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砍头小史

• Chopper

  2017-08-05
  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对残忍死刑仪式的反感是自然的和本能的，但实际上并不是。恰恰相反，公开处决不仅不让中世纪的目击者特别震惊，而且也并不让18、19甚或20世纪的目击者特别震惊。在21世纪，正是我们对他人痛苦的高度想象性的移情作用，使得我们有所不同，就连这种姿态可能也比我们愿意承认的更加脆弱。
• Chopper

  2017-08-05
  在某些方面，知道敌人也是人会更好一些，因为，尽管这会带来负罪感和愧疚感，但这些感觉本身证明了你也依然是人，战争尚未剥夺你的人性。
• Chopper

  2017-08-05
  道德景观就像身体景观一样超现实，因为士兵们失去了在国内框定他们生活的所有正常的社会结构。
• Chopper

  2017-08-05
  在猎取人头被界定为“原始”人的基本条件的同时，收集别人的头颅缺给“文明”人的文化支配地位提供了支撑。
• Chopper

  2017-08-05
  被砍下的头颅长期以来就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一定的价值，或者说有一席之地；纵然这一价值遭到质疑，或者令人烦恼。人头过去一直以科学、战争、宗教、艺术、正义和政治的名义被展示，在某些情况下至今依旧如此。
• summer

  2017-02-27
  “它迫使我们自问：究竟是什么把我们大家造就成人，尽管我们有着无穷的多样性。比方说，我们全都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一个人可以伸手去拿一盒火柴，而另一个人则把两根木棍互相摩擦几秒钟，来点燃一小股引火绒，但我们全都找到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温暖、照亮和养育我们的生活之路。”
• [已注销]

  2017-02-10
  ……（断头台）行刑的速度几乎让人群目瞪口呆，他们大呼：还我木质绞刑架！……但是，就当局而言，这解决了一个长期存在的难题：它提供了一个根本不壮观的壮观场面——一次既是公开的同时又是看不见的处决。
• [已注销]

  2017-02-10
  杀死一个人并不是一门精密科学，它天生就是场面壮观、不可预测的事件，与其他任何方法比起来，斩首大概更加如此。正如司法体系试图更谨慎、更有同情心一样，它们也试图把死亡置于控制之下。
• 闻夕felicity

  2016-11-28
  16世纪解剖学家安德雷亚斯·维萨里建议用石灰和沸水去掉骨头中的肉，而不会对骨头造成损害，不过还有另外一些可选办法。最简单的方式是把尸体放在水里封存几个礼拜，定期更换溶液，但这个方法往往会给骨头留下脂肪并变色，因此，收藏者们使用明矾水或珍珠灰，来实现他们想要的“细腻、洁白、象牙般的色泽”。一个收藏者可能只是把尸体埋起来，等待它腐烂，甚或用昆虫来清理骨头。费城的一位解剖学家理查德·哈伦曾是乔治·莫顿的指导老师，他声称，用蝌蚪纤细的“吸嘴”可以产生出漂亮的骨骼。他还建议把尸体放在蚂蚁窝的附近，因为“这些勤奋的技工很快就会清除骨头上的肉”。在19世纪，法国博物学家乔治·居维叶建议旅行者把人头放在苏打或苛性钾里煮，以清理骨头，或者，如果可能的话，用氯化汞溶液对肉进行防腐处理，并补充道，假如有任何一个水手反对“那些在他们看来似乎有些野蛮的操作……在这样一次以科学进步为目的的探险中，长官的责任就是：只允许他们听命于理性的指引，并以此鼓励他们的船员”。……在20世纪，骷髅逐渐失去了其作为人这一身份的物理标志的显著地位，脑髓成了科学关注的焦点。在此之前，脑髓从未以骷髅那样的方式让自己进入博物馆的收藏，因为在一个装满酒精的广口瓶里晃晃荡荡的脑髓远不如一个又轻又干的头盖骨那样便于运输。解剖学家在解剖室里从尸体上切下脑髓时，19世纪大多数收藏者还只满足于石膏铸模和蜡模作为实物的替代品。但是，脑髓始终有望提供关于人类天性的终极物质主义解释，到20世纪，越来越多的脑髓被称重、测量、比较、装到瓶子里搁在博物馆的陈列架上，供未来参考。
• 闻夕felicity

