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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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3-31
  越军。此时，东越王余善的反端已见。只因汉军刚刚讨伐南越“卒劳倦”（《史记・东越列传》）而未发兵。元鼎六年（前11年），余善公然举起反旗，自立为武帝，命将军驺力等为“吞汉将军”，并攻入白沙、武林、梅岭等地杀死汉三校尉。汉武帝立即派横海将军韩说、楼船将军杨仆分四道向闽越进攻。元封元年（前110年）几路大军攻入东越，但东越凭其地势险要“败楼船军数校尉”（《史记・东越列传》），战斗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进行最后还是由于东越内部有越衍侯吴阳率七百人反，攻越军于汉阳，又有建成侯敖与繇王居股将余善谋杀，以其众降汉，战争才胜利结（东越灭亡后，汉王朝将其地居民迁往江准一带，与当地汉族人民杂居其繇王居股等有功之越人，皆论功封候。从此，东越（闽越）即不复以王国的形式存在了南越相吕嘉叛乱南越国自赵佗于建元四年（前137年）死后，继位之国王同汉王朝的关系一直很好。尤其是汉王朝为南越解围而消灭闻越之后，南越王胡对汉王朝更是感恩戴德，曾向汉使者庄助表示：“天子乃为臣兴兵讨闻越，死无以报德”（《史记・南越列传》），并派太子婴齐入长安宿卫。同时表示随后自己也赴首都入见天子。但庄助走后，南越国大臣纷纷劝胡不要入汉，胡遂伪称有病，十余年终未至长安。胡死后，宿卫长安之婴齐归来继位。婴齐在长安时娶邯郸女氏，生子兴。越王婴齐死后，子兴立元鼎四年（前113年）武帝派安国少季赴南越，宣谕南越王兴及太后入朝，并以卫尉路博德等率兵屯桂阳为后盾。王及王后均愿“内属”，唯丞相昌嘉反对。嘉为南越老臣，曾在三代越王下为相，其宗族为显宦者七十余人，在国内耳目甚众。他曾屡次反对王及王后“内属”，不愿放弃独立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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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3-31
  二东、闽越、南越的统在武帝以前，越（又作粤）人聚居的地区还有东瓯、闽越、南越等以王国的形式存在，汉武帝统治时期，这些地区也统一于汉王朝的郡县制，使汉族同越的经济文化，进一步融合。东瓯的内徙惠帝时封越东海王摇为王，都东瓯，世称东瓯王。吴楚七国之乱时，东瓯曾追随吴国叛乱。吴王刘濞兵败后，逃到东瓯，被杀于丹徒，已如前述。吴王刘濞有子名子驹，逃亡至闽越，常鼓动闽越向东瓯进攻，为其父报仇。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果然发兵围东瓯。东瓯粮尽援绝，派人向汉武帝告急求援。当时朝廷中之大臣对东越诸小国不甚重视，武帝问太尉田蚧以对策，田说“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史记・东越列传》），主张不管。武帝派谒者汲黯前往调查，汲到中途就回来，报告说“粤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使者”（《汉书・张冯没郑传》）。但有一些大臣则主张于预。中大夫庄助就认为：东随以有危难前来求救，若不管“又何以子万国”（史记・东越列传》）。武帝支持庄助的对策，即派庄助持节发会稽兵救东瓯。但会稽太守拒绝出兵，庄助执行军法斩一司马，令其服从，才得率会稽兵赴东随。越风闻汉军来救东瓯的消息以后，立即撤兵，因此，庄助所率之军未至，东之已解，但东瓯畏惧闽越攻击，向汉王朝请求举国内，得到准许。于是东瓯之越人即迁居江准之间）其迁往内地人数约四万余人，居于庐江郡（见《史记・东越列传》集解引徐广日）这部分越人同当地人民杂居，从而与中原人民融合，“大致复合于中夏系统矣”（罗香林《古代百越分布考》）。越国的灭亡闽越在汉初是较为强大的一支越人，其所居之闽中之地又十分险要，“越甲卒不下数十万”（《汉书・严助传》），所以甚为横。（建元六年（前135年）越又发兵攻南越。此时南越王赵佗已死，为王者是赵佗之孙胡。胡向汉王朝上书说明“不敢擅兴兵”（《史记・南越列传》）请求武帝裁决。武帝赞赏南越王朝“守职约”（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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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3-31
