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边的挑战(修订版)

最新书摘:
  • 智慧狗兔
    2022-12-01
    建立新的“认识论图式”就是要使文学叙事既避免逃避“现在”,无力表现“现在”;同时又避免“唯现在主义”,简单化地对待“现在”,把现在作为唯一的光秃秃的存在,把“现在”缩减为一些当下的事实和行为,一些廉价的情感和虚假的词语。
  • 智慧狗兔
    2022-12-01
    建构本身也包含着解构,否则就谈不上真正的建构。某种意义上,我们正处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在这些时代里,它要求更多的智力去掌握如此巨大的思想和资料库…… ”(马修·阿诺德语)由于我们处在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语境中,各种历史事实都被强制性地堆放在一起,这就要求我们能够把握那些错位的、误置的历史环节,清理出更加清晰和真实的历史面目——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杰姆逊语)。重建当代中国文学的认识论图式,就是要建立更加丰富、复杂、深刻、有力的认识体系,从而有效认识和把握现时代的内在本质和发展情势。
  • 智慧狗兔
    2022-12-01
    形式革命有效地充当了认识论(反映论)破损的桥梁。年轻一代作家艺术无法对世界提出一整套的认识,仅仅依凭语言表现和方法论就能改变传统艺术方法所建构的世界图景。这是一种以逃避的姿态完成的解构策略,人们无意中只是摆弄着一些形式方法的魔圈,就使文化的制度化体系在艺术方法论这一层面上象征性地改变。这个“解构的”(逃避的)时代也是一个过渡的年代。从1987年到1997年,整整十年过去了,人们在没有深度的平面上戴着脚镣跳舞……一个过渡时期。人们努力逃避那个不断移位和自行解构的中心,努力寻求个人的感觉和体验、中心化价值体系解体的那些碎片作为个人精神超度的飞地。
  • 智慧狗兔
    2022-12-01
    文学的思想性并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是叙述人的形而上的议论和抽象的评价。当新一批作家回到常规小说的位置上时,他们就不得不面对小说叙事最终要具有思想力度这个难题。当这一批作家以他们对生活的直接性表现,对“现在”生活的外部形态进行表象化的书写时,“思想性”的表达就变得越加困难。
  • 智慧狗兔
    2022-12-01
    先锋派与后起的一批年轻作家的显著区别在于,前者注重艺术形式实验,即使形式实验退化之后,他们的作品也依然保持在一个较高的艺术水准层次上,但他们普遍不能面对现实生活,无力表现这个时代的变动的生活状况和价值选择;后起的“晚生代”敢于面对当代生活,最直接地表现他们置身于其中的现实,表现90年代人们的生存状况和情感需求,但相较于先锋派,他们的艺术表现力尚显得不足,回归生活和故事的小说叙事大都放弃了艺术形式的必要探索,更不用说在整体上形成这一批人的艺术风格。这并不是否定“晚生代”的作品的艺术水准(这里面不排除个别比较成熟的作家艺术手法颇为洗练),而是在更高的艺术水准层面上,对“晚生代”热闹的写作现场提出警惕。…“晚生代”的艺术成就代表了当今小说最有生气的现实,他们的存在恰逢其时,他们无须去寻求与历史对话的现实语境,他们的写作显得轻松自如,具有中国文学少有的那种直接性和现实感;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们又生不逢时,他们无法(或者说他们无力)去表达锐利的、对抗性的思想,他们无法从时代、从集体无意识那里找到强大的支撑力,他们无力抓住“历史潜文本”。长此以往,他们的写作在艺术上将缺乏持续的冲击力。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状。
  • 智慧狗兔
    2022-12-01
    作为当今少有的向现实领域彻底开放的叙事,徐坤的小说并不刻意表现女性意识,她似乎更热衷于直接切入“现在”——她的写作甚至追求一种绝对的现在进行时。但如果认为徐坤的小说与传统现实主义如出一辙就错了,《斯人》、《白话》、《先锋》、《游行》等显示了徐坤在叙事上的显著特色。一方面,她拒绝对现实进行典型化的处理,她把现实作为原始材料直接引入小说叙事;另一方面,她又以强烈的主观视点对现实进行冷嘲热讽。
  • 智慧狗兔
    2022-12-01
    她的叙事以智力游戏的形式展开,她的那些女主人公总是在精神/物质/爱欲三者之间循环,它们像某种怪圈组合在一起,在每一个极端总是预示着另一个起始,总是向另一个对立项转化,从而具有一些奇妙的双重意味。
  • 智慧狗兔
    2022-12-01
    在审视那些令人绝望的时刻,她的叙述锐利而惊人,而对细节和具象的关注,使她的叙事具有特殊的质感。但是,自传性的叙事视点总是有一定的限度,那些个人经验被多次运用之后,它的奇观性色彩必然减弱…
