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爱》的光影转世

• 涉渡之周

  2022-06-10
  戴锦华：当然，形而下地说，如此众多、各具短长的译本出现，首先是因为勃朗特一家没有留下后人，所以已没有版权问题：于是当然成为率先成功市场化的中国出版业的廉价资源；但深究其社会因，当然不这么简单。 考虑到1970版《简·爱》的中国公映时间——1979年，那么参照的文化事实则是在同一年造成中国文化震荡的表述：“狄更斯已经死了！”这一今日读者看来匪夷所思的表述，在当时有着极为清晰地社会内涵：狄更斯已经死了，野蛮资本主义、贫穷、饥饿、犯罪的欧洲早已成为过去。其潜在的表述，便是彼时彼地我们拥有的世界图景是一幅虚幻的、甚或谎言的图景。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叙述被视为一道屏障或屏风遮蔽了“真实”世界。岔开一句，要过很多很多年之后，我才有机会在反省中意识到80年代激动了几代人的时代口号—“走向世界”具有何其有效的意识形态性。在后见之明里，我意识到，此间包含着某种逻辑的谬误：“走向世界”，意味着我们此前置身于“世界”之外，世界之外的何处？飞地？还是蛮荒？（笑）这当然是抬杠。彼时彼地，我们的确置身于“世界”之外，西方世界、欧美世界之外。也可以说，我们也置身于冷的“世界版图”之外，对峙于西方世界，自绝于苏联、东方阵营。但我，也是我们在80年代自觉不自觉地选择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使在冷战的双重包围与隔绝之中，中国也不曾自外于“世界”，或者说，中国参与或主导一个世界的形构与浮现：第三世界，亚非拉。我们对欧美世界开启国门之际，正是对第三世界落幕之时。当“狄更斯”在欧美（较点儿真，是西欧北美）“死去”的同时，“他”却在第三世界瘟疫般地蔓延。 但1979年，1970版《简·爱》的中国热映，却提醒我们问题的另一面向。当狄更斯，或日批判现实主义的苦难图景在中国的世界想象中破裂、消隐，《简·爱》所负载的激情与新教伦理（直呼为“资本主义精神”）却正“骑马归来”。这两则...
• 涉渡之周

  2022-06-10
  戴锦华：80年代初年在电影学院内部，曾有对译制配音的专业性批评：认为面对麦克风对口型的声音录制破坏了原作声音的空间呈现与透视，纯美的语音损害了原作演员以其千差万别的音质所携带的表意。但今天，我想引申的却是另一个层面，当这些纯净优美的声音集中在欧美电影形象上，尤其是当它们剥离了影片，以“电影录音剪辑”的形态存在时，它便不期然地具有了某种幽灵性质：某种欧美想象的幽灵，浪漫、普范而优雅。而当1979年，1970版《简·爱》投放中国电影市场时，其被放大了的、今天几乎难于想象的社会影响，正在于它投放在中国社会一个未死方生的时代，一个社会文化的空窗期。在经历了“文革”结束，中国电影院最初的狂欢热络之后，第四代青涩登场之际，正是中国主流电影开始陷于政治文化的困顿之时。对战后欧美世界的热望和无知，分享“内参片”/文化政治特权的热情，令这部美国电视电影受到了空前热情的拥抱。或许并非偶然，它同时极度紧密地亲和了此时期中国社会文化的两个特定的趋向与超载表达：一为爱情，一为反道德的道德主义。这似乎可以彼时两部家喻户晓、口耳相传、人人争睹的短篇小说为例：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爱情”似乎成了启动新时期启蒙叙事和话语的通关密语之一，爱情成为个人、权利、乃至自由与个人主义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