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铜时代

最新书摘:
  • 多吃青菜少长肉
    2021-10-27
    90.换言之,殷商的先公先王时代至少有一部分是和东海岸史前文化相重叠的,而先公先王时代的晚期与商汤立国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则是属于活动中心在河南东部、山东西部和安徽西北角的所谓早商时代。“这个区域是中国历史上的黄泛区的一部分,并且为黄河旧道所经,其远古遗物很可能深埋在多少世纪以来的沉积物的下面,所以华北的考古,在开封以东、运河以西这一大片地区,是出土资料最少的区域。我相信在这个地区,将来如果能够发现真正的“早商”文化,它的面貌一定是一方面与二里头类型的夏文化有基本上的相似;在另一方面又构成花(大汶)文化与龙山文化向较晚的殷商文明过渡的一个桥梁。后日的殷商文明,也可以说是东西文化混合的结果”。
  • 多吃青菜少长肉
    2021-10-27
    69.从大处看,夏商周三代文化在物质上的表现,其基本特点是一致的:(一)三代考古遗物所显示的衣食住一类的基本生活方式都是一样的。三者都以农耕为主要生业,以粟黍为主要作物,以猪狗牛羊为家畜;衣料所知的有麻丝;在建筑上都是茅茨土阶,以夯土为城墙与房基。房基的构造都是长方形或方形的,背北朝南。(二)三代贵族都以土葬为主要埋葬方式,尸体的放置以仰身直肢为常,墓坑都是长方形或方形竖穴墓,都有棺椁。这种共同的埋葬方式表现共同的宗教信仰,尤其是对死后世界的信仰。三代也都有骨ト,表现借占ト沟通生死的习惯。(三)在器物上看三代文化虽有小异,实属大同。陶器皆以灰色印纹陶为特征,器形以三足和圈足为特征。常见的类型如鼎、鬲、瓶等表示相似的烹任方式。铜器中皆以饮食器为主,表示在祭祀上饮食的重要。酒器中都有觚爵一类成套的器物。从物质遗迹上看来,三代的文化是相近的:纵然不是同民族,至少是同一类的民族。再从本文所讨论的都制来看,三代的政府形式与统治力量的来源也是相似的。全世界古代许多地方有青铜时代,但只有中国三代的青铜器在沟通天地上,在支持政治力量上有这种独特的形式。全世界古代文明中,政治、宗教和美术都是分不开的,但只有在中国三代的文明中这三者的结合是透过了青铜器与动物纹样美术的力量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三代都是有独特性的中国古代文明的组成部分,其间的差异,在文化、民族的区分上的重要性是次要的。
  • FACT
    2018-07-01
    数十年来的古史与考古研究,都充分证明了从殷到周之间,中国的文明史可以说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甚至于从考古学上说,从考古遗物上去辨认晚商与早周的分别常常会有很大的困难。夏商之辨,可能也是如此。从考古学上判断为一脉相传的二里头、郑州商城、安阳殷墟的一线,在政治史上分为夏商两代,不是不可能的。但考古学上的夏商文化,仍然有相当大的差异,而如上文所示,这些差异代表一个新兴的统治集团之崛起,其来源可以向东追溯到山东的花厅文化与龙山文化。
  • FACT
    2018-06-26
    我们比较这两个遗址的三足器时,自然不能比较我们用来指称它们的符号,而必须比较两种器物类型本身,不然其间的异同便混淆不清了。这个道理说来简单,但在实践过程中不知道为全球多少考古工作者所忽略。“城市”这个名词也是如此。
  • FACT
    2018-06-26
    中国型的初期城市与近东型的初期城市都是在阶级社会、文明、文字、国家等一连串的有关的现象初现时出现的;中国初期城市并不代表社会进化史上的一个比近东初期城市所代表的阶段较早的阶段。
  • FACT
    2018-06-26
    我们所比较倾向的说法是,三代迁都的原因在于适应政治上的需要。黎虎说殷人屡迁都是“自中丁以来………比九世乱”所引起王室与贵族之间矛盾斗争的结果,殷王每借迁都以重整王室力量。
  • FACT
    2018-06-26
    中国初期的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但与其说它是用来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不如说它是统治阶级用以获取和维护政治权力的工具。
