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的悖论

• 长安

  2023-05-23
  这类机构总是创造出一种共谋文化。重点不在于某些人有办法打破规则，而在于衡量一个人对组织是否忠诚、某种程度上就看他是否愿意装作视而不见。当官僚逻辑扩展到整个社会范畴时，我们全都开始配合演出。
• 渋谷駅前等

  2023-05-23
  我来逐一解释一下。通常情况下，暴力行为也是沟通行为，这样说准确吗？当然不错。但这几乎适用于任何形式的人类行为。在我看来，暴力真正的重要之处在于，它或许是唯一一种即便没有沟通也可能产生社会影响的人类行为形式。准确地说，一个人若要对完全欠缺了解的他人的行动施加相对可预测的影响，那么唯一可行的方式很可能就是暴力。
• 渋谷駅前等

  2023-05-23
  从更广的层面上，政治学家一早就观察到，在高压和信息之间存在一种“负相关”[大卫·阿普特（David Apter）语I6]：也就是说，相对民主的政权往往被过量信息充斥，因为人人都向政治权威讨要解释和提出诉求；而一个政权越是专制和压迫，人们就越没有理由向其透露任何事，这也是为什么这类政权不得不严重依赖间谍、情报机构和秘密警察。
• 渋谷駅前等

  2023-05-23
  事实上，在系统内部，用以评估世界的算法和公式到头来不只是价值的衡量标准，也是价值本身的来源。”毕竞，官僚们的工作大头就是评价事物。他们持续不断地评估、审核、测量、权衡不同的计划、提案、申请、行动方针或晋升候选人孰优孰劣。市场改革只会强化这种趋势。这发生在各个层面，对穷人而言尤为残酷。
• 渋谷駅前等

  2023-05-23
  如果将足够的社会权力赋予某个阶层，哪怕他们秉持的观念古怪至极，他们到头来都会有意或无意地设法制造出一个世界，以一千种不易察觉的方式向生活其间的人们强化那些观念不证自明的真实性。
• 渋谷駅前等

  2023-05-23
  从某种意义上，它们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完美写照：出售纯抽象之物的商店——完美无瑕的盒子，里面装的只有玻璃与钢制的隔板、计算机屏幕和武装保安。它们代表了枪支和信息的完美结合，因为那正是它们的全部。而这种结合几乎为我们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提供了框架。
• 渋谷駅前等

  2023-05-23
  日常生活的官僚化意味着强制推行非人格化的规章制度；反过来，非人格化的规章制度只有依托武力威胁才能运行。
• 渋谷駅前等

  2023-05-23
  我要说的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不是普通的双重标准，而是一种独特的、在官僚体系里十分典型的双重标准。所有的官僚制都是程度不一的乌托邦，因为它们提出了某种真实人类永远无法触及的抽象理想。回到前面说的文凭主义。韦伯以来的社会学家们常提及一个最能定义官僚制的特征，就是其职员由正式的、不带主观色彩的标准选拔而来，最常见的是通过某种笔试。（也就是说，官僚不像被票选出来的政治人物，但也不该仅仅因为是谁的亲戚就走马上任。）理论上，它们遵循优绩制（meritocracy）；事实上，谁都知道系统有一千种空子可钻。许多人之所以能跻身其列，只因沾了某个亲戚的光，对此，大家心知肚明。共谋成了忠于组织的首要评判标准。职级晋升的基石不在于优绩（merit），甚至未必在于你是谁的亲戚；归根结底，它在于愿意维护“晋升基于优绩”的假象，即便人人都知道并非如此。”或者说愿意维护“规章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假象尽管事实上，规则时常充当个人权力肆意而为的工具。
• 渋谷駅前等

  2023-05-22
  在当代美国的民粹主义中，对于“官僚”只有一个替代方案，那就是“市场”，这一点在世界其他地区也越发得到认可。有时这意指政府运营应该更接近企业的样子。有时这意指我们应该把官僚们一脚踢开，让一切顺其自然，也就是让人们自由操持生计，挣脱强加于其上的无数条条框框，让市场调控的魔力发挥作用。于是“民主”开始染上市场的意味；而“官僚”与之相反，意味着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这般含义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 渋谷駅前等

  2023-05-22
  旨在减少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到头来实际产生了更多的法规、更多的官僚和更多的警察，这个明显的悖论司空见惯，以至于我觉得我们有理由视其为某种普遍的社会学定律。我提议将它命名为“自由主义铁律”： 自由主义铁律表明，任何市场改革、任何旨在削减繁文缛节和促进市场力量的政府举措，最终都会增加规章制度总量、文书工作总量和政府官僚总量。
• 渋谷駅前等