  “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汉书・西域传》）。又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推广代田法，并下诏“当今之务，在于力农”（《汉书・食货志》），这标志着汉武帝的政策开始有根本性改变：由崇尚武功，到重视农耕，匈奴的战争开始告一段落不过在下轮台之诏不久，后元二年（前87年）71岁的汉武帝也就去世了如何看待汉与匈奴的战争总括武帝时代汉与匈奴的战争，总的趋势是汉朝由失败转向胜利，在武帝末年匈奴势力虽又有抬头，但终未能恢复至汉初的形势。当然对汉王朝说来，匈奴的问题远未能解决，武帝以后一直至西汉末，直至东汉，匈奴才最后不能为患。不过，武帝时代匈奴和汉王朝之间的关系比起以前，则有一根本性的改变，即由屈辱、协变为征服这是不能忽视的与此有关，历史上匈奴向汉王朝的关系及战争性质问题，曾长期为史学界讨论而不能得出一致看法。近年来绝大多数史学家认为：历史上的所谓中国，不只是指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央王朝，同时也包括了那个中央王朝以外的、由少数民族先后在四面八方所建立的那些割据政权。”（邓广铭、张希清《略论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见1981年12月8日《人民日报》既然如此汉朝政府同匈奴乃是中国境内的两个政权，汉人同匈奴人同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这就不应将他们之间的战争视为“侵略”和“反侵略”性质，而应视为“中国内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农业民族对北方蒙古草原游牧民族间进行的战争”（谭其《对历史时期的中国边界和边疆的几点看法》见《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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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3-31
  轮台“罪己诏”由于对匈奴长期战争，消耗了汉王朝大量的人力、物力，加重了人民的赋税徭役负担，结果激化了阶级矛盾，到武帝统治末期，国库空虚，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汉武帝忙于镇压人民的反抗，不得不停止对匈奴的用兵。尤其在征和三年（前90年）李广利投降奴之后，汉武帝“远征伐”汉书・西域传》）对无限制地同匈奴的战争感到得不偿失，正在这时搜粟都尉桑弘羊等上书，请遣屯田卒在轮台以东屯田，他们提出：“故轮台以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孰。”他们还为这种军事性屯田设计出较为周密的方案：“可遣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张掖、酒泉遣骑假司马为斥候，属校尉。这些校尉、假司马的任务即率领电田卒“益垦溉田，稍筑列亭”。同时严敕边郡太守、都尉，加强边防烽火。这样以田所获供应边境成卒，当是一种好办法。然而，就是对这样一举两得的办法，汉武帝也表示不同意。他下诏说：“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汉书・西域传》）这时的武帝已经感到连遭屯田这样的事，也是弱不堪的西汉王无能为力的了。国力急需恢复，人民需要体息）而为缓和已经开始激化的阶级矛盾。这个雄心勃勃、北伐西征几十年的最高统治者，对自己过去滥用武力的行为也不能不表示一点悔过：“曩者，朕之不明兴师遣贰师将军”，“贰师败，军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汉书・西域传》）承认自己“不明”，无非是笼络人心。然而，这毕竟反映汉武帝已认识到：当时已无力再继续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了。因此，在这个“罪己诏”中，汉武帝一反以往的方针，公开宣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同上）这表示：从此不再主动向匈奴进攻，而要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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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3-10
  及所见、所闻向武帝详细报告，《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了张骞的报告。这一报告是对西域诸国详细的、较全面的、真实的首次记录。但是，对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汉武帝说来，张骞的报告最大的吸引力有二：一是西域之地域广大，物产丰富，如大宛之马以及大夏、条支、安息等国的土产异物，这是推动汉武帝急于打通河西走廊的原因之一二是得知从蜀地还有一条路可通西域，这是促使武帝通西南夷的动力。（武帝打通河西走廊已在上一节记叙，通西南夷将在下一节记叙。）因此，在张赛归来后的十余年间，曾被派往击匈奴的前线和通西南夷的道路上。至于与西域的联系，在此期间尚提不到日程上来。到元狩四年（前119年），通西域的事，终于又提到汉王朝的日程上来了。这时，河西走廊地区已从匈奴手中收回，“幕南无王庭”，匈奴勢力已转向西北。