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历史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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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6-02
  布洛赫在巴黎高师参加了一个精英团体，他们独特的表达方式、略带讽刺甚至偶尔刻薄的幽默，将他们与其他人区别开来。他们普遍使用亲密的第二人称“你”来称呼彼此，终生维持着良好的私人和职业关系。布洛赫与一些“高师人”保持了终生的友谊，如地理学家菲利・（Philippe Arbos，1882-1956），・（Georges Davy，1883一1950），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一1940），古希腊学者、巴黎高师后来的图书管理员保罗·埃塔（Paul Etard，1884一1962），数学家保罗·列维（Paul Levy，1886一1940），哲学家伊（Emmanuel Leroux，1883-1942），古典学者路易・塞尚（Louis Séchan，1882一1968），以及法学家雅克·玛斯格里（JacquesMassigli，1886-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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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6-02
  事实上，1904年的教育改革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虽然巴黎高师取消了自身的教师和课程，但仍保留了自己独特的学术氛围。在布洛赫学习期间，许多教授依旧在巴黎高师开设小班和研讨会。“高师精神”并没有像一些人希望或害怕的那样随之消失。巴黎高师的入学门槛依然很高，吸引着第三共和国最优秀的年轻人，孕育了一批又一批的记者、政治家、法官、外交家和教师。巴黎高师积极参政和报效祖国的传统得到了传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800多名“高师人”参军，其中239人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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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6-02
  布洛赫一家是典型的阿尔萨斯犹太人一共和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他们切断了与祖先和家族的联系，逐渐淡忘了对犹太区的记忆；他们把首都当作家园，宣称法国大革命让他们获得了自由，第三共和国是他们的庇护所；他们强调，法国在道德、自由和文明方面所体现出来的高贵和理性，是他们所秉持的理念。法国犹太人既不是沙文主义者，也不是盲目的仇外者；他们在狂热的雅各宾派爱国主义和左翼的反民族主义之间，努力寻求一个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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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6-02
  1876年，古斯塔夫回到法国。在杜蒙教授的推荐下，他在里昂大学文学院找到一份教职，准备开设一门新课古希腊罗马史。他在就职演说中宣称，自己将恪守古典史学的教条。他指出，“要重建过去的真实”，应该考察各种各样的证据，不仅要充分地研究文本和文物，还要不断地相互比较和印证。在他看来，从业者必须非常勤奋，具备多种优秀的品质：“对事实的认识要全面、准确，这是一切知识的首要条件；在追根溯源的过程中，要实事求是，具备广阔的视野；能洞察流行风潮与重大事件的差异；具有再现时代氛围的想象和把握最细微差别的直觉。”对于这种具有“反思精神的折中主义”，古斯塔夫深信不疑，而且他还身体力行，将其传授给了自己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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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7-24
