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北京城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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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2019-06-26在现代性中，“过去”的存在不仅仅是一种存续（persistence）。历史与现代性总是相互建构的。城市规划首先要考虑的因素永远都应该是它的居民，而不是发展还是保护这样的命题，更不是把城市当作国力的展览品。在民国的第一年，《大自由报》提出，一个国家的首都需要有三个重要条件：方便的交通，宽阔整洁的道路，辉煌有序的建筑。在1860年和1900年，两次入城洗劫的西方士兵站在城墙上看到了当地普通百姓也不曾看到的北京城的全貌。大都基本上是按照《周礼·考工记》提出的标准建造的。《考工记》中规定皇城应该是一个由四面城墙围起来的四方形，“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明朝定都南京，将大都改名为北平。永乐皇帝迁都北平，并将其改名为北京，这一时期完成的城市布局基本上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这位君王建造了一座空前壮观的都城，这里有中国历史上最雄伟的宫殿，最宏大的建筑和庭苑，最精美的庙宇和桥梁。明朝的宫殿基本建在元朝宫殿的基址之上，只是将北墙南移，用砖墙代替土墙进行了重修。北京城规划的中心是一条贯穿全城南北八公里的中轴线。这条线上的景山和山上的万春亭是整座城市经纬的交点，也是这条中轴线的制高点与正中心。这条线和这一点在两个维度上定义了北京。南面的午门只有皇帝才可以通行，北面的神武门允许太监等住在紫禁城内的人员通过，在东西两面，文官朝见须走东华门，武官则须走西华门。在天安门和正阳门之间，另有一个较小但是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城门，它的名字代表了统治的王朝和政权，随着统治权力的变化屡次改变：在明朝叫做大明门，在清朝叫做大清门，在中华民国叫做中华门。以往只有值勤的守卫才得以在城墙上看到宫殿，1860年，外国人在“热衷于取悦洋人”的恭亲王的允许下也可以走上城墙。对帝京所构筑的天地秩序造成最大破坏的是火车。京兆尹在城市里留下的唯一政绩就是将地坛变成了京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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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珍珠梅2014-11-17But she goes beyond most accounts of the everday by understanding that one cannot study the everyday without examing the state and its relation to everyday life and the "making" of history in the moder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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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重山2022-12-06对未来的不确定会进一步催生怀旧的情绪，让人幻想恒久的过往里会蕴含不变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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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重山2022-12-06天桥允许无限度的匿名性。百货公司的顾客也有一定的匿名性，但是这种匿名性是需要一定的经济地位支持，并受其限制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天桥是一个兼容并包、匿名的并且易于进入的公共空间。说它兼容并包，是因为对于整座城市——这个规划者们蓝图上广阔的“公共空间”，天桥最像它的一个横截面。这里几乎是一个完全包容的乌托邦，人人都戴着面具，半遮半掩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这种匿名性与同质性绝不是一回事——可能更好的说法是：人们作为陌生人彼此相遇，神秘、威胁和兴奋交织在一起。这个广阔的公共空间并不是一个容纳或创造“公民”的地方。如果公民性要求牺牲自我利益和整饬规范秩序的话，天桥则恰恰相反：它要求的是彻头彻尾的自私自利和自我保护。这个过程也会带来一种平等，但这种平等并非来自公民间真正的平权，而是来自社会等级的不断打乱重组。在天桥，罪犯和政治活动家们会一起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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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red2015-04-11人们有时并不是真正想回到过去的生活，至少不是在简单的复制的意义上。“过去”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词汇表和参照系，它为今天的城市居民对他们不愿见到的事物进行批评提供了一个途径。迷恋于“老北京”的人们并不细究20世纪初开始改变这个城市的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建设项目，他们也不特别执着于保存一个“传统”的帝都北京。他们关注的不是这个城市中以前宏伟的景观：壮观的景象和标志性建筑都可忽略，相反，他们关注于小的事物，甚至是这个城市以前日常生活中的细微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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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sschick2015-02-18当它不再是政治中心以后，北京人仍留恋过去，遵守陈旧的习俗，怀念往日的荣耀，培养着感伤的氛围。但无论他们如何努力，总有一种虚假的成分渗透入他们的生活中，使得每件事只是“看上去”像真的。不过，我认为，这种怀旧直接地针对现在而非过去，北京不是一个仅仅因为过去而兴旺的幽灵城市。在民国北京，那些被当做“过去”的东西事实上常常就是当下。当下通过两种途径替代过去：往昔依然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同时，当下被一个想象中的未来视角打量着。现代永远存在于未来，对往昔的怀念实际上是指向于当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