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考古学

• 余颜

  2019-11-22
  上述证据非常有趣，但对于自我、权力和媒介技术结合在一起的新社会结构而言，它们或许只是一种“理解的感觉”，而非“理解本身”。不过，当精神病患者（或至少是反社会的杀人犯）了解了如何通过把暗示性的电影线索留在犯罪现场来假装精神病患者时，以及当他们将自己的整体使命构想成一种本身就“扮演”着恐怖主义革命分子角色的媒介干预时，人们就很难不去怀疑，当代主体对围绕着他们的、充满权力和影响力的媒介领域的想象，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由于现代性精神病患者长期以来所预估的隐性威胁已经凸显，且触手可及一一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每个公民都被消费主义、政治竞选和社会恐慌等社会控制手段带来的“感官射线”的持续轰炸一一新的迫害和妄想似乎也就必将出现。数个世纪以来，精神分裂症患者总是通过逐步认同迫害者的最高权力，来应对他们所感受到的外部控制，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是将自己视为“上帝”。但是现在，既然史瑞伯在新教上帝的神圣光芒与新兴传播网络的世俗科学之间的斗争已彻底解决，那么，按照逻辑，外界迫害的下一个化身将是媒介。从这一层面来看，马尔沃“我是上帝”的卡片模仿了一种越来越过时的，甚至是“古典”的精神病。但他的行动在另一方面又是一种媒介策略，这一策略用于对抗源自媒介的媒介，它指向了一种受迫害者和迫害者间的新秩序。这种新秩序似乎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我就是媒介”（I am the media）的妄想。
• 余颜

  2019-11-22
  如果横贯整个20世纪的现代性经典技术妄想是一种影响机器，是一种由精神物理学猜想、技术加速和技术扩散产生的幻象，那么马尔沃这样的案例就预示着媒介权力妄想间的有趣转向。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几十年来一直与一种妄想作斗争，在这种妄想中，他们成为隐形传输的强制目标和电磁宰制的不情愿的载体，他们为此备受煎熬。而马尔沃创想了一种未来，在那里将有越来越多的精神病患者认为自己自愿成了媒介内容和传播的来源，他们认为自己是媒介环境的积极塑造者。正如影响机器只在现代社会和技术史中才能发挥其全部意义一样，马尔沃的疯狂阴谋只有在融入21世纪新兴的媒介环境时才真正有意义只要不是明确指向阴谋论，而是内化鲍德里亚的仿真视觉（这种仿真视觉将现实世界不可逆转地压缩为奇观、淫秽和有魅力的视觉形象），那么，至少在西方技术国家中，谁不认为媒介是终极的权力领地？而且，正如阿多诺曾在广告中观察到的那样，这种仿真之所以成功，只是因为我们无力且非理性地相信我们现在“识破”了媒介，我们了解媒介扭曲真实的运作方式，因此对其无所不在的影响具有免疫力。
• 余颜

  2019-11-22
  弗洛伊德关于心灵感应的最后一个出版物，是1933年的演讲稿《梦与神秘主义》（Dreams and Occultism），这份文本延续了他半个世纪以来对精神能量流动问题的猜测。对于心灵感应，他写道：“人们倾向于认为，心灵感应是人与人之间一种原始而古老的交流方式；人们也倾向于认为，在系统进化过程中，心灵感应已被一种更好的方式取代，这种更好的方式通过感官接收到的信号来传递信息。假如心灵感应确实以这种形式呈现，那心灵感应的权力将成为所有随后出现的权力一语言、精神、政治一表现的根本源泉。弗洛伊德通过间接地提及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论证了这一怀疑，“古老的方法可能在后合中持续存在，并且仍然能够在某些条件下生效，比如在狂热的暴徒中”。按照弗洛伊德的设想，心灵感应是意识的一种副产品，也是所有语言的起源，不论是对于暴民还是对于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人，心灵感应都是一种传递器，它“沉眠”于人类心灵世界，直至人类权力斗争的欲望达到顶点才将其“唤醒”。这是精神分析学为影响机器提出的最像某种社会理论的设想，尽管这一设想主要关于社会本身在语言中的起源和“原始”蜂窝通信网络。
• 余颜