  • FACT
    2018-06-26
    傅筑夫在讨论城市的起源时曾经指出:“中国封建制度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城市的性质及其发展道路,与欧洲封建时代的城市完全不同,因而中国古代城市在整个封建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及其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亦完全不同。”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说:“从城市的起源上来看,中国古代的城市与欧洲古代的城市,两者[其实也有]本质的不同。”中国最早的城市的特征,乃是作为政治权力的工具与象征。费孝通把近代中国的城邑叫做“在权力居于武力这种政治系统里面统治阶级的一种工具。它是权力的象征,也是维护权力的必要工具”。这个界说,完全适用于中国最古的城市。
  • FACT
    2018-06-26
    柴氏城市革命的中心概念,是由生产技术与贸易的发达而导致的经济起飞造成社会内生产与非生产活动人口的分化,形成城市革命的基本动力。
  • FACT
    2018-06-25
    中国青铜时代这个概念与古代中国文明这个概念之间相合到几乎可以互换的程度。青铜器本身当然便是古代中国文明突出的特征,而造成它们的特殊地位的因素,同时也正是导致那文明产生的同样的因素。
  • FACT
    2018-06-25
    城市规制是跟着城市来的,而城市是可以在地面上辨认出来的,可是什么是城市也不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我之界说城市,不看它的大小,而看它在政治与经济系统中的地位,因为城市只有在政治与经济上分层(分级)与分化的系统里才能存在。中国的经验很明显地表明城市规制与青铜时代是同时开始的,而且是青铜时代社会的一个必要特征。文明这个概念把焦点放在价值、美和意识形态传统之上,在强调资源开发与国家系统这些概念的当代美国考古学上,也许是比较难以处理的。
  • FACT
    2018-06-25
    国家是从不单独产生的;它们是成对出现的或是在一个多成员的网架中出现的。例如在中国的青铜时代,夏、商、周等政治力量是在平行与竞争性的发展情形下抬起头来的。
  • FACT
    2018-06-25
    如乌苏拉・富兰克林( Ursula Franklin)所指出的:“在中国,青铜生产的开始表示具有能够获取与补充所的强制劳动力的蓄库的组织和力量的社会秩序的存在。”同时,由于青铜生产是要依靠这种社会秩序的,青铜产品便成为这种秩序的象征,并且进一步地成为它的维持力量。
  • FACT
    2018-06-25
    既然青铜没有普遍地使用于农具,青铜时代便不是由于生产技术的革命而造成的。假如当时有一个革命的话,那便是在社会组织领域之内的革命。既然人的劳动是农业生产的基础,而青铜的兵器一方面在新鲜的生产劳动力的获取上能起一定的作用,一方面又能保证既有劳动力的持续剥削,青铜也可以说是一种间接的、可是也是真正的、在生产技术上的一次突破。
  • 1N
    2018-04-22
    在讲中国古代宗教时,许多中外学者都认为它是以祖先崇拜为主要特征的,甚至说就是祖先崇拜的。这就把很复杂的中国古代宗教简单化了。其实在中国古代宗教里,祖先崇拜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所谓巫教。然后,许多人在研究中国古代宗教时,把巫教的分量看清了,这是因为他的力量在后来比较衰微了。用后世衰微的情况推证上古的宗教情况,就容易犯上述的错误。
  • 子焰
    2022-04-18
    三代国号皆本于地名。三代虽都在立国前后屡次迁都,其最早的都城却一直保持着祭仪上的崇高地位。如果把最早的都城比喻做恒星太阳,则后来迁徙往来的都城便好像是行星或卫星那样围绕着恒星运行。再换个说法,三代各代都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圣都”,也各有若干迁徙行走的“俗都”。圣都是先祖宗庙的永恒基地,而俗都虽也是举行日常祭仪所在,却主要是王的政、经、军的领导中心。圣都不变,缘故容易推断,而俗都屡变,则以追寻青铜矿源为主要的因素。
