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化危机

• 蓝道_RANDALL

  2020-05-21
  形式民主的制度与程序的安排，使得行政决策一直独立于公民的具体动机之外。这是通过合法化过程实现的；合法化过程诱发了普遍化的动机，即内容各不相同的大众忠诚，但同时避免了群众的参与。[4们资产阶级公共领域（ buergerliche Offentlichkeit的结构转型为形式民主的制度和程序创造了应用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公民在一种客观的政治社会中享有的是消极公民的地位，只有不予喝彩的权利。[]私人自主的投资决策在公众的公民私人性中获得了必要的补充。在失去政治结构的公共领域里，合法性被压缩成了两个剩余的需求：第一，公民私人性，即对政治冷漠，而转向关注事业、休闲和消费（参阅第二部分第七章），助长了在系统内获得适当回报的期望（主要表现为金钱、休闲时间以及安全感）。社会福利国家的补偿纲领就考虑到了这种私人性，这个纲领也包括了转换到教育系统中的各种劳动意识形态（ Leistungsideologie）因素。이第二，结构失去政治意义本身就需要证明，或是用精英理论（ Elitetheorie），或是用科技专家治国论（ technokratische Systemtheorie），前者可以追溯到熊彼特（J。 Schumpter）和韦伯（ Max Weber）那里，[7后者则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的制度主义学派（ Insitutionalismus）[8]。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历史上，这些理论在今天所起的作用类似于当年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起的作用。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古典政治经济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所具有的自发性。
• 蓝道_RANDALL

  2020-05-21
  社会系统的构成要素首先我想来描述一下社会系统的三个普遍特征：1。在生产（ Produktion）过程（对外部自然的占有）和社会化（ Sozialisation）过程（对内在自然的占有）中，通过真实的表达和需要证明的规范，即通过话语的有效性要求，社会系统与其环境之间进行了交流。生产和社会化的发展过程都遵循可以用理性加以重构的模式。2。在生产力和系统自律达到一定水平后，社会系统就改变了其理想价值。但是，理想价值的改变受到了世界观发展逻辑的限制，系统整合的命令对这种逻辑毫无作用。社会化的个体形成了一个内在环境，从控制的角度看，这种环境具有悖论色彩。3。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制度所容纳的学习能力，具体而言，取决于理论一技术问题和实践问题自身能否分化开来，话语型的学习过程能否出现。
• Zophiel

  2020-01-06
  韦伯甚至肯定：“一切权力，甚至包括生活机会，都要求为自身辩护。”但是，如果合法性信念被视为一种同真理没有内在联系的经验现象，那么，它的内在基础也就只有心理学意义。至于这些基础是否足以稳定住既有的合法化信念，则取决于有关集团的先见机制以及可以观察到的行为倾向。但是，如果每一种有效的合法化信念都被视为同真理有一种内在联系，那么，它的外在基础就包含着一种合理的有效性要求，这种有效性要求可以作不考虑这些基础的心理作用的情况下接受批判和检验。在第一种情况下，只有论证理由的动机功能可以陈伟研究的对象。在第二种情况下，对冬季功能的考察不能脱离这些基础的逻辑状况，也就是说，不能脱离可以批判的合理动机要求。即便这种要求以虚假方式提出，并且因此而确定下来，情况也必须如此。
• Zophiel

