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贸易

• 陌生的面孔

  2023-11-27
  由于进出口关税与货物价值没有关系，调整关税以适应价格上涨的唯一办法是改变税率。然而粤海关监督并不愿意引进新的价格机制，如果关税变动导致贸易商品减少，他们会遭到朝廷责怪。朝廷也出于同样的理由不愿意干涉价格机制。结果外国商人必须缴纳的各项费用的数额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变化，即使有时某些费用提高了，但这种事情并不经常发生。这种规范化有助于创造一致性，从而培育出信任。通事、买办和引水人的通行税和收费在广州体制初期的数十年里都相当一致。广州和黄埔之间的通行税是根据船只经过关卡的多少来征收的；通事的收费是船只商品价值的1%，再加上每一项其他服务的额外费用；买办提供的补给品价格通常是根据当地市场的价格来决定的，按重量计算，但也会按照件数或者度量单位制成价目表格；澳门引水人的收费则根据船只大小以及他们要将船只引上珠江的距离来计算（通常是2～3天）。如果引水人租用了额外的小艇或帮手来协助他们，或者如果外国商人需要雇佣引水人来把乘客从船只运送到岸上或者帮忙传递信息，这些费用都会单独列出来。在广州贸易之初，欧洲商人的这些费用就已经很明确了，因为亚洲帆船早已接受这些服务了。关卡守卫、通事和买办长期以来在广州、澳门和马尼拉为葡萄牙和西班牙贸易服务，因此存在这些一致的收费标准不足为奇。外国人每年都得重新谈判在广州逗留期间能够享有的特定自由，但基本范围早在1704年就已经确定了。外国商人坚持他们有权选择行商、通事、买办、引水人、贸易季节租用商馆等。他们要求根据供求关系浮动价格要求所携带的白银运上岸后免税。尽管诸如此类的要求从来没有全部得到官府的批准，但是当局确实也部分满足了他们的愿望。与澳门的葡萄牙人一样，在广州的其他外国商人从来没有时间能与他们希望交往的人打交道，但是他们可以在一群特定的人中进行选择。通常有几位通事、买办和引水人可供选择。广州也通常有几间商馆可供他们租赁，这些商馆全部坐落在广州城...
• 陌生的面孔

  2023-11-27
  目前存留的这几十年的澳门文献没有记录外国居留者的情况，其原因可能是1757年之前澳葡当局规定澳门市民不能把房屋出租给外来人口。澳门议事会也没有收到任何请求批准的申请，因此也就不会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了。很多澳门早期的文献都已散失，即使有这方面的记录也可能没有保存下来。由于这些不确定性和混乱，我们将在下面提到一些有助于澄清这些及另外一些问题的参考资料。1726年，法国官员居留在澳门；1737年几位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全年待在广州；翌年5～7月的非贸易季节，法国东印度公司大班在澳门居住；同年两艘马尼拉船抵达澳门，船长和大班去了广州，2～5月一直待在广州（表明这段时间船员都停留在澳门）；1741年2月官府要求丹麦、荷兰、英国和法国等国大班离开广州，他们在澳门度过了非贸易季节；1744年贸易季节后，法国、丹麦、瑞典等国大班前往澳门，等他们的船只抵达时才能再回到广州；1748年，澳门居民米盖尔·佩德罗·海托（Miguel Pedro Heytor）把自己的一间房子出租给了亚美尼亚人格力高里奥（Gregorio），后者当时应该在中国做生意。1755年4～7月，法国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都待在澳门，而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则全年都住在广州；来自果阿的葡萄牙船只大班当年7月12日抵达澳门，7月22日到11月9日则前往广州采购所需货物。同一年两广总督李侍尧重申贸易季节过后外国人必须离开广州的规定，体现了当时有不少外国人（比如瑞典人）并没有遵守此项规定。1757年亚美尼亚人安东尼奥·巴布提斯塔（Antonio Baptista）在澳门租赁了一间房，有资料显示直到18世纪末每年都有亚美尼亚人待在澳门。尽管很多年的文献散失了，但保留下来的文献仍然显示外国人可能相当有规律地在澳门居住，他们可能每年都在澳门居住。1757年之前，只要时间不长，即便租赁房屋仍是非法的，外国人一般都会得到在澳门居留的非官方的许...
• 陌生的面孔

