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全四卷)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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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duderino2021-08-15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一开始就说:“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恐怖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我们分析它发生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有买办豪绅阶级间不断的分裂和战争。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能够继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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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duderino2021-08-15在军队内部,抓住了加强了政治教育和实行民主制度这两大环节红军的成分,一部分是工人农民,一部分是游民无产者,而且国民党俘虏兵占了很大比重。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土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这些办法,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这样的军队,和旧军队根本不同,和旧式的农民武装也根本不同,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型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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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duderino2021-08-15一件是同年十二月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红四军内部一场严重争论的结果。这场争论最初是由红四军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引起的。当时担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的江华回忆道:“军委要不要的争论虽然解决了,但是在这个问题背后的关于党和军队关系的争论,仍未得到完全解决。所谓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主要是由于当时红军还建立不久,其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旧军队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都带到了红军队伍中来,因而一部分人习惯于旧军队的领导方式,对保证军队接受党的绝对领导不赞成,有怀疑。”“在这场争论中,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头。”"这些问题上的分歧,在建军后已长时间存在,到福建后环境比较安定,争论就比较集中地突出出来了。古田会议决议是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这样的军队是中国过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决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其他各路红军也先后照此来做,加速了人民军队建设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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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duderino2021-08-15在这个时期发生的另一件重要事情,是在赣南和闽西广大区域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分田运动。比起井冈山时期来,这次的分田办法有两点原则性修改:一是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从而避免严重侵犯中农的利益;二是把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农民只有使用权,改为得田的人“这田由他私人,别人不得侵犯”,满足广大贫苦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这两点修改都十分重要。中国共产党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摸索,才能形成一套比较完备而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土地制度改革方案。分田运动后,在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内真正出现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农村的社会大变动,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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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duderino2021-08-15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之一。人们常常谈论反对封建主义的题。如果不铲除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地主士地所有制,就根本没有彻底的反封建可言。有了这个前提,才谈得上如何继续清除封建主义的遗毒。当年中国许多政党或论者谈中国现代化的问题,或者把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贫苦农民摒弃在他们视线之外,或者虽然谈到以至在乡村建设中采取了一些改良措施,却不敢触及改变地主土地所有制这个根本问题,结果都不能解决中国的农村题;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贫苦农民,坚决反对封建剥削制度,根本改变这种状况,铲除了封建主义的根基。大革命失败后,尽管民族资产阶级一度退出革命,城市小资产阶级表现出很大动摇,中国革命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仍能坚持下来,并不可遏制地向前发展,原因就在中国共产党能紧紧依靠人数如此众多的贫苦农民,全身心地投到他们中间去,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得到他们真心实意的拥护。这是任何力量无法把它摧毁的,终于为中国革命闯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独特的胜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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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duderino2021-08-15革命前进的道路实在艰难曲折。当革命形势刚刚出现一些好转的时候,“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又再度上升,在中共中央取得支配地位。它以李立三为主要代表,所以常被称为“立三路线”,时间共三个月。这次“左”倾错误同上一次相比,时间相隔两年,两者有明显的不同:上一次是在大革命遭受严重挫败时带着浓厚拼命色彩的盲目蛮干这一次却是在国民党各派军事势力间陷入不断混战革命运动明显走上复兴时,由于对革命发展有利形势作出过分夸大的估计而发生的迫不及待的冒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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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duderino2021-08-15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共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总结土地改革运动的经验,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十月十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公布这个大纲,在解放区内实行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土地改革。这是国内局势发展中一件有着举足轻重意义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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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duderino2021-08-15抗日战争期间,大敌当前,为了团结抗日,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中实行的是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和没收汉奸财产的政策。它明显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并使相当数量的土地从地主手里转移到贫苦农民手里,农村中的中农数量大大增加,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但没有废除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在减租减息的同时也要求农民缴租缴息。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也是农民群众能够理解和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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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duderino2021-08-15农民纷纷起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这样一股巨大浪潮面前,中国共产党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站在贫苦农民一边允许他们获得土地,还是与此相反,已成为必须明确回答的问题。