  2020-01-03
  我想我似乎有理由得出以下一些宏观的结论：1.由于经济系统在国家面前丧失了其功能自主性，因此，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现象也就失去了其自发性。晚期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形态还不会出现我所说的系统危机。当然，它所表现出来的危机倾向，可以追溯到最初有效的排除危机所产生出来的结构中。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周期性经济危机是如何减弱成为持久性危机的。这种持久性危机一方面表现为已经被行政手段处理的实质，另一方面则仍是行政手段还不能完全控制的行动。这并不排除，在某些格局中，对危机的控制是失败的，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但是，这些格局的出现是人们再也无法作出全面预测的。2.由于政府采取行动，积极避免危机，因此，经济危机就被转移到了政治系统当中。具体方式是，通过提供合法化来弥补合理性欠缺；通过扩大组织合理性，来弥补表现出来的合法化欠缺。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所产生出来的一些危机倾向，它们形成了一些自下而上不断推进的危机现象。但是，从国家控制危机的角度来看，这些危机倾向在一定范围内又可以相互取代。决定这种范围的，一方面是财政上可以获得的价值量，危机理论是无法有效的预测这种价值短缺的，另一方面，是社会文化系统所提供的动机。因此，作为稀有资源的价值与意义之间的替代关系，对危机诊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3.文化系统越是不能产生足以满足政治系统、教育系统以及就业系统所需要的动机，短缺的意义就越是应该被可以消费的价值所取代。为非普遍利益进行的社会化生产所带来的分配方式，也受到同样程度的威胁。不可随意改变的规范结构，乃是获得合法化的明确界限。它们不能再给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提供意识形态资源，反而使之遇到无法满足的过度要求。如果这种诊断是正确的，那么，就可以说，只有当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潜在阶级结构得到改造时，或者，当行政系统所受到的合法化压力得到消除时，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合法化危机。而要想获得这些条件，就必须把对内在自然的整合...
• Zophiel

  2020-01-03
  如果社会文化系统发生彻底变化，以至于其输出无法满足国家和社会劳动系统的功能要求，就可以说动机危机出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所提供的最重要的动机，就是一系列的公民私人性和家庭职业私人性。公民私人性在此所指的是，公民关心行政系统的控制和维持活动，虽然很少参与合法化过程，但制度提供了适合参与的机会（高输出取向是与低输入倾向相对应的）。因此，公民私人性是与一种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结构相一致的。家庭职业私人性是对公民私人性的补充；它的组成因素有两个，一个是经过训练而培养起来的关心消费和休闲的家庭取向，另一个是适应地位竞争的职业取向。因此，与这种私人性相对应的是由成就竞争调节的教育系统和职业系统的结构。这两个动机模式对于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的持续存在都很重要，如果我们坚持认为，这两个动机模式已经遭到系统的破坏，那么，我们就必须不厌其烦的证明两个独立的论点：首先，我们必须证明，迄今作为那些立场的语境的存在已经遭到破坏；其次，我们必须说明，对于消耗殆尽的传统来说，没有任何功能相当的替代物，因为规范结构的发展逻辑不允许有这种替代物存在。（通过把动机模式与稳定的传统文化模式协调起来，我首先从一个及其简化的假设出发：一个社会所特有的综合立场应该以某种方式在能够发挥社会化作用的文化价值系统层次上表现出来；因此，我认为，在得到解释的需求层次和文化传统层次上，意义结构具有一致性。在此，我不仅忽略了亚文化之间的差异，而且也不考虑这样一个重要的社会学问题，即文化模式是否以及如何通过社会化媒介和教育实践而转化到人格结构中。更重要的是，我也不考虑下述心理学问题，即完全从功能命令的角度所提出的十分复杂的动机模式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至于其他情况，可以说，围绕着已经得到明确界定的成就动机而形成的家庭职业私人性是从正面确定的，而公民私人性只是从负面，即根据对政治意志形成贡献不足来确定的）。
• Zophiel

  2020-01-03
  以上所援引的这些论据都证明了一个观点，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了合法化困境。然而，它们是否足以表明合法化问题不可解决，或者说，它们是否能够对预见合法化危机进行证实呢？即使国家机器能够以确保无危机但并非无干扰的经济增长方式，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分配生产力成果，经济增长的实现依然要受制于某种优先权。这种优先权不是为了全民的普遍利益，而是为了实现利润极大化的私人目标。加尔布雷斯曾经从“私人财富与公共事业贫困的对立”当中来分析这种优先模式。而这种优先模式是从一种通常处于隐蔽状态的阶级结构中产生出来的。总而言之，这种阶级结构是合法化欠缺的根源。至此，我们看到，国家不能简单的接管文化系统，国家计划领域的膨胀实际上使得文化的自主性成为了问题。“意义”是一种稀有资源，而现在变得更加稀有。因此，以使用价值为趋向的期望，即追求成功的期望，正在公众中兴起。这种要求的上涨程度是与合法化需求的增长同步进行的。财政所吮吸的“价值”资源，必然要取代有限的“意义”资源。市区的合法化必须要根据系统的要求来加以弥补。只要对这种弥补的要求比可获得价值量增长的快，或者用这种弥补无法满足新出现的期望，就会出现合法化危机。
• Zophiel