西域成为匈奴向汉王朝进攻的主要阵地。要进步打击匈奴，非从匈奴手中夺回对西域的统治不可。此外，这时的汉王朝军事、政治势力正处于鼎盛阶段，汉武帝早就想向西域耀武扬威，并罗致这里的宝物异兽，于是，通西域就成为汉王朝当务之急了。这一次通西域的直接目的是联络乌孙。以前，乌孙“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汉书・西域传》）。因遭到大月氏的攻击，而归服匈奴，将大月氏赶到伊犁河流域。后又在奴支持下，占领了大月氏新居住的伊犁河流域，并在那里留居下来，“不肯朝会匈奴”（《史记・大宛列传》。匈奴曾发兵攻击，不能得胜，无可奈何。张骞了解乌孙同奴的这种矛盾，就向汉武帝建议：…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昆莫地空。蛮夷恋故地，又贪汉物，诚以此时厚赂鸟孙，招以东居故地，汉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鸟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汉书・张传》）这个建议有两个要点：一“断匈奴右臂”；二因乌孙是伊犁河流域的个拥有六十三万人口的强国，所以“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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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30
  诸吕被消灭以后，高祖时所封的诸侯国，仅有吴（王刘濞）、楚（王刘交）、齐（王刘）、准南（王刘长）和长沙（王吴芮）尚存。其他侯国如燕、赵、梁、准阳、恒山等国，均已先后被削夺或绝而亡。这本是加强中央集权的大好时机，然而因文帝本人乃是由宗室大臣拥立而登上帝位的，在朝廷上的根基不深，所以他不敢贸然削夺已有的侯王。而且，为笼络刘氏宗室以巩固帝位，文帝又陆续封了许多诸侯王：文帝元年（前179年）十二月，立赵幽王友之子刘遂为赵王；徙高后时置的琅邪王刘泽为燕王文帝二年（前178年）三月，立赵王遂之弟刘辟强为河间王；立悼惠王之子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刘兴居为济北王（次年八月兴居因罪自杀，国除），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四年徙为淮阳王，十二年徙梁，称为孝王），立皇子刘参为太原王（四年徙为代王，复并得太原），立皇子刘揖为梁王（十一年六月死）以后，虽有的诸侯国先后被除，如文帝七年（前173年）长沙国王绝嗣“国除”。但又有更多的诸侯王被封，如文帝十六年（前164年）齐王刘则死，无子，文帝就封悼惠王子列侯见在者刘将等六人为王。文帝五年（前175年）南王刘长谋反失败后（见下文），又立其子刘安等三人为王。这样，总计文帝之世诸侯王国有：吴、楚、燕、赵代、梁、准阳、河间、城阳、齐、济北、淄川、胶东、胶西、济南、准南、衡山、庐江等十八九个诸侯王国，数目比高帝时还多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这些诸侯王的羽翼已成，迅速膨胀起来的势力，足以同西汉中央政权分庭抗礼。这些诸侯王国“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汉书・诸侯王表》序），俨然独立于西汉朝廷之外，甚至“不用汉法”，“自为法令，拟于天子”（《史记・准南衡山列传》）。这就严重地影响了封建统一，削弱了中央集权。于是，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势力，同以诸候王为代表的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冲突，迅速地激化起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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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25
  之刑。文帝声称“不忍”，其死罪，废王流放到蜀郡。途中，刘长绝食至“不食死”（《汉书・准南衡山济北王传》）。贾谊的治安策》刘兴居和刘长的叛乱虽都以失败告终。但已分清楚地显示出：积已成的诸侯王正在成胁着皇权，成为统一的封建国家的障碍。当时，朝野间许多有识之士已经为此而忧心忡，其中代表人物之一就是贾谊。贾谊，洛阳人，年十八即以“能通诗书属文”而闻名郡中。文帝初立“召以为博士”二十余岁即超迁为大中大夫，为文帝所器重，准备授以公卿之位，但老臣周勃、灌婴等对少年得志、才华横溢的贾谊则很看不惯，说他“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汉书・贾谊传》），使文帝也不敢对他十分重用，而不得不对其“疏之”，于是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后又为梁王太傅。文帝六年（前174年）当刘兴居、刘长先后叛乱并被平息之后，正在梁王太傅任上的贾谊乃上。