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与中国

• Zophiel

  2021-05-11
  政治性论说经常敌视并总是怀疑伴随着广泛存在的市场和商业构成的贸易和商业，如何整合它们成为了像罗马和中国这样的农业帝国历史上的一个大难题。学界也曾产生了一些最鼓舞人心的奖金，用于前工业化经济历史研究领域。由于涌现了摩西·芬利的《古代经济》和伊懋可的《中国历史之范式》两部著作，1973年被证明是收获最丰富的的一年。两本著作都从一个相似的问题入手：为什么希腊化罗马时代和中国，无论它们辉煌和骄人的成就如何，都不曾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芬利在希腊、罗马文化中找到了一种解释。伊懋可则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所谓的高级平衡陷阱。受到亚当·斯密关于中国内陆广阔市场理论的启发，伊懋可将“天朝”视为达到前工业化的平衡状态，在其中传统的资源被最有效的利用，因此要想再进一步发展也是几乎不可能的。在芬利的图式中，地主阶层精英的文化、政治观念和国家的掠夺性活动阻碍了发展；反之，伊懋可分析认为主流政治文化处于更为边缘的地位。除了间或的敌意和道德上的责难，中华帝国有效的容忍，甚至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商业化和自由市场贸易的发展。或是因为开明、或是因为默许，良性的冷漠和放任，以及破坏性干涉主义两种相反的解释表现出，现代学界已在农业帝国政治经济的争论中呈现出两种状态。
• Zophiel

  2021-05-11
  帝国所面对的威胁本质，它们的严重程度，以及政治因素也影响着谁来做战争动员以及他们动员和领导的方式。彻底毁灭的危险迫使春秋战国政府从精英垄断式战争转向大规模征兵的体系并提供潜在的物质奖励（及惩罚），以换取普通居民参与到王国的战争中去。与此同时，一个军事专家阶层开始领导这种新型的战争，人们的血统和培养一并影响行政官僚的骨干的选拔。然而，一旦秦国的军队失去了对手，大规模征召逐渐被抛弃。因为帝制中国早期所面对的军事挑战虽说棘手却还没有严重到足以威胁政府的存在，由于征兵的官方机制已经设立，大规模的军队可以被弃置。来自中国最下层和从草原游牧部落雇佣来的职业军士在对抗帝国的对手时更有效率，这既减少财政负担，也减少对政权的威胁。与之相类似，因为不再忌惮失败的后果，掌控这些军队的人的遴选标准可以设置在军事经验和能力之外。在罗马，战争中的精英垄断也很早就终结了，但其原因仍不甚了了。取而代之的是大规模的征兵，然而，在共同体内发生政治权力斗争的情况下，作为交换，其结果与物质的激励机制一样，也提供了换取参与战争的政治的激励机制。斗争结束之际，伴随着最严重的长期的军事挑战，罗马霸权在半岛内结束，借此之故，如同公民体本质的变化，贵族政治向组成共和国军队公民的让步随后变得不那么频繁。职业化只有一次，即当政治格局发生大幅改变，需要新建君主制的安全性，以防止全在的挑战者而必须创建一个军队忠于王朝统治时。但这一转变仅涉及行伍。在整个共和国和帝国的头两个世纪，贵族非专业人士指挥着罗马军队。只有一个比帝国以往所面对过的更严重的威胁出现，这一点强迫军官阶层的性质在公元3世纪发生变化，开创文职和军事精英之间的持久分裂，从而加速了西方帝国在两个世纪后的垮台。
• Zophiel

  2021-05-11
  显然，战争深刻的影响了中国和罗马国家形成的轨迹。然而，正如显而易见的那样，它们各自所面临的威胁的严重性强烈影响了这些轨迹。在春秋战国时的中国，一种各个国家享有一个大致同等的力量的多国体系没能够达至最终稳定的力量平衡。每个国家面对的联盟的不确定性和存亡威胁迫使他们全都用尽其所能以在财政和人力资源方面压榨臣民，借此达到他们自我防御和战胜其对手的目标。这些进程利用在其社会上加以高度官僚化的中央政府将政府的控制力向下延伸至什伍层面。拉丁平原在早起共和国时表现出一种类似的多国体系，它所包括的哪些国家都面对共同的外部威胁的挑战。这迫使他们为了生存而寻求合作。他们建立联盟，以此来提高政府从其公民人口中挤出更多的人和金钱的能力。同时至关重要的是，罗马推翻了君主制（一般认为在公元前509年），而在中国，君主统治的形式依然不容置疑。按此，罗马缺乏一个能够整合官僚行政的中央权威。缺乏军事威胁的情况将迫使罗马照中国的模式发展，由于联盟在公元前338年及此后建立，诸多非罗马人并入罗马公民群体，使其能够成功化解其所面临的的威胁，贵族自身的利益可以确定罗马政府如何演变。这些利益包括，其一，防止任何单个或小派别的贵族获得罗马的控制权；其二，保持贵族整体基于其威望和恩惠统治全体公民；二者都强烈反对建立有可能取代其恩惠的垂直联系的官僚行政，这将普通罗马人系于贵族元老院的权威之下，而贵族元老院则作为控制公共事务的主导机构。只有贵族的权力被推翻之后，第一个皇帝才可以开始建立这样一个系统来控制他的帝国。但在罗马帝国最初两个世纪行政从未有像战国中国那样的深远进展，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国家为伴随恩德和意识形态，有限的官僚机构已经足够完成治理帝国的任务。直到第三世纪的军事和政治危机，战争需要再次成为塑造国家结构的主导力量，这才使得广泛的和侵入性的官僚主义出现，而此状况已经在几个世纪前的中国出现了。
• Zophiel

