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将之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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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龢2020-03-04“老[161]弟,你【曹景行】真厉害,会窘我。不,我知道了,你是想打开的我【我的】话匣子?好,我说一点给你听吧;我之不得志,无待人言,自己也明白,不但一时,恐将终世。然而,你得知道,与其谓蒋百里不得志,毋宁谓用蒋百里者不得时。所谓‘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但我为什么不能得人之用呢?夸大些儿,亦如子贡所云‘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盖老朽所遇,每有‘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菌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容……’。所以颜回说得好:‘……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之丑也。不容何病。’但我并不如仲尼一样,临河而叹,于‘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我虽不得志,不因此而颓唐。你想,韩非为李斯所僭,在缧绁中尚能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难》等五十五篇,时至今日,学者犹诵其文而仰其人,可见‘志’,不一定在‘得’,要紧的还是在‘传’。况我今日所处,优于韩子者奚止千百倍。你瞧我谈笑自如,有半点不乐意的地方透露人前吗?但是,能说‘蒋百里一生不得志’这句话的人,多少总是我的知己。我愿和此人订交,你说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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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龢2020-03-04中[148]国士大夫,即如孔、孟那样的圣贤,到头来,还是说:“我生不有命在天?”汉代大思想家王充,他的批判精神,可以说是超过那一时代一切的学人,结果还是相信“命运”,好似冥冥在上的不可知力量在支配着他。曾国藩晚年对门人弟子也说,人生的成功失败,三分人力,七分命运。[149]百里博通中外古今,看得多,见得远,可是他是相信命运的。有一回,中航公司民航机桂林号遇难,他的朋友徐新六在其中。百里说:“新六非常可惜,这也是劫数,本来早几天他就要走的。”话呢,不妨这么说,但他相信命运这一点,和一般士大夫并无不同的。(他并不自以为是造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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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龢2020-03-04附[140]一:蒋百里年表蒋慰堂光绪八年(壬午)九月初二日寅时公生。公祖光煦字生沐,博学富收藏,刻有《别下斋丛书》,名重海内。父学烺字泽久,候选国子监典籍,著有《泄怀集》二卷。世居海宁硖石镇。洪杨之役,庐毁书亡。生沐公谢世,诸父分就故基焚余老屋拮据自立,泽久公独出门从师习医以自活,转徙平湖、海盐间,岁或一返里,省视兄弟姊妹。光绪七年杨太夫人来归,逾年生公。光绪九年(癸未)公二岁。父行医海盐城,赁屋天宁寺旁,公随焉。公生而歧嶷,貌白皙,目炯炯有神。四岁(十一年乙酉)太夫人授以方字。翌年(十二年丙戌)五岁授唐诗及四子书,琅琅成诵,越宿不忘,颖悟迥异常儿。十三年(丁亥)六岁。太夫人喜阅稗官野史,暇辄为之讲解,公喜,辄以书中人自命,嬉戏模仿之。十五年(己亥)八岁。公家贫,硖石人张冷生延师课其子,公伴之读。是年世谊查芸孙先生过盐见访,惊为神童,许以次女妻之。公九岁(十六年庚寅)已毕四子书,开始读经,能作三四字对句。十七年(辛卯)十岁,毕诗经、尚书,能作应制诗及制艺之起讲。十八年(壬辰)十一岁。父命返里就读于同族家塾,塾师倪勤叔深喜之。十九年(癸巳)十二岁。读左传、礼记、周易,所作应制诗文渐臻完璧,随倪师习灵飞经,婉秀有致。二十年(甲午)十三岁。闻中日之战,刺激甚深,其一生国防思想及弃文习武之动机肇于是。岁暮父病没海盐寓次,公先期归侍汤药,衔哀扶梓归籍。