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空间策略

• R.Peng

  2022-01-18
  事实上，中心对外部的不可见，中心作为体验中的禁地和虚空，是墙的运用的结果，而墙的运用本身是个更广泛的现象。中心的不可见性，是墙和其他形式边界的运用这个大问题中的一部分。如同早先章节中所提到的，北京城中边界的使用，帮助架构了整个城市空间的社会政治的和制度的框架。从院落和街区的墙到街道路口的栅栏，到围绕各区的巡逻路线，到城墙和围绕中心的宫墙：它们都是划分整个城市空间的边界。它们中间有将空间切割成社会地位彼此平等的片断的“水平”划分，也有造成空间片断的社会政治等级差异的“垂直”划分。合在一起，它们共同构成一个严密的社会空间，如同一个制度性的机关单位一样。边界，尤其是一道道的墙体，协助推动了北京整体空间的机关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围合的中心与外部之间的垂直划分，造成了中心对外部的不可见与不可进入的问题。在此，如同早先章节中已论证的，一个凝视的不对称关系在起着作用，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在外部的不可见的现象，也不是简单的实际意义上的观和看的问题。这是一种制度化的、内对外的可见与外对内的不可见的不对称关系，由向内的信息流和向外的控制流这样一个系统促成。皇帝可以看到你，但你却看不到皇帝。这种法家、道家式的布局，其功效与边沁的圆形全视监狱相似。刚才提到的现象，即宫廷从外看是个虚空而在内部又是一个工作的真正的政治中心，或者说它又是虚空又是实体，实际上仅仅是一个政治机制中的两个必要的方面而已。
• R.Peng

  2022-01-18
  在神圣与世俗仪式的空间地点中已经存在着对比，因为它们分别位于北京的外部边缘与内部中心。但是，在两个层面仪式的关键地点之间，也就是在外部的天坛和内部的宫城之间，存在着一个系统安排的更加清晰的对称反转。在这两个极限的地点，空间位置、物体排部、参与人员、他／它们之间的关系，都得到了系统的反转，为一个完整的意识形态的综合提供了一个机制。这在中国历法中最神圣的日子－冬至，得到戏剧化的表现和演绎。在这一天，神圣的祭祀与世俗的仪式先后连续举行。皇帝在南部外围的地点祭天之后，回到宫城的中央，与皇亲贵族和文武官员举行大朝。在前一个事件中，在远离中心的外围的场所中，沿着祭祀场所的轴线，皇帝从南面进入，向北面的天下跪叩头，祈求天的眷顾和对统治的授权。他确认自己作为天子，带领着跟随他身后的全人类，虔诚而最紧密地跟随着天。在第二个事件中，在北京中心的宫墙围合之中，沿着这一宫城围合的中轴线，皇帝本人坐在北面高高的御座上，接受南面贵族和官员的匍匐行礼。他接受他的臣民和之后的全人类的朝拜。他接纳群臣军民老幼“合词劝进”的民意，统治天下。这样，他就是世俗世界中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通过这两个层面的仪式中皇帝的空间位置与语义位置的反转，如冬至最戏剧化的表演，话语实践的两半被连接在一起。作为尘世间人类的首领和紧随天道的天之子，他必须占有天人之间、上下之间互相联系的中央位置，这样，他就成为了理想的皇帝，他可以确保天、地、人之间的宇宙的和谐。这一帝国宫廷的宗教制度创建出一个理想皇帝的主体。在理论的层面上，它所构想的皇帝，其意识或主体性以互相联结的两种沟通为主要基础。正是这个“向上”与天又“向下”与人类交流的主体，获得了天的授权和臣民的劝进，由此登上皇位。这样，一个理想皇帝的主体就在意识形态和理论的层面上得到了建设。
• R.Peng

