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史学革命

• 秋之月涙傲娇着

  2023-04-30
  卫理公会的复兴而非小僭王的逃亡
• 雪

  2014-12-13
  自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时代开始，西方的历史编撰就采用了不同的文体——寺院编年纪（？？）、政治回忆录、博古论文等等。但是，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方式是政治与军事事件的叙事，其形式是大人物——首脑与国王——重要事迹的故事。这种主导方式首先在启蒙时代受到了严厉的挑战。大约在18世纪中期，苏格兰、法兰西、意大利、德国等地为数众多的作者与学者，开始关注他们所谓的“社会的历史”。这种历史不囿于战争与政治，还包括了法律与贸易、伦理及“风俗”——这是伏尔泰著名的《风俗论》的中心话题。为集中讨论封建制度或英国宪法等的结构史，这些学者抛弃了格拉斯哥的约翰·米勒一度称之为“充斥于俗不可耐的历史学家关注的细枝末节之中的事件的通俗的外表”。他们有的关注重建过去的态度与价值，尤其是所谓“骑士气质”这一价值体系的历史，另一些则关注艺术、文学与音乐的历史。到该世纪末，这群来自不同国度的学者，编撰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论著。若干史学家将这一新的社会文化史，融入政治事件的叙事当中，典型地如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 雪

  2014-12-10
  这一运动（年鉴学派或说年间运动）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到1945年。这事小规模的、激进的、颠覆性的运动，对传统史学、政治史和事件史发动游击战。二战以后，这些造反者掌握了史学权力机构。在这个运动的第二阶段，它更为名副其实地像是个“学派”，拥有与众不同的概念（尤其是“结构”和“局势”）和与众不同的方法（尤其是长时段变迁的“系列史”），这是由费尔南·布罗代尔主导的一个时期。这一运动史上的第三个阶段发端于1968年前后。其特征是零碎化。（emiettement）
• 雪

  2014-12-10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西方史学界主流范式出现了危机，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在费雷看来，年鉴派的危机的原因，在于这一学派借用的社会科学概念与方法由于过分强调结构性因素，牺牲了历史行动者的自由与决策。夏蒂埃则认为，这次史学危机的原因，在于社会史的文化分析法过于僵化与教条，阻碍了社会史与文化史进行交流的可能性。雷维尔对新史学危机的诊断是，史学对自身的概念与方法，尤其是对自身分析的规模缺乏反思，导致社会史一步步陷入危机。……它们都认为当时史学分析中英勇的社会科学概念与方法是成问题的，应该重新思考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
• 雪

  2014-12-10
  夏蒂埃认为，在六七十年嗲，对史学的挑战主要来自语言学、社会序、人类学等新兴学科。它们对史学的研究对象、方法论提出质疑。对此，史学一方面占领这些学科开拓的新领域，提出新问题，确立新的研究对象，并向兄弟学科借用概念与方法；另一方面回到年鉴派在30年代提出的对“心态工具”的研究。80年代晚期史学面临的挑战，与上述挑战正好相反。它并非起源于社会科学的挑战，而是发端于对社会科学的挑战，危及了史学研究本身。这种挑战一方面表现为：向主体哲学的回归，否认社会的结构性力量，重新寻求“行动的明确而审慎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体现在对政治重要性的强调，即认为政治构成了社会组织的“最为全面的层面”。因而为了解总体的结构提供了一把钥匙。这一挑战要求史学与一度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科学决裂，重新组织其研究对象（更多考虑政治史）、合作学科（强调与政治科学与法学理论的对话）及学术原则。从这一角度反观《年鉴》编辑部的诊断，真正处于危机之中的是史学，而不是社会科学，因为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退潮，并不能等同于社会学和人类学本身的危机，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社会学和人类学多半还在强调社会行动者的创新能力而不是结构性的决定因素，强调实践而不是对规则的机械屈从。相反，在历史学的领域，它最基本的理论预设成了问题。
• 雪

  2014-12-10
  费雷认为叙事是“一种有点懒惰的历史协作方式，因为从定义上说，它逃避问题，在时间流逝的魔术中，将事实与观点混为一谈”，最终对人类知识的增量毫无贡献。
• [已注销]

  2012-12-18
  ……费弗尔力图解释为何人们没有质疑上帝的存在。他争辩说，在当时他所谓的＂概念装备＂（outillage mental)下，不信神是不可能出现的。费弗尔带着富有特色的气势，多少借助反证（via negativa)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他注意到16世纪缺少的东西的重要性。＂无法找到的字眼＂( mots qui manquent)包括了诸如＂绝对＂与＂相对＂、＂抽象＂与＂具体＂、＂因果律＂、＂常规性＂及其他许多关键词。＂没有它们＂，他辞章扬厉地追问，＂人们的思维如何能有道地哲学的活力、一致和明晰呢？＂
• [已注销]

  2012-12-18
  勒高夫在1960年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讨论＂中世纪商人的时间与教会的时间＂。在16世纪不信教问题的研究中，吕西安•费弗尔就一个人们常常对自己的准确岁数一无所知、以太阳而不是时钟测量他们日子的时代，讨论了他称之为＂流动的＂或是＂不精确的＂时间感。勒高夫提炼了费弗尔不甚精确的概括，讨论了僧侣的时间预设与商人的时间预设之间的差异。
• 雪

  2014-12-10
  《年鉴》背后的主导理念可扼要总结如下。首先，是以问题导向的分析史学，取代传统的事件叙述。其次，是以人类活动整体的历史，取代以政治为主体的历史。再次，为达成上述两个目标，与其他学科进行合作：与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语言学、社会人类学等等合作。
• 羊以

  2017-05-18
  吸引这些史学家的首先是新兴的象征人类学。在他们脚注里反复出现的名字包括：欧文·戈夫曼、维克多·特纳，尤其是皮埃尔·布迪厄。研究心态、民间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史学家，都受惠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他以更有弹性的“策略”与“惯习”等概念，取代社会“规律”观念，这一做法对法国史学家研究实践产生的影响如此广泛，以至于仅举特定例证都会是误导。
• 雪

  2014-12-10
  正是从大革命研究出发，费雷重新思考了传统叙事史与社会科学化史学的特征、政治史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及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既然传统叙事史是懒惰的思维方式，而社会科学化又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史学研究的本质，史学有必要重新界定其关注的对象，重新思考与社会的关系。费雷的想法是，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必须从两者的不同处着眼。既然社会科学强调常数、结构，强调社会文化对人的制约，史学应转而恢复行动者的决策自、能动性及历史情境的开放性。在社会科学假定社会行动者仅仅在表达社会运作、再生产的规则，对其所作所为却一无所知之时，史学研究对象中包含的自由决策、能动性成分尤有学术价值。由于史学“是在”最接近创造的自由的层面上处理人类行动的，它“是隐含在一门有关社会的科学的观念中令人误导的简单化与虚幻的缜密的最好的解毒剂”。因此，史学不仅不应忽视政治，而且必须将之置于中心的位置上。
• 羊以

  2017-05-18
  回到年鉴家庭观，也许可将文化转向视为一位杰出艺术史家所称的“祖父定律”的一个例证：“一代学人，出于对父辈和老师观念和感觉的用心良苦的不管不顾，跳回上一代，重拾父辈如此热衷地加以抵制的那些走向——尽管是在新的意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