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乾隆盛世

• Balien Jin

  2019-10-13
  普遍使用的笞刑通常被传教士们视为一种温和的上级对下级的责罚, 就像父亲对儿子那样, 不带侮辱性质。不管这些先生们怎样轻描淡写, 事实是这种侮辱从首相到农夫都有可能遭受, 经常发生在官吏的任意妄为和暴怒之时, 并往往是不必要的残酷而不公正。我们碰到过好几件这种事。在沿白河返程时, 河水比我们来时浅了许多, 一条座船在半夜搁浅了。在刺骨的寒风中, 该船的船夫在水中直忙到太阳升起,想尽办法也没能使她脱困。船队的其他船只都继续前行了, 主事的官员最终失去了耐性, 命令手下的兵丁让船长和全体船员挨板子。他的命令自然以一种最无情的方式得到了执行。那些可怜的家伙提供了船只、服了两天的苦役,这就是所得到的唯一奖励!我上文已经提到过另一个例子。因为天气热到华氏88度, 供给我们的肉有一点点变质, 负责官员为此被降了级, 他的部下都挨了鞭子。每逢顶风, 或者有必要逆水行舟时, 就会雇用一些人拉纤。下层百姓总是被迫服这种艰苦的劳役。拉一天有约六便士的工资, 但是不给回家的路费。这些人知道找人替代他们十分困难, 因而苦役似乎遥遥无期,所以通常都在夜里选跑, 并不在乎拿不到工资。为了找到替手, 官员们派手下的兵丁去附近的村庄, 出其不意地把一些村民从床上拉出来加入船队。兵丁鞭打试图逃跑、或以年老体弱为由要求免役的民夫的事, 几乎没有一夜不发生。看到他们当中一些人的悲惨状况真令人痛苦。他们明显地缺衣少食, 瘦弱不堪。拉纤绝对不是一件轻活。有时候必须过泥沼, 有时候要游跨激流接下来马上又得让裸体曝晒在烈日之下。他们还总是被兵丁或什么小官吏的随从监督着, 其手中的长鞭会毫不犹豫地抽向他们的身子, 仿佛他们就是一队马匹似的。 荷兰使团是由陆路进京的。时值隆冬, 大江小河皆冰冻了, 气温常常在冰点以下8到16度, 全国大部分地表都覆盖着冰雪, 可是他们常常需要连夜赶路。被强拉来为他们运礼品和行李的农夫...
• Balien Jin

  2019-10-12
  中国年轻人不常聚会跳舞或进行体育运动。在欧洲, 各种聚会活动大多具有排解孤独的持续劳作所引起的沮丧和忧郁的良好效果。他们连固定的为宗教礼拜而设的休息日都没有。他们的敬神活动带有统辖其家庭生活的那种同样的孤独特性。不同的宗教流派于不同时期传入中国, 但没有哪一流派有集体礼拜的习惯。这对中国而言似乎是一种极大的不幸。因为除了宗教因素之外, 公休制度对身体和精神同样有益。从一周或别的固定日期当中奉献一天来服务伟大的创造者, 并从体力劳动中解放一下, 同样也是人道的需要。在法国政府的创新激情臻于高峰、权利落在不信神的蛊惑民心的政客手中时, 在她的神殿被玷污、一切神圣之物都被侵犯和亵渎的时期, 礼拜天被视为古代迷信的遗风而被取消。与此同时, 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 似是而非地反对保留礼拜日的诡辩在某些人当中也颇为时髦。他们说礼拜日鼓励人无所事事、酬酒胡闹、放荡浬乐。大城镇里人口众多, 一个技工一星期工作3天就能维持生活, 所以即使没有礼拜日, 他们也不会在其他4天里找不到机会鬼混。而谁又会希望看到劳累的农夫被剥夺7天中的一天休息日呢? 这在他是比其他6天所挣的工资更可宝贵的。就是技师和工匠也不例外。看到体面而谦恭的农夫在家人的簇拥下, 穿着最好的衣服同前往本区的教堂, 哪一个有人性的人会不跟他一起欣慰而笑呢? 这种笑容在他脸上那天特别灿烂, 显示了他心灵的平静安详。他把这一天用来为上帝尽责, 给身体养精蓄锐, 享受干净衣服的舒适, 跟邻居交谈以活跃自己的思想, 然后再以双倍的活力回到日常的劳作。以艾迪生先生在他的一期《旁观者》中的话来说, 这就好比是擦去了一 周的锈迹。中国的新年初一以及随后的几天, 恐怕是社会中的劳动阶层唯一能够庆祝的节日了。在这几天里, 连最贫穷的人也要为自己和家人弄上一身新衣服。他们会探亲访友, 互相祝贺, 收受礼物。朝廷官员和上层人士则会大开宴席, 演戏作...
• Balien Jin

