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底层的10亿人

• momo

  2022-12-06
  最近几年，我一直致力于研究内战。我想弄清楚为何收入微薄的非洲战乱不断、战争频仍。渐渐地，我总结出了“战乱陷阱”的概念。它揭示了某种经济状况如何将一个国家引向内战，以及一旦战乱爆发，暴力循环又如何演变成一种难以逃脱的陷阱。
• 阿離

  2022-10-28
  发展就是给普通人以希望，让他们的子女可以生活在一个已经赶上世界其他国家的地方。如果剥夺这种希望，聪明人就会凭借其能力逃离自己的社会，而不是发展它，有100万古巴人就是这么做的。要追赶世界，就要从根本上提高这些最底层国家的增长。
• 阿離

  2022-10-28
  增长通常会让普通人受益。那些关心发展问题的人士过分地怀疑增长，这种怀疑可以从他们经常用来形容增长的形容词上看出来。在战略文件中，这个词一般只出现于“可持续性、扶贫式增长”的语境中。然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最底层的10亿人面临的问题绝非错误的增长方式，而是根本不存在任何增长。
• 阿離

  2022-10-28
  大多数收入单位在“繁荣国”，但是大多数人却在“灾祸国”。如果我们想呈现在最底层这10亿人的国家中典型的人的经历，我们就不应该使用基于国家收入的数据，而应该使用基于人口的数据。
• 阿離

  2022-10-28
  在最底层的10亿人当中，平均预期寿命是50岁，而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个数据是67岁。婴儿也就是5岁前儿童的死亡率在最底层的10亿人当中是14%，而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是4%。在最底层的10亿人中，儿童长期营养不良症状的占36%，而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个数字是20%。
• 阿離

  2022-10-28
  发展呼吁则来自摇滚明星、社会名流与非政府组织。值得称道的是，这些呼吁的确关注最底层的10亿人的困境。因为有了这些呼吁的努力，非洲问题才进入了八国集团（G8）的议程。但是不可避免的是，发展呼吁只能传递简单的信息，因为它是靠人们对标语、印象与愤怒的需要来推动的。不幸的是，尽管最底层的10亿人的困境本身适用于简单的道德说教，但道德说教无法解决他们的问题。它需要同时实施多种策略才可以解决，其中有些是反直觉的。不要指望发展呼吁来制定可以解决问题的议程……
• 阿離

  2022-10-28
  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发展事务（development biz）还是发展呼吁（development buzz），都在极力否认问题的存在。发展事务由援助机构及获得了项目合同的公司负责运作。它们有着顽固不化的官僚作风，对当前的行事方式很满意，拒绝任何批评。由于对发展的定义涵盖了50亿人，这些机构有资格出现在任何地方，或者更诚实地说，出现在除了最底层的10亿人之外的任何地方。……不要指望公事公办的发展项目会自觉地把注意力重新聚焦于最底层的国家。
• 阿離

  2022-10-28
  40年来，我们在发展议题上所面临的挑战，是一个拥有10亿人的富足世界如何去面对一个拥有50亿人的贫穷世界。……那50亿人中的大多数人（约80%）生活的国家的确处于发展车道上，发展速度往往还很惊人。可发展问题面临的真正挑战是，有一群处在最底层的国家不仅落后了，而且大多正在走向崩溃。最底层的国家生活在21世纪，但它们面对的却是14世纪的现实：内战、瘟疫与愚昧。……即使回过头去看20世纪90年代，在那个冷战结束和“9·11”事件之间的黄金十年里，这些国家的收入水平也下降了5%。
• 阿離

  2022-10-28
  最发达国家的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余的所有国家囊括了世界60亿人中的50亿人；一直以来，我们都将这些国家定义为发展中国家。
• 阿離

  2022-10-28
  关于发展失败的单因素论之所以如此普遍，部分原因是现代的学者倾向于专门深入的研究：他们接受的训练，就是为了生产深奥但狭隘的解释。
• Sylvaine

  2022-10-13
  一般来说，我对富裕国家沉浸于发展带来的内疚这个事情不是很关心。我认为这是在矫情，转移了我们对实际问题的注意。最底层那10亿人面对的大多数问题，都不是富裕国家公民的责任。贫困只是经济调节失灵下的必然现象。不过，我还是要把一些问题的产生归咎于富裕国家的公民，他们必须为自己对贸易政策的无知，以及这种无知导致的后果负责。......贸易政策通常都非常难以理解，基督教援助组织也许是没有做足功课。还有可能是有摆弄意识形态的人混进了它的宣传部门，就像20世纪80年代短暂发生于英国工党的事情一样。但在我听过的解释中，最让人难过的是一位贸易和工业部的专家说的，我就不提他是谁了。他的说法是：“他们心里知道这就是一坨屎，不过这么做可以卖T恤衫赚钱。”
• Sylvaine