  2023-11-27
  早在170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与某一个最重要的商行做了大部分生意，即连官（Linqua）、晏官（Anqua）和兴少（Hemshaw）。到18世纪最初十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继续与连官和晏官做生意，但到了18世纪20年代，陈寿官（Suqua）成了英国东印度公司最重要的商品供应者。至少在1720～1726年，陈寿官和叶家的吉荐（Cudgen）是奥斯坦德公司（Ostend General India Company）最重要的商品供应者。1726年，奥斯坦德公司的大班罗伯特·豪威（Robert Hewer）写了下面的报告，这个报告清楚地显示了西方商人对这些保商的期望： 我们请吉荐（Cudgin）和陈寿官做我们的保商和保护者，这在广州非常必要，一旦船只在贸易、水手或其他方面产生任何争端或者纠纷，有这样一位商人会对船只所有行为负责，而且他也会随时做好准备为处理这些事情而接受清朝官员的传唤。作为外贸商品的主要供应商，中国行商负责为其所服务的每一艘船只缴纳港口费。比如1722年，英国人提到陈寿官为他们缴纳了当年的港费。1724年陈寿官再次被指定为英国东印度公司船只的保商，1727年英东印度公司船只的保商是陈芳官（Ton Hunqua）。18世纪30年代初，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只大多依靠一位商人：要么是陈腾官，要么是黎开官。1732年，第一艘来华贸易的瑞典东印度公司船只也被指定一位特别的商人为其负责，并负责提供其所需的大部分货物。1734年，丹麦亚洲公司（DAC）船只主要与一位商人或者一个商行打交道。到18世纪30年代初，为每艘船选择一位行商已经成了广州贸易的主要方式，西方贸易公司通过这种方式在广州开展贸易。这项政策看起来更像是由个人喜好逐渐发展而来的，而不是商人在粤海关监督逼迫下逐渐确定的。如果中国行商被给予某一艘船只进出口货物的较大份额，外国商人可能会诱导他们提供更好的贸易条件，但...
• 陌生的面孔

  2023-11-27
  在澳门，外国船只在所有事务与中国方面达成协议后才缴纳各项费用，它们也可以在缴纳费用之后获准进入珠江水道。按照规定，外国船只不能一直航行到广州，只能停泊在距离广州20公里的黄埔岛南边水域，这个停泊地被称为黄埔锚地。有时外国船只已经溯珠江而上了，粤海关监督还会想办法索取额外费用，或者采取措施对之进行其他限制。而且到了下一个贸易季节，外国商人会发现这些费用或者限制措施已经成了贸易协议的一部分。每年当外国人返回广州时，他们都坚持保有之前曾获得的各项权利。双方都逐渐清楚对方能够接受，或至少能够容忍的条款，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条款逐渐成为先例，先例再逐渐成为常规。随着贸易一年年的发展，逐年收取的关税渐渐固定下来，呈交给朝廷的财政收入也逐渐稳定，于是形成定例。粤海关监督为了维护自己在朝廷的名声，都坚持做到下一年上缴的财政收入要与上一年持平，能有所增长就更好了。就个人利益而言，粤海关监督和两广总督其实并不愿意贸易每年都发生急剧变化，即使贸易发生了变化，也不会改变上缴给国库的关税额度。在这个意义上，朝廷才是唯一能够使贸易发生改变的权威。在广州体制整个时期内，定例占有重要支配地位。港口程序很快被确定为定例，这使贸易逐渐稳定下来并培育起中外商人对贸易的信任。外国商人继续在中国沿海其他港口，如厦门、宁波等地尝试寻找贸易机会，以验证广州的贸易环境，他们最终还是回到了广州，因为他们发现广州的贸易条件更好且更具延续性。与中国沿海其他港口不同，广州是重要的内河港口，便于顺利获得内地补给品、船只必备用品和包装所需物料的供应。珠江上游地区能够提供很好的制造包装箱具的物资，广州腹地也能够提供大量船只修理以及建造货仓所需的原材料。广州还有数量巨大的手工匠人群体能为贸易提供包括修缮商馆、修理外国船只等工作在内的服务。所有这些物料供应和服务对维持贸易顺利进行、常规化和长时间运作都十分重要。其他中国沿海港口也许有某...
• 陌生的面孔