时家贫甚,家难国忧锥心【椎心】泣血,父奉母归居故里,仍就倪师读而刻苦有加焉。二十一年(乙未)十四岁。母病,数延医投药罔效,慕古人割股疗亲事,阴刲左臂肉煎汤进,母病良已。公裹创不慎,日就溃腐,犹隐忍侍疾,兼役汲水量米,母疑焉,逼使前,强把臂启视,则脓血渍败絮几透,始惊痛,抱公而哭,公[141]亦哭。急为延医乃愈。二十二年(丙申)十五岁。公耻于甲午之役,于读书外留心国事,阅《普天忠愤》集,常中夜呜呜,矢为国自效。二十三年(丁酉)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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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龢2020-03-04最[133]后,我们来到德国,您把我们的一切学校手续安定好了,在进学校的前一天,您还带我们到动物院去玩。那时柏林动物院的大狮子刚养了四个小狮,我们好奇心重,特意一人去抱了一个小狮子,一块儿照了一张像。后来您把照片寄给我们时,还在相片后面附着这几个字:“垂老雄心犹未歇,将来付与四狮儿。”唉!爸爸:两年前柏林的狮子已经能跳出院吃人了,我们还如此幼稚呢,您怎忍竟弃下我们在这险艰的人世呢!严冬去而复来,大姊逝世已经四年了,却始终没有重来过,您此去什么时候再来呢,从前死神把大姊从妈妈怀抱中攫去时,我们时常从母亲心坎里,听到这几个血泪的字:“你们五姊妹,正好比我的一只手,如今大姊去了,好像人家把我的拇指割了一般,怎么能叫我不痛心呢!”唉,爸爸现在您又走了,为妈妈想,不是比人家割了她的心还痛呢!唉,我们是失去了心的妈妈,失去了光明的孩子们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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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龢2020-03-04他[126]【蒋百里】又说:“我们要竭力发挥自己的长处,同时要镂心刻骨地补救我们的短处。短处在哪里,就是健康问题。我们因为贫穷,平时就营养不足,卫生知识薄弱之故,恶性病就不断地蔓延。”他举了他在邹平看见几张表,那年二月一个月,邹平一县生了七百三十余人,死了六百二十余人,而从〇岁到一岁之间的死亡率,占了三百多。他又看了女子死亡的比例,则女子中年死的多,老年死的少,就是有用的人死亡得多,没用的人死得少。以村治十年的邹平尚且如此,其它更可想见。(百里说,我们还是感谢村治,要是没有这个统计,我们连这个危险还不知道。)百里说健康问题就是道德问题。他注重国民运动,他有一回到了中欧,一个维也纳市民告诉他:“我们败了,我们穷了,我们造不起运动场,买不起皮球。我们靠这一条破裤子来救我们的国家。”所以百里在维也纳就写了一篇《破裤救国论》。原来,那边人的习惯,大家都有条牛皮短裤,这条裤子,可以从曾祖传到曾孙。它的好处,一方面可以保护着腹部,一方面走倦了可以到处休息。奥国虽是穷光蛋,在世运会中也得了几个头奖,百里说这才是国民运动。至于花几百万块钱的运动场,几十块钱买一副外国网球拍,不过是一种富家子弟的游戏罢了,万万够不上说国民运动。他说:我们讲健康,要打穷主意,不必看富样子。(我们要注意妇女,要注意儿童,这才是总动员的员,即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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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龢2020-03-04百[115]里先生最好客,谈锋很健。他在桂林时演讲了几回,天天又和新知旧交快谈,忽然觉得很累,到医院去检查了一回,血压很正常,别的也没什么,他就放心了。其实是血中毒,表面看不出,否则好好调理,多多修养,不会有什么的。左梅夫人劝他戒酒,他也这么想,可是在交际场中,别人敬他的酒,不能不喝,有时不免过度一点。有一天,他苍白着脸回乐群社,倒在床上动不得,其实,病情已深了。左梅劝他在桂林多住几天,谢[116]绝一切应酬,他却一心一意要到遵义去。那时陆大从长沙西迁,决定以遵义为校址。百里却说:“我到桂林已一星期了,一天不到校,我的心一天不安,我们到遵义再说罢!”这样,他们便乘汽车到柳州,住了两天。那时,百里突然怕冷,晚间冷汗直流,他确乎很虚弱了。他们从柳州出发,途中他胸口作痛,大汗不止。他才知病重,吩咐司机前途遇站即停,前面便是宜山,这样,他便在宜山住下,也就死在宜山。(那时,我正在金华,因为浙赣路连上了湘桂路,所以得讯较早。百里先生的《抗战论文集》,已是金华一家书店先出版的。)到了宜山,百里一家,勉强挤在乐群社中,还是一位学生让出一间房子来才勉强住下的。