  2022-10-13
  但请记住，仅仅有选举是不够的。竞选可能会让情况变得更糟，因为在争夺选票的过程中，恩庇政治往往比诚实的政治更占优势，想想富者生存的现实就知道了。相比之下，制衡机制的引入则需要时间，而且制衡机制是政治上的孤儿：对于希望执政的党派而言，阻挠制衡机制的引入最为直接地关系到它们的利益。如果恩庇政治不再可行，整个统治阶层就会丢掉政权。选举能决定谁来执政，但是并不能决定权力如何被使用。由于选举与制衡的引入存在着时间差，因此直接的民主几乎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选举竞争面临的约束和制衡很少。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仅仅只是一个过渡阶段，还是会在以后变成永久的政体特征——这些国家是否会陷入对民主政治的拙劣模仿中？......政治示威当中的许多横幅以英文书写，这表明西方国家被预设为这些抗议活动的观众。......研究的结果令人相当沮丧：财政部发放给小学的资金，除了教师的工资之外，只有20%左右的资金真正发到了学校手里。在一些社会中，政府会试图压制这样的信息，但是在乌干达，杜慕西——穆特比勒非但没有压制信息，反而把它当作着手改变的契机。显然，加强自上而下的审计和审查制度是一种解决方案，此前政府已经开始了尝试，却没有收到良好的成效。于是，杜慕西——穆特比勒决定采取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自下而上的审查。每次政府拨款后，都会通知当地媒体，同时政府也会向每所学校发放海报，海报会说明学校应该得到什么。杜慕西——穆特比勒是位实干家，他想知道这样的办法是否奏效，于是三年之后他又进行了跟踪调查。这次，发到学校手里的拨款从20%变成了90%。一项最前沿的统计学研究详细分析了这项实验， 雷尼卡和她的同事雅各布· 斯文森（ Jakob Svensson）证明了媒体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个案例中，媒体指的是报纸的报道。监督可以将落实到学校的拨款从20%提高到90%，比一再增加援助有效多了。这并不是...
• Sylvaine

  2022-10-13
  也许是因为在科威特取得的巨大成功令美军变得过分自信，也许是因为遭到了政客的反对，无论如何，这场被媒体密切关注的军事干涉姿态十分狂妄：美军进入索马里的行动居然被推迟了24小时，为的是让摄影团队先于军队在索马里登陆。也许这场军事干涉规模有限，不足以应对它所面临的安全问题；但考虑到媒体的关注度，电视屏幕上反复报道18名美军战士阵亡，这注定了干涉的失败。不要误解我的意思：维持和平的士兵阵亡是非常糟糕的，一个国家将部队派驻到这样危险的地方值得赞许。但这正是现代军队存在的意义：为一片可能成为地狱的地区带来和平这种全球公共产品。有时，士兵会以身殉职，他们是值得尊敬的英雄；但是军队不可能有一点点风险便无法有效发挥作用。总之，本来可能是针对美国总统策划的一场巨大的媒体政变，到1993年的10月已演变成了媒体的噩梦。美军被迫迅速撤离了索马里。当然，考虑到这是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美国仅以18人死亡的代价撤出索马里的结果看起来就更加诡异了，但事实就是如此。 干预索马里的结果很惨：12年后，这里仍然没有能够正常运作的政府。到1995年，已有大约30万人死亡，这还没有算上由于持续的冲突以及崩溃的卫生系统而造成的死亡人数。但是撤军造成的最具毁灭性的结果并不是在索马里发生的这些，而是从干涉索马里这件事得到的教训：永远不要干涉。 只消几个月的时间，事实就证明了上述的教训是多么严重的错误。我们知道，1994年爆发了卢旺达大屠杀。我们不希望出现第二个索马里，再有18名美军士兵被杀害，于是我们在卢旺达看到了什么？在那里，50万人遭到屠戮，可它原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国际干预。一些人无法想象，50万卢旺达人被屠杀会比18名美军士兵牺牲要好。这一章就是为这些人而写的。不过，还存在其他因素需要我们考虑：内战带来的恶果会以流行病、恐怖主义与毒...
• Sylvaine