  • に先生
    2019-02-02
    “文革”那块巨大的历史幻象在记忆深处缓缓蠕动,就足以怂恿他们沉醉于无边无际的幻觉,没有终结的语词游戏,无法遏止的表达欲望,莫名其妙的暴力行径,失去家园而没有归宿的任意逃亡和随遇而安的死亡……。因此,这些被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倾向,并不是对外来文化的单纯实验性模仿,更重要的是对他们所面临的现实和所拥有的“文化记忆”进行的历史叙事。
  • に先生
    2019-02-01
    八十年代中期,文学几乎忘却了“文革”,当时盛行的二股思潮,其一是“现代派”,其二是“寻根派”。前者不用说是对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涌入中国大陆的直接呼应;而后者却试图去寻找现代化压力之下中国民族的精神文化源流。然而“寻根派”却不过生动地证明了文化之根已经断裂。“寻根派”作为知青群体,它们本来就没有沟通传统渊源的“文化记忆”,他们把个人记忆勉强放大为时代的、民族的历史记忆。上山下乡经历过的那些偏远山乡的异域风情,人伦习俗,神怪传说,原本不过是作为回忆个人失意的青春岁月的背景,现在从个人的故事中剥离出来,成为“民族的故事”,成为民族的生存之根。知青群体没有“文化记忆”,只有“文革记忆”,因此,“寻根”能够寻到的依然只能是(也必然是)“文革”那段历史,企图从中发掘民族传统的“文化之根”显然是一次记忆错位。而相反,“反传统”的口号则不胫而走,大多数人看来,传统不过是些固弊陋习,人们渴望远离传统,向往“蔚蓝色”的文明。
  • に先生
    2019-02-01
    八十年代后期,“精英文化“失落,标志着社会的”卡里斯马“(Charisma)解体,……。“卡里斯马”这个词是早期基督教的语汇。……Eclward A Shils提出一个关于社会的“卡里斯马”现象更为综合的看法。他认为,社会上的“卡里斯马”不一定来自有“卡里斯马”的个人的创造,“它是赋予人们的行为、作用、制度、符号以及物质客体的一种品质,因为它们被认为与‘终极的’、‘根本的’、‘主宰一切的‘产生秩序的权力有联系。”因此,“卡里斯马可以把人类经验的不同范畴予以秩序化,亦即社会需要秩序的结果。”卡里斯马赋予社会中心或中心价值体系:社会有一个中心,社会结构中有一个中心带,而这个中心或中心带是价值和信仰领域的一种现象:“‘卡里斯马’是符号秩序的中心,是信仰和价值的中心,它统治着社会。它之所以是中心,因为它是终极的,不能化约的,很多人虽不能明确说出这点,但确感觉到这样一个不能化约的中心。中心带是具有神圣性质的……中心价值体系的存在,根本上取决于人类需要结合能超越平凡的具体个人存在(并使其改观)的某种东西。……”著名汉学家林毓生教授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中,以“卡里斯马”的崩溃导致文化脱序、道德混乱与失意来描述中国现代思想史出现的危机。
  • 应物兄
    2023-11-07
    如果说余华的叙述是力图把那些事实的存在变成“怪异”的感觉的话,那么格非则是试图把那些幻觉转变为“真实”的存在,余华是用感觉来铸造语式。因此余华的感觉总是微观的,格非则是用叙述来制造幻觉,格非的感觉是宏观的存在。当然,格非是在《褐色鸟群》里最突出地表现了这种特点。在格非叙述的故事里,时间和空间存在的确实性被消除了,人的存在的历史性(“回忆”)受到根本怀疑,格非并不是简单模糊真实与幻觉之间的界线,而是制造一个真实与幻觉互相否定的悖论圈。这个“悖论圈”促使《褐色鸟群》(1988)里的第一个“真实”产生二元分解。由于每一个“事实”都被另一个人重新解释而截然相反,因为每一个人都占有一个观点(世界“观”),都拥有创造(或毁坏)自己的世界的能力和权力。这是因为时间瓦解了人的记忆,还是人的全部存在都是语言虚构的呢?每个人的生存都面临着时间和语言的双重威胁。时间可以摧毁事实,而语言可以再造事实。在《褐色鸟群》里,格非的叙述进入了时间与语言的双重游戏。时间把一切真实的变成幻觉(不真实),语言把一切不存在变成存在(真实),于是真实与幻觉的悖论圈变成时间与语言的对抗。格非并不是在“表达”这个悖论圈,他的叙述恰恰是在“进入”这个悖论圈,他的那些人物的观点与他的叙述视点重合在一起。随着叙述时间的推移,格非把任何“过去”的事都否定了。“过去”一旦重新出现,它就不是“过去”,它就否认了过去,过去被时间消解了,语言重新创造出一个过去的“事实”。一个是为时间所摧毁的过去,另一个是被语言塑造的过去,它们的真实性根本上值得怀疑。“棋”后来不认识“我”正如“我”开始不认识她一样,时间使一切存在成为过去:“褐色的候鸟天天飞过‘水边’的公寓,但它们从不停留。”时间循环往复而又从不停留——这是存在难解之谜。当时间使一切存在成为过去的时候,存在就不存在了,因而真实与幻觉在时间流逝的轮回里可以双向互换。我惊异于格非对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