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白的骑士

• 向上游的鱼

  2022-03-11
  为什么对于一次大流行的记忆需要时间去发展呢？或许其中一个原因是不容易统计的死亡人数。这些死者没有身着制服，没有袒露的创伤，也不是躺倒在一座竞技场里。在较短的时间范围，同时又是广大的地域范围内，他们成批地死亡，况且很多人都被埋葬在了集体坟墓里。他们不但在疾病确诊前就已死去，而且在生前也从没有被列入过任何的统计数据。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认为西班牙流感只杀死了2000万人，而实际数字可能是它的2倍、3倍甚至高达5倍。而且，西班牙流感是很难被归类的一种记忆。它残酷地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其数目远超已知的其他任何一次流感。然而对于90%的感染者，他们的感受仅仅相当于一次普通的季节性流感，这就使得以前的人们不知道该如何看待它，现在也是如此。当时，很多人误以为它是肺鼠疫，那是一种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疾病，在缺乏治疗的情况下几乎等同于被宣判死亡。今天，人们则把它与经空气传播的埃博拉病毒相提并论，并为这样的假设而惊恐不已。但一般来说，西班牙流感远比它们要温和。在特定地方形成受困心态之前，它一般很快就会自行消散。相反，腺鼠疫和艾滋病却要在一个地方迁延多年。记忆是一种主动的过程，细节经过一遍遍重复才被铭记，可又有谁愿意去反复回忆一场瘟疫的细节呢？战争总会有一方获胜，且对于胜利的一方，破坏还能反转为繁荣，而在一场瘟疫中却只有败阵者。直到19世纪，瘟疫还被视作上帝所为，是人类必须接受的宿命。但是随着微生物理论的诞生，科学家意识到在理论上是可以防治大流行病的。但是他们在1918年所表现的无能令人汗颜，依然还像多少个世纪以来的那样，疫情总是不问缘由地倏忽而至，科学家们也还是根本无力抵挡。正如一位流行病学家所言：“那仿佛是从前的灾难再次降临。”那么，至少还有一个因素，而且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使得人们在一片沉默中无视了西班牙流感。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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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3-11
  人们对战争和瘟疫的记忆有所不同。对战争的集体记忆似乎是即时产生且完全成形的，然后被不断地修饰和润色，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消散。对洪灾的次生瘟疫的记忆则形成得相对比较缓慢，其所造成的死亡规模可能使人们对它的记忆稳定在某一个平衡点，到达了这一点后，一般来讲，它就不再容易受到岁月的侵蚀了。相比于8世纪发生在中国的“安史之乱”，6世纪的查士丁尼瘟疫更为今人所熟知，然而据我们所知，二者造成的死亡人数基本相当。就20世纪而言，我们在那条记忆一遗忘的变化曲线上处于一个有趣的位置。两次世界大战的记忆依然鲜活，我们总是沉湎于不断地回亿，并确信永远不会将其忘却。但是过往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些记忆依然会在我们的心中逐渐褪色，要么就是被另一场战争覆盖。与此同时，西班牙流感却愈发深刻地侵入我们的历史意识，而它前面又缺少不了那个“被遗忘的”前缀。
• 向上游的鱼