在这篇后来名为《治安策》的著名上疏中，贾谊向皇帝痛陈天下形势。他认为：当时西汉政权并非“已安已治矣”，而是危机四伏，“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举”（《汉书・贾谊传》）。而这里首举之所谓“可为痛哭者一”，就是愈来愈大的诸王国势力，他形象地比喻：“天下之势，方病大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伸），一二指，身虑亡聊，失今不治，必为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为此，他提出必须立即削弱诸侯势力。办法就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即今诸侯王之子孙，依次分割其父辈封地“地尽而止”。这样，诸侯王愈分愈多，而各诸侯封地则意来意少，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这就使诸侯国无力与中央政府对抗，不致成为中央政权的威胁而接受朝廷的统辖，“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汉书・贾谊传》）贾谊的意见得到文帝的重视，不久就把齐国分为六，把准南分为三，显然就是在“众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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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25
  刘邦所封的同姓诸侯王的封国，占据了国土的大部。据《汉书・诸侯王表》记载：“自雁门以东，尽辽阳，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转，度河、济，渐于海，为齐、赵；谷、泗以往，奄有龟、蒙，为梁、楚；东带江湖，薄会稽，为荆、吴；北界准濒，略庐、衡，为准南；波汉之阳，亘九疑，为长沙。”（《汉书・诸侯王表》序）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诸侯王占据了全国大片土地，其中以齐、楚、吴三国最大，几乎“分天下半”（《史记・吴王導列传》，这里指占王国天下的一半）。当时全国大约有五十四个郡，各诸侯国就占三十九个郡，仅齐一国就有七郡。归西汉王朝中央政府统辖的，只有十五个郡了。这十五个郡是：河东、河南河内、东郡、川、南阳、南郡、汉中、巴郡、蜀郡、陇西、北地、上郡、云中并内史（见钱大所《廿二史考异》卷2《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显然，属西汉中央统辖的只是当时中国的中、西部一小半地区，而北、东、南一大片地区则是分属各诸侯王国的。从人口数量比较，据有的学者推算，汉初人口总数约有一千三百万。而西汉政府直接统治地区的人口约为：户九十七万，ロ四百五十万；属于诸王国的人口约为：户一百八十万，ロ八百五十万。这样，中央直接统辖的地区与诸侯王国地区的人口比为5。29：10（见柳春藩《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不过，这些诸侯王刚被封时或年岁尚小，或羽翼未丰，尚未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诸吕被消灭以后，高祖时所封的诸侯国，仅有吴（王刘）、楚（王列交）、齐（王刘襄）、南（王刘长）和长沙（王吴芮）尚存。其他诸国如燕、赵、梁、准阳、恒山等国，均已先后被削夺或绝祀而亡。这本是加强中央集权的大好时机，然而因文帝本人乃是由宗室大臣拥立而登上帝位的，在朝廷上的根基不深，所以他不敢贸然削夺已有的诸侯王。而且，为笼络刘氏宗室以巩固帝位，文帝又陆续封了许多诸侯王：文帝元年（前179年）十二月，立赵幽王友之子刘遂为赵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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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25
  吕后的专权公元前195年刘邦死后，“为人仁弱”的太子刘盈继位，是为惠帝。实际朝政大权则操在“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史记・吕太后本纪》的皇太后吕手中。吕后听政时期，对全国采取“无为而治”的方针，社会基本上维持着稳定的局面，史称“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史记・吕太后本纪》太史公日）。但这并非说统治阶级上层就风平浪静了，恰恰相反，就在这“天下晏然”的日子里，宫廷内、朝廷上争权夺利的斗争激烈地展开了刘邦死后，吕雉为独揽朝政，彻底除掉有可能与刘盈争夺皇位的隐患。首先动手将曾有宠于刘邦、为刘如意求太子位的戚夫人残酷地处死。她下令砍掉戚夫人手脚，戳瞎她的双目，薰哑她的嗓音，名为“人彘”，令惠帝观看。结果把惠帝吓得大病一场，从此“日饮为淫乐”（《史记・吕太后本纪》），再也不理政事。