  2022-01-18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考察，另一些系统的特征也浮现出来。在四个地点，总是北面有一座构筑物而南面是一个开敞的庭院。大殿、宫门或者精致的门楼构成北半部，而不同尺度和不同布局的一个中庭大院，构成这一空间的南部。这些庭院北有相联的构筑物，而其他各面也是围合起来的。北部容纳皇帝并象征君权，南部为亲王和官员提供空间，同时也表现了臣民相对于对面至高无上者的次一级的、较低的地位。太和殿与其庭院之间，以及午门与其前开放空间之间的界面，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对立。在此物质空间布局之上，人们的表演被系统地组织起来，以使两侧对比与对立的地理图景（mapping）进一步强化。表演的确复杂，包括许多方面。其中最本质的是两种基本的身体姿势：面孔的姿势和整个身体的姿势。当两边到达接触点后，皇帝坐在北面高高的宝座上，面向南面，而皇子与官员站在南面的开敞空间中，面向上面和北面。这一接触，不管他们之间彼此距离有多遥远，都是最具象征性的空间一身体的构成。这与象征等级统治的南北对立的整个空间配置相一致。进一步分析，它也与建筑的正南立面象征帝王正面面容的建筑布局相关。脸部的位置是整个身体姿态的一部分。皇帝自己以最尊贵的姿态坐在高高的御座上，而亲王与官员不得不以严格的队形站在南面，并在仪式的关键时刻行礼。亲王官员作为臣子的空间位置在南边和低下的地面位置，已经象征着他们在社会等级中较低的地位。但是没有什么比亲王与官员跪拜行礼的真正表演更具揭示作用，更戏剧化了。在这一刻，人们不得不跪下并低头触碰地面，并反复多次，以表达和确认对北面至高无上的主人的敬畏。为了检验和确认敬畏，为了再次象征北面凌驾于南面、皇帝凌驾于臣民的支配关系，身体的过度劳作是必须的。我们在此见证的是话语实践和宗教仪式制度的建造过程，它由此在外部世界生产出意识形态。外部的、物质的格局（disposition）成为意识形态内部的、语义内容的一部分。空间布局和人们的...
• R.Peng

  2022-01-18
  这里我们再次发现，如果把空间地点加入到考察对象里，结构会变得更加明晰。四种祭奉不仅占据了时间上的四个关键点，占据了空间中的四个主要地点。因此人们能够在祭天地的场所之间标出一条南北向轴线，而在祭日月的场所之间标出一条东西向轴线。它们代表着神圣祭祀的时空结构，前者代表纯净的终极，而后者代表多样与异质的终极点（图8.2）。当我们把世俗仪式与神圣祭奉联系在一起，有一个日子作为宗教日期中最重要的一点浮现出来：冬至。世俗与神圣的仪式在这一关键点，并且也仅在这一点，重叠交叉。在这个重大的日子里，紧随着在天坛举行的最重要的神圣祭天仪式的，是最重要的世俗仪式，就是在宫城中心举行的大朝。在中华帝国宫廷的整个宗教制度中，这个日子作为关键的一刻凸显而出。进一步观察，当空间和时间结构都放在一起时，大朝仪式又将宫城中央地点放回到我们考察的画面，显示出它是一个与四个神圣地点既相联系又形成对比的中心点（图8.2）。
• R.Peng

  2022-01-18
  在自古以来的文本中，这一语义学话语的线索是清晰而自明的。我们如今所面临的有趣的问题来自别处：在目前北京的案例中，困难的问题并不在于这些“内在”思想的逻辑，而是这些思想在“外部”世界的表现和生产的方式。事实上，上文提到的文字处于一种复杂的宗教制度背景之中，这一宗教制度界定了地点、时间和仪式的进程，在仪式中这样的祈祷文在漫长复杂的过程中被起草、复制、审查、阅读、焚烧。在这一“话语实践”的外部世界，我们可以确定两个研究领域。＇首先，有一个在特定时空框架里展开的皇家宗教制度，它直接表达了承载天命的帝王意识形态内容。其次，有一个覆盖北京大部分区域的大尺度的形态组合，它与皇家宗教制度相关，表达了一种天地的胸怀和气息，这样它也帮助了基于宇宙论与道德哲学的皇家意识形态的表现。前者要求研究时间与空间中的仪式实践，以及意识形态表演与生产的方式，而后者要求研究空间和建筑的构图，它们的视觉和美学特征，以及它们对那种精神或气息的表达。本章与下面一章分别讨论这两个问题。
• R.Peng

  2022-01-18
  边沁的圆形监狱与紫禁城所表现的韩非的布局有部分的相似之处，这说明在中国和欧洲，国家权力的中央一统化的发展之间存在可比性。他们之间有异有同。同中心的布局，从中心指向边缘的不平等视线，确保权力自动运作的制度化结构，对整体结构布局而非个人能动作用的强调，以及空间深度与政治高度相对应的金字塔结构，这些是两者共有的。事实上，两者都是现代主义与功能主义设计的杰作。但是，西方的体系走上了彻底开放与实证主义的道路，而在中国，实证主义与工具主义的思想与“封建”和“人性”（feudal andhuman）的传统结合在一起。在西方，随着人民主权的兴起，一个互相监督互相制衡的法制体系建立了起来。在中国，通过一种混合的方式，绝对的世袭的君权与完全开放的理性的官僚体制同时保留了下来。以这种混合的方式，唯物的策略政治思想与宇宙道德论及宗教象征气氛结合在一起。在法家与儒家传统的共同影响下，紫禁城宫殿既是工具主义的，也是象征主义的。
• R.Peng