  2019-10-12
  他们家庭生活的行为准则是极度的孝顺, 即热爱和顺从父母。中国人的这一特点早就声名远扬, 耶稣会士还认定这有益于皇朝的稳固。事实上, 孝顺在中国与其说是一种道德感情, 还不如说是一种规矩,天长日久便具有了不成文法的效力。可以有把握地说, 它只存在于朝廷的律法中, 而不是在百姓的心灵里。如果孝道真是出于人心的自然流露, 任何强制实行孝道的规矩或法律早就成为多余。儿童在幼年被谆谆教诲的第一条就是毫无保留地服从父母的意志。这样做的要旨不仅仅是“光宗耀祖”,而且也是在父母有生之年为其劳作, 为奉养父母而甘愿一辈子做牛马, 必要时把自己的生命也交由其父处置。由规矩和习惯培养出来的这种巨大的父母权威, 具有跟最严格的法律同样的约束力。它给予父母对子女的毫无限制的专断之权, 跟法律赋予皇帝—百姓之父—对他的子民的是相同的。于是,就像古罗马的父亲所有的把儿子卖身为奴的权力一样, 这种权利在中国被广泛运用,或是因为心血来潮,或是因为贫困,或是因为其他原因。出于理性或公正的法律是很少需要解释或辩护的。鼓励这种违反一切自然原则和道德规范的父母权威的中国朝廷, 似乎早就感觉到上述论断的威力。他们的文人学土早就受命撰写了无数卷帙, 要旨不外乎是在百姓的心灵上烙下父母对子女和皇帝对百姓的权威之间的对应关系。一旦建立了前者的合理性和公正性, 在一个家长式的国度里,后者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就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了。这种权威一旦赋予了一方, 另一方就没有理由再将其剥夺。为了减少人们可能出于良知而产生的犹豫, 不难发明一些诡辩, 来为那些无人性的、故意的或是为贫困所迫而要卖子为奴的父母服务。他们最有名的一位法学家说, 儿子在父母死后有权出卖自己为他人服务, 无论是一天、一年还是一生; 既然父亲在活着的时候对儿子有无限的权利,他就有同样的权利把儿子的服务卖给他人一段时间, 甚至终生。
• Balien Jin

  2019-10-12
  中国人比古希腊人或蒙昧时代的欧洲人更加竭力强迫妇女温顺, 对她们横加约束。他们不满足于剥夺她们运用四肢的能力, 还进一步将妇女走出内宅抛头露面定为一种道德犯罪。她们偶尔外出探亲访友也必须坐在封闭的轿子里, 步行会被视为极端粗俗。即使是乡村贵妇, 她们或许享受不到坐轿的奢侈, 也不得步行, 而是乘坐封闭了的独轮车。不过, 下等人的妻子女儿既不被困于内宅,也不得免除艰苦卑贱的劳作,许多人还被迫背着婴儿干活,她们的丈夫则很可能是在玩乐,或者无事闲荡。我常常看见妇女帮助拉一种小型的犁和耙。在江西( Kiang-see)省, 你随处可见这样的景象:一位妇女拖着一种轻便型, 凭一支把手,在翻耕过了的田地上开沟。最容易的活,即把握犁的方向, 则留给了丈夫。他只要用一只手扶犁, 用另一只手往沟垄里撒种就行了。在生活的更高层次上, 这些妇女如果有什么优势的话, 那也不足令人羡慕。即使是在户内,在自己的家里, 一个女人也既不得跟丈夫同桌吃饭, 也不得同坐一室。男孩子到了9岁或10岁时就完全跟姐妹们分开了。于是那种亲爱的情感, 不是天生的本能,而是经由长期的交流小小的需要和快乐而产生的那种, 就被扼杀在情感世界的萌芽阶段了。在同一家庭的成员之间, 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依照冷冰冰的礼仪相待。没有什么共同点来吸引和聚集孩子对父母的热爱和尊敬。每个人都跟别人格格不入。在我们国家, 漫漫长冬的夜晚, 孩子们会聚集在温暖的火炉边, 交流一天当中的趣事或历险; 它们在中国则都被没埋在沉默之中了。不错, 男孩子有时候在学校里会打成一片, 但是作为他们所受教育中相当重要的部分, 严格的礼教完全抑制了一切活跃进取和冒险创新的精神。上等阶层的年轻人沉静、规矩和死板,永远努力呈现成年人的严肃。
• Balien Jin