  1942年年末或1943年年初,布洛赫决定加入抵抗运动。在这之前的半年,逃过了《强制劳动条例》或德国人侵略的“第二代”年轻志愿者,在地下组织内平步青云。此前的许多南方首领都去了巴黎、阿尔及尔和伦敦。一个崭新的局部和地区性的领导层正在成形,它的主要任务是构建政治体制,为法国解放发展武装力量。布洛赫决定把主要的精力贡献在此。爱国主义和荣誉感想必推动了布洛赫的决定。身为抵抗运动的一员,布洛赫得以在此存亡之际为法国效力,表现出对祖国的忠诚。当然,他也有个人的诉求,要维持五代以来的联系,将他的犹太身份和法国连在一起。在抵抗运动中,布洛赫和大批同化的爱国犹太人一道重拾被剥夺的公民身份,可以骄傲地宣称“吾为高卢人”(“civis gallicus sum”)*。布洛赫对行动的热忱和个人的雄心,*也影响了他的决定。被捕和死亡的危险显而易见,布洛赫无疑做了一场豪赌。设若成功,布洛赫可能进入新生共和国的领导阶层;如果失败,他的家庭至少可以在殉道者的遗产中获取安慰。如今,布洛赫彻底迈进了他之前竭力避免的公共领域,但他并没有特定的政治理念。与抵抗运动中的许多人一样,他依旧鄙夷政党、派系和第三共和国名存实亡的议会制度。布洛赫作为一名个体和历史学家,驱动他的是强烈的反法西斯情感,以及某种认为法国是人类自由之翘楚的信念。他在乡下重读了蒙田,后者在四百年前的黑暗时代中,便是人文主义和自由精神唯一的坚定代言人。*鉴于布洛赫的背景、智慧、活力、雄心和强烈的责任感,加入抵抗运动的决定同时出自理性的考量和深层的需要。虽然命运的谷底恰逢参与国家重建的时机,但这在任何层面上都未能减损布洛赫选择中的真诚度、洞察力甚至是必然性。类似的重要决定,即便很少被提及或解释透彻,却实实在在有着闪耀整个生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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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7-24
  布洛赫身处两个世界之间,为了拯救孩子,他即将“背弃”故土。但即便如此,面临着未来更为严重的歧视,54岁的他写出了遗嘱。短短三段话里,布洛赫总结了主导其人生的信仰和坚持,他希望友人能在自己的墓前朗诵遗书——不管他葬在法国还是国外。伴随布洛赫所有先人入土的都是希伯来祷文,但布洛赫却只想在墓碑上简单刻上Dilexit veritatem(吾固爱真理),他此前也曾用这句话来形容老师普菲斯特。布洛赫忠于自己的原则,反感一切谎言,即便在“最后一刻”,他也拒绝向任何从未认同过的宗教仪式祈愿。但布洛赫不曾否认自己“生而为犹太人”的事实:在一个受野蛮无情摧残的世界里,希伯来牧师们的优良传统,被最纯粹意义上的基督教吸纳和发展的这一传统,难道不是激励我们生存、信仰和抗争的最好理由之一吗?但归根结底,布洛赫还是一名“合格的法国人”:我与一切信仰教条或所谓的种族团结形同陌路,一生中我首先将自己简单地视为一个法国人。悠久的家族传统将我和这片土地联系在一起,它的精神遗产和历史把我哺育,而我也实在无法设想自己能在另一片国土上如此自如地呼吸,因此我热爱我的国家,愿意为它倾尽所有。我从不觉得我的犹太身份曾有分毫地动摇过上述情感。过去的两次战争中,命运并未让我为法国献身。至少,我可以诚挚地宣布,我作为一名合格的法国人而死,正如我也作为一名合格的法国人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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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7-24
