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精神史研究

• 一块红布

  2023-12-13
  如果范晔站在只是从伦理的见解来裁断历史和评价人物的立场的话，那么讲到荀爽抱有要和王允一起杀死董卓的计划，而且甚至有认为那个计划是相当于荀爽侄子的荀彧制定的说法，可是仅以这一情况并不能抵消其仕奉于董卓的这一污辱性的事实。还有，如果范晔是站在正统史观的立场上的话，那么对于同样篡夺了东汉王朝的曹操和作为其智囊的荀彧，范晔则是敬慕荀彧坚定而毅然的态度的。但是，历史最终并不是归属于伦理的东西。有时候是睿智决定了胜利，而且或许这反而就是义。不仅如此，所谓虚言、奸计、狡智、欺瞒等一般被看做恶德的事情，甚至有时候也起到历史主角的作用，这是范晔没有忽视的。
• 一块红布

  2023-12-13
  如以上所述，范晔有关荀爽、王允、荀彧的评论，无论其各人各自的行动怎样，都是根据支持其各自行动的内在心情中存在的理由而进行的，而且无论对他们哪一位，都是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依照范晔自己的表述，也就是“迹疑心一”（《荀彧传赞》）这样的理由。即使在《隗嚣传论》（传三）中，范晔也不只是根据功业的成败，亦即行为的结果如何来评价人物，而是强调应该追寻其动机而加以评论，在针对目的在于汉王朝复兴的隗嚣举兵之本来的出发点是与光武帝如出一辙的事情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大概也可以将这样的立场称作范晔的动机主义。
• 一块红布

  2023-12-13
  进而时代又向后推移，有关作为曹操第一心腹的荀彧的评论，则始终是为荀彧辩护论。“方时运之屯邅，非雄才无以济其溺。功高势强（曹操的情形），则皇器自移矣。此文时之不可并也。盖取其归正而已。亦杀身以成仁之义也。”（传六〇《荀彧传论》）所谓“杀身以成仁”，就是指荀彧在最终不赞成曹操的篡夺，因此而触怒仰毒，陷于窘境的情况。然而，甚至到这个时候，荀彧始终一贯是曹操很好的协助者。因此，后人对于荀彧，即如范晔所说的“世言荀君者，通塞或过矣”那样，是被加以肯定和否定的各种各样评论的。并且，例如《三国志》卷一〇《魏志·荀彧传》的陈寿的“评”说：“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风。然机鉴先识，未能充其志也。”这里裴松之注中说：“世之论者，多讥彧协规魏氏，以倾汉祚。君臣易位，实彧之由。虽晚节立异，无救运移。功既违义，识亦疚焉。陈氏此评，盖亦同乎世识。”据此可以认为，似乎大都是倾向于否定性的评论的。然而，作为裴松之同时代人的范晔，敢于一反“世论”，从所给出的条件来看，即是作为期望正道之成就的人物而对荀彧的行动给予了肯定的评价的。
• 一块红布

  2023-12-13
  再有，不仅是体例，甚至深入到《后汉书》的论赞的内容而加以批判的地方则只有一例。这就是传三《隗嚣公孙述传》的论赞，尤其是有关对抗王莽而在陇西天水两郡独立割据了的隗嚣的部分，也成为刘知几批判的对象。范晔的论赞如下：论曰：隗嚣援旗族，假制明神，迹夫创图首事，有以识其风矣。终于孤立一隅，介于大国，陇坻虽隘，非有百二之势，区区两郡，以御堂堂之锋。至使穷庙策，竭征徭，身殁众解，然后定之，则知其道有足怀者。所以栖有四方之桀，士至投死绝亢而不悔者矣。夫功全则誉显，业谢则衅生。回成丧而为其议者，或未闻焉。若嚣命会符运，敌非天力，虽坐论西伯，岂多嗤乎？赞曰：公孙习吏，隗王得士。汉命已还，二隅方跱。天数有违，江山难恃。有关这个论赞，刘知几不仅讥评其不用隗嚣之讳而称作“隗王”的情形是不对的（《称谓篇》），而且申斥其全面地“虚美”隗嚣（《论赞篇》）。不过，通过这个论赞，范晔所要说的大概就在于，光武帝和隗嚣都是同样对抗王莽政权而从想要打倒其政权出发的，结果光武帝取得了胜利，而隗嚣失败了，一方得到天的支持，而另一方则不是这样。但是不应该只根据功业成败与否的结果来裁断历史上的事件或者人物。而且，范晔是对隗嚣在广泛人士那里获得了声望，面对光武帝的攻击仍然努力坚持的大丈夫气概表示同情的。正如在后面还要涉及的，范晔这种对于大丈夫气概所表示的同情，就是在《后汉书》中全篇流露着的基调。这体现出与班固的《汉书》鲜明的对比，而且与刘知几的史观是不相合的。
• 听风者