  2020-01-03
  有必要根据与经济系统的要求之间的关系，把国家行为分为以下四类，以便加以分析：1.要想建构和维持生产方式，就必须实现确保存在的前提条件：国家保护民法系统及财产和契约自由等核心制度；国家保护市场系统，消除其自我毁灭的副作用（比如，实行标准工作日，制定反托拉斯法、稳定货币系统等）；国家满足整个经济生产的前提条件（比如教育、运输和交通等）；国家大力发展本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的能力（比如贸易政策和关税政策等）；国家对外使用军事力量来维护国家的完整统一，对内则对制度的敌对力量进行军事镇压，以此来实现自身的在生产。2.资本的积累过程要求法律系统适应产业组织、竞争、融资等新形式（比如，在银行法和商业法中制订新的法律内容，调节税收制度等）。在此过程中，国家应当把自己限定在通过补充市场而适应发展过程，国家不能直接推动发展过程，只有这样，社会的组织原则和阶级结构才会保持不受影响。3.国家补充市场行为应当与国家取代市场的行为区别开来。国家取代市场的行为并没有从法律的角度考虑到独立发生的经济态势，而是在对经济动力的弱点做出反应时，使得依靠自身的动力无法再自发前进的积累过程持续发展下去，由此创造新的经济态势，其方式或者是创造和改善投资机会（如政府对非生产性商品的需求），或者是改变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如科技进步的政府组织、劳动力的职业培训等）。在这两种情况下，社会的组织原则都受到了触动，这点我们在系统之外的公共部门的兴起中看的清清楚楚。4.最后，国家对积累过程的功能失调所带来的后果作出补偿，因为这些后果在个别资本团体、有组织的劳工或其他有组织的团队之中引起了政治反应。因此，一方面，国家承担私人企业所导致的外部损失（如环境破坏），或通过结构性政策措施保障受到威胁部门的生存能力（如采矿业和农业）。另一方面，国家根据工会和改良主义正当的要求进行调节和干预，以改善工人的社会依附状况。从历史上看，这种调节和...
• Zophiel

  2020-01-03
  由此看来，政府功能取代市场功能，实际上并没有改变整个经济过程的无意识特性。这点可以从政府调控活动空间的有限性中看出来。国家不能对产权结构进行实质性干预，否则就会引起“投资中断”。从长远看，它也不能消除积累过程的周期性紊乱，即内生的停滞（萧条）倾向。它甚至也不能有效的控制住替代性危机，如经常性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反对这种观点的人一般都认为，阶级结构是否已经改变，以及是如何改变的，这一问题只能用经验来回答，而不能预先在分析层次上加以确定。把价值学说的概念策略绝对化，就使得经济危机理论无法接受经验的检验。马克思希望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资本形成的运动规律加以分析，由此来掌握整个社会系统的危机发展模式（包括政治斗争和国家机器功能），但他在论证时也只能指出，阶级通知的实现是采取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相交换的非政治形式。然而，自从维持合法统治的社会整合功能不再通过市场的系统整合功能和前资本主义传统的腐朽残余来实现，而是再次被纳入政治系统，这种难以置信的格局就发生了变化。由于政府现在极力实现控制系统的明确目标，以避免危机，从而使阶级关系丧失了其非政治形式。因此，阶级结构必然是通过围绕着如何使用行政手段对社会产品的增值部分进行分配的斗争来加以维持。在这种情况下，阶级结构就会直接受到阶级斗争的影响。于是，经济过程不能再被认为是一个自我调节的经济系统的内部运动。在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统治差不多已经具有非政治形式。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价值规律才能把交换过程的二元性（控制过程和剥削过程）表现出来。但是，经济过程如何行使权力，行使到什么程度，如何确保剥削，确保到什么程度等，这些问题今天则要看具体权力格局来决定了，具体的权力格局已不再是由劳动市场的自发机制所预先决定的。今天，国家必须承担一些功能。这些功能既不能用维持生产方式的必要前提来加以解释，也无法从资本的 内部运动中推导出来。资本的这种内部运动不再是...
• Zophiel