  2022-10-13
  从风险承担的角度来看，转型的过程类似于风险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所投资的大多数公司都会失败，但只要有少数几个成功案例，基金在总体上就能获得成功。如果援助机构想真正关注最底层的10亿人，就需要调整政策，适应高风险的运行模式。我认为风险投资基金的管理模式是应对此类风险的不二之选，因为它可以调和责任制和激励制度。“风险援助基金”依然需要重视援助的整体成效，但可以在遭遇大量失败的情况下，得到总体上的成功。如果不采用这样的模式，官僚机构便无法应对风险。那里的员工不会承担大的风险，因为风险意味着周期性的失败，而失败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终结。毫不惊奇的是，人们根本不愿意在这些条件下承担风险。......我称它们为独立服务机构是有原因的——许多政府已经设立了所谓的独立收入机构，其职能主要是增加税收。这些职能之所以从传统的行政部门被剥离出去，和我想把基本公共服务从传统行政部门中剥离出去的原因是一样的——从现实来讲，传统的体制是行不通的。那么为什么政府在提高税收方面会选择如此激进的方案，在公共服务方面却不激进呢？答案令人沮丧：税收惠及政府，而基础公共服务惠及老百姓。政府不想让传统的体制继续破坏税收，是因为政府本身是受害者；它们不改革基础公共服务，是因为执政精英可以由其他方式获得这些服务。......在官僚机构中，援助支出意味着工作、晋升与成功；在实践中，工作人员也是这样衡量自己工作成果的。因此，目前的援助制度是为渐进主义——这里多一点预算，那里多一点预算——而不是为结构改革而设计的。然而，我们知道，渐进主义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增加援助的回报越来越少了。这样的局面如果持续下去，产生的回报可能会更为有限。要促进各国的结构性改革，就需要首先对援助机构进行结构性改革。......事实上，援助似乎能吸引更多的私人投资，因此它有助于将资本留在国内。然而，对于最底层那10亿人所面临的问题，援助并不...
• Sylvaine

  2022-10-12
  仅仅依靠援助确实不大可能解决最底层那10亿人的问题；而且援助已经变得高度政治化，援助的设计也存在缺陷。......援助真的会让最底层那10亿人的处境变得更糟糕吗？一些研究者的确这么认为：援助可能会诱发叛乱与政变，因为这会让夺得政权变得更有利可图。......根据我们的研究，就平均而言，援助与内战的风险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存在间接影响。......既然援助不会导致叛乱，为什么会诱发政变呢？这可能是因为政变发动前并不需要长年累月的谋划。政变一旦发起，很快便可以结束，只要成功，援助就是唾手可得。在某种程度上，援助的确会让国家在冲突陷阱中越陷越深。但是援助也有可能让情况得到改善——它有助于间接地降低冲突风险。前面讲过，导致叛乱与政变的风险因素是缓慢的增长与较低的收入水平。而援助可以提高增长水平，提高居民收入，从而减少发生冲突的风险。......回过头来看，国际体系当初允许经济上难以为继的地区成为独立国家，也许是一个错误。但事已至此，我们必须承担后果。后果之一就是，这些国家的环境极度贫瘠，需要大量的援助，才能提振国内的消费，哪怕援助对经济增长没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我们需要认识到，对这些国家来说，援助不是为了暂时性地刺激发展，而是为了保障该国人民的生活能有最起码的尊严。
• Sylvaine

  2022-10-12
  在我看来，曾经有这样一个时刻，大约是20世纪80年代，当时工资的差距很大，任何低薪酬的发展中国家只要不陷入任何一个陷阱，就可以打入全球市场。在20世纪90年代，这种机遇变少了，因为亚洲正在建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聚集区。这些聚集区结合了低薪酬与规模经济，拥有无与伦比的竞争力。无论是富裕的国家，还是最底层那10亿人的国家，都无法与之竞争。富裕的国家没有廉价劳动力，而在最底层那10亿人的社会，劳动力很便宜，但没有聚集起来。它们错过了这个大好时机。......通常来说，典型的最底层那10亿人的国家，经济规模一般非常小。而这必然会导致私人投资者群体对其一无所知——获取信息是需要付出高成本的，哪怕只是时间上的成本，可这种地方根本不值得付出成本。
• Sylvaine

  2022-10-12
  对于一个失败国家而言，人口越多，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越大，以及如果刚刚摆脱内战（这一点最令人惊讶），那么这个国家就越有可能实现持续转型。在众多的特质当中，民主和政治权利似乎并不重要。让我们再来慢慢看一下那份清单。民主对政策转型似乎没有帮助。这一事实让人极度失望，不仅对于民主的拥护者而言是如此，还因为民主在最底层那10亿人的国家比过去更加普遍。而人口多、受中等教育的国民比例高，都有助于转型的成功。这些因素很可能指向同一件事情：国家需要足够多的受教育人口，以便制定与实施改革计划。变革的动力必须来自社会内部，来自那些英雄。他们成功的机会取决于周围人的能力。
• Sylvaine