  2023-03-29
  他也提出反驳说:“夫胡跪始自天竺，而四方从之。天竺天地之中,佛教所出者也。斯乃大法(佛法)之整肃,至教之齐严,吾子(顾欢)比之狐蹲厥理奚微。”“戎华者，东则尽于虚境,西则穷于幽乡,北则逾于溟表,南则极乎空阎。如来扇化中士，故有戎华之异也。”(47b)在这个戎华的世界里，大概天竺才是应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如经1日,佛据天地之中而清导十方。故知天壁之十是中国也。”(47b)固然,中国是根据周孔所制作的礼教而屹立于四夷的，但是超俗的如来原本是与周孔不同层次的存在。而目，不是据说如来为了辅翼礼教的世界还曾经派遣了老子吗?“周孔有雅正之制，如来有超俗之宪。雅正制故有异于四夷。超俗宪故不同于周孔。制及四夷故八方推德,宪加周孔故老子还西。”
• 斗篷客

  2014-10-10
  主张中华圣人之道和佛之道一致的议论，即所谓的三教一致论，在顾欢以前就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如果在中国的典籍中去寻找成为三教一致论的核心认识的话，大概就达到《周易·系辞传》的“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以及《庄子·天运篇》的“迹”和“所以迹”了。
• 斗篷客

  2014-10-10
  至少在这里，似乎可以认为，从《抱朴子内篇》到《真诰》的发展，是朝着否定道术的方向，而处在道教的合理化、简约化的一个过程中。所谓“不中为传授之师”，虽说是表面性的谦辞，但是在嵇康被评论为“学无师受”（《晋书》卷四九）的时候，这就是体现从传统的框架中解放出来的学问上的姿态了。
• 尺八

  2014-03-05
  ……但是，寄託於《孝經》的宗教性巫術力量，似乎不限於只是從孝德所能夠直接導出的屬性，比如南齊的道士顧歡講的話：“又有病邪者问欢，欢曰：“家有何书？ “答曰：“唯有《孝经》而已。”欢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边恭敬之，自差也。”而后病者果愈。后人问其故，答曰：“善禳恶，正胜邪，此病者所以差也。“”……六朝時代的確是宗教性的時代。之所以特意稱是宗教性的，不只是因為僅僅看到了道、佛兩教的隆盛，而是在於可以認為，在道、佛之間，進而又加上儒教的三教之間，活躍的交流與融合的結果，就形成了超越三教各自範圍的宗教性的風土。於是，本來理應作為非宗教性的儒家經典之一的《孝經》，被用於幼童課本而那樣的適於誦讀，而且僅此就廣泛的普及於民間。大概以此為有力的理由，在當時社會已形成的宗教性的風土背景當中成為一種奇妙的讀法。
• Priscilla

  2022-04-15
  所谓寒门层的抬头这一事实……在每个人的意识中，如何从自己所受的寒门的制约中摆脱出来呢?这一问题肯定是持续断地被追问着的。在此之际，把被贵族所占有的文化传统当成自己的东西，不就被看成一个有力的武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