  2021-05-08
  归根到底，罗马和中国政体与行政上的主要差异，可以被归因为最初的制度类型之差。就罗马而言，贵族集体统治说明早期的兼并很艰难，因为缺乏官僚制的状态不仅仅是在共和国时期存在，还在整个公元1至3世纪的君主制时期中持续了，并且在此期间继续让贵族作为统治者的代表和军事指挥官。相反，在中国，集权化、郡县制的产生和贵族权力的丧失促进了领土和官僚机构的快速扩张。第二个变量是，国家间冲突的本质、间接的政治结构、转向“非对称”的冲突可能有助于延长罗马寡头政治的存续期，反之，在中国延长不确定性的“对称式”战争有助于专制主义和权力的集中化。但这并不是说寡头传统持续无限制的成为罗马国家结构的制约。一旦有了由3世纪中叶的军事和政治所提供的改革的原动力，罗马国家机构迅疾趋同于汉朝的状况：膨胀出数量可观的官僚机构，人口登记和赋税的均匀化，军政、民政的分离，正式的等级结构和行政参与资质范围的设立，切断了统治者及其王廷间和国都与其他地区间的传统纽带。 一般而言，早期的中华帝国比罗马帝国而言具有更大程度的“科层化”。首先，高级职位的数量二者大致相当，各有几百个而已。其次，甚至在古代晚期的改革之前，罗马当局依赖数以千计的借调士兵，以及他们的努力和自由民来运转，此时行政事务者和皇帝世袭工作人员包含了数千的奴隶和准奴隶。到了公元4世纪，罗马当局录用了超过3万名文职官员，这大概是西汉的四倍至多。早期到晚期罗马君主制的主要转变在于从运用特设士兵和依靠奴隶和准奴隶的强烈家产式官僚主义，转向使用授薪的平民劳动力。罗马和中国之间最明显的差异存留于城市层面。举个例子说，汉朝城市没有功能上自治的市政局或选举。另外最近的研究发现，地方档案表明自西汉结束以后，甚至是非常低级的政府官员都是从外地招录的，而中国历史上有记录的更晚、更佳时期也是一样。如此一来，汉朝政府中10万多个郡级官吏中的大部分具有相似的出身背景（地方精英或“...
• Zophiel

  2021-05-08
  归根到底，罗马和中国政体与行政上的主要差异，可以被归因为最初的制度类型之差。就罗马而言，贵族集体统治说明早期的兼并很艰难，因为缺乏官僚制的状态不仅仅是在共和国时期存在，还在整个公元1至3世纪的君主制时期中持续了，并且在此期间继续让贵族作为统治者的代表和军事指挥官。相反，在中国，集权化、郡县制的产生和贵族权力的丧失促进了领土和官僚机构的快速扩张。第二个变量是，国家间冲突的本质、间接的政治结构、转向“非对称”的冲突可能有助于延长罗马寡头政治的存续期，反之，在中国延长不确定性的“对称式”战争有助于专制主义和权力的集中化。但这并不是说寡头传统持续无限制的成为罗马国家结构的制约。一旦有了由3世纪中叶的军事和政治所提供的改革的原动力，罗马国家机构迅疾趋同于汉朝的状况：膨胀出数量可观的官僚机构，人口登记和赋税的均匀化，军政、民政的分离，正式的等级结构和行政参与资质范围的设立，切断了统治者及其王廷间和国都与其他地区间的传统纽带。 一般而言，早期的中华帝国比罗马帝国而言具有更大程度的“科层化”。首先，高级职位的数量二者大致相当，各有几百个而已。其次，甚至在古代晚期的改革之前，罗马当局依赖数以千计的借调士兵，以及他们的努力和自由民来运转，此时行政事务者和皇帝世袭工作人员包含了数千的奴隶和准奴隶。到了公元4世纪，罗马当局录用了超过3万名文职官员，这大概是西汉的四倍至多。早期到晚期罗马君主制的主要转变在于从运用特设士兵和依靠奴隶和准奴隶的强烈家产式官僚主义，转向使用授薪的平民劳动力。罗马和中国之间最明显的差异存留于城市层面。举个例子说，汉朝城市没有功能上自治的市政局或选举。另外最近的研究发现，地方档案表明自西汉结束以后，甚至是非常低级的政府官员都是从外地招录的，而中国历史上有记录的更晚、更佳时期也是一样。如此一来，汉朝政府中10万多个郡级官吏中的大部分具有相似的出身背景（地方精英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