  2016-11-28
  一个更大的讽刺是，骷髅收藏的黄金时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信条的基础之上：当我们博物馆收藏中的绝大多数骷髅都完全失去了其个人身份或历史的时候，颅骨以一种长骨和肩胛骨所不具有的方式保留了一个人的本质。这些人头大多数都被弄得既没有面孔，也没有姓名，明显是为了理性研究的目的。所有骷髅都是身份的符号，而不是个体的人，因为它们既是独一无二的，同时也是非个人的。一个骷髅依然是某个人的脸面，但由于它被剥得只剩下骨架，看上去似乎显得遥远而超脱尘世，这样一来，在骷髅依然保留着其直接性的同时，它的力量被去人格化了。骷髅长期以来被看作是来世的信使，因为它代表了那个人，然而那个人却并不存在。他或她被转变成了某个新的东西。或许，这也是骷髅为什么对科学家有吸引力的原因，因为它们既是人的，同时也是非人的。它们并不代表个体，而是代表一个群体或“类型”。从某个人的脸上把肉清理掉，不仅创造了一件令人震惊的装饰品，而且也是把一个个体转变成一个属类标本的最有效的方式。……在奥克兰博物馆和惠灵顿的新西兰国家博物馆，毛利人的遗骸没有像收藏中的其他人工制品那样被编入目录或被赋予一个编号，因为它们并不被认为是博物馆的藏品。他们是祖先，因此被保存在博物馆里一个单独的区域，保存在一个被称作圣地（wahitapu）的储藏室里，只有管理员（kaitiaki）才能进入，在那里，参观死者要遵循恰当的仪式。今天，博物馆馆员在它们的储藏区域依然要按照土著社群的愿望，遵循一些仪式，比如与死者交谈，穿合适的衣服，在某些特定的时间探访，或者要求附近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保持安静。当人们被给予空间对死者表示尊敬时，博物馆的定义也就随之而改变了。
• 闻夕felicity

  2016-11-28
  16世纪初，荷兰神父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到坎特伯雷探访了托马斯·贝克特的遗骨，他写到了黄金圣坛的催眠效果。“每一样东西都闪闪发光，罕见的、大得惊人的宝石让人眼花缭乱，有些宝石比鹅蛋还要大。几个修道士虔诚恭敬地站在周围。当覆盖物被揭掉的时候，我们大家都顶礼膜拜。”伊拉斯谟被迷住了，但他的一位旅行同伴发现贝克特的遗物（包括一截手臂和一些脏兮兮的亚麻布旧衣残片）如此令人恶心，以至于当这些东西拿到他面前的时候，他根本没法去亲吻它们，不由得退避三舍：“看上去让人憎恶”。不难看出，一个富丽奢华的圣坛，可以被一堆本质上丑陋难看的正在腐烂的人类遗物的大杂烩所围绕，制造出安静而肃穆的崇拜氛围来。黄金注定让人感到眼花缭乱，朝圣者离开这些地方的时候必定揉擦着他们的眼睛，惊讶于他们看到的天国宝藏。富丽奢华的圣坛有着动人心魄、搅动情绪的力量。它们几乎可以让参观者目瞪口呆，仿佛他们也看到了天国，被它神秘的力量所触及。闪闪发光的圣坛，以及里面装着的圣徒遗骨，模糊了生与死之间的边界。这些身体部件并没有完全死去，因为在它们充满生命力的精神当中，依然有某种东西历久犹存，塑造着活人的生活。……还有大量保存人类遗体的例证，并不属于教堂，却依然产生了神奇的力量。有大量名人的尸体丢掉了脑袋，以便他们的追随者可以保存他们干净洁白的骷髅作为纪念品。砍下别人的头是一件亵渎之举，但对着他们的骷髅沉思却可能是一种崇拜行为。作曲家贝多芬、莫扎特和舒伯特都丢掉了自己的骷髅，落入了崇拜者之手。1791年，当莫扎特的尸体被埋进维也纳圣马可教堂的一个穷人墓坑（周围有另外15个人）时，教堂的司事看到了一个机会，可以表达他对这位天才的钦佩：在下葬之前，他偷偷地给这位作曲家的脖子绕上了一根金属丝。1801年，当这座坟墓按常规重新打开时，司事找到了那颗脖子上绕着金属丝的骨骼，并偷走了它的骷髅。贝多芬和舒伯特的尸体在1863年，也就是他们去...
• 闻夕felicity