宜山小县,乐群社也很简陋,当地的医药条件当然更差。那时,恰好广州失陷,那儿的军校学生,和从江西泰和转来的浙大学生,都挤在这一小城中,彼此都照顾不了。(看他病的人太多,对于百里和左梅,也是太重的精神负担。)一到宜山时,县政府医生替他打了一针吗啡,他才呼呼睡去。后来听信了浙大校医的话,打了一针黄耆针,照说是该大流汗的,却相反的不曾出汗。一连住了五天,他的病慢慢好了起来,就执意要向遵义出发了。左梅苦劝他,他也不听。他知道有很多军校学生要去看他,他就约他们在乐群社晤谈一回,那是十一月四日上午的事。午后,他看看天气很好,就和左梅母女出去散步一回。(那时,蒋雍、蒋华已先往贵阳,留在身边的只有左梅和蒋和。)途中碰到浙大校医,便路又到浙大走了一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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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龢2020-03-04百[114]里郑重指出几点实事:①我们向为农业经济的社会,其最大积弊,就在不大爱惜物力;一斗米的收获与两斗米的收获,农家对此,并未锱铢较量;其实粒粒的收获,都可发挥极大的效能。此种恶习不洗除,根本谈不上什么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或社会主义的工业化。②我们应用新工具享受新文明,一切都应合理化,才能物尽其用。他在赴桂林途中,曾见一汽车满载沙发及床铺等货物,综其价值不过数百元,而汽油的消耗,实已过之。他说这种人真没有享受新文明的资格。③我们惯例,某人任了新职,贺电如雪片飞来,这就是浪费。今日抗战紧急,交通工具极缺乏,而此种情形,依然不变。他希望大家不要唱高调,不要发空议论,脚踏实地定下半年计划是第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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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龢2020-03-04百[98]里说到,五十年前,骂八股先生的无用,就是因为他们的线装书里,虽满装着“修齐治平”,但是他们只须经过书房、考棚、衙门,就可以负责担当国家的大事。三十年来,线装书换了蝴蝶装(里面也有主义,也有公式),但也只要经过寄宿舍、轮船火车、宫殿式的洋房这三个关门。他们没有吃过杂粮,没有住过猪圈,总之他们没有与民众共同生活过。这种[99]缺点,一百回的讲演是改不过来的。因为讲演也不过靠着书本做宣传。五四运动以后,已经有“到民间去”的一个口号,但是实际上能有几个?这不是说青年没志气,事实上环境不许可。可是抗战以来,沿海各学校的教授学生,事实上不能不向内地走。(他有一位世妹,那年二十一岁,也能背上五十斤背包,一天走上八十里,从江西逃出来。)战地紧张的地方,更不能不逃难,更不能不求工作,靠家庭读书不可能了,于是给知识青年一种实际经验。而这一种经验,在一种悲愤兴奋状态之下体验着,不是春季的游山旅行,是客观的社会测验。这正是孟子所谓“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了。这是一种生理心理上的自然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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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龢2020-03-04爱[91]尔克,她年纪虽轻,却也对法国人生活和她们自己德国人的显著差别,[92]颇觉惊异。她说:“我们德国人那么紧张,法国人呢,就这么悠闲。”百里和她说到德法之间的历史,正如中日之间,也是邻国,生活方式也这么大不相同的。法国人坐咖啡馆,一整天那么坐下去,也和中国人坐茶馆在租船。那位日本大使和百里是熟人,虽不交谈,还相互打了招呼。那日本女孩子却和蒋和怒目以视,有如冤家狭路。百里觉得法德之间的民族仇恨,也是这么触发起来的。他看了爱尔克,轻轻叹息了一回。他想,大屠杀的场面正在开始,世界大同的梦,还渺茫得很呢!在塞纳河上,拿破仑墓坟,引起她们的兴趣,朱红色的石棺,中有拿翁的宝剑和约瑟芬的钻石。拿破仑石像,他的双睛,俯视塞纳河流。他对她们说到拿破仑生前掌故以及拿破仑所代表的法兰西精神。不过,他也想不到“巴黎的沦落”竟是眼前的事,希特勒的铁骑又在塞纳河上出现了。到了一九三八年初夏,百里送爱尔克回到柏林,便和和女一同经马赛乘轮回国。途中传来台儿庄军事胜利的消息,船长举杯向百里父女及中国旅客致贺。百里慨然对和女说:“国际间,甚么都靠实力。