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双相”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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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无益2020-06-25灾害、死亡、不确定性，与其说是历史的偶然，不如说就是历史的本身；与其说是历史大潮中的一朵朵浪花，还不如说是激荡历史大潮的伟力。它看起来是人类历史的非常态，实际则是自然或社会生态的常态化内在构造之特殊显现而已。——历史地讲，自然非人，亦非自然；人非自然，人亦非人。两者既对立又共生，既区别于对方，又包含着对方。而在共同出演灾害之类的生态戏剧时，两者就如同世界著名悬疑大师希区柯克巅峰期作品《迷梦记》中的男女主角一样，其各自的角色和相互间的身份，在侦探与嫌犯、爱人与敌人、受害者与施害者之间，随着故事的展开，迷雾般地纠缠反转，难解难分。 ——从人的立场来说，这是病毒对人类社会的侵害，是生物入侵。但是病毒之所以入侵，则是因为人有意无意地侵犯了它们的生境，与其寄宿的动物发生接触，导致病毒的异化，进而反过来危害人类。这时候的病毒依然是病毒，但其形成灾害性事件，则与人的行为息息相关，人本身已经成为此类病毒演化过程的一部分，而病毒本身也因其在人类群体中的传播、蔓延而衍生了不同于其在非人类动物世界传播的特色，也就是说病毒自身也人化或社会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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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无益2020-06-211931年长江大水灾，他（蒋介石）正在江西忙着围剿中国工农红军。有人在《申报》上批评他，蒋于是乘军舰从江西到武汉转了一圈。武汉瘟疫丛生，蒋介石不敢上岸，湖北省政府的几位大员只好坐小船，跑到军舰上去汇报。从蒋介石面对长江巨浸时那种“此乃天然灾浸，非人力所能为”的别有用心和无可奈何，到1954年中国共产党人动员全中国人民的力量抗击洪流，并成功地实施荆江分洪，保住了武汉三镇，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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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无益2020-06-211931年8月17日，正当汉口市被大水淹没的时候，蒋在做什么呢？当时宋美龄的母亲去世，蒋跑到上海为岳母执绋去了。……蒋介石到达汉口的时候，汉口正在闹瘟疫，他待在舰上根本不敢上岸，湖北省政府的官员就坐个小船上舰去给他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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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无益2020-06-25中国政府在武汉疫情爆发期采取的封城行为，在海外诸多自由主义者看来似乎是典型的“国家专制主义”行为，是对人类自由天性的束缚。事实上，在历经这场灾难的局中人看来，这样的“专制”，应该叫做“病毒专制主义”（或者广义而言属于“灾害专制主义”）更为恰当；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如果中央政府不果断采取自上而下的雷霆般的封禁措施，而是像早期湖北和武汉地方当局那样颟顸、迟顿，则必定受到来自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强烈批评和质疑。西方世界后来对封禁之举的局部仿效，在很大程度上也显现了疫情之超越意识形态的破坏力。在此类特定的情势之下，极端的自由放任，反而可能与人们普遍接受的人道主义渐行渐远。 ——人类，桀骜不驯的现代人类，似乎还没有在哪个时期能够像今天这样，在小小的病毒面前低下高昂的头颅，向自我本身的“生态法西斯”行为进行如此痛切、广泛和深刻的反思，并从中领悟生命的真谛，或许这才是新冠或后新冠时期新启蒙思潮最核心的内容，人类文明有望从此进入真正自觉的生态革命时代。—— 新冠疫情对过去的清洗非但没有消解历史，而是创造了新的历史，更把历史的求真本性从一切传统的、现代的或后现代花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谁扭曲了历史谁就会被历史所唾弃，这或许就是灾害历史给予人类的最大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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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无益2020-06-21疫病、灾害、不确定性，犹如挥之不去的巨灵，以其铁一般的无情逻辑和不可遏制的驱动力，把它自身深深地刻进了历史的进程之中，数百年来被刻意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现代性逻辑所重铸的社会秩序、自然秩序，在一个小而狡猾的病毒的肆虐之下乱象纷呈，此情此景，显然出乎所有地球人的预料。 ——只有自觉地学会与病毒共存，与不确定性共处，向灾害学习，才有可能摸索出一条人类可持续生存与发展的正道。我们终将明白，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任何确定性的状态都将是人类适应不确定性而构造的结果，而且总是处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变化过程之中。——2020，这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第四个多灾多难的庚子年，对于个体，对于家庭，对于社区，对于国家，以及对于全球人类有可能蕴含的划时代意义，它犹如一道骤然突起的分水岭，把现在与过去截然两分，从根本上改变了无数个体、家庭、诸多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命运。我们当然可以充分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努力地勾勒“后新冠时代”全球的新模样，但新冠疫情这一新世纪以来人类最大的“黑天鹅事件”，终将成为未来时代抹不掉的象征和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