  2016-11-28
  关于一个艺术家拿刚刚砍下的人头进行创作，还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来自两百多年前的玛丽·格劳舒尔茨，她后来被称作杜莎夫人。在大革命期间的巴黎，杜莎夫人还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女人时，便开始塑造断头台受害者们的雕像。杜莎夫人蜡像馆因为展示革命者的人头而一举成名，尽管杜莎的很多头像是在其描绘对象活着的时候，但其中也有很多人是在死后被带给她的。杜莎夫人后来写道，在攻占巴士底狱之后，监狱长伯纳尔-勒内·德·洛奈和巴黎商会会长雅克·德·弗莱塞勒——他们作为法国大革命最早的受害者而著称——砍下的头颅被从旗杆上取了下来，并被火速送到她的沙龙，在那里，她坐在展馆的台阶上，把两颗血污的人头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取他们的脸部印模。她还声称，曾把她的朋友罗伯斯庇尔的人头放在膝盖上，雕塑它的形象，而且是刚刚从断头台上拿来的；她还记得，宪兵队如何把她叫到马拉被刺杀的现场，在那里，她“在最痛苦情绪的影响下”，在马拉躺在浴缸里，身体尚热，还在流血的时候，制作了他的脸部模型。后来，她还为路易十六国王和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制作了死亡面具。杜莎夫人可能是为了强调其作品的权威性而详细讲述这些故事的细节，但她无疑已经习惯了处理被砍下的人头。法国艺术家雅克-路易·大卫和艾蒂安-让·德莱克吕泽在1800年代初拜访过她的蜡像沙龙，他们被领着去看储藏室里的一个箱子，里面装满了著名革命者的蜡人头，包括罗伯斯庇尔。用绷带把罗伯斯庇尔粉碎的下巴绑在了恰当的位置上，据说他们看了这批储藏一会儿，然后宣称：“它们都很像，做得很不错。”杜莎夫人蜡像的准确性，以及紧接相关事件之后蜡模便很快出现在其展览中，是她成功的关键。她的展览持续不断地更新。她定期做广告接受私人委托，对象死活皆可，向人们保证“死的对象将被赋予最准确的鲜活外表”。与此同时，她的团队出席法庭审判，画速写，作笔记，商谈购买服装和私人物品，使得最近被处决的罪犯在断头台上刚刚被斩首，便能...
• 闻夕felicity

  2016-11-28
  在 19 世纪初，恐怖是大买卖。廉价恐怖小说都是畅销书，与此同时，凶险的戏剧表演也吸引了密密麻麻的观众，在蜡像博物馆里可以找到“恐怖屋”，还有幻影魔法灯会吸引着围观的人群，上演的是起死回生的骷髅和死尸，更不用说巴黎市停尸房里展出的真家伙，或者断头台本身的定期演出，它始终能确保庞大的观众群。席里柯那些描绘被砍下的人头和被截下的四肢的绘画作品，都属于这种对恐怖景象的迷恋，但它们被置于人类生死的严酷现实的底色之上，从而嘲弄了这种迷恋。尽管有政治上的低调、医学的影响、情感的暗示，以及就这个问题而言，还有席里柯所表现的主题在当时的法国文化中不可避免的存在和流行，但毫无疑问，他比大多数人更加沉湎于痛苦美学。他之所以成为浪漫主义运动的英雄，并非毫无来由。他描绘罪犯、疯子、病人、穷人和死人。他在其他人背过脸去或伸长脖子呆看的地方看到了美。他的一位朋友泰奥多尔·勒布朗还记得，大约在席里柯创作《美杜莎之筏》的前后，他遇到过席里柯。勒布朗当时正患黄疸病，糟糕的健康状况极大地损毁了他的外貌，以至于他发现，在大街上，那些被吓坏的人纷纷对他关上大门——然而，席里柯却告诉他：“你多么漂亮啊！”并要求他摆姿势让他画一幅肖像。勒布朗认识到，“对于这位正在到处寻找垂死者的肤色的画家来说”，自己看上去“似乎很漂亮”。
• C55x

