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

• 良禽不择木

  2024-05-11
  新时期文学中，邓友梅、刘心武、陈建功都着力于表现北京市民生活，受老舍影响很大。反过来，又正是这些作家照亮了老舍。
• 良禽不择木

  2024-05-11
  自觉地表现北平生活的文化底蕴的，首先当然得推老舍。曹禺的《北京人》，对现代北京人的心态也有相当精彩的描摹。
• 良禽不择木

  2024-05-11
  “走进文学”就是注重文学自身发展规律，强调形式特征、审美特征；“走出文学”就是注重文学的外部特征，强调文学研究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心理学、历史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伦理学等学科的联系，统而言之，从文化角度而不只从政治角度来考察文学。
• 良禽不择木

  2024-05-11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贯串着一个中心主题：“改造民族灵魂”。形成了两大题材：知识分子题材——他们是思想启蒙运动的主要承担者；农民题材——他们是民族的大多数，思想启蒙的主要对象。这都是由文学的启蒙性质所决定，同时也最能显示文学与人民及人民生活的密切联系。
• 良禽不择木

  2024-05-11
  由于落后的中国，文化、教育事业极不发达，启蒙工具、渠道都过于缺乏，文学艺术常常成为惟一的启蒙手段，许多农民甚至连基本的历史知识都是从戏曲中获得的。这种情况既造就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特殊优点，也带来了一些历史缺憾，而不论优点还是缺憾，都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特色与民族特色。
• 良禽不择木

  2024-05-11
  这个文学始终与民族的命运，与民族解放、振兴事业保持着天然的、血肉般的联系。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民族责任感，成为中国现代作家的基本历史品格，无法摆脱的民族危机感产生了中国现代作家特有的忧患意识，并决定着中国现代文学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
• 良禽不择木

  2024-05-11
  从本世纪初，孙中山预言中国的大跃进，“五四”时期李大钊歌颂“青春”的中国，郭沫若描绘民族的“涅槃”与新生，周恩来呼唤中华民族的“腾飞”，到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振臂高呼“中华民族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民族“从此站立起来”，“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一直到十年浩劫之后，我们的民族再一次从血和泪中站立起来，通过自己的年轻一代发出“振兴中华”的口号，都一再地表明：争取民族的独立解放，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民族意识的全面现代化，实现民族的崛起与腾飞，是本世纪全民族的中心任务，构成了时代的基本内容，社会历史的中心，民族意识的中心，对于这一时期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意识形态起着一种制约作用，决定着这一时期文学的性质、任务、历史内容，以及历史特征。
• 良禽不择木

  2024-05-11
  “五四”时代欧化与国粹之争，20年代东西文化比较，30年代东方文化本位论，40年代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五六十年代以传统文学和民间文学为本论，七八十年代“开放”与“封闭”之争以及当前的“寻根”运动……
• 良禽不择木

  2024-05-11
  文学家总是在关键时刻很自觉地丢掉文学，很自觉地要求文学不像文学，像宣传品就好了。“革命文学”初期是一次，抗战初期是一次，50年代初期是一次，当时郭沫若很自觉地写《防治棉蚜歌》……“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这是古已有之的说法。19世纪末维新派也曾讨伐文学。康有为骂“士知诗文而不通中外”，谭嗣同说诗歌是“无用之呻吟”，梁启超则指为“与声色之累无异”。后来梁启超突然又把文学捧到决定一切的地位，“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两个极端，其实都是一个出发点，就是要求文学要能够“经世致用”。
• 良禽不择木

  2024-05-11
  研究“五四”时期的文学，发现东、西方文化的撞击是一个大问题，很多现象都是从这里发生的。一系列的争论，比如“中体西用”啦、“夷夏之辨”啦、“本位文化论”啦、“民族形式”啦，总是离不开一条主线，即怎样协调外来文化和本民族文化的矛盾。于是我就追溯中国人自觉地学习外来文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开始是追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但是后来发现从学习“船坚炮利”转到学习政治经济法律再到学习文学艺术，是一个漫长的历程，是到了戊戌变法以后，才开始全面介绍文化艺术。以前虽然承认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可是毕竟“道德文章冠全球”。这时候才发现文学上也有许多可以学习的东西，文学观念开始转变。“五四”时期的许多问题，比如国民性批判、白话文运动、诗体解放、话剧的输入，等等，其实都是从戊戌之后开始的，尽管到“五四”才彻底、不妥协地掀起高潮，但是窗口是从那时打开的。而且，在这样的文化大撞击中对民族文化重新检讨重新铸造，使传统文学产生一种“蜕变”，这样的进程一直延续到现在，贯穿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
• 良禽不择木