  2020-01-03
  一种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理论必须努力解释一下问题：首先：——晚期资本主义的结构是否为具有特殊目的的社会化生产的矛盾提供通过进化而加以自我改造的空间？——如果提供了这样一个空间，那么，导致这种方向的发展动力又是什么？——如果没有提供这样一个空间，那么，暂时收到压制但并未得到解决的阶级对抗又表现为何种危机倾向呢？其次：——晚期资本主义的结构是否能够长期避免经济危机？——如果不能，那么，经济危机是否会像马克思所期待的那样，导致社会危机，并进而导致政治危机？换言之，是否会在世界范围内导致革命斗争？——如果不能，那么，经济危机到底转移到了什么地方？最后：——转移的危机是否会保留系统危机的形式？或者说，我们是否必须考虑到会存在其他不同、但相互有着联系的危机倾向呢？——如果的确有其他危机倾向存在，那么，哪些危机倾向在哪些社会群体中会造成异常行为？——预期的失范潜力是否允许有一定目的的政治行为存在，或者说，是否会导致亚系统的功能紊乱？
• Zophiel

  2020-01-03
  “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等说法是指这样两类现象，它们可以归之于积累过程的高级阶段：一方面，是指经济的集中过程（全国性公司以及跨国公司的先后兴起）和商品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劳动市场的组织化。另一方面，则是指这样一个事实：随着市场功能缺口的不断增大，国家开始对市场进行干预。寡头垄断市场结构的增大，当然意味着竞争资本主义的终结。然而，无论各公司如何扩大它们暂时的前景和加强对环境的控制，只要投资决策是依据企业利润的标准来作出的，那么，市场的控制机制就依然在发挥作用。同样，用国家干预来补充和部分取代市场机制标志着自由资本主义的终结。然而，无论商品所有者的私人商业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行政的限制，只要整合社会的有效秩序完全是自发形成的，也就是说，完全是私人经营策略的间接后果，那么，用政治计划对有限的资源进行配置就是不可能的。
• Zophiel

  2020-01-03
  阶级结构决定着从对社会生产财富的特殊占有中所产生出来的矛盾。在传统社会里，这些矛盾直接表现为活跃各方的利益冲突。而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里，阶级对抗反映在控制问题里，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动态现象：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社会获得了相对持续发展生产力的能力，所以，经济危机就标志着一种充满危机的经济增长模式。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资本积累是与剩余价值的占有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意味着，经济增长是依靠这样一个机制来调解的：这种机制在建立社会权力关系的同时，也部分的遮蔽了这种关系。由于价值的生产是通过对剩余价值的私人占有来控制的，于是便出现了一种螺旋式上升的矛盾，这可以用系统论来加以重建。资本的总体积累过程包括资本各个因素的周期贬值。这种发展形势就是危机周期。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这种自我否定的发展模式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大量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即资本和社会财富），通过提高相对剩余价值，即通过既能使资本增值，又能减少开支的技术进步而积累起来。另一方面，在每一个新的积累阶段上，资本构成的变化都不利于唯一能够继续生产剩余价值的可变资本。由此，马克思推导出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以及积累过程的动力持续减弱的趋势。从资本实现的角度来看，同样的矛盾表现为：一方面，在每一个新的积累阶段，随着剩余价值的增多，潜在的社会财富也在增长；但另一方面，大众的消费能力以及与此相关的资本运作机会也会有同样程度的提高，但前提是资本拥有者必须放弃相应比例的私有剩余价值。因此，由于缺少资本实现的可能性，或缺少对投资的刺激，积累过程就是必定会陷入停滞。资本积累过程的中断表现为资本的毁灭。这是世纪社会过程的经济表现形式。实际社会过程剥夺了各个资本家的财产（竞争），也剥夺了劳动大众的生计工具（失业）。经济危机直接转变为了社会危机，因为在揭示社会阶级对立的过程中，经济危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只是在表面上摆脱了权力的社会交往领域的自我...
• Zophiel