  2023-11-27
  广州有着150年控制澳门贸易的特殊经验。广州地方官在处理与葡萄牙人的相关事务中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两广总督和粤海关监督非常清楚，如果把外国人限制在特定区域内不准自由走动，贸易就能够更有效地持续进行，也会达到朝廷的要求。如果粤海关监督同时能够严格控制和支配所有与外国商人做生意的中国商人，那么他们就能够控制整个贸易了。停止向外国人提供日常生活必需品，禁止外国人自由走动等都是发生争端时清朝官员可以使用的强有力解决手段。需要日常生活用品，担心缺乏足够的装货时间，担心在季风改变前无法离开而被迫多停留一个贸易年度，这些状况都给外国商人造成巨大压力，他们必须迅速解决争端。这些因素和控制机制已经非常有效地规范着葡萄牙人在澳门的贸易，到18世纪初的几年里在广州也运用得非常有效。17世纪末外国商人抵达中国之时，他们把船只停靠在澳门，企图在澳门与中国人交易。澳门受广州府管辖，这样外国商人必须获得广州官府批准。所有出口商品都来自广州市场，因此被称为「商馆」的商人货仓也建立在广州。一些清朝官员曾不止一次考虑要把澳门打造成对外贸易中心，但是用舢舨在珠江上来回运输货物并不现实。此外，澳门议事会并不乐意大量外国人（大部分非天主教徒）来往于澳门，种种因素使得这个想法无法实现。尽管迟至1733年仍有人提出这个话题，但一直无法落实。外国商船停留在澳门水域的情况，广东地方官府需要有更广泛的珠江检控系统，费用也更高。粤海关必须设立一些海关关口来收税，此外还得控制那些为对外贸易服务而大量集中在珠江三角洲一带的舢舨。广州和澳门之间大量出现的各类船只，使粤海关更加难以控制各种走私行为。与后来香港的情形不一样，当时还没有出现建立新的贸易基地的可能。官府并不希望任何外国人永久在华居留，他们认为最好建立某种体制，外国商人可以来华贸易，一旦获其所需货物就必须离开。清朝官员对澳门附近水域的外国商人控制较弱，很难在这些地方阻...
• 陌生的面孔

  2023-11-27
  荷兰人和英国人自17世纪初到达亚洲之时，就希望能与中国建立贸易联系。两国试图像葡萄牙人居留澳门那样，希望能够在南中国海沿岸建立贸易基地，不过他们都没有成功。1624年之后，荷兰人开始经由台湾与中国展开贸易，但在郑成功舰队驱逐下被迫离开，郑成功于1662年控制台湾，荷兰人也就失去了台湾这个据点。在以后的20年里，荷兰人一直企图与中国建立直接贸易关系，但他们最终还是决定让中国商人的帆船装载中国商品前往巴达维亚出售给他们。17世纪七八十年代，英国人通过台湾和厦门开始了一段非常短暂的对华贸易，但并没有常规化也没能够持久。1683年清朝收复台湾之后，朝廷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态度开始往好的方向变化。随着沿海岛屿纳入清朝统治，清朝对直接与外国人做生意产生了兴趣。17世纪80年代末至17世纪90年代初，外国商船开始抵达中国沿海港口，试图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中外双方逐渐达成都能够接受或至少能够忍受的贸易安排，此举吸引了更多外国人来华做生意。这时对外交往持续增长，同时中国帆船对东南亚的贸易也在扩张。外国人不得不在每一艘船只到达时重新商议贸易的有关条款，但到了17世纪90年代根据贸易运作的方式开始出现了一些贸易规则。18世纪初广州迅速发展成为做生意最具灵活性的地点之一。尽管人们并不能就此称赞广州「自由」或者「开放」，良好贸易的连续性也经常无法保证，但中外商人往往能够在广州达成更加有利于贸易的协定，这在中国其他港口无法做到。清朝官府必须考虑几个问题以招引外商来华贸易。监管机构首要考虑的问题是朝廷关心如何维持这一地区的和平、安全与和谐。朝廷需要明确对外国人进行有效控制，一旦朝廷顾虑消除就有重开贸易的可能。然而，商业也必须建立在平等有序的基础之上，这样才可以征收恰当的税收和费用，并分配或上缴给相应的行政管理机构，尤其是那些应归朝廷掌管的收入。在朝廷对所有事务的安排都满意之后，才会允许开展对外贸易。事...
• 陌生的面孔

