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正确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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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2-08
  迈蒙尼德不仅用亚里士多德来修正传统犹太教，他还用犹太教信仰来修正亚里士多德。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所有真正的美德都是介于过度与不及之间的一种中道。例如，亚里土多德认为，自尊的美德是介于傲慢（过度的自尊）和自卑（不充分的自尊）之间的中道。但是迈蒙尼德坚持认为，根据《旧约》的说法，人再谦卑也不为过，因为任何程度的骄傲都是对上帝的否认。《旧约》在某种意义上“纠正”了亚里士多德，即有些美德要求的不是中道，而是极端。最具争议的是，迈蒙尼德驳斥了亚里士多德关于世界是永恒的观点，坚持认为单靠理性是无法证明世界是永恒的还是被创造的。在以上及更多的方面，迈蒙尼德都利用圣经的信仰之光来修正哲学家们的论点，就像他用哲学来修正圣经信仰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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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2-08
  阿尔·法拉比试图在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持怀疑态度的理性主义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他既尊重《古兰经》的神启智慧，又尊重古希腊哲学的理性智慧，其立场可以称为“伊斯兰人文主义”（Islamic humanism）。正因为这种中间立场，阿尔·法拉比同时受到了来自伊斯兰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的攻击。那么阿尔·法拉比是如何调和伊斯兰教和哲学的呢？他将穆罕默德当作一位哲学家看待，将“神圣的柏拉图”（edivine Plato）的著作当作《古兰经》看待；也就是说，他认为穆罕默德是理解其预言的哲学基础的，同时也认为柏拉图的著作必须像《古兰经》一样被逐句解读。当然，在修辞上，柏拉图的对话录与《古兰经》截然不同；但这些修辞差异可能更多反映的是柏拉图和穆罕默德的受众不同，而非其观点不同：半竟，柏拉图确实写过“上帝，而非人，是万物的尺度”。或许，柏拉图正是讲着古希腊语的穆罕默德？阿尔·法拉比伟大的政治才华是认识到哲学家不能独自进行统治。哲学家与普通人的共同点太少，这使他们无法成为实际的统治者。哲学必须利用宗教、法律、修辞、文学和音乐，以便根据真理的要求来塑造人民的举止。大多数人是无法掌握抽象概念或逻辑论证的，他们需要通过视觉图像或口头故事的形式来接近真理。神学家、法学家、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都以各自的方式为人们获得哲学真理服务。像柏拉图一样，阿尔·法拉比呼吁诗人们用赏心悦目的修辞来装饰哲学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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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2-08
  在《上帝之城》中，奥古斯丁提出了一系列论证来驳斥基督教应为罗马的崩溃负责的指控。例如，他指出罗马的著名哲学家西塞罗在基督诞生之前就已经描述过罗马共和国的腐败。此外，奥古斯丁说，每个基督徒都是两座城的公民，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这两座城都是由上帝建立的，这意味着基督徒既有宗教义务，也有公民责任来维护罗马帝国制度。毫无疑问，基督教和异教的爱国主义有着非常不同的形式。奥古斯丁对罗马历史学家的著作进行了广泛的评论，他认为罗马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和将军都是追求荣耀、渴望统治、热爱财富且嗜血成性的。简而言之，这样看下来，异教徒的美德只不过是一种卓越的恶。而只有基督徒的行为才是出于更高尚的动机：对和平与正义的渴望。奥古斯丁既是柏拉图主义者，又是柏拉图最深刻的批评者。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承认他的理想城邦永远不会存在，但是天上有它的一种原型，只有正义的能生活在天堂之光中。因此，柏拉图也构建了自己的“双城”。奥古斯丁回忆自己年少时曾经从邻居的果园里偷过梨子。根据柏拉图的心理学，奥古斯丁犯下这一罪行一定是由于他的肉体欲望战胜了他的理性。然而，奥古斯丁回忆说，他和他的朋友甚至从未吃过他们偷回来的梨子。这一经历使他认识到，柏拉图关于身体是罪恶之源的观点是错误的。奥古斯丁在《圣经》的园故事中找到了理解自已年轻时犯错的关键。夏娃吃禁果并不是因为她饿了，而是因为她希望“像上帝一样”。邪恶源自、种精神的堕落，即骄傲。的确，精神上的堕落也会导致肉体欲望的堕落，就像强奸或暴饮暴食一样。而将邪恶归咎于我们的身体，就等同于是在责怪我们的造物主。奥古斯丁认识到，如果肉体不是罪恶之源，那么柏拉图希望通过严格的理性和哲学训练将他的哲人王从腐败中拯救出来的计划就是毫无希望的。因为柏拉图的统治者将和其他人一样，会受到骄傲等精神堕落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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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2-08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接下来的部分中指出，在很多情况下，定义一个政体的并非统治者的数量，而是统治者的阶级基础。因此，他将寡头政体定义为富人所有、富人所治和富人所享的政体，而民主政体则是穷人所有、穷人所治和穷人所享的政体。亚里士多德本人似乎更喜欢建立在中产阶级统治基础上的政体，他称之为共和政体，因为他认为中产阶级比富人或者穷人更温和，更少暴力。
• 糊涂的猫猫

