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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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语心听2021-02-21恩格斯在致弗・梅林的一封信中明确指出：“意识形态是由所渭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与此同时，具有战斗精神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捍卫者，则热衷于对教条主义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与希特勒式的极权主义进行批判。身为社会学家的曼海姆在更为抽象的意义上解释“意识形态”，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对立起来，认为意识形态指的是“指导维持现行秩序的活动的那些思想体系”，而乌托邦”则是指“产生改变现行秩序活动的那些思想体系”：“一种思想状况如果与它所处的现实状况不一致，则这种思想状况就是乌托邦。“我们把所有超越环境的思想（不仅仅是愿望的投入）都看作乌托邦，这些思想无论如何具有改变现存历史一社会秩序的作用。”不过，曼海姆认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总是相互交织在一起，这一释显然启发了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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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语心听2021-02-20“人在历史中成长”是巴赫金对“成长小说”最为简明的命名，在他看来，这一存在于一切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中的重要元素不仅导致了对小说情节要素的再思考，同时也为长篇小说开辟了看待世界的、富于现实主义的新视角，因而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现代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分水岭。在某种意义上，《红旗谱》与“革命通俗小说”不同的地方，正是因为表现了这种“人”与“历史”的全新关系。《红旗谱》中的“人”是生活在冀中平原上的朱、严两家的三代农民，“历史”则是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现代史”。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朱、严两家三代农民以不同的方式与地主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第一代农民朱老为了捍卫锁井镇的四十八亩公田与地主冯老兰发生冲突，失败后吐血身亡，朱老现的儿子朱老忠被迫远走他乡，若干年后回乡复仇，通过江涛、运涛等朱严两家的下一代结识了共产党，在共产党的数育下，与下一代农民一起成长为光荣的无产阶级战士，走上了阶级斗争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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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语心听2021-02-20周蕾曾经在另一篇分析崔健的摇滚乐的文章中谈到过这种常常出现在文艺作品中的“形式”与“内容”的分离。在周蕾看来，崔健的摇滚乐之所以一度被视为具有政治含义而受到禁止，是因为在诸如《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样的作品中以嬉戏玩弄的形式来讲述应该受到尊敬的革命故事：“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歌词本身，会发觉这些歌词——本应是庄严历史得以体面表达的媒介——其实也参与了对传统的嬉戏玩弄。崔健的歌词不但没有抑扬顿挫的历史深义，而且读起来简直是文法不通的语言一样，即使他的歌词虚拟出一些‘历史’意象，它们也在用其跳跃和肤浅的特性同传统的文字与书面唱反调。……虽然音乐和歌词之间存在着符号性的差别，它们也同时在互相支持，共同去肢解并遗忘官方历史。歌词因为语义模糊，变为一种声音，因此参与到音乐之中在创造一种可以称之为‘超越文字’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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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2022-02-18当个体的、女性的丁洁琼变成“知识分子”时，自由主体无法摆脱的“怨恨”也宣告结束。摆脱了性别、超越了个体内在性的新式英雄人物，将会以亲身经验来证明，彻底接受民族国家的认同，并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这无疑是对个体生命最为成功的升华。这种神话，建立在对身体进行不断的政治化的基础上，将身体简约为历史使命的工具和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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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2022-02-18中国现代史上的知识分子改造其实是一个既触及灵魂也触及身体的严酷历程，在某种意义上，那是精神和身体的炼狱。《第二次握手》显然将这一过程诗意化了。“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被置换成类似“女儿”与“父亲”的亲缘关系。周的父亲形象使党被人格化了，使超验的政治关系变得温馨、亲切而动人。……丁洁琼与党的这种政治血缘，生动地表明中国知识分子对党的归依其实只是一种“归来”，就如同离散多年的女儿回到父亲的怀抱，知识分子以“党”作为自己的生命的归属——这是命定的归属，也是无法抗拒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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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2022-02-18小说一方面充分利用传统的文化资源，在塑造这些言情任务的同时，巧妙转换传统小说的文化密码，使言情小说成为“革命”的载体，在建构“爱国主义”理性秩序的同时，否定了文学“私人空间”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在小说力图借助于传统使现代政治自然化时，却出现了叙事的内在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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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2022-02-18在“传统”言情小说与“现代”言情小说之间，《第二次握手》无疑更接近于前者。张扬将“私定终身后花园，多情公子中状元，奉旨完婚大团圆”这一才子佳人小说模式改写成“私定终身解放前，多情女子中状元，奉旨革命大团圆”，让我们重逢了这种久违的大团圆场面。“大离散”重新回到了“大团圆”，是因为我们的男女主人公找到了真正克服三角恋爱的方法，即将男女之爱升华为对祖国的爱。相对于个体的相互排斥的具体的男女之爱，祖国之爱是抽象和永恒的。在这里，男女主人公置身的不是夫妻结构的家庭，而是以超血缘的方式建立的祖国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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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2022-02-18所谓“媚俗手法”，包括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一见钟情的模式、悲切煽情的结局，以及故事套故事的男主人公忏悔回想结构、制造悬念和神秘效果的叙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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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becca Sharp2021-10-09发生在国民党狱渣滓洞的英雄故事中，被俘的新四军战龙光华不屈反抗被摧残至死的故事感人至深。在为这位英雄战士举行的追悼会上，战友们送上一副挽联，上书十八个大字：“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已，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多年以后，这首诗成为了“文革”中红卫兵小将激动人心的座右铭，《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的儿子老鬼就是在这首诗的激励下，带领红卫兵“大义灭亲”地砸了自己的家，继开始了做“千秋雄鬼”的永无归期的精神长旅。由革命的羁绊到成为革命的对象，在现代性的演进中，离我们的生存越来越的“家”变得越来越不可企及和不可思议。“家”是守候已久的特务布下的阴险的陷阱，它张开狰狞的血盆大口在等待着游子的归来，仅仅是还家的想象都足以使我们战栗恐惧，即使远在天边的回眸都能分明地感受到温馨的灯光与亲情的期待下掩藏的无边杀。因此，离“家”出走已经不仅仅是因为党的命令，更是时代英雄无法摆脱的文化宿命，在“死不还家”的英雄故事中，“还家”意味着比死亡还要深刻得多的遭遇。《红岩》展示出的正是这种发生在“革命”与“家”之间的令人室息的充满象征性的紧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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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语心听2021-02-21“体制道德主义”的确是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的重要特征。当作者试图取消某一种政治前途的合法性时，总是通过取消其在道德上的合法性来完成。“一面固然是荒淫与无耻，然而又一面是严肃的工作！”这句由茅盾写于30年代的名言在《青春之歌》中被一再引用，“荒淫”与“严肃”这一对纯粹的道德范畴竟成为小说主题的基本结构形式。余永泽对老乡亲魏三大伯的吝啬、对卢嘉川的嫉妒以及对林道静的占有欲，都表现了他人格的卑琐、自私和虚伪，因此，林道静与他的分裂，不仅表现为政治观念的冲突，同时还表现为伦理道德的冲突。然而，这种二元对立之后的缝隙，这种强大的道德感召力量之后的欲望，又有谁注意到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