  5月24日至27日,德国装甲部队暂停行军,开始重新整编,以准备新一轮的进攻。英军四个师和法军若干个师这才有机可乘,逃至敦刻尔克并建立了周边防线。*至5月27日晚,近8000名英国士兵安全撤离。两天后,魏刚将军终于下令法军登船。5月27日至31日,英国皇家海军连同法军战舰和由无数小型私人船只组成的临时增援舰队,在英国皇家空军大规模突围行动的援助下,将165000名军人载过了英吉利海峡。*普利欧将军投降后,第1军团几乎名存实亡。尽管布洛赫目前没有职责要求,但他仍坚持为部下担当领导责任。这些军人基本上没有武器装备,在海滩上聚拢,焦急地等待着营救、被俘或死亡。德军逼得愈来愈近,炮火越来越有摧毁力,而他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英军安全撤离。布洛赫亲眼目睹了一个极度心酸的场面:一名法国译员“几个月以来在兵营和*战场上与英军士兵结下了亲密的友谊……此时却只能看着英国战友们站在战舰的栏杆上渐渐远去,而他被禁止登船,滞留在沙滩上自谋生路”;“看着一艘艘战舰将他的异国战友载向安全的彼岸”,只有“超人般的慈悲心肠才能抑制住内心的苦楚”。*5月30日,布洛赫开始忙碌起来,设法将部下的名字加入官方的撤离名单。在短期担任布赖雷 迪讷的交通管制官期间,布洛赫在拥挤的街道上四处走动,走访了比利时边境的培拉奎斯特(Perroquest)咖啡馆。这家咖啡馆还做了几小时的战区指挥部。终于,布洛赫在马洛 雷 班(Malo-les-Bains)找到了主军需处分处的同志们,当夜还和他们在沙丘上一起露营。那一夜,德军的炮火声总是打断他们的睡梦,还好德军只是针对某一特定目标进行攻击,他们这才“在四周满是海草的沙丘宿舍里”*免受炮火的屠戮。撤离行动并不顺利。5月31日一早,布洛赫接到通知,他的部下可以登船。然而,他们的船只遭到了轰炸,大部分人得以获救。现在,布洛赫可以着手考虑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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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7-24
  “比较法”并非布洛赫的独创,而是从皮雷纳和语言学家梅耶那里借鉴来的,不过他很早便是这一方法的忠诚实践者,并且认为这是今后研究的“完美工具”。*比较法包罗万象:*研究者可考察被时空分隔的文化和社会,寻求相似或共通的现象,发掘相似性及延续性,但可能会得出一些局限或狭隘的结论;亦可秉持历史的态度,对相邻或同时代的社会进行平行研究。布洛赫便认为后一种更具体的研究法能得出“更有意义的结论”*。在探究英国圈地运动时,还有什么能比在欧洲大陆找到相似(但不尽相同)的进程更具启发意义呢?反之亦然。怎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加洛林(Carolingian)政体的原创性,是从取而代之的梅罗文加(Merovingian)王朝入手,还是从比利牛斯山另一侧的西哥特人(Visigoths)身上寻求历史联系?要更好地把握中世纪欧洲主要机构的起源,是专注于单一的事例,还是广泛研究欧洲大陆?若将比较法运用得当,历史学家便能区分本源和变异,譬如分辨中世纪英国、法国和德国阶级和法律地位的差异(德国“自13世纪以来,等级观念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发展”)。当然,其中也依然存在一些问题:研究者建立联系时必须一丝不苟,保持清醒,尝试多种解释,但有一个基本前提绝不能背弃——比较是必要的,能将研究从人为的界限和时代的混乱中解放出来。但具体如何操作呢?布洛赫广邀学者设计问卷调查,使其不受地域和国家的限制;他鼓励分工协作,但不论从事什么专业,“研究计划、问题论述甚至是使用的术语,都应该建立在他国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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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7-24