  2024-05-11
  “问题小说”的讨论，连术语都完全一致。我考虑比较多的是美感意识的问题。“伤痕”文学里头有一种很浓郁的感伤情绪，非常像“五四”时期的浪漫主义思潮，我把它叫作历史青春期的美感情绪。文学中的美感意识，它是一个很内在的问题。美感这种东西，实际上就是对世界的一种比较深层的理解。它跟一时代的哲学、直观的经验、心理氛围，都有联系。美感的相像或者一致，它总是说明了许多问题的，至少其中蕴涵的“历史内容”有相通之处。后来我做毕业论文的时候，考察新时期文学中的喜剧意识、悲剧意识和悲喜剧意识——
• 良禽不择木

  2024-05-11
  “语言是思维的直接现实”（马克思语），文学语言的变革理所当然地成为艺术思维变革的一个突破口。只有从这一角度，才能理解从“诗界革命”（“我手写我口”）直到白话文运动这些针对着语言媒介而来的历史运动的根本意义，才能发现20世纪中国文学的每一次大的进展都是摆脱“八股”化语言模式（旧八股、新八股、洋八股、党八股、帮八股）的一场艰苦卓绝的搏斗。后世的人已经很难想像标点符号的使用在当时曾经历了怎样的鏖战，很难想像鲁迅何以称赞刘半农对于“‘她’字和‘■’字的创造”是“五四”时期打的一次“大仗”。20世纪初文艺革新的先驱者们不止一次地提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范例——乔叟、但丁摒弃拉丁语，用本民族“活的语言”创造出“人的文学”。他们自觉地、深刻地意识到了，被后世文学史家轻描淡写地称为“形式主义”的这场语言革命，其实正是民族的文化再造的重大关键。
• 良禽不择木

  2024-05-11
  古典的“中和”之美被一种骚动不安的强烈的焦灼所冲击、所改变、所遮掩。只需把19世纪初的龚自珍的诗拿来比较一下就行了，尽管也是忧心忡忡，却仍不失其“亦剑亦箫”之美。半个多世纪之后，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尽管流畅却未免声嘶力竭，一大批“谴责小说”尽管文白夹杂却不留情面地揭破旧世态的脓疮，更不用说《狂人日记》这样的振聋发聩之作了。但是，细究起来，东、西方文学中体现出来的危机感却有着基本的质的不同。在西方现代文学中，个人的自我丧失、自我异化、自我分裂直接与全人类的生存处境“焊接”在一起，其焦灼感、危机感一般体现在个人的生理、心理层次（如萨特的《恶心》）以及“形而上”的哲学层次（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这种焦灼感、危机感既极端具体琐碎，又极端抽象神秘，融合成一片模糊空泛的深刻，既令人困惑又令人震悚地揭示了现代人类在技术社会中面临的梦魇。在中国文学中，个人命运的焦虑总是很快就纳入全民族的危机感之中（最具代表性的，如郁达夫的《沉沦》）。“落后是要挨打的！”这句话有如一个长鸣的警报响彻20世纪的东方大陆。焦灼感和危机感主要体现在伦理层次和政治层次，介乎极端具体和极端抽象之间，而具有明晰的可感性。欧洲中心主义和个人主义意识，使得西方文学把自己的命运直接等同于人类的命运，把所处境遇的病态和不幸直接归结为世界本体的荒谬。而感时忧国的中国作家，则始终把民族的危难和落后，看作是世界文明进程中一个触目惊心的特例，鲁迅因此而发生“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的“大恐惧”（《热风·随感录第十六》）。在文学中就体现为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充满了希望的焦灼。但是既然同为焦灼，便有其不容忽视的共同点。尤其是像鲁迅的《狂人日记》、《野草》或宗璞的《我是谁》、《蜗居》或北岛的《陌生的海滩》或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这样的作品，从内容到语言结构，都具有与20世纪世界文学共通的美感特征，尽管其内心的焦灼彻头彻尾是中国的，...
• 良禽不择木