  • 1N
    2018-04-22
    甲骨文的巫字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两“工”相交,“工”字在解释巫上面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工”就是“矩”。《周髀算经》:“环钜以为圆,合钜以为方,……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是故知地者智,知天者圣。”矩显然是古代科学、技术、思想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那么使矩的专家也就是掌握天、地的专家。能够掌天握地的巫就是具备圣人、智者的起码资格。巫不仅能掌握房源,更要紧的是能进一步贯通天地。贯通天地是中国古代宇宙观里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和焦点。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将宇宙分为不同的层次。古代宗教和仪式的主要任务是使生人(活人)能够贯通不同的层次,能上天入地,能贯通明暗、阴阳、生死,巫的任务就是执行这项业务。
  • [已注销]
    2014-01-26
    《综述》页404-405云:“我们从周祭祀谱中,知道周祭先王先妣的次序,主要的是依了及位、死亡和致祭的次序而分先后的。……卜辞中的庙号,既无关于生卒之日,也非追名,乃是致祭的次序;而此次序是依了世次、长幼、及位先后、死亡先后,顺着天干排下去的。凡未及王位的,与及位者无别。”这段文字,费解得很,作者承认没能看懂。大意似乎是说,同代则自长而幼,异代则自父而子,先死者,谥甲,甲日祭之;次死者,谥乙,乙日祭之,以此顺推……
  • 江声走
    2021-07-01
    很可能有若干古代文明从考古学上看是非常枯燥无味、贫乏,不是那么伟大的,但是在这些文明之下也许饿死的人也比较的少。也许我们应该检讨一下我们称为“伟大”的应该如何解释。
  • FACT
    2018-07-01
    所谓文明社会,大家可有不同的了解和界说,但无论如何,我们多半都可以同意,文明产生的条件是剩余财富(surplus)的产生——即除了维持社会成员基本生活所需以外的“多余”的财富,而有了这种财富才能造成所谓文明社会的种种现象,如专门治人的劳心阶级、“伟大”而无实用价值的艺术、宗教性的建筑和工艺品,以及专业的金属工匠、装饰工艺匠、巫师和文字等。这一点我相信多数学者都可以同意。但剩余财富是怎么来的?则见仁见智,说法不同。我们必须提出来虽调的一点是:个人生活需求量是相对的,因此社会的剩余物资不会是生产量提高以后自然产生的,而必须是人工性产生的。换言之,社会关系越不平等,越越能产生财富的集中,才越能产生使用于所谓文明现象的剩余财富。财富高度集中的条件,依古代社会一般的特征来看,表示在社会上三种对立关系:第一是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对立关系。阶层的组成关系一定是金字塔式的:越向下层则其生活必需财富越小,才能使大量剩余财富向上集中,维持统治制度的人员的生活,并造成统治者的财富显炫以为其地位的象征。第二是城乡对立的关系,即在国家之内各聚落与聚落群的分化所造成的生产聚落(乡)与分配统制中心(城)之间的对立关系。在这种网状聚落组织之下才能达到一个国家之内各种资源的互相支持与辅助关系,以及国家内财富向城市的集中。第三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立。国家的产生不可能是孤岛式的,而是平行并进式的。如如享利·菜特( Henry Wright)所指出的,“‘复杂的酋邦’可能在条件良好的孤岛上存在,但如果它们不划入一个较大的系统之内,它们似乎便不会进一步演化成国家”。“‘国家’与酋邦一样一般也在国家网中存在。在简单的国家里,这些网状组织似乎为竞争和联盟所左右。”莱特没有过论为什么酋邦和国家都是在多数并存的情况之下才能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