同时，吕雉又杀掉赵隐王刘如意。接着将梁王刘友迁为赵王，不久活活将刘友饿死。再将梁王刘恢迁为赵王，最后又死刘恢。随之，吕后把她的家侄吕禄、吕产等封为王，昌氏及其亲信从此执掌了朝廷内外的军政大权公元前188年，当了7年有名无实的皇帝后，24岁的惠帝郁郁而死。惠帝死后，后又先后立了两个小皇帝，均旋即废掉。从公元前187年到公元前180年，朝廷无皇帝，实际的皇帝就是吕雉。由于日后掌权期间剥夺了一些重臣元老的权力，迫使一些大臣“病免家居”（《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再加上她封诸吕为王，违反了刘邦死前规定的“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禁令，从而引起刘氏宗室和重臣元老的不满。所以，公元前180年当吕后一死，在周勃、陈平的谋划和率领下，就把吕禄、吕产等氏一门一网打尽。铲除吕氏势力后，周勃、陈平等又迎立刘邦之子刘恒入京为帝，是为文帝吕后专权及吕氏之失败不过是中国历史上常常出现的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在今天看来，既不能用封建“正统”观念，斥责吕后“纂夺”刘氏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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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25
  刘盈之母“色衰爱”（《史记・外世家》），而戚夫人正当年轻貌美之时，所以刘盈的太子地位也发生了动摇。不过，刘邦的打算并没有实现，首先当然是昌雄反对，她又搬动满朝文武大臣帮她说情。其中以“敢直言”的御史大夫周昌”“谏争”得最激烈，他对刘邦声称：若易太子“臣期期不奉”（史记・张丞相列传》）。最后，昌維又依张良之计，以刘盈的名义“卑辞厚礼”请来四位老人一一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为刘盈张目。这四位名士因不愿为汉臣，而隐居于商山（陕西商州东）中，故被称为“商山四皓”。刘邦对此四人十分敬重，曾求之数年而不得。汉高帝十一年（前196年），英布叛乱时，刘邦最初打算派太子刘盈率兵出征，是“商山四皓”向吕释之献策说“太子将兵，有功则位不益太子；无功还，则从此受祸矣”（《史记・留侯世家》），吕氏才刘邦改变初衷亲自率兵出征的。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刘邦在打败英布归来后，又要废刘盈而改立刘如意，经张良、叔孙通力谏，刘邦只在口头上答应，而心中另有打算。这时“商山四皓”终于出场：一次刘邦设宴，刘盈奉侍席间，四位“须眉皓白，衣冠甚伟”的老者紧随在后。当刘邦得知这四位就是“商山四皓”时“大惊”，问道：“吾求公数岁，公避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商山四皓”则乘机说：“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刘邦闻此言，叹道：“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史记・留侯世家》）从此才彻底打消了废易太子的主意。当年十月，刘邦死后刘盈得以顺利继位。可见，惠帝的继位，与张良和“商山四皓”有密切关系。张良晚年“学辟谷、道引、轻身”，这都是道家修炼的功夫。“辟谷”即若干时日内不食或减食，道引和轻身也是健身除病之术。“商山四皓”不愿为官“逃匿山中”（《史记・留侯世家》），其行径也颇似道家的主张。这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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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25
  一“与民体息”的统治政策“无为而治”的提出和实行西汉王朝建立之初，各种制度大都因袭秦代。对于如何治理这样一个国家，刘邦本提不出什么理论和方针，他自己没读过多少书，开始的时候还鄙视读过书的儒生。然而他善于采纳别人的意见，乐于改正错误，所以不久就改变了对读书人的错误看法。当皇帝以后，陆贾对他的影响很大。刘邦不少政治主张，都来自他周围的谋士，特别是治国的政治原则、理论方针，大部分是陆贾替他设计的。陆贾在《新语》这部专门为刘邦写的书中提出：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連敬”（《新语・无为》），“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新语・至德》），这里已有“无为而治”的原则。刘邦实际上已接受了这一原则，采取“与民休息”（《汉书・景帝纪》赞）的政策。不过，在刘邦统治的数年中，西汉政权初立，朝廷忙于封王、废王，东征西讨，于为政方面顾及甚少。所以，明确地以“无为而治”作为一种施政原则，是在刘邦死后，惠帝时才开始的。惠帝之所以能继刘邦而成为西汉王朝的第二代皇帝，也是经过几次反复才确定下来的。刘邦共有八个儿子，长子刘肥，因其母曹姬是刘邦的“外妇（情妇），故不能立为太子。次子刘盈（即惠帝），其母吕雉是刘邦元配夫人，因此，刘邦称帝后即将刘盈立为太子，成为皇帝法定的继承人。可是，不久刘邦爱的夫人使他改变了主意，几次提出要改立戚夫人所生的刘如意为太子。刘邦要废刘盈而立刘如意的理由是刘盈“仁弱”，“如意类我”（《史记・吕太后本纪》）。这里透露出刘邦不愿把政权交给“仁弱”的人掌握，但最重要的原因恐系