  冬日带来更多的等候与绝望,更伴有日益增加的危险。1943年12月,预计到盟军登陆和国内起义,狂热分子约瑟夫•达尔南(Joseph Darnand)被任命为法兰西民兵头目。他上任后立即与德国人全面合作,向抵抗运动发起大范围的野蛮行动。伴随着这一波恐怖逐渐接近里昂,布洛赫谨慎地策划出逃。他坚韧而勇敢,静候自己的命运。他已做好必要的财务安排,也知会妻子打理他希望发表的学术作品。参加抵抗运动将近一年后,布洛赫即将迎来最大的危机,他知道太多人、冒过太多险、太不注意自身安危。他察觉到各种信号,知道自己行将被捕。被捕前晚,布洛赫挂念的全是他人:他勇敢坚忍的导师费迪南•洛特,他之前的学生们,尤其是他的家人。他试着安慰女儿,给予她未来的希望——后者的工作随儿童之家的关闭而结束。对远方的儿子们,他说自己对必需的生活方式还不习惯,虽然劳顿却仍然感到满足。虽然极不情愿,他仍勉强同意丹尼尔加入游击队的决定,并立刻展开工作,帮助儿子。被捕当天早上,布洛赫请求妻子原谅他的“远行”。布洛赫被严重暴露。近两个月来,他一直是罗讷—阿尔卑斯地区人员的实际领袖,鉴于马拉雷(“博杜安”)在1月初匆匆赶赴巴黎,而他的继任者阿尔班•维斯特尔[Alban Vistel,代号“弗朗索瓦”(“François”)]又罹患肺炎,现在的布洛赫是两名新任的地区领袖——来自“战斗”的维斯特尔和R.布朗克[R.Blanc,代号“德拉克”(“Drac”)]的上级领导。布洛赫的副手让•布洛赫 米歇尔[Jean Bloch-Michel,代号“隆巴尔”(“Lombard”),他代替了11月被捕的佩克]是布洛赫哥哥的长子,布洛赫之前曾帮助抚养他。1944年2月,布洛赫在里昂中部的喀特夏普(Quatre Chapeaux)街一号(科尔得利大厦,the Cordeliers Building)的一家缝纫工厂的六层建立了新的支部。经由当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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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7-24
  费弗尔与布洛赫的友谊始于1920年,双方从中收获很大。他们拥有一些共同的学生和校务活动,办公室和住所相互毗邻,交流的机会比比皆是。这种密切关系使他们形成了一种共同的使命:撬动老一辈人的权力杠杆,从而提高历史的技能,打破各种人为的障碍,消除迂腐的学问卖弄和时间错误,实现历史的主要目标——“理解”。他鼓励年轻的同事布洛赫,继续从事《国王神迹》和《法国农村史》的研究。在他的帮助下,布洛赫重新恢复活力,并协助他实现了创办杂志的夙愿。然而,费弗尔毕竟是年长的一方。他与老一辈学者联系密切,职业素质更高。虽然他兴趣广泛,改革热情很高,但研究领域却非常“专”,很少偏离他所擅长的16世纪;而且与年轻的合作者相比,他几乎很少探索新的研究方法或开拓新领地,也没有效仿皮雷纳将研究范围从中世纪扩展到现代。虽然两人都对历史研究中的比较法感兴趣,但布洛赫真正发展了这一方法;虽然两人都对涂尔干学派的作品很熟悉,但布洛赫对经济现象、社会群体和制度的关注要更持久,也更精通;此外,他还严厉地批判了社会学领域中的非历史化倾向。他们都没有撰写过严格的叙事史作品,都把过去作为一种独特的说教方式。他们反对枯燥乏味的学术研究,经常会像艺术家那样流露出机智和才华。他们喜欢以提问的方式揭示过去的人类现实,作品中包含进一步研究的各种建议。他们都会批评一些学者的不足之处,但与博学的布洛赫相比,费弗尔往往将其作为研究的起点。*例如,费弗尔于1928年出版的广受好评的作品——有关马丁·路德的评传,是对天主教史学家海因里希·德尼夫勒(Heinrich Denifle)神父的批判,他反对神父对宗教改革家所做的初步心理分析。后来,他有一部深入分析拉伯雷的专著,针对的是阿贝尔·勒佛朗(Abel Lefranc)1922年出版的一本书。在勒佛朗看来,拉伯雷是一个无神论者,费弗尔则对此进行反驳,作品在批判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和成形。*布洛赫和费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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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7-24