  2022-01-18
  北京的帝王权威的结构是逐步完善的。自然高地变得更像是人为的金字塔：锋利，精确，坚固。1380年朱元璋决定性的废除宰相制，1420年代朱棣统治下内阁的兴起，以及1690年代到1720年代间康熙和雍正时期军机处的出现，都标志着帝王金字塔逐步完善过程中的一些关键时刻。我们用一个三角形来描述这个金字塔的标准断面，这是在中华帝国晚期曾经无限接近的帝国统治结构的理想模型（图7.1）。皇帝居于顶点，官僚体系中的大臣与官员在底部外围，所有的臣民的地位相似，都在更低的层面上。从大臣和官员到中心的水平距离代表空间深度，从基底到顶点的垂直距离代表君主凌驾于官僚体系的政治高度。臣民与官僚体系，或者与君主之间的直接联系，也遵循同样的图式。这是一个集中的与等级制的布局。它有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这在前文的不同部分中已经有过探讨，在此可以概述为：深度与高度的比例；权力之目光的向下的辐射；边界、可见性和权威建设中的一系列不平等关系。1 在这个布局中，水平深度与垂直高度以恒定的比值相对应：宫廷的中心越深，位于顶点的皇帝地位就越高。这一深高比将空间布局与政治格局绑定在一起，并且提供了通过强化空间利用来制造政治高度的机制。这涉及两个过程。一方面，内部相对于外部，隔着墙或距离构成的边界，有着固有的优势，由此提供了用空间深度制造政治高度的一个基本机制；另一方面，人为地将高地位的政治机构设在内部的位置，符合了又强化了这种自然的、空间的内外不平等关系。空间的和机构的两种过程，都促成了这种不平等关系，即整体的深高度比例的建造。2 在顶端的皇帝与底面的官僚体系之间，信息向内流动至顶端，而批示向外流动至基底。当这一过程严格执行时，皇帝能够收集到有关官僚体系和国家状况的详细的和第一手的情报。由此，他也可以迅速直接地将建议与法令发送给相关的机构。皇帝高高在上，获得了对于他的臣民和他的国家的全景式凝视，并且能够从顶端非常轻松地...
• R.Peng

  2022-01-18
  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可以勾画出一幅明清宫廷的组成结构和更抽象的帝位构造的图示（图5.11）。这一图示不仅表现了抽象的关系，还表现了物质空间的关系。这一结构由内廷和外朝组成。后者规模更大，围绕着前者；它包括位于东南的行政机构、军事机构和监察机构等主要官署，以及沿着东南路线向内一直延伸到内廷心脏的至关重要的君臣关系的联络机构。内廷中的皇帝也由宦官、妃嫔和宫女服侍，而接近君主的皇室家族成员隐藏在宫殿之后，由官员晋升而来的贵族大多在宫廷实际的政治实践图景以外。在这个结构中，有一个奇异的三角形，其中皇帝位于顶端，内部的身体力量（宦官和妃嫔）在左边的下面，外部的制度力量（各个层级的官员）在右边的底下。紧张状态在三角形的三条边展开。在皇帝和内部身体力量之间，需要保持内部力量与皇帝（身体）的邻近，但也需要限制他们对君主权力的接近。在皇帝和外部制度力量之间，是传统的君臣冲突，以及授权于官员和限制他们的权力之间的矛盾。但是最具结构性的对抗，存在于左右之间，在内部身体力量与外部制度力量之间，在他们试图建立、巩固与中心皇帝的联盟所产生的竞争之间。这两组力量，以其与君主相联系的不同企图和不同的联盟方式，构成内廷和外朝的内涵，也即组成整个结构的两个基本部分。宫廷在持续管理和平衡两者关系的过程中，实现作为完整机构的自身，并在历史上经常发挥着作用。
• R.Peng

