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解读

• 梧鸣室

  2022-10-18
  李陀：但实际上毛泽东领导的这场革命是充满了张力和各种因素的不断调整变化，从本质上来看这整个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不过他用的方式不是市场罢了。这中间有很多的矛盾。黄子平：毛泽东的乌托邦恰好不是现代国家，所以他要不断革命。
• 梧鸣室

  2022-10-18
  刘禾：你可以批评，这样就可以有一个critical space[批评空间]，让两边conflict[发生冲突]，让它们之间有一种productive conflict[有效益的撞击]
• 梧鸣室

  2022-10-18
  刘禾：不过我觉得这里反映的问题实际上是我们和理论的关系。我们都生活在理论的空间里，尤其是我们搞文学批评的，但我们需要反省我们和理论之间的关系。心理分析理论是问题最大的一个模式，因为它根本不留一点余地让你去question[反问]它的模式。它给你一个模式，你去套就是了。而别的理论并不是以模式先行，比如说马克思主义，它就可以解释自已，本身有一个可以把自己的发展historicize[历史化/归还给历史]的可能。我觉得小兵用西方关于现代、后现代的理论去套的痕迹很明显；你可以在批评西方概念的基础上去发展你自己的理论。
• 梧鸣室

  2022-10-18
  黄子平：阐述之间的错位，老让我一跳一跳。这个原因就是刘禾刚才讲的，这些文原来的语境相当复杂，比如说抗战、革命、城乡之间的矛盾等等，都被你抽掉了。你现在只用“现代”和“反现代”来解释，所以把引文套进去的时候，中间的缝相当大。你这个“现代”与“反现代”的框架相当好，但是用到我们中国这整个过程上去的时候，要做相当大的修改。比如说整个的“国家工业化”的过程，我可以不叫它“现代化”，它是生产，然后再是分配，不是市场，但也是一种消费，是通过分配的消费。文艺也是这样的，所谓灌输、教育，这也是一种消费方式，甚至是一种工业性的消费方式，它的生产也是工业性的集体创作。所以你只好拉未来主义来跟它对上，可是未来主义只是现代主义里面非常小的一个派别，而且恰好跟集权主义是最吻合的。
• 梧鸣室

  2022-10-18
  唐小兵：我想我这里表达的意思和旭东昨天提到的一个问题有关系——他当时是在讨论当代的文化，——也就是说在当代中国，理论或者意识上的引进和发展与现实的发展，文化的生产之间有一种脱节，理论往往含有某种“超前性”。我这里想表达的就是在20世纪的中国，从梁启超那一代开始，到鲁迅、陈独秀那一代，到延安那一代，对中国现代化的认识，对世界现代历史的认识，带有很大的观念性的成分，或者说有很大的意识形态性，虽然表现的形式可能不一样，可能有左和右的区别。举例来说，我觉得在粱启超那里，不管是呼唤还是怀疑现代文明，都并没有一个作为体制存在的本土的现代文明或者现代化，恰恰是以西方的经验为讨论的出发点
• 梧鸣室

  2022-10-18
  唐小兵：我想这里可能是两个不同的层次。你说的第一个意思牵涉到一个方法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 再解读”作为一个方法，那么这样一个方法本身就迫使我们对“现在”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第二个意思可能跟我们对当代历史的认识有关。我在这里试图很隐约地说明的是，在当代，随着商品经济大跃进式地发展，商品本身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通俗文化也相应地越来越发达。如果我们要保持一种先锋派的精神的话，我们就有必要对已经开始成为基奠的，也就是说渗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现代化”或“现代性”做个同时的批判。
• 梧鸣室

  2022-10-18
  但如果我们把《再解读》看做一个使历史文本化的解构过程，我们就会同时解读我们的现在，因为我们身处其中的现在也许是现代的基奠在中国真正开始建立，并且需要当做实存的问题（而不是观念的争辩）予以认真审视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希望《再解读》提供的不仅仅是书名和若干论文，而且也是一种文本策略，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化政治、社会历史的一次借喻式解读由此出发，我们才可以著手新的开放型文化的建设工作。
• 梧鸣室