  布洛赫的风格和方法在《国王与农奴》中一览无余。书中完全没有叙事成分,取而代之的是布洛赫如法庭审查官般展开对文档的研究,提出坚实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又生发出其他问题),并且时常对证据本身进行尖锐的批判。他在好几处都引入了比较的例子,填补源头的空白,为研究王室政策提供参照。《国王与农奴》代表了布洛赫日后的发展方向,即熟稔地结合法律、政治、社会、经济和心理因素,提供一个更为全面、客观的历史版本。本书也揭示了布洛赫对经济状况的重视*、对形式和仪式的兴趣*,以及将现代思维同中世纪思维区别的敏锐意识。*对于这幅宏大且还在不断发展的图景,《国王与农奴》只能勾勒其形,但本书成为连接布洛赫战前研究与斯特拉斯堡生活的桥梁,如今他可以尽情地扩展研究领域和研究视野。
• 新史学

  2019-07-24
  1914年7月13日,布洛赫给亚眠中心的学生做了一次演讲,此演讲带有很强的自传色彩。他在演讲中归纳了一些历史学家的信条,这些“指导思想”一直指引着他的人生。历史学家与科学家不同,可怜的他们注定无法认识自己所研究的现象;与他哥哥那样的内科医生也不一样——他们可以直接从事实验,历史学家则只能依赖二手的证词。他如同一名预审法官,只能根据各种各样的证人来重构“现实”。历史批评必须剥离真实、虚假和可能性。布洛赫认为人类非常懒散,随时都会将各种观点当作事实本身。因此,历史学家要发展出一种批评方法,将其作为一套“永恒的戒律”,与自满、工作过度、疲惫和结果的不确定性等做斗争。面对互相矛盾的证据,批判的精神必须避免做任何判断:“如果你左边的邻居说二二得四,你右边的邻居说二二得五,不要因此而得出结论说二二得四点五。”如果针对一个特殊的事件,三个证人给出了相似的言辞,那么精明的历史学家就要找出谁是抄袭者。一般来说,原创者与抄袭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具有一定的表述风格,使用的主动词汇多于被动词汇。绝对的数量并不一定会指向真理,如果十个甚至一千个人坚称北极的海没有冰,那么只需要一个人——皮尔里上将(Admiral Peary)就可以将他们的言论推翻,因为他五年前到过那里。在亚眠大教堂的正面,大天使在得救者和被诅咒者的灵魂之间维持着一种平衡;同样,历史学家也需要两种证人,他不能完全相信或否定任何一方。所有的证据都有瑕疵,有时虚假的证据也会包含有用的细节。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对整体进行解剖——往往是各种美好、有趣的现象,从而去伪存真。正如歌谣中所唱的那样:罗兰(Roland)死于龙塞沃(Roncevaux);但是历史学家必须纠正诗人的错误——他并非被撒拉逊人(Saracens)所杀。布洛赫指出,人的记忆非常脆弱,也不够完美,是一面遍布污点的镜子,它所照出的图像也会随之变形。人类的智力在不断地运转,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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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7-24
  二十五年前,年轻的历史学家布洛赫*为法兰西民族和自己的公民身份而自豪。他曾经历过战争的洗礼,体验过胜利的荣耀;二十多年以来,他在个人、职业和政治上起起伏伏。如今已是1939年,他虽然对祖国不无批评之声,却依然热爱自己的祖国。*作为一名学者,布洛赫学会了考察自己社会的主要特征和区域特色,并将其放在欧洲更大的背景下进行比较。他通过爬梳过去与现在之间遥远、复杂、隐秘的联系,来证明历史的价值。然而,这位公民偶尔也会懈怠,也许是太过谨慎,也许是心不在焉,无法对自己和祖国的各种危险信号作出回应。随着年龄的增长,布洛赫对法国的热爱演化成了一种新关系:“祖国母亲”过去曾朝气蓬勃、声名赫赫,有过辉煌的历史,如今她却极度脆弱、不堪重负,甚至遭到了子孙后代的背叛。他是一个杰出而又苛刻的“孩子”,竭力用自己的作品为她增光:他二十五年的奋斗和成就进一步巩固了这种联系。与此同时,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对手和劲敌不断壮大——它们对于法国的虚弱和腐败幸灾乐祸,期待着法国受到“惩罚”*。在最终的挑战面前,他所挚爱的法国似乎开始退缩;但布洛赫仍然坚持采用古代更高的标准,一味强调自己的责任感,却忽视自身的脆弱——他的这种声音也被逐渐孤立起来。
• 新史学

  2019-07-24