  2022-01-18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把这整个空间，从皇帝的所在到军机处、内阁、政府部门，以及北京其他官署所在的地方，称为“外朝”，即明清统治机构的领域。它是一个制度的空间，这不仅因为它包括政府的组织机构，而且因为它包含下列本质上理性的和制度化的特性。它是巨大的（包括不同层级的各个位置和历史的远离过程）、开放的（允许关键机构历史性地向内迁移和官员日常的向内旅行）、不连续的（不同层级的机构之间存在着距离）、有计划的（在它的层级结构和历史实践中），以及规训或自律的（在君臣关系的日常复制中，无论对于皇帝还是官员都是）。在庞大而结构化的空间里的统治机器的运行中，大学士、大臣和高级官员是制度的力量（institutional agents）；他们以国家制度正常运转所需要的理性和自制力，来维持与皇帝的联络和合作。
• R.Peng

  2022-01-18
  1 空间中的相对定位缓解了不同机构之间，主要是皇帝和政府间的紧张关系。相对的定位物化在都市地理和建筑的空间中，由此自然化了也巩固了垂直的等级差异。2 这一相对定位也为皇帝缓和了矛盾，缓和了他必须将权力托付给官员同时又要限制他们的权力的两难局面。它在空间和物质上调解组织官署之间的相对地位，使它们或是被托付权力，或是在历史某个特定时期受到限制和排斥，如军机处和内阁那样。3 在君臣之间典型的紧张关系和逻辑矛盾的调和中，空间距离和物质边界提供了制度距离的开拓的两种基本手段。真正使这些官署分开的是长长的路途和层层的城墙。它们是打开相对距离的物质手段，它们调和的不仅是权力关系，也是这些关系的两难处境。
• R.Peng

  2022-01-17
  一方面，紫禁城在空间上确实是“禁地”。它极度深奥而遥远，要求人们付出极大的努力和自制力，才能企及和征服。另一方面，一个系统的区别是，东侧的对角路线相对来说比中轴路线更轻便易达。仪式路线犹如朝拜的路径，必须遥远而曲折，从而激发人的谦卑、恭敬和崇拜心理；而功能路线，在频繁的使用中，必须是有效的、支持或服务性的，以利实际事务的高效运行。
• R.Peng

  2022-01-17
  北京既是整体的，也是复杂的。它的复杂性来自两种人为的、结构性的综合。在一个层面上，新地形构成的图式，即长城、京都和大运河组成的图式，在结构上将地理的整体与都市建筑的整体结合在一起；在此，第一种整体性的蓝图暗示了第二种的整体性规划。在另一个层面上，通过宋明理学的话语和实践，另外两种整体，即形式化的平面和实际的空间布局，也结合在一起。天人和谐的思想，以及作为天子的君主的大一统的道德合法性思想，都要求了宇宙论的神圣性在平面上的形式表现，以及社会政治实践在空间中的真实建构。同样，前者的整体性也暗示了、也必然要求了后者的整体性。除了这种人为的结构性的复杂性，还存在着有机的和历史的复杂性。它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中展开。尽管有国家的整体的一统的等级制度，但仍存在着市民社会生活成长与繁荣的空间，这是在五个多世纪中逐渐发展起来的领域。北京这个如此长期发展起来的极为丰厚的复杂性，不应在国家的重压下被忽略。关于整体性的形式，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对于主体定位和布局的一贯的理性。在地理、意识形态平面和政治空间这三个层面上，都有一个一贯的、为获全局成效而强调的对大型整体设计的优先考虑。首先，北京的地理的构造建筑（geo-architectvre），是君王构想的帝国战略格局中的一部分。其次，都城的政治空间的金字塔，服务于君王的统治。另外，都城的意识形态的平面表达，完成天人合一的概念的和象征的整体构图。在所有这些情形中，设计都是谦恭而整体主义的，以求天下或君王的一统。整体设计是政治的、象征性的以及宇宙论的。独立的个人的主体在此消亡，然后在大整体中，也在复合的社会生活关系中，重新浮现。
• R.Peng

  2022-01-17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国家的和社会的实践，就会发现两种非常不同、事实是对立的操作路线。国家在水平面上切割并包围民众与都市空间，又在垂直方向上区分民众各部分和各种围合的空间领域，从而造成整体的垂直的等级制度，这种政治高地使力量与控制能够向下流动，而这又强化了水平和垂直的划分，支持了高地的全面建构。另一方面.都市社会在广阔开放的网络场中展开，助长了被分开的民众和空间各部分之间横向的相遇与联系，从而混淆了社会秩序和分级，抹平了整体的垂直的等级制度。国家划分和控制社会，而社会将被划分的各部分重新整合，破坏分级，危及国家的等级制度。保甲制度对土地上的人口进行的分隔，强制的治安管理，武装力量的部署，以及其他种种制度，可以将民众及其潜在的危险置于控制之下。晚上街道强制的宵禁，对剧场、庙会和街道表演的限制，正是两种运作互相对抗的情形，在此国家反复实施着自己凌驾于社会生活与社会空间之上的权力。
• R.Peng