  2020-01-03
  传统社会中的危机类型源于社会内部的矛盾。而矛盾存在于规范系统和论证系统的有效性要求与阶级结构之间；前者不允许公开进行剥削，后者则使依靠特权占有社会财富成为一种通则。如何不是平均而是合理的分配社会财富，这个问题可以用意识形态对于虚拟的有效性要求的保障暂时加以解决。在遭到批判的时候，传统社会通过强化对劳动力的剥削而扩大其控制范围。也就是说，传统社会不是直接通过加强体罚力度来提高自己的权力，就是间接通过强制实施普遍税捐（如劳役、实物或货币）来提高自己的权力。因此，危机通常是由于控制问题导致的。控制问题迫使系统通过加强压迫来增加自己的自律；而这又导致了合法性的丧失，进而导致阶级斗争（阶级斗争通常是和外部冲突联系在一起的）；阶级斗争最终危及社会整合，并且可能导致政治系统的颠覆和新的合法性基础的建立，即导致一种新的集体认同。
• Zophiel

  2020-01-03
  首先我想来描述一下社会系统的三个普遍特征：1.在生产过程（对外部自然的占有）和社会化过程（对内在自然的占有）中，通过真实的表达和需要证明的规范，即通过话语的有效性要求，社会系统与其环境之间进行了交流。生产和社会化发展过程都遵循可以用理性加以重构的模式。2.在生产力和系统自律达到一定水平后，社会系统就改变了其理想价值。但是，理想价值的改变受到了世界观发展逻辑的限制，系统整合的命令对这种逻辑毫无作用。社会化的个体形成了一个内在环境，从控制的角度看，这种环境具有悖论色彩。3.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制度所容纳的学习能力，具体而言，取决于理论-技术问题和实践问题自身能否分化开来，话语型的学习过程能否出现。
• Zophiel

  2020-01-03
  社会进化表现为三个层面，即生产力的提高，系统自主性（权力）的增强以及规范结构的变化。系统论在它的分析框架内通过降低环境的复杂性，而把社会进化限制在权利增长这个唯一的层面上。卢曼对社会学基本概念的重新定义就表现出这样一种趋势。我在其他地方已经尝试过指出，如果把生活中文化再生产结构中的有效性要求，诸如真实性、正确性等，理解为控制媒介，并且把它们和权力、金钱、信任以及影响等放到同一个层面上，它们就会失去其通过话语而能够得到兑现的意义。系统论只会承认经验实践以及经验状态属于它的对象领域，因而必定会把有效性问题转化为行为问题。因此，卢曼主张要对诸如认识与话语、行为与规范、统治与意识形态等概念重新加以定义；抛开这些概念，有机系统中的劳动与社会系统中的劳动才能区分开来（正如我所认为的，卢曼甚至想把意义和否定用作区分的基本概念）。一旦控制方面被独立出来，社会科学的对象领域也被局限于选择的潜能，那么，一种理解性的概念策略就会变成概念帝国主义，其长处也就变成了短处。
• Zophiel