  2022-03-11
  在未来的流感大流行中，卫生部门会采用的控制手段包括检疫隔离、关闭学校和禁止大规模聚集。这些都是出于我们的集体利益，所以该如何保证每个人都能遵守呢？假设群体免疫是我们应对一次流感大流行的最佳手段，又该怎么劝说人们每年接种疫苗呢？经验告诉我们，人们对于强制性的卫生措施的容忍度是很低的，而当这些措施属于自愿性质时，它们的效果才会达到最佳，因为它们尊重并依赖于个人的选择，而无需动用警察的力量。……………………如果只有当人们可以自由选择是否遵守时，控制手段才能发挥最好的效果，那么就必须让人们充分了解疾病的本质及其带来的风险。之所以讲述西班牙流感的故事很重要，这也是原因之一。它同样也可以证明《极度恐慌》这类电影的正面意义。这类电影的支持者认为，将最坏的场景予以呈现是最好的一种办法，可以劝说人们接受免疫接种，并认可他们付出的税收和私人捐赠投入相关的科学研究。可是，这是一种存在争议的策略，不仅因为这类电影可能引发“末世疲劳（apocalypse fatigue）”，还因为科学家预测最坏情况的能力取决于他们对所讨论现象的理解程度。H5N1亚型可能果真如虚构的“莫塔巴”病毒一样危险，对此我们只能拭目以待。………………无论这种“”威吓战术”正确与否，在未来的大流行中，媒体显然将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在这方面，1918年流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宝贵的教训：新闻审查制度和将危险淡化是没有用的；而以客观和及时的方式传递准确的信息才是有用的。然而，知悉和参与并不一样。即使当人们获知了控制疾病的必要信息，他们也不一定采取任何行动。几年前，当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下令砍伐意大利普利亚大区（Puglia）的橄榄树，以阻止一种危险的植物病原体传播时，当地民众在法庭上对这一决定提出了抗议和质疑。在意大利，橄榄树具有很深的情感意义，众多家庭种植它以纪念后代的出生。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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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3-11
  虽然有着如此多的不确定性，我们依然可以做些准备。在2016年的报告中，未来全球健康风险框架委员会号召各国政府私人和慈善机构，每年共同出资40亿美元用于针对大流行的准备工作，并建议将资金投入四个主要领域：训练有素且积极主动的公共卫生工作者队伍，坚强有力的疾病监测系统，高效的实验室网络，以及社区的积极参与。西班牙流感及随后的几次大流行已然表明，在适当的激励和培训下，卫生工作者会坚守岗位并履行治疗职责，而这往往会给他们的人身安全带来极大的风险。因此，我们需要尽一切可能支持这些卫生工作者，一旦他们患病必须给予悉心照料。支持他们的最好方法是用高效的疾病监测和预防手段武装他们，并确保公众的知情和遵守。所有这三个方面，自1918年以来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依然存有继续改进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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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3-11
  有太多的不同因素能够影响一场流感全球大流行的规模。如果造成西班牙流感的毒株今天再次出现，它可能只会引发一场轻微的疾病，因为我们的免资系统或多或少已经适应了它。危险的是一个新毒株出现在我们中间，而没有一个活着的人曾暴露在它面前。即便如此，鉴于人类自1918年以来取得的进步，也很难预测大流行会以何种形式出现。西线战场上普遍存在的恶劣条件，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大规模人口流动，都已不太可能重演。另外，相较以前，世界连接得更加紧密。人和感染人的致病微生物的传输速度都更快了，而我们所拥有的，以地理隔绝为表现形式的天然防疫封锁线则变少了。我们的疾病监控能力增强了，也有了一些疗效更好的药物，还包括疫苗，但世界人口却更加老龄化了。虽然免疫系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削弱，但老年人也对更多的流感变种拥有了免疫“记忆”。目前，还不清楚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会如何相互抵消。2013年，一家专注于“巨灾建模（catastrophe modelling”的公司AIR环球（AIR Worldwide）曾尝试将所有这些因素纳入全盘考量，并得出了一项预测：如果再次暴发1918年那样的严重流感疫情，全球将会有2100万~3300万人死亡。相较于1918年，世界人口大约翻了两番，所以上述预测结果远远小于西班牙流感的人口死亡规模，当然这还是一波令人难以置信的死亡大潮。与之前几年提出的其他一些预测相比，这一数字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那些预测的死亡规模从接近10万到高达1亿。如此巨大的差别反映了有人认为未来的大流行并没什么可怕的，而其他人则哀叹我们的准备是多么不充分。前者指责后者危言耸听，而后者批评前者逃避现实。他们之间的分歧恰好说明针对一般性的大流行，以及具体到流感的全球大流行，人类还有很多东西需要了解。
• 向上游的鱼

  2022-03-11
  大多数专家都认可，流感大流行再度暴发实属必然，问题只在于何时发生、规模有多大，以及我们能作何准备。从西班牙流感中得到的教训可以帮助我们回答这三个问题。首先，让我们来谈谈暴发时间的问题。西班牙流感的发生是因为致命的流感毒株先是获得了感染人类的能力，继而又具备了人际的高度可传播能力。正是这后一种能力引发了严重的秋季波次。目前，科学家正在监测流行中的毒株，以期对它们什么时候能获得这种能力作出预判。他们所应用的一项技术又是基于分子钟原理。它的理念非常简单：突变会随着时间而积累，相比于其他毒株，某些突变可能使特定的毒株更适合或更不适合生存。这些适应性上的变化能够从流感系谱图的形状和分支上得到反映。因为毒株的适应性越强，它的后代就越多。于是，理论上就有可能预测某个特定毒株在何时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适应性，从而使自己具备造成大流行的潜力。事实上，具备此能力的毒株可能已经出现。它们属于甲型流感的H5N1亚型，1997年，就是它在香港使得患儿死亡。迄今为止，几乎全部H5N1亚型的人类患者都是直接从禽类感染的，只有个别几例是通过人际传染的，可有些人担心，这种病毒具备人际的高度可传播能力只是时间问题（另外一种亚型毒株H7N9也因同样的原因而受到密切监测）。但这毕竟还没有发生，而且可能永远也不会发生，但是鉴于H5N1亚型已致使60%的感染者死亡，它目前仍被视为世界上最大的全球大流行威胁。外部条件也会影响大流行发生的时间，最显著的就是气候。
• 向上游的鱼