  2023-05-22
  最后，官僚制已经彻底俘获了我们，因为它最吸引人之处正在于它的韬曜含光：它让一切看起来那么井井有条，那么容易预测，那么合情合理。毕竟，社会结构最厉害的地方是它让我们每一个人忘了自己是能动者，忘了这个社会秩序正是由我们自己所创造的。官僚制让我们乐此不疲地“做游戏”，研究游戏规则，不惜头破血流以成为游戏的胜利者，却不给我们“玩”的机会，甚至让我们对“玩”心生恐惧。
• 渋谷駅前等

  2023-05-22
  格雷伯给出的答案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针对生产过程本身的技术革新步伐就已大大放缓，资本转而流向意在强化社会控制的技术。这正是新自由主义的威力：它将政治诉求凌驾于经济诉求之上。换言之，资本主义致力于让自己看起来是唯一可行的选项，而不是实际上带来最优经济后果的选项。可是，那些资本大量涌入的科技领域同样没有取得预期的突破，这又是怎么回事？格雷伯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权力主导的官僚制早已渗透大学、研究所和企业，使得研发的目的在于快速市场化，快速获得利润，而非独创性研究。大学老师被迫将大量时间耗费在填表、写项目书和相互推销上，体现的正是官僚制的威力。不仅是理工科，文科同样如此。
• 渋谷駅前等

  2023-05-22
  暴力是一种（而且可能是唯一一种）无须沟通便可产生社会影响的人类行为。沟通意味着双方关系的相对平等，而真正的不平等是无须沟通的，或者说唯一的沟通形式就是铁拳。无论是亲友相处还是两国关系，关系的维系都需要“阐释性劳动”，也就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看问题，而简单粗暴的身体伤害可以跳过这一切。再进一步地，结构性暴力产生了一种不对等的想象或阐释结构，其中被统治者需要小心翼翼地揣摩他所处的社会场景，尤其是掌权者的心态，而掌权者完全无须考虑被统治者如何想。也就是说，阐释性劳动基本只属于无权者。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官僚制的“愚蠢”其实根源于结构性暴力。
• 长安

  2023-05-15
  我们的生活中遍布着许多死区，其中缺乏任何深度阐释的可能，甚至排斥任何赋予它们价值或意义的尝试。一如我发现的，那里正是阐释性劳动不再起效的地方。无怪乎我们不愿谈论它们。它们排斥想象。但我同样相信，我们有责任去直面它们，因为若非如此，我们便可能成为造就它们的暴力的共谋。
• 长安

  2023-05-15
  社会理论本身可被视作一种激进的简化，一种有意的无知，像是戴上一副定制的有色眼镜，以便揭示常人无从得见的模式。
• 长安

  2023-05-13
  日常生活的官僚化意味着强制推行非人格化的规章制度；反过来，非人格化的规章制度只有依托武力威胁才能运行。”事实上，在全方位官僚化的最新阶段，我们见证了这些事物的泛滥——电子眼、警用摩托、临时证件，以及身着各式制服、打着公共或私人名义在威胁、恐吓和最终施展身体暴力方面训练有素的男男女女。
• 长安

  2023-05-13
  “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实则意味着创建以确保投资者盈利为目的的全球性行政结构，“全球化”其实就是官僚化。有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很接近了，但还是没能把它点明。
• 渋谷駅前等

  2023-05-29
  因为这一概念假定国家垄断了暴力的合法使用权（只有警察、监狱看守或者有正式授权的私人安保，才享有殴打你的法定权利）。警察使用暴力是正当的，因为他们在执行法律；法律是正当的，因为它根植于宪法；宪法是正当的，因为它来自人民；人民通过非法的暴力行为创立了宪法。那么，问题来了：该如何区别“人民”和暴徒？
• 渋谷駅前等

  2023-05-29
  乔装打扮的超级英雄根本上是以法律之名打击罪犯的，即便他们自己常常在严格的法律框架之外行动。但在现代国家，法律的地位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这缘于一个基本的逻辑悖论：没有体系能够自我生成。任何能够建立法律体系的权力，自身都无法受该体系约束。所以法律必须来自其他某处。英国、美国和法国的革命者改变了这一切，创造出人民主权的概念一宣布曾经由国王掌握的权力现在由他们称为“人民”的实体掌握。这产生了一个直接的逻辑问题，因为根据定义，“人民”实际上是一群受同一套特定法律约束而联合在一起的个人。那么，他们在何种意义上得以创造出那些法律呢？当这个问题在英国、美国和法国革命后首次被提出时，答案似乎一目了然：通过革命本身。但这进一步带来了一个问题。革命是违法行为。武装起义、推翻政府并建立新的政治秩序，这完全是非法的。
• 最后一代蔡特银

  2024-06-08
  要我说女性主义叙事存在什么局限，那就是它有点太宽宏大量了，强调更多的是被压迫者的洞察，而不是压迫者的蒙昧或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