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立于浊流之人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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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na2022-08-14王安石又列举了一些苟且因循、逸豫无为而乱国的皇帝：晋武帝、梁武帝、唐玄宗。他强调当下正是“去无为而立有为”的时代，错过了这个改革的时机，将来要悔恨莫及。最终皇帝和朝廷还是不理睬王安石的建言，王安石最初的改革尝试无果而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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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原甫2022-01-17俸禄的标准应该以财、以利、以法。礼之外还要求财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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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原甫2022-01-21其实际执行者无不是朱嘉先生的门人与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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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豆大宝要奋斗2021-08-08司马光认为“道”是世界形成的基础，是贯穿古今、恒常不变的真理。从这一点上讲他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董仲舒的信徒。所以司马光对于缩短三年之丧的汉文帝才会有这样严厉的批评：“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此先王礼经，百世不易者也。汉文师心不学，变古坏礼，绝父子之恩，亏君臣之义。”司马光对静态秩序的执着，也体现在他的《潜虚·体图》中。在这个他所构想的体系中，国家阶级分为十级，构成一幅自上而下秩序森然的金字塔型统治序列。司马光用一生精力完成的巨著《资治通鉴》，并不是为揭示社会政治的变化而编，恰恰相反，他是为说明变化的事物内部都存在一个不变的“道”。换言之，作者编纂这部史书是为了揭示恒常不变的道是如何具体体现于历史之中。他希望读者能从历史世界中的种种人物事件学习符合“道”的为人处事之法。历史已经过去了，现实还在继续。司马光剖析历史世界，王安石改革现实世界。他们两人的作为本身也形成了一静一动的对照。然而对王安石而言，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与司马光的“天地不易也，日月无变也，万物自若也，性情如故也”相反，王安石说，“尚变者天道也”。王安石认为，天地变化无穷，而人间变化不停。但他和司马光一样，也认为穷极万物就是“道”。王安石所认为的“道”不但是超越变化的恒常原理，而且以“先王之道”的形态已经实现于远古盛世了。换句话说，王安石的“道”偏重于外在的法律制度，司马光的“道”偏重于内在的道德性规范。司马光的“道”超越历史地发挥作用，王安石的“道”则要根据“时”的不同以不同方式来实现自身。王安石的“道”是不能以某种先验的形式被分离出来的，“道”离开“时”就不能体现其自身。司马光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僵硬的保守主义者。在壮年时他也是毫不留情地攻击朝廷元老因循姑息的改革派的旗手，也曾与王安石等四人并称为“嘉祐四友”。司马光的保守化，除了上述他本人出身、性情、思想的因素，和王安石变法的激烈性也有关系。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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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豆大宝要奋斗2021-08-08不过王安石新法理论的来源只是儒学经典中的一部，即《周礼》。这本经书理想化地叙述了周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其中宏大严整的王朝统治体系，是历来的体制变革者的最好的样板。然而质疑新法出处的人从变法当时便层出不穷。他们认为《周礼》只是王安石为抵挡反对派而寻来的大义名分，新法几乎全不是真的出于《周礼》。这种质疑即“周礼借口论”。在儒学经典几乎等同真理的时代，借用经典为改革取得合法性不失为一剂良方，很难说王安石的经学改革是否怀有这种战略性的意图。但是要说他纯粹只将《周礼》当门面来用，并不真以其为改革依据，这又过于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王安石自认是真正的儒者。如果《周礼》是门面，那么“先王之政”也是有名无实的，这样他爱民利国的思想体系就会全面崩溃，新法自身也失去了“道”（理念）的支撑，这是儒者所不能忍受的。笔者以为王学的关键是，在典籍的世界和理念与其实现的方式之间寻求一座架桥。正因如此，王学是经世致用之学。借口论者大概是将母体（经典＝《周礼》）和子体（新法）分割开加以解读分析。但从经典中找出它“当代”的意义与效用，这难道不是中国自古以来卓越思想家的智慧么？同时，王安石不断推出一系列新法。熙宁五年（1072年）王安石五十二岁时，朝廷实施市易法。如前所述青苗法的目的是把小农从沦为大地主的佃户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市易法的目的则是把中小商人从富商大贾的鲸吞蚕食中拯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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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豆大宝要奋斗2021-08-08与王安石同时，就有这么一个激烈的复古主义者，他叫陈烈，以忠实践行古礼而闻名全国。据说有一次他带领门生去赴自己朋友父亲的葬礼，远远望见朋友家门的时候，他与门生二十余人竟然全都匍匐于地，一面恸哭一面爬入门里。在场的妇人被他们奇怪的举止吓得逃走，陈烈的朋友则强忍着笑接受他们的吊唁。陈烈与门人们这么做，是因为《诗经·邶风·谷风》的一句：“何有何亡，黾勉求之。凡民有丧，匍匐救之。” 在王安石看来，陈烈是不知“变”的尊古，实际上还是不理解先王之政的精神。他不是这样照本宣科地复古。法其精神而不效其形式，这体现了王安石的变通。王安石的新法是法先王的精神，根据新时代的变化，恢复他心中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盛世。对他来说，免役、保甲、市易三法都是“师古”，即效法古代。他不是顽迷的保守主义者，相反他是以烈火般的热情试图打破现状的激进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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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豆大宝要奋斗2021-08-08尽管如此，王安石的故乡还是临川。那是王安石祖先陵墓之所在，如果和故乡断了联系就等于抛弃了祖宗，也失去了血缘共同体“亲族”的庇护，这些是王安石的心灵所不能承受的。不过，在宋代人们对祖坟所在地的执着开始有所变化。不少人在尊重祖籍的同时，移居到其他地方度过一生。也就是说“故乡”变得二元化了。例如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吉安）人欧阳修，他只有母丧时回过故乡，辞官之后一直居住在河南，他的墓位于离汴梁很近的新郑县。为了政治上的抱负，从青年时便离开祖籍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的苏东坡，只为了父亲苏洵的葬礼回过一次家乡。本书的主人公王安石也是上述那种长期离开祖坟所在的故乡生活的士人之一。可王安石倒也不能说没有扎根乡里的愿望，只是在临川他既没有足够负担家庭生活所需的土地，也没有可以投靠的富裕的亲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