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渡之舟

• 修牧

  2022-11-21
  一个在“五四”文化革命之后艰难地浮出历史地表的性别，却在她们终于和男人共同拥有了辽阔的天空和延伸的地平线之后，失落了其确认、表达或者质疑自己性别的权力与可能。
• 修牧

  2022-11-21
  但至少在1949—1979年之间，女性文化与女性表述，却如同一只悄然失落的绣花针，在高歌猛进、暴风骤雨的年代隐匿了身影。
• ʘʚʘ嘎

  2022-09-13
  事实上，十七年主流意识形态中关于知识分子的话语与传统意识形态中关于女性的话语间，存在着微妙的对位与等值。如果说，女性的地位与意义是依据她所从属的男人一父、夫、子来确定的，那么，知识分子的地位与意义则是由他所“依附”的阶级来定义的。如果说，女性是既内在又外在于男权文化的存在，是一种不可或缺、又可疑而危险的力量，那么，这也正是翔识分子之于社会现实中的角色。如果说，在经典意识形态中，女性的负值表述为稚弱、无知、易变而轻狂，那么，这也正是知识分子之为一种“典型”的类型化特征。于是，以一个女人的故事和命运，来象喻知识分子的道路，便成为一种恰当而得体的选择。
• ʘʚʘ嘎

  2022-09-13
  然而，一如女作家的创作经常获得特殊的褒扬，女作家的性别身份也必须以不可或缺的前缀予以凸现。于是，一个颇为有趣的情形是，仿佛超越女性视野与方女性体验是女作家写作必须到达的且标，而在现实层面上恪守女性“身份”，却无疑仍是女人的本分。在此，施之于女性的双重标准，是通过一个特定的风格要求或曰规范来体现的。一方面，女性写作一如男性，应无保留地服务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应依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塑造叱咤风云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而另一方面，女性写作又应具有鲜明的女性风格。鲁迅先生论萧红的《生死场》用语，由此而成了女性写作的一个特定的、也是惟一的性别标签。此间女性写作的悖论情境是，除却作为生理事实的性别存在，“女性”在由阶级的兄弟姐妹组成的革命大家庭中没有任何特异性的价值与意义；除却社会的命题与阶级的身份，女性不可能有任何别样的生活与生命；但女性”又必须是特异的，“她”的书写应该是激情盈溢、充满欣悦的，同时又必须是细腻而清新可人的。
• ʘʚʘ嘎

  2022-09-13
  换言之，除却作为褒姒、姐己一类的亡国妖女，女人以英雄的身份出演于历史的惟一可能，仍是父权男权衰亡、崩塌之际。因此，或许不难解释现代文学史上的女性写作，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又一浪出现在40年代的沦陷区。……尽管如此，经历了民主革命的中国女性，仍然身处家国之内；所不同的是，以爱情、分工、责任及义务的话语建构起来的核心家庭，取代了父权制的封建家庭；而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呼唤，则更为经常而有力地作用于女性的主体意识。
• ʘʚʘ嘎

  2022-09-13
  妇女在政治、经济、法律意义上的解放，伴生出新的文化压抑形式。解放的中国妇女在她们欢呼解放的同时，背负着一副自由枷锁。应该也必须与妇女解放这一社会变革相伴生的、女性的文化革命被取消或曰无限期地延宕了。一如一切女性的苦难、女性的反抗、挣扎、女性的自觉与内省，都作为过去时态成为旧中国、旧世界的特定存在，任何在承认性别差异的前提下，对女性问题的提出与探讨，都无异于一种政治及文化上的反动。如果说，女性原本没有属于自己的语言，始终挣扎辗转在男权文化及语言的轭下；而当代中国女性甚至渐次丧失了女性的和关于女性的话语。……如果说，娜拉及出走的身影曾造就了五四之女徘徊于父权之家与夫权之家间的一道罅隙、一个悬浮于历史的舞台，那么，新中国权威的女性叙事——“从女奴到女战士”，便构造了另一个短暂的历史瞬间：她们作为自由解放的女性身份的获取，仅仅发生在她们由“万丈深的苦井”迈向新中国（解放区或共产党与人民军队）的温暖怀抱里、晴朗的天空下的时刻。……在这一权威叙事中，一个特定的修辞方式，是将性别的指认联系着阶级、阶级斗争的话语——只有剥削阶级、敌对阶级才会拥有并使用性别化的视点。那是将女人视为贱民的歧视的指认，是邪恶下流的欲望的目光，是施之于女性的权力与暴力的传达。
• A New Error