  2020-01-03
  危机过程的客观性在于：危机是从无法解决的控制问题中产生出来的。认同危机与控制问题紧密相关。虽然行为主体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没有意识到控制问题的重要性，但这些控制问题造成了一些后果，对主体的意识产生了特殊的影响，以至于危及到了社会整合。关键在于什么时候会出现这种控制问题。因此，一种适当的社会科学危机概念应当能够把握住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之间的联系。“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这两个概念，分别来自不同的理论传统。我们所谓的社会整合，涉及的是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社会化过程中所处的制度系统；社会系统在这里表现为一个具有符号结构的生活世界。我们所说的系统整合，涉及的是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所具有的特殊的控制能力。这里的社会系统表现为它们克服复杂的周围环境而维持住其界限和实存的能力。生活世界和系统这两个范式都很重要，问题在于如何把它们联系起来。就生活世界而言，我们所讨论的主题是社会的规范结构（价值和制度）。我们依靠社会整合的功能（用帕森斯的话就是：整合与模式维持），来分析事件和现状，此时，系统的非规范因素是制约条件。从系统的角度来看，我们所要讨论的主题是控制机制和偶然性范围的扩张。我们依靠系统整合功能，用帕森斯的话说就是：适应与目标达成，来分析事件和现状，此时，理想价值是数据。如果我们把社会系统理解为生活世界，就会忽略控制问题；如果我们把社会理解为系统，就不会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的现实性在于虽然得到公认，但往往是虚拟的有效性要求是实际存在的。
• Zophiel

  2020-01-02
  今天的社会科学提供了一种系统论的危机概念。根据这种系统理论，当社会系统结构所能容许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低于该系统继续生存所必需的限度时，就会产生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危机就是系统整合的持续失调。人们可能会否定这个概念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价值，认为它没有考虑到造成系统容纳不下（或是结构解决不了）控制能力的内在原因。社会系统的危机不是由于环境的突变，而是由于结构固有的系统命令彼此不能相容，不能按等级整合所造成的。当然，只有在我们能够确定对于维持生存十分重要的结构时，才能确定结构固有的矛盾。这种结构与其他的系统因素必须区别开来。系统因素可以改变，但系统本身必须保持不变。由于很难用系统理论的语言来明确界定社会系统的界限与实存，因此，人们对系统论的社会危机概念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人的机体具有明确的时空界限；它们维持其存在具有理想价值，而这种理想价值只能在经验确定的承受限度内有所变化。相反，社会系统能够在一种高度复杂的环境中维持其存在，具体途径表现为：不是改变系统因素或理想价值，就是同时改变二者，以便把自己维持在一个新的控制水平上。但是，如果系统通过改变其界限和实存来维持其存在，那么，它们的认同就会变得模糊起来。同样的系统发生改变，既可以说是系统的学习过程和转型过程，也可以说是系统的瓦解过程和崩溃过程。究竟是有一种新的系统在形成，还是只有旧系统在更生，这是无法明确判定的。当然，在一个社会系统中，并不是所有的结构变化都会带来危机。很显然，如果社会系统的理想价值发生变化，而没有从根本上危及其实存，或没有丧失其认同，那么，就无法从系统论的客观主义立场出发，去把我这种情况的承受限度。系统不能说是主体；根据前科学概念的定义，只有主体才会被卷入危机。在社会成员感受到结构变化影响到了继续生存，感觉到他们的社会认同受到威胁时，我们才会说出现了危机。系统整合的失调只有在使社会整合岌岌可危时，即在规范结构的共...
• 寒柳

  2011-12-04
  获取合法化的”方式“一旦被看穿，对合法化的追求就会不战自败。
• 寒柳

  2011-12-04
  可以肯定，这样做的时候，机动的余地是十分有限的，因为文化系统特别能抵制行政控制：意义从来就不是用行政手段创造出来的。
• 寒柳

  2011-04-16
  “随着个体化水平的提高，社会化个体抵御分化出来的控制中心的决定的免疫力似乎也得到了加强。”
• 寒柳

  2011-04-16
  “内在自然在和社会系统整合后依然还是一种类似于内在环境的东西，因为社会化的主体为了捍卫他们的个性拒绝彻底融入社会。我们不能把内在自然的社会化和外部自然的社会化（即生产）同等对待，都简单地理解为对环境复杂性的化约。系统运转的自由度通常是随着对环境复杂性的化约而扩大的，而内在自然的逐步社会化反而限制了系统偶然性的活动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