  2022-01-17
  在墙的开闭之间，在将空间切割成碎片，与再次将空间碎片联系并整合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尽管北京的确是一座空间被墙所切割与压制的城市，但在白天，在向民众开放的都市与乡村地区，它又是“平滑”、连续和开阔的空间。就像早先所确认的，每座城中都有街道网络。都城、外城、以及城墙外的城郊与乡村地区的街道网络，白天通过城门彼此相连，在街道网络内部则通过交叉路口、哨卡与栅栏互相联系。这个此刻完全开放的空间，也进一步延伸到城墙与紧邻地区以外的无限广阔的自然空间中。这是一个巨大的网络的场地。这是全体社会成员都能使用的空间。任何社会文化生活形式，在通过人的移动来完成的过程中，都必然被这一空间包容和导引。这是领域最宽广、差异度和区分度最低的社会空间。作为本质上开放而连续的空间，其潜在的趋势是联系与整合，允许人群随意的相遇以及运动流线的混杂交差。它可以产生新的相遇与交往，以及不确定的行为与活动。它具有潜在的颠覆性。它有时是混乱无序的，对社会秩序与国家控制构成威胁。在这种情形下，在开放与闭合之间，在为了自由的社会生活而释放空间的需求，与为限定的和秩序化的社会实践而强制划分空间的需求之间，必然存在辩证的张力。北京显然同时具备这两方面。它既是一个被划分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空间。如果说市民社会生活包容在开放的空间领域里，那么国家与社会间的关系就应该在这一重要的辩证关系中展开。
• R.Peng

  2022-01-17
  中国大多数较高层级的行政城市，是包含了一个等级体系的一个完整工程，而不是从某些独立的中心或核逐步有机发展而成，北京就更是这样。为了遵循施坚雅关于社会空间差异的想法，并在北京这个案例中加以进一步扩展，我认为这里有一个五层的等级体系（a five-level hierarchy）。这些层无法简化为两个中心，而且每一层都需要与其他层级识别区分开来。每一层都有自己的社会空间地位（position），自己的空间位置，以及自己的形式化布局特点。这五个层是：集中于宫殿的皇帝层；集中于南部和东南的政府机构层；位于都城其余地方的贵族层（集中于东部）；位于外城的商业与工匠层；以及散布于郊外的乡野层。与这些层级的社会政治地位依次降低的顺序相应的，是空间位置类似于同心圆式的蔓延，以及空间布局从形式规则到自由而不规则的跌落。他们一起形成了一个宏大的等级体系，如巨大而陡峭的高地。下面，我们将考察这一等级构成中的几个重要方面。
• R.Peng

  2022-01-17
  这些核线（core lines）既可以读作全局图形，也可看作局部现象。作为全局图形、核的形状很大程度上符合（follow）城市的形状，表明并证实了核线统筹整个系统的中心性。在这个层面，核线的分布也揭示了另一个重要的结构特征。在所有的情况下，城都将自己的核线提供给下一个在等级秩序中社会政治地位更高的城。外城的核线与通向都城的中间城门相联系（在10％的核线中更是如此）。都城中这种倾向更明显：核线紧紧“拥抱”着下一个更高一级的城：位于中心的皇城。这些线实际上就是紧沿着皇城城墙和城门的街。而接下来皇城同样也为宫城提供了整合度最高的线。形成这一图形背后的直接原因既是物质的，也是空间的。都城向外延伸发展成外城：前者引发后者，并且自然使那些从前者延伸至后者的线获得较高的整合能力。也就是说，后者的核线很自然会靠近“母城”。皇城和其外较低等级的都城的关系，以更极端的姿态出现，尽管这里没有历史的延续关系；前者对后者保持了同样的上下等级关系。前者在后者中的绝对中心性，确保了前者直接占据了后者的核心区域。接下来，宫城和皇城之间也保持了同样的等级图形。这种布局形式显然对应而且必然用于权威统治的社会政治实践。这是先前所确认的各城的总体构成所带来的结果：更高且更内部的城，有效的垂直叠加在较低且更外部的城之中心。我们在此所见证的是总体等级秩序制造中空间整体布局的一个更抽象的特征，即具有内在中心性和垂直性的总体构造。
• R.Peng

