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与中国

• 麒麟

  2023-05-03
  “西方孔子”，这似乎是中国人送给艾儒略（1582一1649）的雅号。果真如此的话”，那便是一种极不寻常的恭维，因为只有孔子在中国一向受到尊敬和崇拜；而其他传教士从未领受过这一恭维，连利玛窦也没有过。确实，在艾儒略之前，未曾有哪一位传教士用中文写过数量如此可观的著作，让这个国家的读者得以了解西方世界的各个方面，诸如地理、体制、社会、宗教、哲学、艺术，等等。与他用中文写出的如此丰富大量的文学创作相比，他用西方语言的写作却几乎是个空白：没有书信，没有报告，没有能让欧洲人了解中国的拉丁文或其他西方语言的书，好像他故意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其他人，以便自己能竭尽全力为中国人效劳。艾儒略用中文写就的23本著作中，有3本尤其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3本书为利玛窦的《万国舆图》作了补充。利玛窦首次向中国人揭示了大陆和海洋的存在，中国人本来并不知道这些。不过，他只画出了这些地区的轮廓，寥寥数语，并未多加解释。艾儒略的著作则填补了利玛窦留下的空白，描述了每个国家的自然面貌、主要城市、特产，增加了引起读者好奇的细节，介绍了欧洲大陆的社会制度、政府运作、慈善机构和文化机构。
• 麒麟

  2023-05-03
  这些耶稣会士不全是意大利人，汤若望（Adam SchallvonBel，1592一l666）是德国人，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是比利时人，他们与利玛窦堪称三大“柱石”，在北京的耶酥会士墓地里，至今仍保存着的墓碑便证实了这一点：它们高出其他墓碑许多，凸显着他们三人比其他宗教人士更显要的地位。由于本书中我们所涉及的主要是意大利人，我们可以将他们与三大“柱石”对照，这些17世纪在中国抛头露面的意大利耶稣会士是：罗明坚、龙华民（NicolòLongobardo）、郭居静、熊三拔（Sabatinode Ursis）、艾儒略（Giulio Aleni）、罗雅谷（Giacomo Rho）、潘国光（Francesco Brancati）、利类思（Ludovico Buglio）、卫匡国（MartinoMartini）、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闵明我（Filippo Grimaldi），等等。他们在明朝的时候抵达中国，其中的一些人在改朝换代的艰难时期更是活跃，在清朝建立后才离世。上面谈到的这些人中，有许多人在17世纪的前半叶鞠躬尽瘁，50年来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中，意大利人占了大部分，他们活跃在文人阶层中，这在后世也是绝无仅有的。
• 麒麟

  2023-05-03
  利玛窦在为最终进入北京做准备的16年间，其传教策略逐渐成熟，为日后传教士们传播福音的工作奠定了基础。转折点是在1592年，他决定脱掉袈裟，放弃他在中国头几年里的佛教僧侣身份。利玛窦深深地觉悟到，在中国的等级社会中，佛教和道教僧侣的地位低微，当然不如占据首要地位的儒家文人。他的直觉是，要以外国文人的身份出现在他们面前，让他们知道，自己与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同他们一样是有学问的人，他的学问是在西方通过考试取得的，是有保证的，这种考试的严肃性并不比中国的科举逊色。
• 麒麟

  2023-05-03
  对前朝的批评而受负面影响，这一点实在值得钦佩。但《元史）并非如此。汉族人对统治他们多年的蒙古人的仇恨，明代典型的对外封闭和仇视一切外来事物的思维方式，以及与蒙古政权的国际主义彻底对立的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元史》。《元史》第二册卷四十引述马黎诺里使节一行抵达的消息的方式，证实了这一点：对这位可怜的教皇的使节并不十分热情，撰写历史的中国文人也未在他身上多着笔墨。请看，这里是如何记载的：秋七月庚午（朔）…是日，拂郎国贡异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二蹄皆白。8这就是全部。而且，这不仅是唯一提到处于那段历史中的马黎诺里使团的地方，也是在蒙元时期唯一提到中国与欧洲和意大利往来的信息。对于那些撰写《元史》的中国文人来说，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中国的我们的许多同胞，如鄂多立克、安德烈、孟德高维诺、马黎诺里等方济各会传教士，或如马可·波罗及其父亲、叔叔那样的商人，就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从欧洲，即从意大利来的唯一值得他们记住的，只有那一匹那不勒斯马。
• 麒麟