  2023-11-26
  与此同时，欧洲大型东印度公司也失去了它们对广州贸易的控制。1834年所有垄断贸易公司都停止派遣船舶来华，散商利益成为了占统治地位的声音。随着各种报刊将他们团结起来，汽船激励了他们的意愿，散商终于获得了权力，他们竭尽所能推动那些很久以来就希望发生的改变。一旦外国人用汽船克服了珠江的天然限制，削弱了广州贸易管理体制的基础，广州贸易体制也就土崩瓦解了。广州贸易体制本身并没有一个拥有必要举措、意愿、力量和资讯的管理机构来检讨自身弱点，检讨广州贸易政策和程序的有效性，并做出相应必要的变化以求生存，因此体制本身不会相应发生有效变化。只有在对贸易及其在相关环境中的变化，尤其是对所有特别事务的细节进行详细论述后，才能准确全面地理解这些问题。清朝管理机构中缺乏一种操控手段来纠正和对抗行政网络、政策和程序中的弱点，于是相关重要信息是否被收集对于管理者来说也就无关紧要了，因为没人会为此做出任何改变。由于贸易行政控制上出现的缺陷，清朝贸易监管机构的做法永远都是治标不治本。遗憾的是，他们并不清楚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有多么积重难返，因此在1835年之前，他们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正确的措施，即使采取了一些措施也往往为时太晚，而且经常不符合实际情况。这种危机处理方式使得违禁品贸易和腐败的根源深深扎入官僚机构内部，反过来继续削弱官府行政的有效性。官府缺乏充足的禁止措施，使得鸦片贸易和消费持续增长，最终发展成中国社会实实在在的威胁。这种内部的分裂持续了百年之久，在这个过程中外国人逐渐拥有了克服广州体制的能力。本书第一章回顾了18世纪早期广州贸易的确立，论述整个贸易赖以发展的架构基础。第二章进一步探讨广州贸易的运作。随着每天日常运作的逐渐清晰，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外国人之所以信任广州体制的原因，这促使了来华外国船舶急剧增多。第三章到第五章，具体探讨三种为贸易服务的特殊职业人群：引水人、买办和通事。第三章分析把大型...
• 陌生的面孔

  2023-11-26
  广州贸易的伟大时代是一个让历史学家和历史爱好者着迷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的历史现象。广州体制开始于17世纪末，之后贸易逐渐稳步增长，直到1842年被迫宣布结束。广州体制最终崩溃的原因颇多，诸如过于倚重白银、鸦片走私日益泛滥、清朝夷务管理架构的内部腐败，以及中国人对发展国际贸易不感兴趣等。所有这些原因都各指向某个核心内容，但无一能够解释为什么存在这么多不利因素的情况下，广州贸易还是发展到了如此辉煌的程度。来广州贸易的外国人逐年增多，广州口岸的进出口贸易量不断扩大，都证明那些诸如过于倚重白银、官府腐败等问题并不会如同想象中那样阻碍了贸易的发展。如果广州地方官员真的只对阻碍和限制贸易感兴趣，那些与现在很多历史推想恰好相反的事实又是如何出现的呢？由于贸易不断增长的话题从来没有被完整地讨论过，我的目标就是要辨认出贸易架构的优劣之处，唯有如此才能解释这种贸易不断增长的历史现象。在更深入地了解广州体制的运作机制后，我们才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它是如何崩溃的。广州体制的优势在于它处理朝廷所关心的事务上的灵活性。既能够控制外国人和贸易，又能够同时满足他们的需要。很多构成口岸管理架构的机制，使粤海关监督（外文中一般称为「Hoppo」，该词中文直译则为「户部」）和两广总督能同时控制和促进贸易。这些控制和平衡机制使广州的贸易价格保有竞争力，对大船舶和大宗商品给予优惠，并允许整个贸易体制在信贷基础上运作。广州体制最主要的弱点是，它无法改变政策及其实际运作，以适应和保证长时期的商业活力。资金和权力在适应地方管理架构上所做出的努力被中央从管理上抽走了。这种调配导致了管理效率低下、腐败严重以及走私猖獗。在这些贸易控制机制被逐渐削弱的同时，官府没有重新审视和分析沿海海防管理体系，也没有在此方面做出相应调整，以回应欧洲、北美和亚洲发生的社会经济变化。随着来华外国人日益增多，走私也日益猖獗，贸易控机制和沿海防务体系...
• 辉夜姬