  布洛赫的研究有几大鲜明的特征。与一些同行不同,他反对浮于表面的现实考量,拒绝“将克洛维斯(Clovis)或查理曼(Charlemagne)简单地引入到当今欧洲的争论中”,也很反感模仿学究们在羊皮纸上定夺所有民族命运的行为。*他反对体系的奠基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和H.G.威尔斯(H.G.Wells),也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包罗万象的解释。一切形式的决定论和华而不实的理论,都为他所不容:“大自然千变万化,本该对应着人类情感与理智的纷繁复杂。”*布洛赫认可涂尔干的研究,并高度赞赏其后继者让《社会学年鉴》(Année Sociologique)复生。虽然布洛赫是历史学家而非年鉴学家,但他坚信因时而变的维度,强调细微的变异与难以预测的缺口,也赞成同辈历史学家推崇备至的表层裂变(surface ruptures)思想。*布洛赫认为,对于任何问题,历史学家的责任都在于理解,而不是去评判研究对象。*实事求是的工匠,能超越日常生活中的浅薄、平庸和偏颇。布洛赫经历过战争对人类心智和知觉的扭曲,深知人们容易接受人为的概念——“一些虚假的必然性”:畅通的河道如何成为国界,看似*精细、抽象的地图为何经常影响政客的决策,种族概念缘何“萦绕19世纪的思想界”,抽象或缺席的黄金如何扭曲了商业交换。在研究与教学中,布洛赫一贯自律,与历史学者天生的“惰性”相抗争。这种惰性往往使人偏好貌似可靠的抽象解释,而不是努力去追溯某一现象的独特源头。
• 新史学

  2019-07-24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对历史学家的一次考验。他们客观性、学术性的原则及其基础——对科学事实的搜集和对证据的严格评判,受到了公开的检验。在许多虚假的科学面具背后,浮现了民族主义的幽灵——他们宁愿利用学术的声望和资源,为占领比利时、法国东部和俄罗斯帝国的行为开脱,或者干脆直接宣扬国家自由主义,为来自协约国的各式委托人服务,却不愿客观地依据“事实”得出结论。战争的余震不断,历史学家们对巴黎和约褒贬不一,欧洲的和平、安定和经济复苏完全无法实现。战时的人口总动员,层出不穷的新兴科技,让一小部分历史学家深受震撼。他们决心扩展历史学的疆域,开放传统的政治、战争、外交和伟大领袖的研究,升华纯粹的*叙事,辅之以健全的分析框架,使历史学更加完备、精确并“以人为本”。虽然实证主义的卫道士仍活跃在各自的职位上著书立言、训练弟子,但与布洛赫同时代的一些退伍军人开始在大学里崭露头角。他们得益于战前的社会和行为科学,受经济、社会、法律和宗教史等创新性作品的影响。这些人不仅对传播伪科学的法国手册作者嗤之以鼻,也与其竞争对手德国历史主义者意见相左,因为他们一贯坚持历史的主体性和独特性。人的历史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亟需相关学科的支持,以便解释国家和世界性问题,解答新的经济和科技疑惑,同时吸引更为广泛的国际关注。新旧史学之争在美国已经根深蒂固,又从西欧传播到意大利、西班牙、新兴的东欧各国和日本。之后的一系列事件令这一争论持续发酵,包括早期苏维埃和欧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蓬勃发展,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法兰克福学派经典著作的出版,还有一批新刊物的发行,如波兰的《社会和经济史》[Dziejow Spolecznych i Gospodarczych(1926)]、英格兰的《经济史评论》[Ecomonic History Review(1927)]和布洛赫与费弗尔共同发起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the 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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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7-24