  2023-05-03
  最早起疑的是但丁，他对马可及其书抱有成见，在其著作里从未提到马可及其书。1321年，他和马可都在威尼斯：但丁以使节的身份去那个城市为拉文纳家族（Ravennati）的案件辩护，马可则以“社会贤达”的身份被委任为大陪审团的成员。马可有可能知道在这一如此重大的事件中的辩论情况，以致促使波伦塔（Gdoda Polenta）请诗人做他的私人代表。奇怪的是，这两位在当时最有名望的旅行家，竞从未在一条人群拥挤的狭窄街道上相遇：但丁随着幻想按垂直方向漫游，马可则在现实中沿着水平方向旅行，至少他是这样叙述的。也许，正因为是旅行家，他们彼此都显得很冷淡：但丁让马可更感兴趣的可能是他的使节身份，而不是诗人；而马可在但丁的眼中是个不值得一提的人物，这是因为他自幼就养成了酷爱真理的品格”。正因如此，他与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对游记的可靠性提出了疑问。结果，在地理方面但丁未能从马可的经验中获得有益的知识，因此他宁愿遵从教义和当时普遍流行的观点，保持沉默，以此含蓄地拒绝和谴责了马可所说的一切。这一方面是因为马可的见闻与教义、传统原则相抵触，另一方面，在但丁看来，马可所说的显得幼稚、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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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5-03
  鄂多立克于1320年起程前往中国，他没带任何国书，也没有任何官方职务，只身一人，他有自己的办法，令人感到神奇，要知道，他是不从事商业活动的！也许，他时而依靠基督信徒商人，做他们的神父；也许，他在船上做过船员的工作，因此他选择了南线，从海路抵达中国。不能排除他肩负着一项秘密的使命，是为他的修会服务：考察在中国的传教工作并进行汇报。一切假设都有待证实，但无论如何，都在证明一个道理，即一项卓越的事业，只有拥有卓越才能的人才能将其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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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5-03
  36意大利与中国行一场大规模的反击。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气氛，就好像是在鞑靼人那荒无人烟的大沙漠上，危机四伏，恐怖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直至入侵。“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信奉基督教的国家，他们谁都不怕，他们正在准备对我们发动战争呢！”“如何抵御这场灾难呢？柏郎嘉宾没有说，但几乎可以猜想：与其他民族结盟，比如中国人，共同对蒙古人作战。在中国尚未全部被蒙古人征服之前，柏郎嘉宾曾有机会遇到中国人，可能是中国的北方人。他对他们很有好感，说他们“温和，善良”2”，但当长篇大论地谈及中国人的文化和宗教时，却将那时在远东流传的景教与孔子学说和道家学说混为一谈。他写道：“他们拥有《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有圣父和先贤的传记，有类似我们教堂的庙宇，他们在那里祈祷。他们敬奉上帝，…也信奉耶酥基督，相信永生，不过极少接受洗礼。他们尊敬我们的经书，爱护教友并施舍财物。”28柏郎嘉宾非常兴奋地告诉他的读者：中国人有极大的可能成为我们的同盟军，他们在文化和信仰方面与我们相似。他很可能将儒家的“五经”“四书”认作是《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将许许多多的道教神仙传记等同于我们的圣人行传。总之，他相信中国人祭天的传统就是他们信仰一神教的证据。在这么众多的传教士中，他是第一人。蒙古人对欧洲的全面进攻终未发生，征服欧洲大陆的唯一机会也一去不返。1233年蒙古人征服北部中国后，又将全部力量集中在向南部中国的推进上，终于在1279年完成了对全中国的征服。从此以后，对蒙古人杀回欧洲的恐惧逐渐减弱，Gog和Magog（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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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5-03
  18世纪末期，那些十分冷漠的儒家文人写下的这一评论，不再有称赞的成分。他们视基督教有如佛教，甚至比佛教还要等而下之。这一评判来自无知，不足为奇。事实上，那时有些中国人甚至把耶稣会士看作是道教徒。在前面翻译的那段短文里，沈德符甚至影射利玛窦是出于实用目的而炼丹。利玛窦本人也承认，自己多次被误认作是道教的炼丹术士，知道制造长生不老药的秘决，能将劣等金属转换成贵重金属，如金和银。为了证实这些，在结束对利玛窦介绍的时候，我再引证一首诗，它不属于由赞扬利玛窦”的那些已经皈依了天主的文人或传教士的朋友所写的许多文章的系列。据我所知，这首诗尚未被翻译成西方文字？，是中国著名的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1550一1616）写的。1592年，汤显祖在肇庆旅行期间曾遇到利玛窦和另一位意大利耶稣会士石方西（Francesco de Petris）：二子西来迹已奇，黄金作使更何疑？自言天竺原无佛，说与莲花教主知。54利玛窦和汤显祖肯定交谈过，也许是在某次宴会上，其间，他们讨论了哲学、宗教和科学这些重要的课题。无奈，利玛窦未察觉出与他谈话的是当时中国的一位大作家，在他的日记和书信中竟未提过他的名字。汤显祖则知道利玛窦并非凡夫俗子，不过，这个西方人留给他的印象有些神秘，令他稍起疑心，暗自思量那两个外国人来中国做什么呢？也许是向中国人传授西方炼丹术的秘决？总之，他的印象是，利玛窦肯定是位强烈反对佛教的人，因为道教徒在中国是佛教徒的对立者，更何况这两位是外国的“道教徒”。
• 麒麟

