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希腊悲剧

• 蓝道_RANDALL

  2022-05-19
  如果我能够在背叛国家和背叛朋友之间选择，我希望自已有勇气选择背叛我的国家。E。M。福斯特
• 豆友1158934

  2021-04-04
  阿伽门农也挪用了这个与心智有关的词，并将它放在自己的论证中。对他来说，“思考（ phronein）周全”的人在哪里都是统治者（1252）： 理智的人总是占有优势。 理智和智慧这些词汇呼应着之前用来描述埃阿斯心智失常时的词汇。阿伽门农抱怨道（1259）：难道你学不会克制吗？这里，表示克制的词正是 sophronein。或许，现在我们终于认识到了埃阿斯的“难道我学不会克制（ sophronein？）这一发问的力量了。在阿特柔斯的两子所属阶层的语言中这种“克制”意味着认清自己所处的服从地位。
• 豆友1158934

  2021-04-04
  韦尔南有一个影响深远的观点：一个雅典男性的目标，或者说人生的终极目的，就是成为公民重装步兵队伍的一员，随时准备打仗。这也是一条划分性别的严格界限：男性是在完全意义上被称作公民的人，是参加公民军队的人。战争像狩猎和祭祀样，不仅是实施暴力的行为，更构建了一组重要概念，在社会中辨别差异和关系并形成秩序。狩猎、祭祀和战争组成了一个内部关联的观念体系，人从中找到他在万物秩序中的位置。
• 豆友1158934

  2021-04-04
  就像前面所说的，philos和 ekhthros的相互关系暗含着对法律和城邦制度的不同立场。“朋友”和“敌人”这样的词汇可以将一个人通过他的人际关系放置在社会中，也可以与社会中权力和等级秩序的词汇相交织。因而克瑞翁反对安提戈涅，不仅因为她是违法者，也因为她是“奴隶”（479）和“女人”（484-5）。他对他的城邦排他的忠诚（与家宅、家庭、血缘带对立）也同时是对男性统治者的自治特权的忠诚。他依据这种排他的忠诚来定义朋友和敌人。这种排他性意味着对相反势力的严格界定。
• 豆友1158934

  2021-04-04
  我们会在第5章更详细地回到对女性“走出来”（ coming out）概念的讨论。其次，它也可以从妇女参与城邦生活的特殊本质的定义中看出，尤其是一些大型的、只有女性参与的宗教节日，比如地母节（ Thesmophoria）。尽管这些节日似乎与生育（ fertility）相关，并且初看似乎提供了与对女性的普遍贬低针锋相对的女性形象一一生命力的保护者和养育者，它们却仍然被看作神圣的、不同的、不寻常的日子。这些节日将妇女们隔离开来，并以仪式的命令与约束主导她们的行为和行动。通常认为，这些节日受控制和界限分明的特点强化了日常生活中的约束范式一一就像许多宗教中暂时的自由一样。妇女的宗教集会并未给予女性走出家门参与公共生活的自由；相反，恰恰因为其独特性，它们可以被看作特殊控制下的事件，有助于维持女性在日常情境下的“内部”位置。
• 潼

  2020-07-01
  在这些质疑之下，我们难道不应该重新思考人们一直以来为索福克勒斯贴上的“保守”标签吗？对《安提戈涅》怎样的解读，会使一个批评家认为索福克勒斯“在他的剧作中表达了传统和保守的观念，而我们也无法反对它们”？悲剧《安提戈涅》的发展所依托的，似乎正是围绕着 philos和 ekhthros的传统和保守道德面对城邦的价值时所遭遇的限制和冲突。当我们在剧中看到关系和关联的道德语言经历了如此复杂的互相作用与错置，我们似乎很难再想象索福克勒斯反映的仅仅是一种传统的，或是保守的态度。正如我们已经看到，也会在本书中继续看到的那样，只有对那些传统和保守的批评家来说，悲剧的文本才丧失了质问和挑战的力量。
• 潼

  2020-06-17
  至于对城邦的爱，我所爱的不是那个迫害我的雅典，而是那个我常在其中安稳地享受公民权利的雅典。我不认为我在攻击自己的祖国，它已经不再是我的了；我要努力恢复我的祖国。真正爱国的人不是那个当他非正义地被放逐的时候还拒绝攻击它的人，而是凭着自己的热情，努力想恢复它的人。
• 潼

  2020-06-15
  我将这种片面的，对评价性、标准性词语的宣言称为“挪用的修辞”。并不是说这个词“不可能意味着正义”，如基托所言；而是说这些意义的转变和语词的控制正是悲剧冲突的关键要素。“在舞台上，戏剧的不同角色在他们的辩论中使用同样的词语，但这些词语又因为被不同的人说出而代表着相反的含义。”以这种方式，舞台上的语言交流表现出了对话中的冲突焦点，以及试图在这个自我分裂的悲剧世界交流的人与人之间的障碍和隔膜。这种“挪用的修辞”在三连剧中经历了许多转变，时而导致剧烈的碰撞（如阿波罗和埃里倪斯之间），时而导致意想不到的逆转（比如根据克吕泰墨涅斯特拉自己提出的关于dikē的逻辑，她变成了儿子的复仇对象），时而引发理解上的急遽转化（如雅典娜将埃里倪斯对dikē的诉求转化成了城邦的审判制度）。诸如此类的变化对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同样重要。而另一方面，正是这种语词使用的多样性、意义的广泛性（就像我引用的俄瑞斯忒斯对太阳祈祷的诗句所表现的），与受控制的道德和社会词汇的修辞性挪用形成了明显的张力。每个角色在特定的情境和论证中挪用dikē的概念时，概念所带有的不确定性也就渐渐破坏了挪用的言辞可能具有的界限分明的确定含义。而读者或观众的理解比每种单独的表达都要广泛。每一次讨论中，无限发展的语境都在改变、深化和延展它的含义。
• 潼

  2020-06-12
  对于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而言，在瘟疫与人口过多的反常压力下，城邦最明显的一个危机点就是语言发生转变与变形，从而远离了传统的意义和价值：语言本身就是动乱时期城邦病症的考察对象之一。……所有领域的写作都认识到，语言是一种被研究、被应用、作为其本身并为其自身而被考虑的东西。他们不只将语言看作一个透明的媒介，借此就能即时或明确地获知意义、思想或实体；反而，人们经常讨论的是语言在意义的制造、思维的发展以及指涉的模糊性中起到的作用，这一讨论不只停留在哲学的追问或文学的自觉层面，而是更为普遍地对潜在的、危险的欺骗性和语言的力量有所意识。公元前五世纪经历着“一个语言学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