  2022-10-18
  一旦阅读不再是单纯地解释现象或满足于发生学似的叙述，也不再是归纳意义或总结特征，而是要揭示出历史文本后面的运作机制和意义结构，我们便可以把这一重新编码的过程称作“解读”。解读的过程便是暴露出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压抑或被粉饰的异质、混乱、憧憬和暴力。因此解读的出发点与归宿必然是意识形态批判，也是拯救历史复杂多元性、辨认其中乌托邦想象的努力。这里所说的“历史”并不一定指涉时间意义上的过去，也可以而且往往包括被历史限定了的现在，所以解读与其说是在时间轴上建立可叙述的连续性，不如说是在空间意义上拓展、调整和联结诸种阐释的可能。解读，或者说历史的文本化的最深刻的冲动来自于对历史元叙述的挑战，对基奠性话语（foundational discourse）。（关于起源的神话或历史目的论）的超越。所谓基奠性话语所建立的终极意义从来就是绝对的所指，是信奉的宗旨而不是解读的对象，而反基奠性的运作逻辑则决定了解读的解构策略和颠覆性。从这个意义上看，延安文艺对“五四”新文学的重读仍然是不完全的解读，原因正在于其过于完整、过于急切地认同于新起的超越性所指“大众”。
• 梧鸣室

  2022-10-18
  在这里，引起我们的兴趣和注意的并非新起的大众文艺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分析准确与否，而是这种新的叙述、新的阐释和新的阅读行为本身。（毋庸置疑，这两段引文都是对“五四”传统极富说明力的重读，虽然可能片面，但揭示出了新文学传统的内在局限和张力）正是通过对历史的不断的重读，现时的关注和焦虑才有可能得以表达甚至排遣。在重读过程中，原有的概念（例如“民众”）逐渐获得新的内涵，历史的经验（例如“白话文学”运动）被转化为开放性的、需要重新编码的“文本”，而这一重新编码，不但可以帮助揭示出隐秘其中、甚至“自然化”了的矛盾逻辑和意识形态，同时也把历史的印记深深烙进阅读行为本身。
• 梧鸣室

  2022-10-18
  如果说“大众文艺”的理想状态是诗人和听众同时认同于一个想象性的集体化历史主体，是诗人和听众双方相互间自我镜像的积极投射和映证，那么“通俗文学”，由于市场的中介和商品经济对“交换价值”的崇拜，推动的却是一个客体化，甚至物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在“通俗文学”的生产过程里，作家的写作以“再现”而不是“认同”为出发点，目的则是提供能为最大数量读者（消数者）或者接受或者幻想的“现实”；与此同时，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获得的快感和愉悦最终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读者发现自己在被观看，并且意识到自己早已是某一客观现实的一部分，一成员。因此，“通俗文学”的叙事模式必然是对平民的，日常的生活的肯定，是对细节的推崇甚至张扬。
• 梧鸣室

  2022-10-18
  由于这样一个无所不包的“大众”被确认为历史的主体，同时也承担着全部的意义和价值，诗人与“大众”的认同在使前者获得正当的政迨身份和可辨的社会面目的同时，也曲折地满足了一种更普遍更隐秘的“回归母体”的欲望。当一种对成人世界的稚儿性恐惧转化成政治能量时，便表现为对现代社会的支离感和劳动分工的原始拒绝。所以，在延安文艺的话语体系里，大众化的过程也即是诗人不断的自我克服，或者说稚儿化的过程，而传统文艺形式的重新发现和利用则反衬出诗人在本体意义土的肢解消失，或者说进一步标明了诗人已转化成一项功能，退缩为“大众”这一硕大母体的自然延伸
• 梧鸣室