  2022-03-11
  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人们对可能发生的事情一直有种挥之不去的想法——那是“被替换的历史（alternate histories）”。有那么多人死去，而这些死亡似乎都是随机发生的。如果死去的是另外一个人呢？这是幸存者无法摆脱的问题，有时甚至成了一种负罪感。
• 向上游的鱼

  2022-03-11
  “痛苦的改变、道德的败坏、法律的缺失，对干一个从瘟疫的打击中复苏过来的社会，这些都是令人熟悉的症状。”当历史学家菲利普·齐格勒（Philip Ziegler）写下这些文字时，他是在描绘黑死病的余波，但是它们同样也适用于西班牙流感。地球上三分之一的人染病，其中的十分之一，甚至可能是多达五分之一的人死去。如果人类展露了迅速恢复的能力，那么其迹象也只能来自远方，即从所谓的人口层面观察。一旦走近一些，能够清楚分辨每一个个体，你就不可能不惊叹于人类为这种恢复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很多家庭不得不重新进行组合。相隔了100年的时间，所有已经发生的事似乎都是本该发生的，而我们之所以能活在今天，其实只缘于当时那场被迫进行的抢椅子游戏。人们可以从自身一直向上追溯那些幸存下来的先人。但是，他们当年展望未来时，所想到的可能是另一番光景、另一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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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3-10
  P153为了得到最大的生存机会，你需要做到完全彻底的自私自利。假设你有一个可以被称为家的地方，最佳策略就是待在那里（并非自我禁闭），不要给任何人开门（尤其是医生），并小心翼翼地守护你所囤积的食物和饮水，不要理会任何人的求助。这不仅能提高你自己的生存机会，而且一旦每个人都这么做，易感人群的密度就会迅速下降到维持疾病流行的最低门槛以下，到时，流行病将会自行消亡。然而，总的来讲，人类是不可能做到的。人们总是要互相接触，这种表现被心理学家称为“集体复原力（collective resilience）”。————————————也称“集体弹性”或“集体顺应力”，是一种共享身份认同的途径，使幸存者群体能够表现和期盼团结与凝聚力，从而协调和利用集体的支持以应对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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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3-10
  P140这些“”疗法”中的大多数并不比安慰剂更有效。安慰剂的作用表现在从某种积极的想法中生发的力量，人们希望一种药物或其他干预方式能够治好自身疾病，它的作用从这种预期中衍生出来，本身就可以产生非常好的效果。根据一些人的判断，目前所有处方中35%~40%都只具有安慰剂的作用。安慰剂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与病人和医生所建立的信任关系密切相关。如果一个病人对他的医生失去了信任，或者意识到医生并不尊重他，安慰剂的作用就会大幅降低，而且降低的幅度可能会突破底线，甚至变成负值，带来有害的影响，或称“反安慰剂效应（noceboeffect）”。
• 向上游的鱼

  2022-03-10
  P113检疫隔离与其他疾病控制策略都是将集体的利益置于个体利益之上。当这一集体的规模很大，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这些策略就必须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予以执行。但是，授权一个中央政府代表集体利益行事可能造成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一个集体总是会有各种相互矛盾的优先考虑，比如要赚钱，或者要供养军队，这就会抵消或削弱官方的执行力。第二，个人的权利有遭到践踏的风险，特别是当这个政府随心所欲滥用这些措施时。正是由于这种相互冲突的集体利益，讲述美国流感往事的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才会认为民主并不利于对付全球大流行。国家安全的需要、经济的繁荣发展和公共卫生，这三者很少能够取得一致，而选民代表的本职工作往往使他们仅强调前两点并忽视第三点。
• 向上游的鱼