• danyboy

  2020-12-24
  注11：长安城被攻破时间，《后汉书 光武帝纪》作“九月”，《资治通鉴》亦为九月，《汉书 王莽传》作“十月”。按陈垣先生《中西回史日历》记：公元二十三年十月四日为中历十月戊申（初一），当以十月为是。
• danyboy

  2020-12-24
  田况曾给王莽上书攻击太师景尚和更始将军王党……
• 豆友4330307

  2020-12-23
  在古代，居住于我国疆域内的中原王朝统辖以外的各民族，均是我国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他们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组成部分。过去的史书中，往往把汉代或中原王朝当成整个中国，因而忽略了其他民族或地区的存在和历史，这显然是不正确的。正如翁独健教授所指出的：“中国”这个概念在历史上是有变化的，在秦汉以前，它只是地域的、文化的概念；秦汉以后，由于统一的专制国家出现，在长时间里“中国”逐渐由文化、地域的概念变为国家概念。作为现代史学家，当然不能应用古代人关于“国家的概念去研究历史。因此，不能把中国与汉族的中原王朝画等号，也不能把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划在限定于中原王朝范围内”（见翁独健《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连开在《怎样阐明中国自古是多民族国家》（《历史教学》1979年第2期），陈永龄在《我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教学》1979年第4期），陈梧桐在《正确阐述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陕西师大学报》1979年第4期），田继周在《我国民族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81年第3期），邓广铭、张希清《略论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81年12月8日）等文章中，也阐述了这一观点。事实上，“中国”这一观念在秦汉以后就逐渐在各民族中形成。不仅汉族把其他少数民族皆视为“中国”人，而且不少少数民族也不自外于“中国”。如羯族的后赵石勒就自称“中国皇帝”，又如与宋、辽均无隶属关系的黑韩汗国，诸汗均自认为是“中国之君”，外国学者马合木·喀什噶里编写的《突厥语词汇》中，在“桃花石”条下称中国有三部分：下秦为中国西部；中秦为契丹；上秦为中国东部，即宋朝（参张广达《关于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阙语词汇〉与见于此书的圆形地图》，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2期）。由此可见，至少从秦代起，就不能把“中国”仅仅理解为秦王朝统辖地区，而应包括...
• 豆友4330307

  2020-12-13
  秦统一中国后，就依“五德终始说”，宣扬秦代周是“水德”代替“火德”。秦王朝建立的一切制度均染上“水德”的色彩。因为照“五行”学说，“水德”同黑色，同“六”这个数目是联系着的，所以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确定了皇帝的称号以后，秦始皇就下令：“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史记·封禅书》）。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人们对秦的统治产生一种神秘感。因而，秦代统治者极力渲染它，尤其是代表水德的黑色和“六”这个数目，在秦代几乎是无孔不入的。“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史记·秦始皇本纪》），黑色成为当时的流行色。就连图画的色彩也以黑色为主，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秦都咸阳发掘出的三号遗址壁画，“建筑和人物图案一般为黑色”（《秦都咸阳第三号宫殿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充分证明“色上黑”在秦代不是一句空话。“度以六为名”也变成制度：“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史记·秦始皇本纪》）符，即兵符；法冠，即御史所戴的“惠文冠”（见陈直《史记新证》），以及宫廷所用的车（舆）、乘马和计算步距时都要凑上“六”之数。
• 豆友4330307