  2022-10-18
  既然延安文艺的运作模式是“集体生产”而不是“等价交换”，其中心存在价值是“改造生活”而不是“理解现实”，那么，延安文艺既可以是“大众化”的（普及），也可以是“化大众”的（提高）。但根本的出发点是与“大众”认同，并且为“大众”提供一个强化主体意识的自我镜像，而不是一面将“大众”客纯化、对象化的镜子。“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创作，都是战斗者的创作，都是社会战斗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不是静观现实的死的镜子，而是要在战士的地位上反映现实，要有推动和变革现实的力量。”因此，大众在这种文艺活动中并不是从陌生化的角度来观看自己，而是确认自身的无限和万能
• 梧鸣室

  2022-10-18
  其之所以是反现代的，是因为延安文艺力行的是对社会分层以及市场的交换-消费原则的彻底扬弃；之所以是现代先锋派，是因为延安文艺仍然以大规模生产和集体化为其最根本的想象逻辑；艺术由此成为一门富有生产力的技术，艺术家生产的不再是表达自我或再现外在世界的“作品”，而是直接参与生活、塑造生活的“创作”。因此，“文艺工作者”虽然没有获得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准予的“自律状态”、“独立性”或“艺术自由”，但同时却被赋予了神圣的历史使命、政治责任以及最有补偿性的“社会效果”。换言之，艺术自由的代价是艺术的结构性无效应，而这二者正好都是延安文艺决定牺牲和拒绝的。
• 梧鸣室

  2022-10-18
  在关于“艺术家”或日“文化人”的讨论中，“文艺工作者”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面貌的要求具有如此强烈的号召感染力，正是因为在这一口号后面许诺了新型的艺术家与其作品，以及艺术家与其作品接受者的关系。这种新型关系的最大诱人处就是艺术作品直接实现其本身价值的可能，亦即某种存在意义上的完整性和充实感，以及与此同时的对交换价值的超越。在这里，生活本身就是艺术
• 梧鸣室

  2022-10-18
  由此，我们必须同时把握延安文艺所包含的不同层次的意义和价值，亦即其意识形态症结和鸟托邦想象：它一方面集中反映出现代政治方式对人类象征行为、艺术活动的“功利主义”式的重视和利用，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人类艺术活动本身所包含的最深层、最原始的欲望和冲动——直接实现意义，生活的充分艺术化。从这个角度来看，延安文艺是一场含有深刻现代意义的文化革命，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大众”作为政治力量和历史主体的具体浮现，并且同时获得嗓音，而且也是因为这场运动隐约地反衬出对以现代城市为具体象征的市场经济方式的一种集体性抵抗意识，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感性分离”、价值与意义的分割所催发的无机生存的下意识恐慌和否定。因此，延安文艺的复杂性正在于它是一场反现代的现代先锋派文化运动。如果我们这样把握这场运动的多质结构，当时很多理论上的命题和实践上的困惑或许可以得到新的解释，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当时的焦虑来自前现代的农业式感觉方式与现代的、城市文化之间的历史性冲突碰撞。
• 梧鸣室

  2022-10-18
  需要仔细地和“通俗文学”区别开来的，尤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是大众文学这一概念，或者更准确地说，“大众文艺”，因为在“大众文艺”和“通俗文学”之间，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几乎完全不同的文化生产、价值认同和历史想象。四“大众文艺”之所以较“大众文学”更为贴切，是因为前者概括了对文化及其生产过程的一次大面积重新定义，“文学”与“文字”在这一变动过程中并没有被给予显赫的地位，反而被视作次要的、甚或需要扬弃的因素，而“文艺”却因为其对人类艺术活动和象征行为的更全面的囊括而吻合新定义中所隐含的价值标准和行动取向。…… 重构“大众文艺”这一概念在新文学发展史上盘根错节的变迁，也许最终涉及的将是文学话语（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象征行为）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营建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意识形态功能，“大众意识”仍然反映出现代社会对基奠性意义的寻求和认同。在眼下的讨论中，我们需要明确强调的是“大众文艺”所偏重的“行动取向”以及“生活与艺术同一”的原则，因为“ 大众”作为意义载体在新文学话语中的出现，是与新起的社会运动和历史主体密不可分的，尤其是与20年代后期内战中涌现出来的农民力量密不可分的。
• 梧鸣室