  2022-08-22
  另一个文化与社会现实的怪圈是，当女性不再辗转、缄默于男权文化的女性规范的时候，男性规范（不是男性对女性，而是男性的规范）成了绝对的规范——“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女同志一样能做到”。于是，这一空前的妇女解放运动，在完成了对女性的精神性别的解放和肉体奴役消除的同时，将“女性”变为一种子虚乌有。女性在挣脱了历史枷锁的同时，失去了自己的精神性别。女性、女性的话语与女性自我陈述与探究，由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性别差异的消失，而成为非必要的与不可能的。在受苦、遭劫、蒙耻的旧女性和作为准男性的战士这两种主流意识形态镜象之间，新女性、解放的妇女失落在一个乌有的历史缝隙与瞬间之中。妇女在政治、经济、法律意义上的解放，伴生出新的文化压抑形式。解放的中国妇女在她们欢呼解放的同时，背负着一副自由枷锁。应该也必须与妇女解放这一社会变革相伴生的、女性的文化革命被取消或曰无限期地延宕了。一如一切女性的苦难、女性的反抗、挣扎、女性的自觉与内省，都作为过去时态成为旧中国、旧世界的特定存在，任何在承认性别差异的前提下，对女性问题的提出与探讨，都无异于一种政治及文化上的反动。如果说，女性原本没有属于自己的语言，始终挣扎辗转在男权文化及语言的轭下；而当代中国女性甚至渐次丧失了女性的和关于女性的话语。
• 挠挠头

  2021-05-25
  而花木兰、贞德故事两相对照的另一个发现，便是无论是花木兰、梁红玉、穆桂英，还是“奥尔良姑娘”贞德，她们“幸运”地跃出历史地平线的机遇，无论是在历史的记录里，还是在传奇的虚构中，其背景都是烽烟四起、强敌犯境的国力衰微之秋。言之除却作为、姐己一类的亡国妖女，女人以英雄的身份出演于历史的唯一可能，仍是父权、男权衰亡、崩塌之际。因此，或许不难解释现代文学史上的女性写作，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又一浪出现在40年代的沦陷区。
• 听风的歌☁️

  2019-10-15
  “新中国的建立，使女性群体一举登临了久遭拒绝与放逐的社会舞台，一蹴而挣脱了暧昧无名的历史地位。作为几代人历史抉择的实现，社会主义中国以空前强大、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形象面世。旷日持久的社会、文化思想教育运动，在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确立起空前强大有力的、爱国主义的文化政治认同。而遭围困、被封锁的国际环境，则加强了这一特定的民族国家的向心力。这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以来一次空前有力而有效的文化、政治整合。在当代女性文化史上，第一次，来自国家的询唤与整合力先于对家庭的隶属与归属到达女性。” “而一场理应与妇女的社会解放相伴随的女性之文化革命的历史缺席，不仅造成了新女性对自己的社会角色的茫然困顿，而且使得性别双重标准仍占据着匿名而合法的历史地位。在这一简单地否定性别差异、以阶级阵营为划定社会群落的唯一标准的历史时期，女性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女性的阶级身份仍是参照其父、夫来确认的；而更大的问题在于，在这以男性为唯一规范的社会、话语结构中，新女性再次面临无言与失语。除却一个通常会作为前缀或放入括号的生理性别之外，她们无从去指认自己所出演的社会角色，无从表达自己在新生活中特定的体验、经验与困惑。因此她们必然遭遇着彼此分裂的时空经验，承受着分裂的生活与分裂的自我：一边是作为和男人一样的‘人’，服务并献身于社会，全力地，在某些时候是力不胜任地支撑着她们的‘半边天’；另一边则是不言而喻地承担着女性的传统角色。在‘铁姑娘’与‘贤内助’之间，她们负荷着双重的、同样沉重而虚假的社会角色。而这双重角色同样获得了传统文化的支撑，获得了有力而合法的表述。” “在家国之内，尽管和男人一样，对于女人，对国——共产党、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事业的献身于忠诚是首要的与先决的，但和男人不同的，是在不言之中，女人仍对于家负有依然如故的、不容忽视的义务。如果说，在现实生活中，‘为国尽忠’事实上已占据了女性的生命的主...
• 听风的歌☁️