  2016-11-04
  另一颗克伦威尔的头颅在牛津的阿什莫林博物馆展出。
• 闻夕felicity

  2016-10-18
  斩首视频吸引那些问心无愧的观众，以及那些尽管自己深感疑虑却依然要观看的观众。互联网为每个人提供了匿名性，摄像机让观众有了一定程度的超然，但行动只不过是点一下鼠标而已，这一结合让这些视频延伸得更远。正如军事分析家罗纳德·琼斯所写的那样，只要有一台摄像机和能够访问的互联网，一个激进组织就可以制造出一桩“国际媒体事件……有着巨大的战略冲击力”。实际上，当恐怖分子发动袭击时，在摄像机面前给受害人斩首是一项极其高效、极其得力的战略。它只需要很少的金钱、训练、设备、武器或爆炸物，除了最初的绑架之外，它并不依赖于很可能会失败的复杂的协调或技术，结果也很容易得到传播。据另一位分析家马丁·哈罗说，正是这一战略，“有着最大的关注度、最大的反响，并刺激最大的恐惧”。……利剑几乎像刽子手本人一样冷酷无情。如果剑手很笨的话，罪犯遭受的折磨就会毫无必要地延长，观众可能会扔泥巴和石块，甚或发起袭击。偶尔，一个刽子手——原本就是社会上最遭人痛骂和恐惧的人之一——因为一次搞砸的处决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刽子手被石头砸死、被人打死或者在家里被人杀死的故事，在欧洲各地都有。有一次，在18世纪初的荷兰，围观人群中一些愤怒的成员设法爬上了断头台，朝刽子手扔了一个火罐，后者正忙于用火罐给罪犯打烙印。1464年，在德国的奥格斯堡，刽子手因没有砍中他的靶子，而逃到了一座桥下，被一个愤怒的观众用铁棒绕头痛揍。1607年，在这个国家另一端的采勒费尔德，一个刽子手在尝试了五次之后还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他在大街上被人砍死了。16世纪初，在纽伦堡，市议会不得不调动警卫来保护断头台，以阻挡“如此庞大的人群，他们手里拿着锤子、鹤嘴锄及其他武器，聚集在各个地方”。……今天很少有法国人觉得，断头机上的一次公开处决竟然虎头蛇尾，令人扫兴。但在18世纪，法国人习惯于看到老式断头台上耗时漫长、拖拖拉拉的死亡，罪犯被拉直、痛打、焚烧、...
• 闻夕felicity

  2016-10-18
  “猎获纪念品”和“战场剥夺”无处不在。一位美国军人开玩笑地对马克·莫里斯说：“如果日本鬼子之前不知道的话，他们现在应该知道了，美军是为了纪念品而战斗。在那里，他们会朝一个日本鬼子开枪，后者会跳起来，还没等他落到地面上，他们便一拥而上，为了获得纪念品而对他进行搜身。”这是真的——有时候，美国人等不及受害人死去，便把他们的口袋和背包掏空，拿走他们的枪、刀子、旗子、头盔、照片、身份牌，敲下他们的牙齿，有时候甚至割下他们的耳朵，他们的手指，偶尔还有他们的头颅。尤金·斯莱奇是一个海军陆战队士兵，曾在贝里琉和冲绳打仗，他写过一本著名的战争回忆录，描述了在战斗之后如何高效率“剥光”那些受害者。他们“幸灾乐祸地观看、比较、常常还交换他们的战利品……这不仅仅是猎获战利品或洗劫战死的敌人，更像是印第安勇士在剥头皮。”……尤金·斯莱奇写道：“激烈的生存之争……侵蚀了文明的虚假外表，让我们全都变成了野蛮人。”有一种这样的感觉：生活环境导致了某种程度的社会退化。人的身体部件成了稀松平常的寻常事物，敌人的尸体就在那里等着获取。换句话说，道德景观就像身体景观一样超现实，因为士兵们失去了在国内框定他们生活的所有正常的社会结构。他们被死人所环绕，他们奉命杀人，他们认为自己即将死去：在这种环境下，用历史学家乔纳森·格洛弗的话说，人们“逃离了道德身份的约束”。他们对周围的环境变得麻木不仁。……年 11 月，当日本人释放出成百上千的神风特攻队的自杀式飞机，扑向莱特湾的美国舰队，希望阻止入侵日本本土时，“蒙彼利埃号”便是他们的目标之一。在这场战役中，美国防空火力如此猛烈，以至于飞机和日本飞行员身体的部件像雨点一般落在战舰的甲板上。费伊描述了在战斗暂时平息期间，人们是如何到处搜寻纪念品的。他拿到了一架飞机的零部件。甲板上布满了“鲜血、肠子、脑浆、舌头、头皮、心脏、手臂等等”，士兵们开始一件件捡起来仔细查看...
• 闻夕felicity

