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政治体系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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愔愔於思2021-10-12【边缘性变迁(起义和教派活动)】两种特征:其一,是它们的取向和象征总是对既存的政治制度及其基本前提持否定态度。其二,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其政治上的精致表意能力和政治领导形式并不充分,所以它们不能够创造一种新的、有效的政治象征、组织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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愔愔於思2021-10-12在内部事务方面,调节性政策占据着主导地位,其目的是维持执政精英对经济资源的分配的控制,维持强烈的“父家长制的”土地分配标准,维持对经济供求的控制,维持对某些重要商品的垄断和对较为积极的经济群体的管理与分隔。一般说来,这些政策特别重视各种地域群体和职业群体的相对自给自足性,尽量减小他们之间的“自由”联系,并通过分隔和控制不同群体来对这种联系施加调节。甚至在统治者对贸易活动加以鼓励的时候,他们仍然企图在不同程度上成功地对之加以控制,并且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把商人隔离起来。 这样,中国的执政精英的政策,一般就是以创置聚敛性和调节性政策为特点的,促进性政策却非常之少,调节性政策大量地用于维护社会政治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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愔愔於思2021-10-10然而,由于他们的结构性地位和在土地财富上的既得利益,绅士在官僚政权的框架之中的基本政治态度总是较为保守的。当这种保守态度使之与贵族结合起来,或者是通过变成附庸而屈从于贵族之时(例如在拜占廷后期那样),绅士有时就成了农民起义的打击目标,尽管某些绅士成员有时会加入起义并成为其领。在另一方面,在特定情况下,绅士也显示出较为激进的倾向,与城市群体和宗教精英中的较为极端的分子结合起来,并积极参与政治运动。这种情况尽管非常少见,却是绅士群体较为能动的潜力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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愔愔於思2021-10-10官僚总是在时而与统治者合作、时而与统治者对立的情况之下,努力履行着某些基本的调解与调节功能的,并且这种功能导致的后果,不会与任一群体和阶层的利益完全一致。除非是完全地腐败了,官僚甚至将为下层群体与阶层的利益,为其所期望的稳定与生存的维持,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情况总是如此:一般只有在涉及了历史官僚社会的政治体系的衰落的那些特殊条件之下,官僚オ会完全地屈从于某个阶层和群体。只有在衰落时期……官僚才会变成下等阶层的冷酷无情的、“彻头彻尾”的侵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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愔愔於思2021-10-10在中国,自汉代以来,民法事务几乎完全从属于刑法。纯粹的“私”法或民法性的法律和立法,在中国法律中是微不足道的;绝大部分法律文件,其主要目的都是维持民众对皇帝的忠顺和对既存社会秩序的顺从。许多所谓民事诉讼,都是在“法庭之外”通过仲裁解决的。这种诉讼也被利用为直接的政治和社会控制的工,而不是调解和仲裁利益冲突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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愔愔於思2021-10-08道教的道德观的基础是个人主义伦理,而不是既存的社会结构及其群体一一事实上,它否定基本的社会报偿:官员权力,财富,和荣耀。根据道教之说,个人所能从事的最令人赞赏的行动,就是自愿地放弃其财富和官位。这种意识形态的矛盾方面,在于它对与外在身份相对立的退隐行为的评价。穷人永远不会具有与放弃财产的富人一样多的美德,下等阶级成员也不如放弃官位的上等阶级成员那样受到尊敬。这样,对于一位理想的道教徒来说,人就应该首先去努力获得这些东西,以便在此后再放弃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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愔愔於思2021-10-08资源的可获得性,取决于统治者和主要社会群体与阶层的结构、利益、态度和政治活动,以及它们与政治体系的基本前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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愔愔於思2021-10-08即使儒教是一种宗教的话,那它也是国家的宗教,而不是个人的信仰体系。它没有发展出专门化的角色或宗教组织,但是它贯透于国家组织之中,把中国变成了一种特殊类型教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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愔愔於思2021-10-08历史官僚政权的第一个主要特征,是专门性政治目标的发展。这是由统治者和某些参与了政治斗争的群体所发展的——特别是前者。那些贯彻这些目标的人ー—主要是统治者一一将之视作与其它类型的目标,或者与其它(非政治性的)社会领域或群体的目标不同的目标。它们的制订、追求和贯彻,变得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其它群体,并且主要地处于政治标准和对政治事变的考虑的支配之下了,虽然它们必然会受到统治者和其它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或利益的影响。换句话说,这些社会的统治者,支持一定水平的普遍化权力( generalized power)的发展一一就是说,支持那种不再混溶于先赋群体结构之中的、能够以普遍化方式运用于贯彻不同目标的权力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