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告别哲学的尝试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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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士人2022-09-26费尔巴哈和1844年的马克思均认为，存在一种特殊的机制——一种“中介”机制，借助这种机制，主体与整体的类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关联，从而肯定了其人性。费尔巴哈认为，一般来讲，我们与他人之间的互动可以发挥这种作用，但费尔巴哈所强调的具体活动是情爱。在《本质》的一份未刊《导言》中，费尔巴哈指出，“在爱中我拥抱这个女人，对我而言，这个女人本身，他代表了类”。他代表了更大的团体，并且使我意识到这个团体以及我的成员身份。（费尔巴哈这里太不浪漫了：我的挚爱难道不应当令我忘掉其他一切，包括——尤其是——类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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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士人2022-11-08共产主义仍会有三角恋，有手足之争，以及有谁应当冲进大雨中将小猫从树上救下来的争论。当遇到具体问题时——“我应当对朋友坦言他的画一无是处吗？”“不要吸烟？”“今天是陪我的孩子，还是拜访养老院的孤寡老人？”共产主义者很可能会认为相比另一些回答，某些回答要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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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北秦2020-11-24对我而言，这样的标准是不充分的。凭什么认为所有的扭曲和失真都来自经济关系。人的本性毫无疑有其丰富的病理学储备，即便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何者是真正的欲望和活动，何者不是真正的欲望和活动，仍然会是一个问题。虽然1844年的马克思不能形成真正的标准，但是他至少可以声称，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找到这样一个标准的可能性要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大。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对象是为了出售。生产者只关心市场出清消费者为广告所操纵，并且大部分人选择工作只是为了谋生。规定何种欲望和活动是真正的人的欲望和活动，并非是主要的题。不论“真正”的标准是什么，马克思都会认为，在共产主义下找到它的可能性要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