  2019-10-14
  “如果我们对花木兰传奇稍作考查与追溯，便不难发现，这个僭越了性别秩序的故事，是在中国文化秩序的意义上获得了特许和恩准的，那便是一个女人对家、国的认同与至诚至忠。” “在中国的民间故事中，女扮男装的‘欺君之罪’屡屡因‘忠君报国’而获赦免。” “而花木兰、贞德故事两相对照的另一个发现，便是无论是花木兰、梁红玉、穆桂英，还是“奥尔良姑娘”贞德，她们‘幸运’地跃出历史地平线的机遇，无论是在历史的记录里，还是在传奇的虚构中，其背景都是烽烟四起、强敌犯境的国力衰微之秋。换言之，除却作为褒姒、妲己一类的亡国妖女，女人以英雄的身份出演于历史的唯一可能，仍是父权、男权衰亡、崩塌之际。因此，或许不难解释现代文学史上的女性写作，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又一浪出现在40年代的沦陷区。” “事实上，中国古代民间文化中的特有的“刀马旦”形象（刀马旦，京剧脚色行当。“旦”行的一支，扮演武艺高强的青壮年女性。多扎靠，武打多为马站。表演兼重唱做舞。），都或多或少地展现着这种万般无奈间代父、代夫从军报国的行为特征。因而，口耳相传、家喻户晓的《杨家将》故事中最著名的剧目是《百岁挂帅》和《穆桂英挂帅》。那都是在家中男儿均战死疆场，而强敌压境、国家危亡的时刻，女人逼不得已挺身而出的女英雄传奇。”“尽管如此，中国民间文化中的‘刀马旦’传统，仍透露出一个有趣的信息，那便是前现代的中国妇女，也在某种程度上被组织在对君主之国的有效认同之中。当然，如果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构成了一个‘好男儿’的人生楷模，那么，一个女人偶然地‘浮出历史地表’、为国尽忠的前提是为为家尽孝。于是，木兰的僭越，因‘代父’一说而获赦免；穆桂英‘自择其婿’的越轨，则因率落草为寇的穆柯寨人众归顺宋朝，并终以‘杨门女将’之名光耀千古而得原宥。似乎是‘国家兴亡’，‘匹夫’、‘匹妇’均‘有责’于此。” “或许可以说，在现代中...
• 听风的歌☁️

  2019-10-14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现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史上，关于女性和妇女解放的话语或多或少是两幅女性镜像间的徘徊：作为秦香莲——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旧女子与弱者，和花木兰——僭越男权社会的女性规范，和男人一样投身大时代，共赴国难，报效国家的女英雄。除了娜拉的形象及其反叛封建家庭而“出走”的瞬间，女性除了作为旧女人——秦香莲遭到伤害与“掩埋”，便是作为花木兰式的新女性，以男人的形象与方式投身社会生活。而新中国权威的历史断代法无疑强化了为这两幅女性镜象所界定的女性规范。或许时至今日，我们仍难于真正估价“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作为彼时的权威指令与话语对中国妇女解放产生了怎样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1949—1979年这一特定的时段之中，它确乎以强有力的国家权力支持并保护了妇女解放的实现。 然而，在回瞻的视域中渐次清晰的另一侧面是，“男女都一样”的话语及其社会实践在颠覆性别歧视的社会体制与文化传统的同时，完成了对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性别群体的否认。“男女都一样”的表述，强有力地推动并庇护着男女平等的实现，但它同时意味着对男性、女性间深刻的文化的对立与间或存在的、同时被千年男性历史所强化、写就的性别文化差异的抹煞与遮蔽。于是，另一个文化与社会现实的怪圈是，当女性不再辗转、缄默于男权文化的女性规范的时候，男性规范（不是男性对女性，而是男性的规范）成了绝对的规范——“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女同志一样能做到”。于是，这一空前的妇女解放运动，在完成了对女性的精神性别的解放和肉体奴役消除的同时，将“女性”变为一种子虚乌有。女性在挣脱了历史枷锁的同时，失去了自己的精神性别。女性、女性的话语与女性自我陈述与探究，由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性别差异的消失，而成为非必要的与不可能的。在受苦、遭劫、蒙耻的旧女性和作为准男性的战士这两种主流意识形态镜象之间，新女性、解放的妇女失落在一个乌有的历史缝隙与瞬...
• 瑜生