  2020-08-13
  如今 ，外国档案中保存了最好和最详细的有关行商 、中国帆船商人 ，成群的通事 、买办和引水人 ，以及数以万计涉足贸易的其他中国人的文献 。这些事情在中国显得不重要 ，故没有留下记录并保留下来 。数位中国行商变得极其富有并建有大庄园 ，但其财富没有传之后世 ，关于他们生活的许多记忆也早已消失 。这不能归咎于是广州体制的设计者深思熟虑或有意破坏或损坏地方利益 ，更应该是他们太过关注国家事务 ，从而忽视了个体的结果 。仅有涉及国家事务的记录被保护和珍藏下来 ，所有来自较底层的其他汉文记录已经不复存在 。这些文件应该数以百万计 （甚至可能数以亿计 ） ，包括 …………这部分历史中遗忘得最彻底的是帆船贸易 ，几百年来数以千计的帆船和数以万计的人参与其中 ，但现今几乎没有文献讲述他们的故事……目前仍然保存下来的 ，来自三角洲一带海关税口的任何详细汉文记录都是那些派送到澳门的文件 ，它们之所以幸存至今 ，是由于它对葡萄牙人来说十分重要 。中国唯一得到系统保护和保存的档案记录 ，是官方的往来文书 。但是这些档案只包含了参与贸易的个别人的信息 ，而这些人的活动以某种方式与国家有关 。一则简短的笔记可能会记录下夷欠严重的 、犯了罪的 、寻衅滋事扰乱贸易的 、影响呈送朝廷税收的诸如此类事项的中国人 ，一旦问题得到解决 ，他们的名字就会消失 。这些官方文件几乎没有透露任何前文提及的成千上万中国人的生活 。几乎所有的细节内容都保存在外国档案中 。 注：汉文方面留存的关于粤海关处理与澳门关系的档案 ，里面有丰富的关于当地人的记载 。这些汉文档案得以留存是因为它们落入了葡萄牙人之手并被他们运回母国 。收入刘芳 、章文钦主编的 《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 》 。
• 辉夜姬

  2020-08-13
  大多数关于广州贸易的历史叙述以 “自上而下 ”的研究为主 ，这些研究主要依赖于通信 、报告 、信件 、官方法令和其他类似文献 ，这些研究只注意了政策却忽视了实际运作 。这种研究造成的后果是通过政策来理解贸易 ，从而以此来划分贸易发展的不同时段 。最常见的划分方式是把 1757 ～ 1842年称为 “广州体制 ” ，当时西方国家对华贸易被 “官方 ”限定在广州 。当我们专注于贸易的日常运作时 ，这种历史时段的划分就失去了意义 。 1757年以后 ，海关控制下的贸易和行政网络的例行程序继续存在 ；业务照常进行 ，贸易结构没有改变 ，控制外国人和贸易的方式也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清政府的新政策并没有改变广州已经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港口这个既成事实 ，外国人也不能为所欲为 。如果我们仍然要认为 1757年的法令使广州成为贸易中心从而改变了历史发展进程 ，那么我们是否也能说 1729年取缔鸦片销售的法令结束了中国的鸦片贸易 ？这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 。
• 辉夜姬