  2023-05-03
  46意大利与中国马人和中国人互相称赞对方形体的那些话是准确的。在文学方面，各有其说，也许是欧洲的旅行者们在初到远东时将蒙古人、汉族人或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的人都混淆了的缘故。初次印象并不好：最初见到的蒙古人和北部中国人实在丑陋。鲁布鲁克写道：“我看到的这些真是畸形的人。”这一不太讨人喜欢的评论也得到柏郎嘉宾的赞同”。后来，随着逐步深入中国内地，旅行者们的眼晴也终于习惯了，看到了那些人的美丽，尤其是中部的中国人，也就是当时西方人所称的“蛮子”。这是柏郎嘉宾的意见3，而鲁布鲁克则觉得中国人“矮小”4，也许是与他自己比较，他称自己5是个大胖子，重得以致找不到一匹可以让他骑的马。要是说对中国男人的评价有不同的意见，那么对女人的评价则是完全肯定的，至少马可·波罗及鄂多立克能为我们证明这一点。他们两人，一个是商人，一个是传教士，他们在评论中国女人都非常美丽这一点上，意见完全一致。前者是个俗人，自年轻时就在中国生活，对女性一定会感兴趣，他十分细心地评论道：“非常可爱，如天使一般。”6另一位是中世纪的会士，则以巨人般的洪亮声音喊出；“她们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我们似乎看到他边说话边打手势的样子。这位本不该在女人的腿上过分注目的会士，是唯一告诉我们中国女人自小维足这一消息的人“。马可·波罗对此一言未发，他对这个不可能不被观察到的体形特征保持皱默，给人留下了话柄：说他从未到过中国。因此，在西方人眼中，中国女人长得俊美，美丽极了[也许由此产生了契丹皇后美丽的安杰利卡（Angelica）的神话]。不过，在中国人眼里，西方的女人也漂亮，1261年中国有一篇文章写道：“女人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