  2017-09-16
  而更大的问题在于，在这一以男性为唯一规范的社会、话语结构中，新女性再次面临无言与失语。除却一个通常会放入作为前缀或放入括号的生理性别之外，她们无从去指认自己所出演的社会角色，无从表达自己在新生活中的特定体验，经验与困惑。因此她们必然遭遇着彼此分裂的时空经验，承受着分裂的生活与分裂的自我：一边是作为和男人一样的‘人’，服务并贡献于社会，全力地，在某些时候是力不胜任地支撑着她们的‘半边天’；另一边是不言而喻地承担着女性的传统角色。在‘铁姑娘‘和’贤内助‘之间，她们负荷着双重的、同样沉重而虚假的社会角色。而这双重角色同样获得了传统文化的支撑，获得了有力而合法的描述。
• 瑜生

  2017-09-16
  一如不堪一击的个人，女热——新女性在完成了一个反叛的姿态的同时，成为了社会文化的放逐者，而非自我放逐者。女性写作更多地被读解为一种社会文化的症候，用于指称弱者、畸零人与迷失客。同时，必然地用以指称民族或阶级的命运。女人或个人，似乎是一个寓言，一座低矮的天空
• 瑜生

  2017-09-16
  从某各种意义上说，当代中国妇女在她们获准分享社会与话语权力的同时，失去了她们的性别身份与其话语的性别身份；在她们真实地参与历史的同时，女性的主体身份消失在一个非性别化的（确切的说，是男性的）假面之后。新的法律和体制，确乎使中国妇女在相当程度上免遭‘秦香莲’的悲剧，但却以另一种方式加剧了‘花木兰’式的女性生存困境。
• 心猿

  2011-03-24
  一如“花木兰式境遇”是新女性或难逃脱的文化困境，女性写作也仍可能成就某种“花木兰”式写作，某种以男性自居或化装为男人的写作。这里所说的当然不是女性所表达出的对社会、历史、人生的关注，不是女性对传统男性的特权领域的踏入，而是女性写作中间或可能出现的男性（准男性）视点，及以某种超越姿态完成的对性别偏见的重述。因此，“女性文学”又可能成为除却写作者的性别身份的一致外别无意义的称谓。笔者更倾向于以“女性写作”这一相对明晰的提法，取代歧义丛生的“女性文学”的概念。它标识着对女性创作的作品及女性写作行为的特殊关注，旨在发现未死方生中的女性文化的浮现与困境，发现女作家作品中时隐时现的女性观点与立场的流露，寻找女性写作者在男权文化及其文本中间或显露或刻蚀出的女性印痕，发掘女性体验在有意无意间撕裂男权文化的花衣美服的时刻或瞬间。
• 地下丝绒east

  2020-04-08
  “男女都一样”的话语及其社会实践在颠覆性别歧视的社会体制与文化传统的同时，完成了对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性别群体的否认。“男女都一样”的表述，强有力地推动并庇护着男女平等的实现，但它同时意味着对男性、女性间深刻的文化的对立与间或存在的、同时被千年男性历史所强化、写就的性别文化差异的抹煞与遮蔽。于是，另一个文化与社会现实的怪圈是，当女性不再辗转、缄默于男权文化的女性规范的时候，男性规范（不是男性对女性，而是男性的规范）成了绝对的规范一“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女同志一样能做到。
• 瑜生

  2017-09-17
  仿佛超越女性视野与女性体验是女作家写作必须达到的目标，而在现实层面上恪守‘女性’身份，却无疑是女性的本分。因此，施之于女性的双重标准，是通过一个特定的风格要求或曰规范来体现的‘
• 瑜生

  2017-09-16
  在类似的文学表述中，女性的牺牲者和反叛者常在不期然间，被勾勒为一个象喻，作为一个空洞的能指，用于指称封建社会的黑暗、矇昧、或下层社会的苦难。与此，将旧女性书写为一个死者，一个历史视域中的牺牲与祭品的修辞策略，阻断了对女性遭遇与体验的深入探究，遮没了女性经验、体验与文化传统的延续与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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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6-11
  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写作自身已然构成了对传统禁令的僭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