有一分实力,别人就会敬重你一分,你们年轻人,该牢牢记在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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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龢2020-03-04在[90]中国受到日本军阀践踏时,曾经对国际联盟寄了希望,希特勒却把“国联”看得一钱不值。他说:“国联是一根稻草,中国想抓住这根稻草过河吗?”当年的“国联”,有如今日的“联合国”一般,只是英美法的工具。百里对国际情势的观察,暗合于辩证逻辑,自比一般人高一筹的。[一位法国记者说:“日内瓦碧绿的树林里,露出半截白石砌成的宫殿,远远地望去,辨不明白到底是和平之宫或和平之墓;走近一看,才知道这是一所奢华的病院,一进门就听沉痛的叫喊,尤其是受了空袭的残骸,叫喊得格外惨痛(中国和西班牙)。内中有几位医生,也曾抚摸一下以示慰藉。如果连叫喊的资格也没有的(如阿比西尼亚),就用实验方法证明它已经死了。”百里最欣赏这一段讽刺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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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龢2020-03-04在[87]中国抗战前后,国际间的矛盾情势是十分错综的。意德是日本的与国,但有军火运到中国。美国表面上是唱甚么正义的高调,而轰炸中国的飞机、汽油、炸弹,都是美国军火商所供给的。苏联的军事援助,则在抗战军事进展以后,他们的机师,代替了意大利的航空员。百里的赴意大利,和史丹法尼教授同行,当然还对墨沙里尼存着希望的。百里动身前,把那位预定到英国去读书的第二女儿蒋雍,从香港送到衡山去参加军队工作。他要她在大变动时代身受生活上的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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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龢2020-03-04不[86]久,百里便和左梅母女三人上了牯岭,参加当时的国防参政会。(这是后来的国民参政会的雏形,当时议员三十余人,有周恩来、胡适、梁漱溟等,百里也与其列。)还担任了暑期训练班的教官。接上来,便是庐山谈话会,恰碰上卢沟桥的“七七”事变。百里看明白战事的情势,他决心在这次对日战争中奉献他自己的一切。他曾对年轻军官说:“你们年轻人,活着看中国的翻身;我们老年人,该为国家拼一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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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龢2020-03-04百[77]里先生,那时,每天写一张明信片,寄给德国的二女,叫她们留着以为纪念。在西安的两星期,他发了很多信,写得非常轻松:“飞机轧轧声,南京有人飞到西安来了。”“又一轧轧声,委员长今天飞回南京去。”“明天再来一声轧轧,你们的爸爸,也将离开西安这古城了。”蒋氏回南京那天,正是圣诞节。26日,杨虎城在绥署替他们饯别。百里先生笑道:“昨为阶下囚,今又座上客。”他们是27日离开西安的。“西安事变”,一晃便是二十四年了;百里先生在抗战第二年,病逝宜山,已不及见抗战胜利,也不及见中国的新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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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龢2020-03-04他[77]在各国看到现代国家经济和其它部门,无不与国防有密切的配合。各国花样不同,而以国防为中心思想则一。他举了德国的例子:德国的国道计划,表面上发展交通,骨子里却是国防计划之一部分;他们的公路,路基筑得极坚固,汽车每小时行百五十公里。那纵一线横一线的国道,平时便利运输,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战时便是绝好的炮兵阵地。须知建筑炮兵阵地,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这种一举两得的计划,就比临渴掘井高明得多。他说:“法国有名的马其诺防线,工事设在地下,用心是周密极了,但不合经济原理,是消费的国防。