  2022-10-18
  如果说现代“通俗文学”这一概念更多的是认指此种文学形态的娱乐功能和消遣性质，凸现其在形式和内容两个层次上的广泛的流通性，那么，“通俗文学”所体现的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的逻辑；其所追求的最终是文学作品的交换价值化，与商品的运作方式是同构同质的。因此，通俗文学作品可以说是城市/市民文化的必然产物。“通俗文学”在形式及内容上的“平民化”（democratization或布菜希特所说的plebeianization）和“社会性”（sociability）既可以具有激进的社会政治意义和能量，也可以固结为规约性主流意识形态一一这一相左的象征性功能或许可以作为不同社会发展趋向和历史状态的参照指标：例知陈独秀大声呼吁的“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实际上表达的是（在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政治地域性范畴以内）对现代城市文化和商品经济的向往，否定的正是前资本主义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方式（“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也就是说，“文学革命”最初投射的是一个平民化等值化的现代市民社会，亦即“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
• 李森科

  2017-03-31
  转述式文学是广义的社会象征行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革命时代的大众文学，它建立起自身一套完整的写作方式，也形成一定的创作公式和语言词汇，在最表面也是最深刻的意义上，回响和阐释着主流意识形态，服务于体制化了的象征秩序。在这个意义上，转述文学恰恰是非革命而且保守的一种文学形式，是对文学革命的终极否定。
• 李森科

  2017-03-31
  语言的匮乏在这个历史时刻只能征兆出新的主体的不存在，所谓解放并没有释放出新的、摆脱既定循环的意义。只有通过一个物化的仇恨对象，通过施用暴力语言，叙事者才得以营造出行为主体这样一个幻觉，才得以推动情节的发展。故事的结尾，郭全海南下参军，他的离开立刻激发新的仇恨，不仅可以很方便地解释为什么美好的“太平日子”又被推迟，而且也帮助刘桂兰和村里的人接受痛苦，仍用仇恨来组织生活。
• 李森科

  2017-03-31
  暴力的最终意义，正在于彻底取消所有其他意义，完全抹杀构成意义所必须的差异和界定；暴力的原始形式，便是对于他人的否定……因此暴力带来的恐怖和残忍，同时也给予一种“直接实现意义”的动人幻象，诱发一种趋近于崇高的乌托邦式美感。从小说家的创作到评论家的概括，终于形成了一个语义的大循环，即预设的普遍论断——周到的小说图解——频繁的归纳复述这样一个同义反复。正因为作者的基本出发点是图解一场暴烈的农民运动，所有便从结构上预先确定了作品的叙述方式和情节模式。作品叙述传达的并不是时间性，而是综合观，不是细微的差异，而是整齐的分类，作品的情结引发的不是不确定因素和不可缩略的历史经验，而恰恰是明确性和稳定感。农民的语言从来而且早已被打上无形的引号，被缩减成一个符号，征兆某种“真实”或者特定的生存方式……只允许提供有装饰意义的词汇，而在作品中起组织作用的句式和愈发，即作品的主导语言，是体制化的语言。词汇对语法的从属关系，在全书中成为规范。一方面是对农民语言的粗暴剥夺……因为在这样一个语境里，地方色彩必然被视为历史的变异，必然被囿于表面、非本质、甚至无关紧要的范畴；另一方面则是新语言与此同时建立起自己的权威和体制。历史时间取代并压制自然空间，由此小说的叙述得以展开，由此空间所体现的并存和张力被卷进单质同向的时间流，由此乌托邦在空间意义上的不可追寻，被转化为实践意义上的必然终结.诉苦和伤疤作为语言行为共同投射出觉醒的主体这样一个幻觉同时，也就成功地把这一新主题安插进新的象征秩序……只有通过不断的诉苦就，才能激起新的仇恨，才能由此维持新象征秩序的正当性，只有通过揭示伤疤，继而把身体转化为符号，才能确保诉苦的主体并不可能获得主体意识，伤疤是最后的证词，伤疤也使人的身体成为书写的场所……革命这样一个极复杂丰富的历史经验，在作品中简捷地转述为革他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