  2019-10-12
  皇帝的孙子们几乎是每天都来的常客。好像园中有某供他们受教育的学院。尽管这些人的年纪已是16到25岁那个老太监还是常常把他们撵出大殿。我向迪奥达多表达自己的惊讶。我们也接待了不少满族将军和军官。听说有能斩铜截而不伤刀刃的利剑, 并亲眼目睹之后, 他们惊诧不已, 目瞪口呆。给军官送礼, 没有比吉尔的剑更合适的了。访华期间,我们接到很多代他们讨剑的热切请求。由此看来从广州通过正常的贸易进口这样东西, 我想不会是件难事。所有礼物当中, 那辆哈切特( Hatchett)制作的漂亮马车最叫中国人伤脑筋了。京城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光是车上哪一部分是供皇帝乘坐的就让他们争执不休了。那辆冬天用的马车驭座篷罩带有漂亮的花边, 装饰着玫瑰垂饰。它华丽的外表和高耸的位置让大多数人立即认定这是皇帝的座位。但是车厢之内该由谁坐就难以判断了。他们检视了窗户、百叶帘、帷幔, 最终得出结论,那只能是绐他的嫔妃坐的了。 那个老太监跑来问我。听说那个漂亮的高座是给车夫坐的, 皇帝的座位在车厢里面,他面带讥笑地问道, 难道我认为大皇帝会容忍有人坐得比他还高、把背冲着他吗? 他想知道我们是不是有办法把那个驭座拆下来, 移到车厢的后面去。
• Balien Jin

  2019-10-12
  虽然接近北京时没看到什么有趣的事物, 穿过城门走上那种大路之后, 我们眼前马上就展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景象。大路两旁各是一溜屋宇, 全为商铺和货栈, 门前展示着各自的独特货物。商铺前一般都竖着大木柱。柱顶高过屋檐, 柱身刻着镏金大字, 标明所售货物以及店主的诚信名声。为引人注意,柱子从上到下一般还挂有五颜六色的彩旗, 宛如一排船舶飘着各国的国旗, 就像我们有时在欧洲所见的那样这些房屋的侧面同样鲜艳, 大多漆成天蓝或黄绿色。在我们看来尤其特别的是, 所售的货物当中最为辉煌的是供死人睡的棺材。就是把我们最华丽的灵柩跟中国富人的棺材并列也立刻会显得寒酸。其板材少有薄于3英寸的, 而体积则为我们的两倍。在它们边上吸引我们注意的是棺材架和婚轿车的华丽外观, 也都覆盖着绚烂的华盖。
• Balien Jin

  2019-10-12
  墙头和碉堡都没有安装大炮。但是在比城门还高好几层的城门楼上, 射击孔都装上了红门, 朝外的那一面画着大炮图案, 从远处看跟战舰上的伪装舷窗一样。中国城门一般是双重的, 开在方形或半圆形的瓮城上。进入第一重是一个大广场, 围以专供军队使用的屋宇, 或作储存供给和弹药的库 房, 或为营房。出了这个广场就是第二重门, 跟第一重一样有类似的门楼高耸于上。再出门便是城里了。这个著名城市给人的第一眼印象既不足以勾起巨大的期待, 也不能引发深入的了解。接近一个欧洲城市, 通常都会有丰富多彩的事物引人注目, 如城堡、教堂的尖顶、穹顶、方尖碑以及其他高耸的公共建筑, 人们心中自然就会想象它们各自的建筑特点和用途。在北京, 连一根高耸于屋宇之上的烟囱都看不见。所有的屋宇都差不多一般高, 加之街道纵横笔直, 就像一个大营地似的外貌统一, 整齐而呆板。如果将屋顶都刷成白色, 而不是目前的红、绿或蓝色, 那就完全跟营地相同了。少数屋字不止一层, 但除了大商店, 它们都既没有窗户也不在正面围墙上留孔。不过大多数屋子正面有一种阳台, 装有栏杆或胸墙,摆设着盆花、灌木, 或者发育不良的树。
• Balien Jin