  2019-11-22
  这种“过渡期”偏执症在精神病学里最著名的患者法官丹尼尔·史瑞伯（Daniel Schreber）的妄想中也同样存在。正如研究现代性和精神分析的学生所熟知的那样，史瑞伯写了一篇文章，详尽而又异常清晰地描述了他在1893年“神经崩溃”之后的心理抗争。1903年，这篇文章以《我的神经疾病回忆录死后文简称《回忆录（Memoirs of My Nervous Illness）之名出版。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出版后，史瑞伯那奇特怪异的文本成了西方思想中关于精神疾病最具代表性的记述，吸引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米歇尔・德塞图（Michel de Certeau）和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等学者的关注和评论。在《回忆录）中，作为理论家的史瑞伯以精确的分析方法，引用了当时著名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思想，描述了他的心灵是如何通过“神经”“神经力”和“神经语言”系统，与上帝、他的医生以及无数的灵魂（不论是在世者还是逝者的灵魂）联系在一起。史瑞伯在《回忆录》开篇中写到，“人类的灵魂深藏于身体神经之中”，这也是全书的基本命题。他又补充说，上帝“最初只以神经的形式存在”。史瑞伯书中的上帝似乎能无限地（如果无法进一步解释的话）将此种神经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它们被称为射线）转化为“万物”，这就是上帝创造万物的本质所在。和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马克斯・诺尔道（Max Nordeal）以及其他许多拥有自我意识的现代人一样，史瑞伯也意识到“人类日益紧张的情绪”即将出现，而这种情绪是受到社会影响及电磁干扰而产生的史瑞伯认为，上帝本来只对“上传”到逝者神经系统的灵魂感兴趣，而现在却被史瑞伯这样神经“高度兴育”的鲜活灵魂所“吸引”。史瑞伯处于一种典型的，但却出人意料又能自圆其说的宏大妄想之中，他认为，上帝对他“神经”的吸引对...
• 余颜

  2019-11-22
  例如，托斯克指出，对于纳塔利娅和其他许多受到机器影响的患者来说，“迫害者都是在生活中与患者有一定距离的人，而受害者则属于最亲密的熟人圈或家人”。通过自恋力比多（narcissistic libido）的概念（这是弗洛伊德在他关于史瑞伯的著作中首次阐述的概念），托斯克再次将遥远迫害者/亲密受害者二者间的关系理论化。托斯克推测，“家庭成员间转移力比多的需求，既不被认为需要克服任何巨大的距离，也不被认为需要任何实质性的自恋牺牲”。然而对于恋人追求者和医生来说，情况就大为不同。托斯克认为，他们对性欲的需求非常大，因为“这些人在空间上的遥远距离导致了在力比多上的距离感”。然而，正如19世纪末影响机器的原型所暗示的那样，这种影响的操作者（或主人）往往是政府官员、陌生人、官僚机构或某种如“英国医生”一样的抽象角色。因此，迫害者/受害者的二分，不仅涉及家庭圈所定义的社会领域，也同样涉及对现代社会新型权力机构，如医院、司法制度、政府以及现代媒体的强烈抵抗，因为每一个社会机构都越来越有能力将其影响扩大到家庭圈圏（尤其是那些患有“神经疾病”的家庭）。正如许多有关现代性的评论所言，这个时代有全新的社会管理方式，“权力”越来越多地源自资本、法院、大学等机构，这些机构超出了个体的直接体验和理解“。值得一提的是，纳塔利娅认为，从柏林控制她的电子设备已经被警察查封了，而警察对于机器纯粹控制内心的功能来说，是一种并不必要的政治威慑与阴谋。
• 余颜