而德国在地面上设防是生产的国防,平时战时两得其利。”(百里又说到几个有趣的例子:即如五分一角五角的镍币,平时是市场流通的货币;到了战时,一收集起来,便是枪弹的信管零件。又如德国的大小洋钉,限定用哪几号,这样,飞机的零件便散布在全国。无论飞机落在何处,只要拆开桌子凳子,就可以找到合用的钉子了。这是普遍性的国防动员。)百里也说到意大利的军事动员:罗马附近的新建筑物,须与其左邻右舍,保持相当的距离,表面上与卫生行政有关,实际也是国防计划之一部,[78]便是由密集式化为散兵式,减少敌机加害的程度。这种新村计划,将来会有一天,实现乡村都市化和都市乡村化,都市的面积加大,一扫人口集中的弊害。(我们且看今日的大上海,不正合乎百里的都市乡村的理想吗?)当时的意大利进行军备,以发展空军为主,海军次之,陆军被搁在后。那年八月的罗马陆军大会操,还有上次欧战时所用的旧炮在内。她是一个贫穷的国家,穷人要打穷人的算盘,若是海陆空军平均发展,将一无所长,所以他们集中财力于一点,这是眼光独到之处。他说:“过去为平面战争,今后将蜕化为立体战争。平面战争以高山为险要,其(今)后险要要移于广大的平原上。炮火和飞机能够摧毁要塞或堡垒,一旦丢了一个要塞,只能退守第二个要塞。可是大平原虽被突破一点,仍可堵塞缺口,不致影响全线的。从要塞战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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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龢2020-03-04张[75]伯伦说:“英国有三种场合,不惜一战:①如果有人侵犯英国的领土及殖民地。②为履行对于同盟国条约起见。③二者以外,如果英国认为必须一战才能解决,那也义不容辞。”百里说:张伯伦虽号为实际家,其实实际应付,非英之所长也;英国之所长在其远略。举例:如甲午之役,即定联日制俄之策,一九〇四年,即定包围德国之策;欧战一终了,即警戒日本。即今日《泰晤士报》对中国抗战表示好感,也准备于数年以前。惟其举一事,定一策,决于十年五年以前,一到临时,即能水到渠成,他国莫之能抗也。但长于远略者即短于实际应付,盖自非先知,孰能举未来之变而一一预定之?故每下一策,必留一余地以应变,而形成一不彻底之局面。对意大利政策受攻击与讥笑,即其一例。可是英人宁可忍受此羞辱,[76]何也?国防故也。只有前哨为本队牺牲,不能为前哨而牺牲本队。外交事小是面子问题,国防却是生命问题,为面子而牺牲生命,英人不为也。百里说了合乎辩证逻辑的话:“世人以英人之退让,谓为武力不足,此误也;英人亦自信也,此伪也。诸君志之,今日文化社会之世界,一国家可以因为打胜仗而亡国,打了胜仗即可兴国,此时代落伍之言也。我们试想,纵使英法能联苏挟美,予德意以一击,后果如何?英不能再强了,而苏美之势必日大,则真正到了帝国霸权之危机时代了。英人肯自动促进这一危机的早来吗?故‘和平‘二字,德意为口头禅,在英人则是生命问题。”百里的话,到今日看来,还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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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龢2020-03-04中[55]国文人最无用,古来士为四民之表率,国家弄得这样衰弱,文人实在应负大部分的责任。读书越多的人越不能成为主权阶级,仅知如何逢迎君主,得了一人的恩宠就能爬到高层辅佐阶级的地位。他们的终身目的不过如此。曹操、司马懿一面从政一面读书,诸葛亮二十来岁就出山,都不能算得专心致志的文人。真正文人四十岁以前埋头读死书变成了饱学的书呆子,四十岁后埋头科举纵能显亲扬名,这辈子已是个废物了。孙中山先生也是半路出家,以革命精神而能成为主权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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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龢2020-03-04说[34]一句牢骚的话,商店的学生,工匠的艺徒,要是夜间能读上一点钟的书(就是在实际的事物中过生活的人而能习取知识),恐怕倒可以负起复[35]兴民族的责任,而每天坐汽车包车,在中大学上六时以上的功课的,恐怕将来只能做学理上的教授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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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龢2020-03-04我[31]于民族之兴衰,自世界有史以来以迄今日,发现一根本原则,曰“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则强,相离则弱,相反则亡”。