  2022-10-12
  一般说来，民主国家普遍投资不足：政府一心只想赢得下次选举，对之后可能发生的事一概不关心，所以忽略了只有在未来才能看到成果的投资。在资源丰富的社会中，投资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样才能让资源盈余转变为收入的持续增长；投资不足便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在许多社会里，就使用公共资金来吸引选票而言，恩庇政治虽可能比提供公共服务更划算，但往往代价高昂，并不可行。要使这一策略变得可行，执政党必须设法挪用公共资金。显然，使用资源收入提供公共服务与使用资源收入提供私人恩庇之间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恩庇政治打破了公共资源管理的所有规则。为了给恩庇政治筹集资金，政府首先需要从预算中挪用公款，并将其用于非法目的。如果对挪用公款有足够严格的限制，恩庇政治的成本就会高到根本不可行。我们认为，这里正是资源经济租金起到颠覆性作用的地方。但如果存在对权力的有效制衡，即便参选政党在选举竞争的驱使下有机会耍恩庇政治的手腕，也不会成功。而且，存在有效制衡机制的社会是根据参选者是否有提供公共服务的内在动机来选择政客的，这进一步巩固了对恩庇政治的防范机制。一旦恩庇政治寸步难行，涉足政治的人就会对公共服务提供的议题更感兴趣。而在恩庇政治大行其道的社会，事情当然就是反过来的：民主政治更可能引来骗子，而不是大公无私的人。经济学家通常会认为，竞争环境遵循适者生存的规律。但在恩庇政治畅通无阻的环境里，选举竞争会让腐败者成为赢家。因此，我们才得出了那条政治丛林法则：富者生存。......从全球范围来看，在族裔多元的社会里，独裁统治之所以会阻碍经济增长，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族裔多样性往往会损害独裁者的支持基础。通常来说，在族裔多元的社会，独裁者依赖的往往是自身族裔群体的支持。想想萨达姆·侯赛因，他是逊尼派穆斯林，他的复兴党主要由逊尼派组成，这对伊拉克的什叶派和库尔德人来说是一种伤害。社会组成越多元，独裁者所属的集团就...
• Sylvaine

  2022-10-12
  不要指望发展呼吁来制定可以解决问题的议程，呼吁之人有时只是空有热血而缺乏头脑。
• Sylvaine

  2022-10-12
  我的猜测是，至少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低收入意味着贫穷，低增长意味着绝望。年轻人是叛军的兵力来源，在绝望的贫困环境之中，他们是廉价的，很容易招募。生命本身就不值几个钱，而加入叛乱运动则能给这些年轻人带来小小的致富机会。......现实的可悲之处在于，不满是普遍存在的。反叛者通常都有怨恨的对象，如果没有，他们就会编造一个。很多时候，真正的弱势群体无法反抗，他们只能默默忍受。......内战后的政治遗产与经济遗产通常同样糟糕——内战会带来政治权利的恶化。叛乱是一种极不可靠的带来积极变革的方式。声称发动内战是为了国家利益的叛军领导人，通常要么是骗自己，要么是骗别人，或者是自欺欺人。......杰里米的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感到沮丧的重要成果，揭示了叛乱组织的最初动机是如何逐渐腐化的。想象一下：你是一位叛军首领，决定发动一场运动，为社会正义而战。你花钱购买了一些枪支，或者一个想制造麻烦的外国友好政府给你提供了枪支。现在你需要征兵。年轻人来到你位于丛林中的总部，自愿加入你的队伍。你应该接受他们吗？这些志愿者有些的确与你一样，有可能会成为为社会正义而战的战士，但有些人只是向往端着枪耀武扬威的生活。另外，根据心理学家的统计，在任意一个人群中，平均有约3%的人有精神病倾向，所以你可以肯定，在招募的队伍中，有一些成员可能是精神病患者。还有一些人则渴望通过叛乱获得权力与财富，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如果每天的现实生活十分糟糕，那么即使叛乱没有多少成功的机会，也足以令人心动。哪怕很可能丧命，哪怕叛乱成功、过上好日子的机会很渺茫，那也值得一搏，因为要么是个死，要么继续穷困潦倒，穷并不比死好到哪里去。韦恩斯坦所做研究的关键点在于，有自然资源财富（石油、钻石，也许还有毒品），就有可信的致富前景，因此，在踊跃加入叛军的年轻人中，有些人是被这些发财机会鼓动的，不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的使命。满怀理想的叛军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