  2019-11-22
  正如基特勒所言，如果史瑞伯是一个完美的铭刻机制，那么史瑞伯所谓的上帝就是一个不太完美的神经电话操作员。事实上，史瑞伯所描绘的上帝似乎自己也在快速变化的世界面前变得措手不及，因而显得像勒德分子（ Luddite）那样愚笨。这个上帝就像打电话时过度紧张的工作人员，无法处理现代性的过量神经能量，他就像是不可抗拒地被这些能量吸引了。正如史瑞伯所述，“对上帝来说，接近逝者以便画出他们的神经并无危险，因为在死亡状态下，人类的自我意识没有消失，而是保持静止”。换言之，上帝在上传精力充沛的“生命之书”（由逝者神经组织写就）时，并无多大困难。但史瑞伯的“高度兴奋”一一对现代性本身的一种鲜活转喻一“对上帝的神经有着巨大吸引カ，以至于上帝无法从这些神经中解脱出来，因而危及到自身的存在”。实际上，上帝毁灭自身及其造物的威胁，不过是因为他拨错了电话号码：他应该打给死后身体里“沉寂”（但并未毁灭）的自我，而非活着的史瑞伯。
• 余颜

  2019-11-22
  人们普遍将维克多・托斯克1919年发表的重要文章《精神分裂症中影响机器的起源》（ On the Origins of the Influencing Machine in Schizophrenia）视作对自称受到机器影响的患者的首个重要临床研究。这种“影响机器”是由“盒子、曲柄、杠杆、轮子、按钮、电线、电池”组成的一种神秘设备。托斯克总结了“影响机器”的感知效果，指出它是一件工具，常涉及信息和权力的非法传播，它通过电波、射线、或（患者的物理知识储备无法解释的）神秘力量来“插入”和“播散”“思维和感情”。因此，影响机器本质上是一种无线电通讯设备，这种媒介被精神病扭曲得过于厉害，以至于它的确切功能一直不明晰。正如托斯克指出的那样，“它的大部分功能完全难以想象”，他补充到，即使当“患者自认为自己很了解这种技术装置的构造，但显然，他的感觉最多也仅类似于一个梦中人的感觉一一只是一种理解的感觉，而非理解本身”。
• 余颜

  2019-11-21
  虚拟媒介的考古学不应被视为一种虚无主义的事业，这种虚无主义的事业仅仅试图揭示，依靠媒介和技术改善人类境况的任何愿望都是徒劳。恰恰相反，当人们认识到技术和媒介的发展偏离常轨，虛拟媒介被视为调和不能满足之欲望的机器时，这一有意为之的警示为人们特意保留了一个自我显露的乌托邦时刻。放弃一种道路所带来的暂时空白，为选择一种更好的道路和拥抱某种愿景提供了可能，这一愿景可以帮助人们超越当下无法接受的现实。在此意义上，虚拟媒介的考古学试图完成的正是齐林斯基提出的媒介考古学（或媒介的类考古学）项目的初衷：“挖掘历史中的秘密路径，或许有助于我们找到通往未来之路。”这项工作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找到比我们迄今为止所走道路更为安全的未来之路。
• 余颜

  2019-11-21
  在此问题上，与其努力为虚拟媒介建构一种“理论”，进一步辨析这一概念可能会更有助益，即在对虚拟媒介的初步考古中，“发掘”虚拟媒介这一概念或观念的多重含义，揭示媒介史中虚拟媒介与实际媒介之间、已实现的与渴望的媒介之间持续进行的相互作用。对于虚拟媒介与现实媒介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其提出统一的观点，不如像新历史学家所言，阐明某些启发性事例出现的历史背景，追溯“它们所嵌入的物质实践网络”m。如此检视将表明，除了我们所能指出的虚拟媒介所具备的最为一般的共性通过机器中想象和现实因素相互不断的作用以调和不可能实现的欲望，其最终的解决方案是玄学意义上的，属于虚构的地带实际上是意义的极端多元性在起作用，它使得虚拟媒介的概念具有强烈的多义性。
• 余颜