生活与战斗本是一件东西从两方面看,但依经济及战斗的状态之演进,时时有分离之趋势。希腊、罗马虽在欧洲取得文化先进美名,但今日继承希腊罗马文化的却并不是当年的希腊人、罗马人,具有伟大的文化而卒至衰亡的总原因,就是生活工具与战斗工具的不一致。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之一致,有因天然的工具而不自觉的成功者,有史以来只有二种,一为蒙古人的马,一为欧洲人的船。因觅水草就利用马,因为营商业就运用船,马与船就是吃饭家伙,同时也就是打仗的家伙,因此就两度征服世界。有费尽心血用人为制度而成功者,也有两种,一为欧战时才发明,十年来才实行,西人的国家动员。一为中国三千年前已经实施的井田封建,他的真精神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之一[32]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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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龢2020-03-04附[27]三:德国战败之诸因蒋百里一 总说可胜则战,不可胜则不战。三尺童子识其义,而实行也则虽大智有未能焉。战与不战,政略之事也。胜与不胜,兵略之事也。有可胜而不可战者(如日本时【对】中国山东问题下哀的美敦之时),有可战而不可胜者(如开战时之比利时),故政略与兵略之间,有微妙之联络。此之所谓可战可胜者,即彼之所谓不可胜而不可战者。而彼之可胜可战,即此之不可胜不可战。故敌与我之间,有对抗之作用。胜败不可以预测,和战不可以强求。是故有以不能不战之国家,而处于万不可战之地位,乃不得已侥幸于一战以求成功者,则一九一四年德国之形势是也。所谓不能不战者何也,兵之为物也有极端性,未有不求战而其兵可强者,亦未有兵既强而不求战者。且以军事之优势而立国,一旦迄于彼我之间,强弱之势得其均衡,则后此之危益可知。自兵略言,千九百十四年时,为德计亦一机也,为奥战则同盟固,一也。英疲于内政,而俄、法之军政改革未竣,二也。自此以后,将或并此侥幸之一胜而不可得矣。虽然,此可胜之机,而非可战之机。此不能不胜之消极原因,而非可战之积极原因也。而不能不战之根本,则实由于其国家之状态不自然。所谓万不可战之地位者何也?则政略上包围之形势已成也。包围之形势孰致之?德人实自致之。而德人自言曰:是原于德之存在与发展也。存在故见忌于法,发展故见忌于英,令有病食伤者,执不食则死之例以自解,而归咎于食物之消化不良,岂通论乎?存在与发展,自然之势也。所贵乎政略者,则人为调剂也。故自致于万不可战之地位,其原因当归于政略[28]之失败。不能不战而万不可战,此两极端之间必有一进路。而德人则过信其度,求解决于侥幸之一胜。以兵略上一胜之效,而转移政略之形势者,史庸有之。虽然,可幸得不可强求也。所谓不能使敌必可胜也,过信其可胜之度,欲以一时优势之兵略,转移数十年来失败之政略,此不可得之数也。姑勿论马仑之战败焉,纵得巴黎,苟法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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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龢2020-03-04中[6]日战争前夕,百里先生曾往日本考察一回,晤及士官老同学真崎、荒木诸人,知道中日关系不能再拖下去了。他从地理及民族性看,湖南乃是中国的心脏,中国的乌克兰。一旦战事爆发,沿海一带首遭蹂躏,工业计划应着眼于山岳地带,而便利防空及军事守险,应以南岳为工业核心。百里和实业部专员讨论炼钢计划说:初步小型工厂,可设于安徽的马鞍山,大冶的铁和安徽的煤,运起来都很便利,一旦发生对外战争,九江以下都不是安全区,炼钢厂应该设于株州【株洲】以南,郴州以北;而萍乡的煤,宁乡、醴陵、永兴的铁,质量都是合用的。他曾主张向美大量购买柴油(那时油价比自来水稍贵),而设储油池于庐山、衡山及武陵山脉川湘边境。(油池设在山洞中,以防敌机轰炸。)他说中日战争发生,大本营应设在芷江、洪江一带,那一地区有森林,有矿产,又有沅江流贯其间,乃是天然的国防地带。(空军基地设在昆明。)在“七七事变”前一年,他能作出这样的军事设计,可说是远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