这时,全面内战的爆发已迫在眉睫。只有依靠民众(特别是广大贫苦农民)的力量,才能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如果在一万万几千万人口的解放区内,迅速解决土地问题,就可以发动民众长期支持战争。客观形势迫使这个问题更不能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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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duderino2021-08-15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讨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讨论中,刘少奇说:“土地问题今天实际上是群众在解决,中央只有一个一九四二年土地政策的决定,已经落在群众后面了。”毛泽东说:“国民党比我们有许多长处,但有一大弱点即不能解决土地问题,民不聊生。这一方面正是我们的长处。时间太长不好,太短亦不行,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下层基础,其他都是上层建筑。这必须使我们全体同志都明了。农民的平均主义在分配土地以前是革命的,不要去反对。要反对分配土地以后的平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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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duderino2021-08-15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通常称为‘五四指示”。指示提出的基本原则是:“在广大群众要求下,我党应坚决拥护群众从反奸、清算、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样,解放区的土地政策,实际上由减租减息转向耕者有其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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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duderino2021-08-15在“五四指示”中,并没有明确提出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问题。在解放区内,土地状况虽有很大改善,地主对土地的占有量虽已大幅度减少,但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用刘少奇的话来讲,这是“五四指示的过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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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duderino2021-08-15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之一。不废除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便没有彻底的反封建可言,也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可言。在中国,不存在别的代表农民利益的政党。许多政党和它们的代表人物,或者根本不关心农民的土地问题甚至依赖乡村的豪绅来维持他们的统治,或者只在讲话或文章中说了一些空话,或者只是做了一些枝枝节节的工作。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最坚决地、脚踏实地地在乡村中领导广大贫苦农民,把几千年没有能解决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从根铲除。这是任何其他政党和人士没有做到的,也是中国共产党所以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奥秘所在。当时上海的英文刊物《密勒士评论报》也看到了这一点,写道:“(中国)内战战场的真正分界,是在这样两种不同的地区中间;种是农民给自己种地,另一种是农民给地主种地”,这“不但决定国共两党的前途,而且将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农民是最讲究实际的。中国共产党不是以空话,而是以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改革的事实,使他们迅速看清是谁代表着他们的利益,应该跟着谁走。这是一个排山倒海的力量,其他任何力量都无法同它比拟。中国革命的军事斗争同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不能分开的:没有军事斗争的胜利,土地改革的成果没有保障,农民容易缺乏信心而不敢奋身投入土地改革的斗争;而没有土地制度的改革,没有广大农民的全力支持,军事斗争也会失去力量源泉而不可能战胜强大的敌人。不足够地看到这个事实的极端重要性,就不可能理解二十世纪前期中国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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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duderino2021-08-15新中国的政治体制,包括国体和政体。国体,指的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毛泽东在报告中说:“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这里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个重要论断。它和大革命时的“联合战线”不同,和土地革命时期六大规定的“工农民主专政”不同,和《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也有差别,这里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政体,指的是政权构成的形式。《新民主主义论》中已经提出:政体是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说:“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来代表它的。中央政府问题,十二月会议只是想到了它,这次会议就必须作为议事日程来讨论。”“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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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duderino2021-08-15对新中国的社会经济,毛泽东在报告中说:“有人说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写《新民主主义论》时,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区别在我们脑子里尚不明晰。大工业、大银行、大商业,不管是不是官僚资本,全国胜利后一定时期内都是要没收的,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原则。而只要一没收,它们就属于社会主义部分。”“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但不能由此产生误解。将来在社会主义体系中农业也要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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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duderino2021-08-15他还谈到新中国的资产阶级问题,说:有三个问题要具体分析,加以区别:一是官僚资本与自由资本的区别,前者是打倒,后者是合作的;二是资产阶级和独立小生产者的区别,不要混在一起反;三是工业与商业的区别,要分别垄断性、投机性的和人民生计所需要的。有了这些区别,并对性质有个分析性的认识,政策就出来了。这些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但是受限制的,在人民政权的节制之下,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制度之下保留资本主义,这是受节制的资本主义。这样,政策就不致发生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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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duderino2021-08-15那么,能不能由美国出兵,进行武装干涉,帮助国民党打内战?那是不可能的。第一,中国太大了,如果美国出兵,那将是一场规模极大的战争,而且将难以自拔。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美国民众普遍要求和平,不可能说服民众把他们的子弟重新投人并不涉及美国核心利益的远东战场上去作战。且不说这场战争很难获胜,而且以后将更难收场。第二,尽管美国看起来是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其实它的兵力和财力仍是有限的。欧洲依然是它的主要利益所在,并且正吸引着它的绝大部分注意力,不可能抽出更多力量用于中国。第三,战后美苏关系日趋紧张,但双方各有顾虑,小心翼翼地避免迎头相撞。如果美方要在中国实行大规模的军事介入,不能不考虑苏方可能作出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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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duderino2021-08-15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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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duderino2021-08-15没收官僚资本,首先在沈阳取得比较系统的经验。当时担任沈阳军管会主任及东北局全权代表的陈云在《接收沈阳的经验》中写道:“怎样才能接收得快而完整。军管会在出发前即确定了‘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方法。”“事实证明,这些做法,既能防止乱,又能保证快(两天都接上了头)。如果不按系统,不分上下,乱接一通,必然损失很大,影响很坏。”天津、北平解放后,各官僚资本企业也完整地接收下来,半年内恢复正常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