  2019-11-21
  齐林斯基在《媒介考古学》的前言中写道：我从古生物学中借来了一些它们的概念性前提，这些前提为我自己的研究一一媒介考古学，提供了方向上的启迪。这些前提是：正如我不接受上帝安排的命运一样，文明史的发展也不遵循某种神圣的安排，在花岗岩层之下，不可能再有什么有趣的发现可供挖掘。媒介的历史也不是一个可以预见的、必定的，从原始装置到复杂装置的发展过程。（以古尔德所定义的“卓越”来判断）目前的技术水平并不一定代表可能发生的最好状态。媒介，是为连接分离的事物而构造的活动空间。
• 余颜

  2019-11-21
  尽管主题研究的前景很有吸引力它看起来似乎能解释“几乎万事万物”，但我们应当避免将其变成对某种幻影的追求。在符号学上，一切都可以理解为符号，主题研究有可能也是这一情况，但我们应尽力避免将所有内容都解释为主题，也应当避免将主题视为一种整体存在。这些“小人儿”即使作为话语对象被清晰勾画，也不是真正的小人儿。它们和研究人员玩捉迷藏的地方，存在无数个被其他文化实体掩盖的藏身之处；有时这些实体与研究对象似乎融合在一起。最为恰当的一种看法是，将主题看作是一种持续的文化传统的暂时表现，它由无数线索与其他文化现象联系在一起，这些文化现象不仅来自过去的现实环境，还来自主题曾出现过的文化环境。在媒介考古学更为宽广的研究框架下，清楚地理解这一有趣的互联网络才是主题研究面临的真正挑战。
• 余颜

  2019-11-21
  受媒介景观启发的主题可能只是典型的隐喻，但它们的重现可能指向更加广泛的关注点和文化模式。虽然“你的背后发生了什么”的主题通常出现在喜息集中，常常被当作笑话来解读，但它也可被视为对过度使用媒介之风险的反复告。这一主题似乎意味着，过度沉浸于媒介之中，可能会抗乱一个人的社会关系以及与其身处的直接环境之间的关系。因此，它作为一种话语上的缓冲器，缓和话语与新媒介和媒介环境接触所造成的冲击。这一主题在后来的讨论中很常见，包括对电视观看行为和视類游戏的讨论，尽管它也可以用其他隐喻表达出来。
• 余颜

  2019-11-21
  埃尔塞瑟在其所作章节中分析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著作，从煤介考古学层面对记忆的概念化问题提出了诸多洞见。他指出，弗洛伊德对精神的分析一不仅是理解感知的方式，也是理解存储和处理等问题的方式一一本身就可被视为一种媒介理论。精神本身就是一种媒介机器。埃尔塞瑟对弗洛伊德经典文章《神秘书写板札记》（ Notes on the Mystic Writing Pad）所展开的媒介考古学的解读，为我们在新兴媒介文化背景下理解早期精神分析理论开辟了另条道路。这表明，弗洛伊德也可应用于数字时代影像的媒介考古学研究。埃尔塞瑟认为，“将弗洛伊德看成辅助记忆和技术媒介的理论家，而作为媒介理论家，就使这一视角从电影转到了更为一般意义上的技术媒介层面”。
• 余颜

  2019-11-22
  如果精神物理学的假想，无论是关于精神病学还是精神分析学，都无法抵将心灵表现为电线、能量和传输的诱惑，那么新世纪的精神病患者最终只能将这些技术上的类比再次理解为隐性权力的具体技术（别忘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经常是因无法处理隐喻而确诊）。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托斯克在影响机器症状的完全形态中遇到的情形。影响机器变成了对电子隐喻和技术隐喻字面化的偏执理解，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这种技术隐喻常常被用来解释心灵活动。
• 余颜

  2019-11-21
  人们也能看到同一主题出现在类似《模拟人生》（The Sims）等流行的“上帝之眼”视频游戏中。根据马特・沃尔夫（Matt Wolf）的说法，这个游戏的概念是“玩家作为上帝、将军或巫师，漂浮在世界之中，完全控制着城市、军队和追随者”。这可能与“无形之手”的早期字面意义不符（形而上学的手现在已经物化为玩家自己的手，这只手用于互动，并与他自己的意愿协调一致），但仍然可以借此说明：在根深蒂固的主题传统中，连续和断裂同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