  2016-10-18
  我们只要面对另一个人的头，就不能不产生这样一种理解：脸对脸，我们是在凝视自己。我们像被强行通了电一样，对一个人的面部表情作出反应，不由自主地、不知不觉地作出反应。看到一张悲伤、快乐、愤怒或痛苦的脸，我们便经历一种自发且迅速的神经反应，这导致我们会无意识地模仿它的表情。如果那是一张没有身体的头脸，我们身体上的本能反应——那是一种本能的移情作用——与这样一个认识相冲突：这个人必定已经死了。毕竟，缺失的东西就像留下的东西一样重要，这个人已丢失的躯体在它缺失的时候就像身体在但头不在一样让人无法抵抗。……千百年来，颅骨一直吸引着科学家，因为它们是一种很方便的、可收集的形式的人。人被物化了：它们很容易运输、储藏、度量和分析。然而，像莎士比亚一样，我们也只好试着给人的颅骨填充血肉，仿佛让它们起死回生。毕竟，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里都有这样一具骷髅。我们被迫试着让残余的东西复活，因为一个被砍下的人头看上去的样子像一个人，而它的行为却像一个物品，这两种方式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不协调。一个人的生命力，似乎存在于他的头部，而不是身体的其他部位，考虑到人头那些令人吃惊的物质属性，这似乎没什么可奇怪的。
• Chopper

  2017-08-05
  一旦有一件人体部件被保存下来，而且在任何时间长度内保持在人间，而不是以通常的方式归于尘土，它就会发展出自己的身份，往往还会抵抗它自己的埋葬。
• [已注销]

  2017-02-10
  人们都指望受害人表现出勇气和克制，他们的举止行为应当体现出死亦何难的忘我决心：只有那样，他们才有可能证明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并让他们有权要求不朽。断头台把斩首变成一套不带感情的程序，尽可能把残忍程度最小化，但从死亡中拿走戏剧性是一个危险的理想。恐怖统治足以证明，唯一比砍头更恐怖的事情是一个这样的社会：人们发现砍头原来平淡无奇。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斩首的戏剧性力量都优先于政治伦理。如果有一幅照片让时间停止，并把照片的主题转变为一个可以拥有的对象物，那么断头机便拍摄了一张让它的主题永远静止不动的照片。作为科学的机器，断头台和照相机声称自己从事的是生产真相，它们标志着时间的停止，同时与它们审视的对象隔离开来。
• 闻夕felicity

  2016-11-28
  我们并不理解人的个性与人的身体相互作用的无穷复杂性，但有各种不同的理由相信，我们应当提防，不要把所有的功劳都归于我们的大脑，也不要低估我们的身体在我们观念的形成上所扮演的角色。首先，我们的大脑是由我们所做的事情形成的。研究表明，毕生有规律的练习会改进一个人的记忆、注意力的持续时间和今后生活中的学习能力，因此，当我们对于我们的身体给予锻炼时，我们也是在锻炼我们的大脑。不仅我们的精神生活被我们的身体健康所塑造，而且在对精神训练作出反应的过程中，我们大脑的物理尺寸也可能随之而增长。伦敦大学学院几位认知科学家所做的一项长期研究表明，伦敦的出租车司机脑内的海马体扩大了，这多亏了“知识”，也就是传说中他们穿行于伦敦大街小巷的能力。海马体控制着记忆和空间意识，但在特别强烈的训练期间会变得更大。类似的影响在钢琴调音师身上可以看到，他们学习了穿行于复杂的听觉风景中的能力。海马体的大小与其使用的程度密切相关：当人退休的时候，它再次收缩。这些发现导致研究者们把大脑描述为一种对练习作出反应的肌肉。导航既是一种精神能力，也是一种身体能力：人们经常发现，很难从口头上描述一条路线或把它概念化，但他们可以从身体上沿着这条路线行进，而根本不需要任何有意识的努力。在思维上知道怎么做，以及在身体上知道怎么做，这之间的界线很难说得清。运动员和音乐家也同样如此。音乐会上的钢琴演奏者能够记住成千上万的音符和复杂的指法，而没有对它给予任何有意识的关注；足球运动员的身体判断一只球错综复杂的角度、速度和重量，天气条件，以及对方队员的活动，所有这一切都在运动中，在这样的情境里，理性推理派不上什么用场。这些身体技能超越了语言上的或精神上的理性思考：专业运动员多半会发现，很难准确地解释他们在一场比赛中如何执行他们有目的的行动，因为他们的身体只是自己做了这件事。这些只是人的身体塑造心智比大脑更明显的方式而已——谁知道把这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