  2024-05-11
  与“改造民族的灵魂”这一总主题相联系，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两类形象始终受到密切的关注：农民和知识分子。在这两类形象之间，总主题得到了多种多样的变奏和展开：灵魂的沟通，灵魂的震醒，灵魂的高大与渺小，灵魂的教育与“再教育”的互相转化，等等。文学中表现了一种深刻的“自我启蒙”精神，那种苛酷的自责和虔诚的反省，是以往时代的文学和别一国度的文学中都没有的。在危机四伏的大时代中，责任如此重大，使命如此崇高，道德纯洁的标尺被毫不含糊地提高了，文学中充满了自我牺牲的圣洁情感。这种牺牲包括了人们受到的现代教育、某些志趣和内心生活。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是深刻的、真诚的，有时候又带有某种被扭曲，以至病态的成分，也使文学产生了放不开手脚的毛病，缺少伏尔泰式的犀利尖刻和卢梭式的坦率勇敢——“智慧的痛苦”常常压倒了理性的力量，文学显得豪迈不足而沮丧有余。如果把“世界文学”作为参照系统，那么，除了个别优秀作品，从总体上来说，20世纪中国文学对人性的挖掘显然缺乏哲学深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对灵魂的“拷问”是几乎没有的。深层意识的剖析远远未得到个性化的生动表现。大奸大恶总是被漫画化而流于表面。真诚的自我反省本来有希望达到某种深度，可惜也往往停留在政治、伦理层次上的检视。所谓“普遍人性”的概念实际上从未被20世纪的中国文学真正接受。与其说这是一种局限，毋宁说这是一种特色。人性的弱点总是作为民族性格中的痼疾被认识被揭露，这说明对本民族的固有文化持有一种清醒严峻的批判意识。“立人”的目的是为了使“沙聚之邦，转成人国”，更体现了文学总主题中强烈的民族意识：就其基本特质而言，20世纪的中国文学乃是现代中国的民族文学。
• 良禽不择木

  2024-05-11
  在20世纪初，鲁迅与许寿裳在东京讨论“改造国民性”问题的同时，就提出了“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她的病根何在”的问题。（《亡友鲁迅印象记》）实际上，在“改造民族的灵魂”这一总主题中，一直有着两个相反相成的分主题：一个是沿着否定的方向，以鲁迅式的批判精神，在文学中实施“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深刻而尖锐地抨击由长期的封建统治造成的愚昧、落后、怯懦、麻木、自私、保守，并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凝聚到类似阿Q、福贵、陈奂生这样一些形象中去；另一个是沿着肯定的方向，以满腔的热忱挖掘“中国人的脊梁”，呼唤一代新人的出现，或者塑造出理想化的英雄来作为全社会效法的楷模。如果说，在第一个分主题中，诞生了不朽的形象阿Q及其“精神胜利法”，其艺术生命力和艺术魅力持久不衰，说明了对民族性格的挖掘在否定的方向上达到了难以企及的深度；那么，在第二个分主题中，理想人物却层出不穷，变幻不已，有时是激进而冷峻的革命者，有时却是野性的淳朴或古道侠肠，有时却又回到了“忠孝双全”或“温良恭俭让”，有时则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
• 良禽不择木

  2024-05-11
  梁启超是最早的“小说救国”论者，但他也强调：“今日之最重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鲁迅则更进一步深化，提出“改造国民性”的历史要求，在文学创作中，以“立人”为目的，刻画四千年沉默的“国民的魂灵”，以疗救病态的社会。这样的提法包含了比政治更广阔的内容，其中既包含了关心国家兴亡、民族崛起的政治意识，又切合文学注重人的命运及其心灵的根本特性。通过“干预灵魂”来“干预生活”，便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自觉的使命感，文学借此既走出了象牙之塔，与民族与大众的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又总能挣脱“文以载道”的旧窠臼，沿着符合艺术规律的轨道艰难地发展。就这样，启蒙的基本任务和政治实践的时代中心环节，规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自己的总主题，因而思想性始终是对文学最重要的要求，顺便也左右了对艺术形式、语言结构、表现手法的基本要求。
• 良禽不择木

  2024-05-11
  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
• 木灵

  2016-05-13
  “伤痕”文学里头有一种很浓郁的感伤情绪，非常像“五四”时期的浪漫主义思潮，我把它叫作历史青春期的美感情绪。文学中的美感意识，它是一个很内在的问题。美感这种东西，实际上就是对世界的一种比较深层的理解。它跟一时代的哲学、直观的经验、心理氛围，都有联系。美感的相像和一致，它总是说明了许多问题的，至少其中蕴涵的“历史内容”有共通之处。——黄子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内涵，是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的一个进程。——黄子平
• 木灵

  2016-05-07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同时展开为互相联系又互相对立的两个侧面：所谓“欧化”（其实是世界文学化）和“民族化”。在这样一种相反相成的艰难行进中个，正如鲁迅曾精辟地指出，存在着内外两重桎梏亦即两重危险，这都是由于我们的“迟暮”所引起的。实际上，存在着一个以“民族—世界”为横坐标，“个人—时代”为纵坐标的坐标系，20世纪中国文学的每一个创造，都必须置于这样的坐标系中加以考察。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是深刻的、真诚的，有时候又带有某种被扭曲，以至病态的成分，也使文学产生了放不开手脚的毛病，缺少伏尔泰式的犀利尖刻和卢梭式的坦率勇敢——“智慧的痛苦“常常压倒了理性的力量，文学显得豪迈不足而沮丧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