  被捕后,布洛赫被带到盖世太保位于贝特洛(Berthelot)大街内军医学院(École de SantéMilitaire)的总部,这座以克劳斯•巴比为首的机构以其众多冷酷的刑讯方法——烧灼、冷水浴、棒击——和地下室处决而著称。第二天,历经审问和刑讯的布洛赫被转移至蒙吕克(Montluc)监狱,侄儿“隆巴尔”看到他处于“极其不好的健康状态”。在第二次审问和刑讯之后,布洛赫饱受双侧支气管肺炎和严重挫伤的折磨,在医务室待了四周。布洛赫只是告知了德国人自己的真名,这也许是期望外界干预,也许是出于自尊或争取更好对待的愿望。离开医务室后,3月22日和25日,布洛赫两度受审,但他仍拒绝泄露信息。盖世太保似乎对大部分羁押者都失去了兴趣,释放了一部分人,但对于如布洛赫一般涉嫌同审查常委会和其他政府官员有来往的显要,却尤其关注。蒙吕克副典狱长数次审问布洛赫,但他明显未能如意。漫长的痛苦之中,布洛赫保持冷静,坚忍如故。在距离里昂中心不到两千米的地方,他被羁押在一座拥挤不堪、难以逾越的19世纪军事要塞之内,此处因劣质食品和肮脏环境而闻名。为了“打发时间”,布洛赫重拾索邦教授的角色,向一名青年抵抗者讲授法国历史,解释土地类型。布洛赫据称十分警惕牢内的告密者。他获释无门、逃脱无方,静候自身的命运。盟军的进攻日益临近,准备撤退的德国人开始处理大量囚犯,其中一些被转移到第三帝国的集中营。但自4月开始,尤其是进入6月初以后,为避免抵抗力量的觉察和报复,大批囚犯在夜间被转移至里昂周围的各大独立地点,执行枪决。从新近的收押者处,蒙吕克的人们几乎立刻便知道了盟军6月6日登陆诺曼底的消息。这一久候的喜讯通过敲击墙壁,以密语的形式如海潮般在各牢房传播。几天后,6月中旬,布洛赫被转移到另一间囚室。6月16日晚约8时许,羁押在蒙吕克不同牢房的28人集合在一起,两两铐牢,登上一辆敞篷卡车(小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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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7-24
  布洛赫从一群睿智雄辩的教员中脱颖而出。他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任职十七载,有机会开设类型众多的中世纪课程。学生们一致认为,布洛赫的课程组织细密、方法系统、知识详实、批判得力,并且时而加入篇幅宏伟、引人入胜的评述来丰满教学——类似他的写作风格。布洛赫是一名严格的老师,对学生的报告要求很高,尤其讨厌缺乏视角或僵化的文章。有的学生认为布洛赫“冷若冰霜”、尖酸刻薄、吹毛求疵。布洛赫的教学方法十分传统,但作为新晋教授,他凭借对文献的掌握、对相关学科的了解,他那高超的语言技巧和独特的洞见,奠定了在学生心中的地位。布洛赫反对一切教条主义——不论是种族的、经济的、等级的还是环境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之一便是多提问题,而不是仅仅展示超验的真理。他常表示,历史学家既不是神学家也不是道德家,他们的角色并非谴责或开脱某一特定情况,而是去理解造就如此现象的原因,找寻现象背后的目的。布洛赫教学的独到之处在于,紧抓一个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穿越时空,直至得出阶段性结论,再提出新的问题。他乐于展示探索的方向。有时,为了激发听众的兴趣、批判的精神或反思,抑或他自己也不确定的答案,布洛赫便坦然承认自己的“无知”(他也经常指责他人避谈无知的行为)。布洛赫的教学方式与德国古典思想中的育人理念、知识总体、全面发展(Bildungs-ideal,the alles wissen,alles tun)等差异明显。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这些思想建立了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均衡了对个体自主、修养的理想追求,怀有综合情结的学者已经习惯于消极地服从这一普遍现实。布洛赫把教育看作是一种自我追寻,寻找自身与无法把握之整体的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个体需要训练心智,发展批判思维和锻炼分析能力,也要学会逻辑抽象、普遍归纳和明智判断,同时得保持开放的姿态,接受全新的观念。布洛赫认为,这一过程本身便意义不凡,事实的搜集远比不上事实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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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7-24