  2020-08-13
  整个广州体制时代 ，这种对珠江三角洲船只活动的监控在中外记录中常常出现 ，给人的印象是粤海关监督严格控制了该地区的所有海事活动 。然而事实上许多船只要么没有被报告 ，例如停泊在云雀湾的船只 ，要么只有在那些船被抓住并被成功地处置了违禁品后才被报告 。清朝官吏有时会要求外国走私贩暂时转移到其他地方经营生意 ，以便他们可以向粤海关监督汇报情况一切正常 。粤海关人员经常隐瞒信息和 （或 ）篡改报告 ，以掩饰其纵容行为 。 1792年粤海关监督发现有船只在云雀湾锚泊 ，因此向英国东印度公司发去了投诉 。不过 ，这种非法交易当时已经持续 12年了 。
• 辉夜姬

  2020-08-13
  1827年 11月 ，随着中国沿海第一份商业报纸 《广州纪事报 》的发行 ，知识传播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很快 ，其他出版物相继创立 ，关于中国和贸易的大量而广泛的信息可供任何有钱购买的人阅读 。这是中国贸易史上第一次不分公私 ，让外商都可以相当清楚地了解其他人在贸易中所做的事情。
• 辉夜姬

  2020-08-13
  补给品买卖是粤海关一边安抚外国人一边约束他们的管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确保外国人填饱肚子是安抚他们的第一步 ，而使他们朝不保夕则是使他们服帖守法的终极措施之一。
• 辉夜姬

  2020-08-13
  格兰特（Frederic D. Grant, Jr.）和王迪安也出版了与行商相关的新著 。格兰特的研究聚焦于中国商人的 “商欠 ”问题 ，以及让其他行商为破产行商偿还债务的集体保障系统 。王迪安的著作是首部深入系统研究著名行商伍浩官的著作 ，伍浩官是当时最富裕和成功的行商之一 。
• 辉夜姬

  2020-08-13
  “中国贸易 ”的研究者津津乐道的事情之一就是能够利用数量庞大的文献资料 。 1690 ～ 1845年 ，成百上千的外国船舶航行到中国 ，大多数船长和商人都留下了档案 、游记 、航海日志等 。这些资料不仅记录下他们的航程 ，还记载了他们如何与中国人交往。其中许多留存至今，可以在欧美的档案管里找到。
• 泡泡

  2020-01-03
  随着1830年第一艘汽船“福士号”（ Forbes）沿江而上，新的时代开始了。汽船的发明对依赖引水人及协助船只的传统做法带来了迅速的冲击。汽船有它自身的能源，能够根据自身指令航行，比那些依赖风帆动力的船只有了更多的机动性。它们还能够牵引船只，比如福士号”到达中国时牵引了鸦片船“詹姆西娜号”（Jamesina） 。
• 平_[bingz]

  2019-04-04
  具结之后，粤海关监督会要求检视他们带来的“八音盒”（sing-songs），以及镜子之类的其他奢侈品。这些物品往往会成为粤海关监督为保官衔而每年按例呈贡的礼物。选择最佳物品后，粤海关监督会要求行商购买这些东西。行商不得不以超低折扣再把这些物品转卖给粤海关监督以获得承保船只的特权。[28]
• Travis1997

  2018-10-28
  （2）行商、通事、買辦、引水人和屋主之間的競爭有助於降低其商品、服務和租金的價格…如果廣州的負責官員允許形成商業壟斷或者價格固定，外國人就不會願意再來廣州貿易了。如果外國人不回頭，粵海關監督和兩廣總督就必須向朝廷奏報，因此官員並不願意出現某種價格聯盟來控制巿場准入或者價格固定。這裡的費用機制是各級清朝官吏都有鼓勵貿易發展的意願，因為多種原因使他們不願意使價格固定下來。
• Travis1997

  2018-10-28
  （1）由於進出口關稅與貨物價值沒有關係，調整關稅以適應價格上脹的唯一辦法是改變稅率。然而粤海關監督並不願意引進新的價格機制，如果關稅變動導致貿易商品減少，他們會遭到朝廷責怪。朝廷也出於同樣的理由不願意干涉價格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