的夺权混战。它的特点是，在“人民群众是真正英雄”、“造反有理”的堂皇口号下，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破四旧立四新”、“革过去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革命派联合起来像走资派夺权”等口号的指引下，群众运动对某些领导者任意宣布的革命对象和不同观点的人，实行灭绝人性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以此获取重组权力机构。而被“文革”抬举得无限崇高的“群众运动”方式，则表现着它对个人崇拜的痴迷、从众、无序、随意、任性和极大的破坏性，使无序的群众成为某些人夺取权力而践踏人权的主体力量。而群众要命的表现是从众性，被错误引导且失去理智的从众性冲乱了社会的全部秩序，肆意侮辱践踏了一切法律、法规、道德、人性、良知，导致了无数生命的无辜丧失及个人命运的悲惨经历，更万劫不覆地毁灭了大量的中华优秀文化遗产。更可悲的是，这种万古遗恨被运动策划者作为“文革”的伟大成果公式于众，全民却无动于衷！在“文革”和当今的遗憾发生时，全民疯狂中，清醒者能有几人？！事实证明，国人在几千年大一统的长期封建统治下，习惯了个人独裁的盲目追随，而缺乏独立的人格和思考，只是在政权腐烂到百姓无法生存时，才起来简单地杀戮，以血腥暴力泄愤和夺取政权，接下来胜利者又简单地重复旧政权的独裁与腐败，这样周而复始地绵延了几千年。血腥杀戮成为政权更替的必须手段，在杀戮中万众听命于一人，这种迷信从众的秉性影响着我们民族的历史进程。“文革”的“党内夺权”正是又一次历史的重复而已。由此可见，为了避免今后的历史发生政权更替的杀戮行为，就需要让改革成为不流血的更替方式，而建立崭新的更替办法，同时也必须研究国人的盲目崇拜和从众等特性，以此为出发点进行改造，摒弃国人的盲目从众、人斗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在法治的普世观念的前提下，培养...
• 向上游的鱼

  2014-07-29
  一段“文革”已似过眼烟云，一场浩劫已经事如春梦。但是，一份愧疚依然深藏，一种罪责始终重压。那就是我们不曾讲述的“文革”经历，不愿否定的青春年华。为了珍惜过往的年轻，为了守护曾经的真诚，我们一直掩饰自己，直到掩藏了为害，掩盖了历史。终于，公众记忆中，没有了我们的罪过；历史谴责里，只剩下个“王张江姚”。 对“文革”的无知，直接影响对历史的解读。刚刚过去三十多年，“文革”便已模糊不清。因为弄不清那血雨腥风戕害了多少无辜生命，搞不懂那大风大浪湮灭了多少人性良知，于是，非亲历者以为那场“伟大革命”有“历史合理性”，亲历者也有人依旧鼓吹“群众运动”、“阶级斗争”。如果继续剥夺对真相的回忆，同样的真相就可能再次上演；如果从社会灾难中找出“合理性”，同样的灾难就一定重复发生。 我们确实有过真诚激情，我们当真以为目标高尚。但是，我们对什么真诚？我们看什么高尚？ 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忽然敌我分明；青春年少的花季，我们转眼虔诚迷信。同样是人，我们分出三六九等；同样是友，我们撕裂成对立阵营。我们迷信“语录”，崇拜教条；我们扫除“四旧”，轻侮人权；我们烧毁书籍，蔑视知识；我们破坏文物，亵渎文明。一个个“敌人”被打倒，编成了我们的光荣花环；一次次谎言和暴力，铺就了我们的革命征途。父母悲恸于我们的划清界限，老师叹息于我们的揭发伤害，亲友伤惋于我们的回避疏远，同学强忍于我们的咄咄逼人！师长、父老被侮辱被损害时，我们没想过应该挺身保护；优秀文化被指为“封、资、修”时，我们没有思考也不去怀疑。抄家虐待“走资派”时，揪斗侮辱“反革命”时，我们可能还去欣赏暴力；你方唱罢我登场时，反认他乡是故乡时，我们很少能去质疑荒唐。我们强制乡亲“割自留地尾巴”，无异于给饥饿光景雪上加霜；我们鄙视村中“地富反坏”，等同于在惶惶乱世趁火打劫！ 那时，我们真诚地贯彻了“最高指示”，站在了“敌人”之上，却不知，竟让无数...
• 向上游的鱼

  2014-07-29
  中国古人的哲学，是“人之初，性本善”。善良的本性经过社会的污染，然后出现恶。所以，恶，不是人本身的问题，是社会污染造成的。与中国哲学相反，西方认为，人之初，性本恶。尤其是天主教更认为，人是带着原罪降生到这个世界中来的。所以，人的一生，不能靠本性制约，不能为所欲为。维持社会公平，人人都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同时，人也应该为自己的原罪而忏悔，而赎罪。童年和少年，是人类最接近野兽的年龄，所以，也是无知而残暴的年龄。有人说，年轻人犯错误，就连上帝都能原谅。我不知道上帝是否真的能原谅所有年轻人犯过的所有错误。但很多少年时所犯下的罪恶，确实是无法原谅的。无论是上帝，还是众人，甚至是自己。我童年的时代，正是中国人狂热的东奔西突，忙碌于各种政治运动和清洗的悲惨时期。人们的良知被各种宣传口号反复清洗漂染。善良和罪恶，正义与反动都被蒙上一层真假难辨的外壳。
• 向上游的鱼

  2014-07-29
  而这也是党所要求的：既要紧跟，以党的观念为自己的观念，又要有“创造性”的发挥。这也就是近年我多次引用的鲁迅的分析，说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是：既要“同意”，保持一致，又要“解释”，即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解释其思想、口号，以具有某种学理性。总之，一句话：既要当“奴隶”，又要做“奴才”。而这又绝不只是个人之罪。这是体制所必然。我曾经说过，人性本有善、恶两面；健康、健全的社会与体制使人扬善抑恶，不健康、不健全的社会与体制则使人扬恶抑善。反右运动，以及建国后的一个又一个的运动，都是对人性内在的邪恶的大诱发，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大厮杀，逼迫着每个人既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迫害，又参与对他人的迫害。可以说，体制异化了人性，异化了的人性又支持着体制。这样的“体制和个人的关系”：每个人既是体制控制，以至迫害的客体，对象，又是体制的主体，参与者，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如果我们不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力图改造这样的体制，那么，像1957年发生在我及我们这一代身上的这样的迫害他人以自救的悲剧，是会随时再演的：历史并没有真正成为“过去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