  2020-12-12
  日本学者近30余年来对秦汉时代土地制度研究，争论最多的莫过于“豪族论”和“共同体”的问题。所谓“豪族论”中的“豪族”，与我国史学界所理解的豪族地主有所不同，它是与“共同体”相联系的。我国史学界很少研究这些问题，在日本史学界内也有不同意见。据提出“共同体”说的代表史学家谷川道雄自己解释，“笔者之所以用‘共同体’这个名词，是因为笔者不满一般人认为国家和自耕农民之间只有掠夺和被掠夺的敌对关系，也就是说因笔者对于机械的阶级观点感到不满所致。笔者之称六朝时代豪族与自耕农民生存的世界为豪族共同体，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按：日本学者所称的‘秦汉时代共同体’其意义也是如此——剑鸣）。不过，笔者绝不是要否定其间的阶级关系，笔者认为并不是说我们把阶级关系看做是自明的社会现象就完事了，我们要把问题的重心摆在生活在这个世上的人群主体的存在样态上，然后澄清、说明包含此一阶级关系的时代之本质和构造。如果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探讨的话，那么在视国家与自耕农民之间的关系为一掠夺者和被掠夺者之间的一种强暴的、外在的关系之前，便必须从根本上检查产生这种关系的、双方共同生存的环境，这个环境，笔者称之为国家共同体”（见《自耕农民与国家之间的共同体性关系》，载《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第六卷，1980年出版）。对于“共同体”的问题，中国有些史学家认为：“是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格格不入的”（林甘泉《战后日本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下，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9期）。有人认为对这样的问题不宜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共同体”的理论并非完全没有根据。至于是否可以成立，不妨采取讨论的方法求得解决。1985年笔者在日本期间，曾在京都大学与谷川道雄教授就此问题专门讨论了半天。谷川道雄教授一再申明自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研究的，并顾虑中国的学者对他的观点有误解，希望通过讨论达到进一步的认识。这种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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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3-10
  西汉王朝始通西域西汉初，匈奴的势力已先于汉而达到西域，冒顿单于先后征服了由敦煌、祁连退至天山以北和伊犁河谷的乌孙、月氏，又迫使楼兰等国投降，葱岭以东的二十余国均归属匈奴。匈奴西部日逐王在焉耆、危须（在焉耆县东一百里）和尉犁（库尔勒）间设“僮仆都尉”对这里的各国、各族人民进行统治，“备其逋租，高其价值，严以期会”（《汉书・西域传），压榨得十分残酷，这里成为匈奴向中原进攻的重要基地西汉王朝的统治者在同匈奴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西域的重要性，到汉武帝即位后才决心同西域联系。西汉朝廷同西域诸国官方往来，是从张骞出使西域开始的原来，在今天的甘肃西部的敦煌一带，居住着一个称为大月氏的部落，在汉武帝即位前，大月氏就被匈奴人从水草肥沃的祁连山下赶走向西逃去，匈奴老上单于还把被他杀死的大月氏王的头盖骨制成“饮器”（《汉书・张骞李广利传》）。大月氏人虽遭匈奴如此攻击和欺侮，对他们恨之入骨，但无可奈何。只好一步步向西远。汉武帝即位以后，从投降过来的匈奴人口中得知此信息，甚为重视。他企图利用大月氏对匈奴的仇恨，与其结为同盟，共同对付匈奴。但是，大月氏离开敦煌原地后，究竟迁徙到何处，当时并不清楚，对于神秘而遥远的西域情况，所知也甚少。要达到联络大月氏的目的，必须派人亲赴西域寻找。而欲至西域又必须通过匈奴占领的广阔地区，这确实是一个艰难而又危险的任务。建元三年（前138年）汉武帝悬赏招募自愿承担这一任务出使西域者，汉中城固（今陕西汉中）人张骞以郎官的身份勇敢地应募。当年，这位伟大的探险家带着汉王朝派给他的堂邑氏奴甘父等一百多个随从人员，肩负着沟通中原和西域联络、往来的任务，冒着极大的危险，踏上那陌生、遥远而神秘莫测的途程。张骞率领的出使西域的队伍出陇西，当他们刚一进入匈奴的势力范围内，就被匈奴人捉住送至单于王庭。单于听他们说欲去西域当然不肯放行，将张骞一行...
• danyboy

  2020-12-24
  《易经》中这句话就是：高伯升、翟义为伏戎之兵……
• danyboy

  2020-12-24
  大司空士夜间违法过奉常亭，又鞭打亭长，告至王莽，莽却不予治罪。
• danyboy

  2020-12-24
  更始帝刘玄到长安后……当时只有未央宫未被焚毁，其余宫馆无一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