  2022-03-10
  P115进入20世纪，疾病控制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传染病不再总是从海上到来，而大型城市的人口也已达到百万规模。其中的居民不仅与各自有限的社交圈外的人互不相识，甚至讲着不同的语言，信仰着不同的宗教。在这样的现代化城市中，抗击传染病必须要由一个集权政府自上而下地执行。为了做到这一点，当局需要满足三个方面的条件：有能力及时确诊病例，进而确定感染者的旅行轨迹；对疾病传播方式的了解（通过水、空气还是昆虫？），以及对可能阻断其传播的措施的了解；还有具备确保人们遵守这些措施的某些方法。当这三个要素全部到位，就可以非常有效地对疾病进行控制。但是，连中三元的帽子戏法并不常见。经常会有一两个因素缺失，也就是说官方的努力往往只能起到部分作用。在1918年的流感全球大流行中，可以看到这三个要素的各种排列组合方式，我们将要探寻其中的两种模式，即美国的纽约和波斯的马什哈德。在这两个地方，大流行刚开始的时候，流感都还不属于应上报的传染病，然而它们的共同之处也就仅止于此。虽然在两座城市自身的努力之外，还有更多的因素塑造了它们在流感中的不同经历，但是，这场全球大流行对它们所造成影响的反差令人非常吃惊：马什哈德的流感死亡率大约是纽约的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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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3-10
  P104几千年来，人类可能和黑猩猩一样，努力躲避彼此身上的微生物。但是，当人类具备了更多定居者的特性，就必须设法拿出新的策略以防止传染病的入侵。比如，在被感染的地区周边画一条线，不允许任何人出来，有时候甚至要付出死亡的代价，这种更有威慑力的防疫封锁线虽然有效但也十分残忍。17世纪，在英格兰的德比郡有一个亚姆村（Village of Eyam），当那里的人们得知本村已被传染了鼠疫，便立即在村子周围竖起了一道封锁线。待到警戒解除时，已有一半村民相继死去，最终传染病没有外泄。一个世纪之后，哈布斯堡皇朝在多瑙河至巴尔干半岛一线也竖了封锁线，防止被感染的近东人进入西欧。除了瞭望塔和关卡，武装的农民也会在附近巡逻，将那些疑似的感染者送入沿线设立的检疫站。到了20世纪，防疫封锁线已不被人们青睐，但是它在2014年的西非埃博拉疫情期间又一次复活。三个受到感染的国家认为，传染源来自三国共同的边境线附近的一个地区，于是在那里设立了封锁线。另外一种遏制疾病的方法是强制患者或疑似感染者于家中隔离。这个办法虽然有效，但是监管成本很高。从逻辑上来讲，更有效的办法是把他们集合于一个专门的场所，让他们在那里一直待到传染期结束。而检疫制度是由15世纪的威尼斯人发明的。当时，他们强制要求来自黎凡特（Levant）的船只在靠岸之前必须先在港口停留四十天，进行“隔离”。这个概念其实有着更久远的历史。“若火斑在他肉皮上是白的，现象不深于皮，其上的毛也没有变白，祭司就要将有疾病的人关锁七天，”《圣经·旧约》中记载，“第七天祭司要察看他，若看灾病止住了，没有在皮上发散祭司还要将他关锁七天。”（《利未记》13：4-5）在火车和飞机的时代到来前，长距离旅行主要通过海路来实现，因此港口往往成了疾病的切入点，而“传染病院（lazaretto/quarantine hospital）”就建在码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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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3-10
  早在人类理解传染源的性质之前很久，也远远早于人类把流行病的成因归于上帝，“防疫封锁线（cordon sanitaire）”“隔离（isolation）”“检疫（quarantine）”等古老的概念就已经被付诸实践。实际上，早在成为严格意义上的人类之前，我们就已经采取过使自身远离传染源的策略。读了前述有关西班牙流感症状的描述，你可能会发觉自己的身体中产生了一种厌恶感。长期以来，科学家以为厌恶感只是人类所特有的，后来才把它作为存在于整个动物世界中的一种基本的生存机制。我们会躲避那些引起我们反感的事物。当传染成为一种威胁时，这种躲避的行为在很多物种身上都能被观察到。“加勒比棘龙虾（Caribbean spiny lobster/Panulirus argus）”生来就具有很强的社会性，但是它会拒绝与另外一只感染了致命病毒的同类共用一个巢穴。一群黑猩猩在野外行动时会与另一群同类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不仅是为了防止邻里之间发生争执，也可能是为了躲避传染病。有人注意到，圈养的獾如果生病了，似乎也会受到同类的厌恶，它会缩回自己的地道并用泥土将出口堵住。这种厌恶感，从它的基本意义上看，可能也成为一种动机，以便动物采用方法卫生地处理种群中死亡的个体。蜜蜂会小心翼翼地把死去的同伴从蜂巢里拖出去，而大象不会丢下死去的同伴不管，总是用树枝和泥土将其覆盖。
• 向上游的鱼