  对于欧洲当代的历史学家来说,布洛赫无疑是一个理想的研究对象。他生逢乱世,命途多舛,一生经历了从德雷福斯事件到犹太人大屠杀等众多历史大事;切身体验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祖国被纳粹侵略的惨剧。布洛赫的人生呈现出一种鲜明的对称性:他生命的第一年和最后一年都在里昂;教学生涯的开始和终结都在蒙彼利埃(Montpellier);在回到日新月异的巴黎之前,他在先人的故乡阿尔萨斯(Alsace)生活了十七年。然而,有一条主线贯穿了他生命的始终,即他对法国最真挚的热爱——法国是他精忠报效的祖国,是他的祖辈获得自由、接受教育的地方。1906年和1918年,他曾以这个共和国为荣。可是,他亲眼目睹了祖国一步步走向衰亡,并于1940年最终覆灭的过程。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广阔,却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法国,他后来还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布洛赫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在那个时期的法国,甚至是整个西方世界,这种情怀并不少见。然而,真正让他脱颖而出的是,他为之注入的人道主义、自由主义、世界主义等品质,以及聪明、黠慧和想象力的因子。因此,他能穿越狭隘的时空壁垒,位列世人所景仰的英雄谱之中。
• 新史学

  2019-07-24
  布洛赫的历史观在二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已形成。他深受时代的影响,将历史学与科学进行了比较。布洛赫认为,历史学与化学和生物学不同,不会涉及太多的分析和归类,它本质上是一个描写和叙述的过程。与瑟诺博相似,布洛赫主张一切学术研究都关注“事件”和“现象”:前者是一组事实的随机组合,相互之间的联系是暂时的;后者则是在对相关事件的分析之后才会产生。布洛赫的看法与父亲类似,认为科学家考察的是相对简单的现象,他们可以进行概括,并给出一些解释;这些现象只是单方面地作用于观察者的意识。在布洛赫看来,历史学主要研究的是“心理”现象,它们同时作用于主体和观察者,因此几乎可以有无穷无尽的解释。这种概括的过程会受到众多因素的阻碍,如现实因素、人为因素,以及历史学本身所具有的特征——编年性、实证性和综合性等。尽管如此,这门学科仍然具有一些科学性的特征。布洛赫采取中立的立场看待瑟诺博与涂尔干之间的争论:他反对“错误地”区分社会和个人,因为社会不仅仅是“一群个人”。实际上,两者都遵循一定的“法则”,也存在一些重合的地方。布洛赫认为,有两个领域适合建立永恒的法则,即语言学和经济现象学(“人类对物质客体的利用”),这也是历史科学性特征的基础。在他一生的历史研究中,这两个领域始终处于中心的地位。
• 新史学

  2019-07-24
  德雷福斯事件对布洛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曾在一篇简短的证词中说,自己与这个时代的人格格不入,他更认同的是老一代人的价值观。1904年,当他步入巴黎高师门槛之时,恰逢一个杰出时代的终结。1890年至1904年,典型的巴黎“高师人”投身于共和主义理念:他们反对一切教条主义和等级制度,是饶勒斯式的社会主义者、尚未染上沙文主义的爱国者、没有任何宗教派别或偏见的自由思想者。很多学生与教师一起签名请愿,要求法庭重审德雷福斯案。然而,“1905年入学的年轻人”却迥然不同:他们是“赤裸裸的非理性主义者,甚至是反理性主义者”。德雷福斯派对教会和军队的报复使其群情激愤和异化,他们的灵感来源是贝玑,而不是饶勒斯。四十年之后,布洛赫在法国的黑暗时期回忆道,贝玑在这一事件中大无畏地站在犹太人一边,像诗人和记者那样对“世事”疾恶如仇;然而,他更欣赏饶勒斯明晰平和的历史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