  2022-01-17
  只有在墙完全围合内部空间的情况下，门才是有效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注意到，不仅在门而且在沿墙的所有的点上，存在着普遍的内外不对称关系。内部于是凌驾于外部，建立起相对的优越和统帅地位。由内向外的控制和行进的权力，可以安装在门墙体系上，同时又被门墙体系所强化。另外，门墙体系又产生一种距离的效果。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距离。”它区分内外，把外部推出，推开，推远。当内部对外部的优越具有了社会和政治的意义和规范时，这种距离的效果，可以强化和放大原有的不平等关系。
• R.Peng

  2022-01-17
  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并以北京为例，来看这个问题。在北京，最具挑战性和最成问题的现象是缺乏空间的连续性。除了皇帝、皇室和高级官员使用的中心区域，没有哪个地方让人觉得自己终于“到达”了北京。没有可供社团在中心聚集的开放的空间场所。在帝都北京，没有具有流动性和连续性，具有聚集和形成向心性趋势的开放空间。相反，这一空间被城墙切割、粉碎。这是一个切割与围合空间的墙的世界，它没有开放的空间，也没有连续而集中的自发的都市性空间（natural urbanity）（图3.1）。北京是一座由城组成的城。它的基本构成要素不是开放的空间，而是物质的墙。也就是说，在结构的层面，它由一个墙的系统，而不是彼此自发联系和聚集的开放空间领域所构成。
• R.Peng

  2022-01-17
  作为在其统治的重要的二十年中所进行的所有这些工程的“作者”，朱棣在这些工程中必然注人了自己的意图与个性。这里首先有一个关于崛起的复兴的中华帝国的雄心勃勃的总体视野。然后是果断的决心和灵活的手段，以调动资源，实现宏伟计划。在这一切背后，在政治事务，以及理论与道德话语所提倡的思想中，有着同样的严格与理性主义态度。人们可以辨认出他的全部努力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外部”的工作，致力于战略扩张、地缘政治格局的重新配置，以及官僚政治的中央集权；另一个是“内部”的工作，致力于知识文化及皇帝意识形态的培养、自己的写作，以及对古典文献、宋人著述及百科全书的编撰。前者的政治理性主义与后者提倡的严格的儒家伦理价值，两者互相支撑，彼此联系。他们代表了皇帝的宏伟蓝图以及15世纪初的历史的和思想的总体视野。北京作为朱棣的“作品”之一，介于“外部的”政治与“内部的”意识形态努力之间。作为一个复杂的产品，北京同时存在于皇帝不同的努力之中。它是地缘政治工程的一部分，国家中央集权制度的一部分，而在形式与象征表现方面，又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被容纳在一座都城之中，并逐次反映出来。
• R.Peng

  2022-01-17
  1 就像皇帝思想和行动所表达的，都城的发展反映出国家政治与战略利益的首要性。2 国家利益的这种投射，是在几个世纪的衰落与向东南方的撤退之后，14世纪末15世纪初中华民族复兴的一部分。这一复兴包含了中国历史上最集权的国家的兴起，中原大地的收复，以及政治中心北向的辐射和迁移。3 都城设置于北方边界，是形成更佳的帝国总布局的一个大尺度的、地理政治部署的结果。在此过程中，地方的选址与全局的配置部署联系在一起。城市成为更大的国家政治与战略地图的组成部分。因而中国都城的发生包含着国家总体计划投射下来的一种强大的人为的主体意识。4 在城市选址与形成的过程中，首要考虑的不是基地的地方状况，而是在更大的国家格局中该地点的结构性优势。5 在将基地建设为都城的过程中，大量的社会资源与物质资源在国家统一系统的指挥下被调动起来，从而能够改造基地及其地方局部的条件：扩充人口，用长城强化山脉的防御功能，通过开通水道补偿地方经济的弱势。一个新的地形，一个新的大地建筑（geo-architecture），被建造出来。它包括长城、大运河和都城北京，也包括组成都城的社会、经济与人口。6 基地的种种空间和地理条件的总廓，包括局部地貌和大地图关系中的地位，都是构成战略优势的资源，被国家认知、吸收和采用。这此过程中，对基地的人工再造和由此产生的大地建筑，又进一步强化了空间和地理形态中原有的动势和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