  2022-03-10
  P010本书将从一个不同的视角讲述流感，从史前讲到1918年，从地球讲到人类，从病毒讲到观念，再从观念返回病毒本身。其核心是西班牙流感如何浮出身影并横扫全球，继而倏忽而去，以及它对人类造成了怎样的改变。但是故事有时也需要暂停下来，以使我们仔细审视是什么样的经历将一个个群体撕裂，又是什么让他们重新凝聚。在1918年，纽约的意大利裔美国人、阿拉斯加的尤皮克人（Yupik），以及波斯圣城马什哈德（Mashed）的居民，他们之间除了感染的病毒相同，再没有其他共同之处。在每一个地方，文化等因素决定了人们与病毒抗衡的不同方式。于是，跟随着疫情降临到世界各地的脚步，一幅幅画面揭示了大流行的深刻社会属性。这些描述如一束束微光照亮了地图上那些曾经的盲点，展露了西班牙流感如何在各处肆虐。对于那里的人们，1918年只是流感之年而非战争结束之年。尚有千百万的故事不为人知，因而这些描述难以做到全面，只是提供了些许线索。可以确信的是，有些事情并不仅仅发生在一个地方。譬如，流感过后的狂欢节将人口出生率的高峰带给了里约热内点，在苏维埃俄国的敖德萨（Odessa），人们举行古老的宗教仪式以抵御灾祸；印度人暂时抛开了种姓制度的界限而互相帮助；南非的某一肤色人种却在指责另一肤色的人种。或许真的是天主教的那位主教大人在西班牙挫败了遏制这场疾病的努力，但是在中国的广大偏远地区，往往只有传教士在从事救济工作。需要再次提醒一下，这些讲述者都来自欧洲。本书的第二到第六部分讲述了西班牙流感的历史。但是这段历史只是一部更宏大历史篇章的一部分，那是有关12000年以来人类与流感如何相伴生存并共同进化的历史。所以，第一部分“不设防的城市”讲的是1918年之前的事情，而第七部分“流感之后的世界”则探讨了西班牙流感残存在我们当下生活中的痕迹。鉴于人类与流感还在共同进化，第八部分“罗斯科的遗赠”展望了未来的斗争，...
• 向上游的鱼

  2022-03-10
  P007徐徐掀开20世纪的历史画卷，我们会看到什么呢？两次世界大战，共产主义起起落落，或许还穿插着一些殖民地争取独立的壮观场面，但我们已看不到那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即使它就在我们眼前。当被问到20世纪最大的灾难是什么时，几乎没有人会提起西班牙流感。与它有关的数据让人们惊异不已，有些人会陷入思素。片刻之后，他们或许会想起死于这场流感的某个叔祖父，也许是失去踪影的某个表亲，抑或是家族里一条支脉的所有人。世界上的很多墓园，凡是历史超过100年的，都会有一些坟墓建于1918年秋。在人们的记忆中，那正是最严重的第二波次疫情袭来之时。可是，无论在伦敦、莫斯科，还是在华盛顿都找不到任何有关西班牙流感的纪念馆或纪念碑。在历史记忆中，它是个体的，却不是集体的；在历史叙事中，留下的不是一场灾难，而是千千万万个孤立的个人悲剧。这或许与它本身的形态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续了四年，虽然名为“世界大战”，但大规模的战事其实只集中于欧洲和中东战场，余下的世界虽感觉到热浪扑面，却尚能置身事外，在某些地方，战争似乎仍远在天边。换言之，战争爆发在有限的地域，其情形也得到了及时的记述。相反，西班牙流感在眨眼之间就席卷全球——大多数死亡病例都集中于1918年9月中旬到12月中旬的13个星期里。相对于战争的有限空间和漫长时间，它则发生于广阔的空间和短暂的时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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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7-04
  对于美国女飞行员阿梅莉亚·埃尔哈特，西班牙流感留下的是伴随终生的鼻窦炎，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她的平衡感和飞行能力。1928年，她成为首个飞跃大西洋的女飞行员，而九年之后，却在飞跃太平洋的环球飞行中失踪遇难。
• onion

  2021-07-04
  在这样现代化的城市中，抗击传染病必须要由一个集权政府自上而下地执行。为了做到这一点，当局需要满足三个方面的条件：有能力及时确诊病例，进而确定感染者的旅行轨迹；对疾病传播的方式的了解（通过水、空气、还是昆虫？）以及对可能阻断其传播的措施的了解；还有具备确保人们遵守这些措施的某些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