  2023-02-08
  哲学与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让人想起那则关于季猪的属言：豪猪在寒冷中为了相互取暖而聚在一起，但当它门被彼此锐的刺刺痛时，又会拉开距离；它们既需要对方，却文通受对方：它们为彼此提供安慰，同时又为彼此制造痛苦。像豪猪一样，政治和哲学也是彼此相互获利，同时又相互励脉最后，蒙猪们认为最好是彼此靠近，但又彼此之间保塞一点距离：少一点温股意味者少一点痛苦：但若一点终痛电没有，可能就意味着要被冻死。政治和哲学彼此紧密相连，总的来说，这是一件好事，尽管它们各自都给对方带来了风险。没有一种政治体系是全无政治思想的，对政治进行哲学思考和思考本身一样不可避免。就其本身而言，哲学并不存在于远离现实世界的另一个世界中，它只有在一个能够提供最低限度的和平与稳定、有利于反思的政治体系内才能繁荣发展。正如霍布斯写道：“闲暇是哲学之母，而国家是和平与闲暇之母。首先有繁荣大城市的地方，就首先有哲学的研究。”如果说霍布斯认为政治是哲学的前提是正确的，那么哲学必须研究政治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也许这就是苏格拉底在行刑前拒绝逃出关押他的监狱的原因。当他有钱的朋友克里托提出要安排让他越狱时，苏格拉底出于对法律的尊重拒绝了这一提议，尽管他即将因法律的名义被处死。在致他死亡的审判中，苏格拉底认为哲学是国家利益所必须得，以此为哲学做辩护，哲学质疑那些在政治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这不仅是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些事物，而且是为了使他们变的更好，要使他们变得更好，通常需要通过想象新的政治理想，制度，正义原则和生活形式来达成。没有这种想象，政治就真的只是一片恶臭的泥坑了。
• 糊涂的猫猫

  2023-02-08
  尼采的观点更为消极，他认为对行动的思考甚至可能会破坏有效的政治。毕竟，大胆的领袖和果断的行动都需要确定性和信心，而哲学却引导我们走向怀疑、反思和犹豫。毕竟，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哈姆雷特，可能就是因为学了太多的哲学，反而使自己无法行动；他对自己应做之思考的太多，以发现做任何一件事都很雅。如果哲学能促进更政发展，那么人们就会寄希望于让哲学家成为好的统治著。但是，除了拉图。大多数人认为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只会是不合格的。优柔寡断的统治者，或者更槽（有时还会糟得多）。我们还是不要把我们的政治哲学家想成是统治者了，我们应该把他们想成是对政治未来的预言家或空想家，他们关心的不是我们现在在哪儿，而是我们应该往哪儿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就像其他伟大的创新者一样：例如，列奥纳多·达·芬奇在飞机和潜艇真的出现之前很久，就开始构想它们了。也许我们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就是这种有远见卓识的人他们所设想的是只有在很久很久以后才可能得以实施的政治型。例如，孔子提出，君主在制定公共政策之前应该听取文官僚的意见。你瞧，几个世纪后，中国真的就建立了一套旨用文人学者充当官僚机构的科举制度。而柏拉图所设想的共主义，则启发了马克思、列宁；他提出的消除核心家庭议，则启发了以色列的集体农场，并至今继续鼓舞着激进主义者。法拉比想象伊玛目同时是哲学家，就像迈蒙尼德哲学家同时也是拉比一样。
• bookbug

  2022-09-01
  洛克最具影响力的政治观点是，人们创建政府的主要原因是确保“对其财产的保护”，而财产在自然状态下总是处于危险之中。洛克的“财产”（property），包含了人的生命本身，因为我们“拥有”我们自身的生命。他推断，起初上帝“给了全人类一个共同的世界”，所以人除了他们自己的身体，并不天生拥有其他任何东西；但是上帝也命令人类为了“生命的利益”而努力征服地球。清教徒洛克讲道：“你不能无所事事。”世界的存在，是为了让人“勤劳而理性”地使用。通过将我们的劳动掺入其他无用的自然物，我们把它们变成有用的产品，增益我们的财富和幸福。劳动使自然物从神赠给人类的一种共有之物，转变为属于那些将其劳动掺入自然物的个人的私有财产。对洛克来说，我们正是以这种方式，成为所有物品的合法拥有者。但是，我们的私有财产，同我们的生命和自由一样，在自然状态下是非常脆弱的；在自然状态下，我们每个人都要自己负起责任，以保护我们自身和我们的财产不受那些不尊重它们的人的侵害。洛克认为，建立政府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我们的财产，通过建立一套法律、刑事司法和武力体系，来保护我们脆弱的自然权利。我们最好主动把惩罚罪犯和执行自然法的个人权利交给国家；作为我们遵守其法律的回报，国家可以比我们每个人独立行动更为公正和有效地伸张正义。这就是政府的起源和目的。洛克虽然强调私有财产的神圣性，但他也提出了一个例外情况，即一个人因为“迫切的需要”（比如饥饿）而迫不得已从他人的过剩财产中偷取东西的情况。他对这一权利表示支持，因为“上帝从来没有让一个人处于唯命是从的地位，以至其他人只要高兴，就可以随便将其饿死”。因此，洛克认为，如果为了养活自己和家人，你不得不从一个人那里偷一条面包，且这个人拥有的面包超出了他个人的消费能力，那么你这样做就是正确的。除此情况之外的盗窃都是错误的，且国家有责任防止或惩罚盗窃行为。洛克所讲的这种例外情况可能对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