  2019-10-09
  .....他和总兵商量了一会儿，决定把当地所有从海路去过天津的人都召集起来。他们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带回了一群人。他们是我平生所见神情最悲惨的家伙了，一个个双膝跪地，接受询问。有些似乎是去过天津港，但并不是水手；有些是干过这个营生的，却从来没去过；还有几个从来没有踏上过任何一种船的也被拖了来。简而言之，这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白白浪费了。就在我们差不多绝望，准备空手离开舟山这个繁忙的大港时，又有两个人被带了进来。他们似乎比先来的人更能胜任这项工作，却又早就不再下海，而是经商有成，无意在重操旧业。他们跪着恳求免除这趟劳役，但是毫无效果。皇帝的谕旨是不得违抗的。他们徒劳地哀告道，离家远行会坏了他们的生意，给妻子儿女和家庭带来痛苦。总兵不为所动，命令他们一个小时之后准备妥当。总兵的专断反映了该朝廷的法制或给予百姓的保护都不怎么美妙。迫使一个诚实而勤劳的公民，事业有成的商人抛家离子，从事于己有害无益的劳役，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为。除非是在一个专制的、其子民不知有法而只知有暴君的国度，这是不能容忍的。而这还只是在一个大帝国的边陲，远离权力中心的小岛上呢。可见无论在什么国家，权力下放之后都容易被滥用。从今天的事上，我们大约可以有把握的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长途旅行在中国是能免则免，所以黄海贸易都是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递次而行的。贩运之物要有厚利可图，在到达遥远的消费者手中之前就必须层层加码。这大概就是该国的许多物品在京城价格极高的缘故吧。亚洲内陆的商业贸易也由车队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从这一站到下一站，商人互相买卖或交换货物。
• Balien Jin

  2019-10-09
  事实上，中国人的航海术跟他们的造船术一样落后。他们既不记录海上的航迹，也不借助设定每一地点的位置，虚拟在地球表面的路线。换句话说，他们毫无办法确定任何地方的经纬度，不管是从驶过的距离、海上借仪器观测天体来估计。可是他们却自夸说，他们有许多祖先曾多次远航，借助的航线图有的是画在纸上的，有的是画在大葫芦或南瓜的凸面上的。根据这种说法，有些耶稣会士就推断这种海图一定比平面的要精确。不错，如果这种凸面的大小跟地球表面有对应的比例关系，上述推断是可以成立的。但是，还有一个前提是中国人必须有过充分的这种知识。从古至今，中国人似乎并不掌握这种知识。他们普遍认为地区乃是方的，而中华帝国就在其中央。
• Balien Jin

  2019-10-09
  科学家、艺术家和博物学家如果走遍这个辽阔的国家，除了好奇心得到满足外，很可能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她可以炫耀的绘画和古代遗迹寥寥无几。曾经保护过她的和平居民免受游牧的鞑靼人攻击的长城，众多城市的城墙及其方形角楼和高大城门，以及不时可见的古塔，就是她仅有的建筑和古董了。除去这些，全中国恐怕就没有一座建筑经受住了300年的风雨。没有绘画也没有雕塑足以引人注目；即便有，那也只是因为形状的新奇和怪异。在欧洲大陆，尤其是意大利和希腊的古典圣地，每一个城市，每一座山峦，每一条河流，每一处遗迹，都因掌故累累而意味深长。诗歌的主题，哲学家或立法者的座位，重大事件发生的场所，都会复活我们心中在少年时代学习他们的历史时产生过的快乐，叫我们心潮澎湃。对欧洲人而言，中国的历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提供这种可资回忆的东西，这个国家的现状也不令人欣赏。如果我们在此寻找古埃及金字塔和巨柱的凝重和壮观、希腊庙宇的美丽和对称、罗马建筑遗迹的宏大和辉煌、或者欧洲现代大厦的便利和优雅，那一定是徒然的。中国的城市可以说千篇一律，都是四方形的，围以石头、砖块或黄土筑的墙。城里的房屋结构相同，街道单调狭窄，只有从城门到城门的大街例外。庙宇千人一面，跟民居一样拙劣，只是规模略大而已。那种在欧洲被称为塔的东西，无论在帝国的东西南北，形制和设计也都如出一辙，只是在层数和建筑材料上稍有变化。各地人民的习俗、服饰、娱乐相差无几。就是国家的面貌，至少就15个古老的省份而言，也大同小异，尤其是那些内河航运可到之处，而它们又是事实上外国人唯一能涉足的地区。
• Balien Jin

  2019-10-17
  如果我们承认这一岁入统计精确, 我也看不到有任何理由否认, 那么中国的岁入支撑这样庞大的军队是绰绰有余的。与中华帝国相比, 普鲁士王国只是地球上一个毫不起眼的小丁点。如果其国王能够拥有一支18万或20万人的军队, 那么个拥有8倍于法国领土的君主, 在他的领土被瓜分前, 拥有的军队是普鲁士国王军队的10倍是毫不夸张的。也许人们看到这个国家与外国极少发生战争, 不禁要问, 这些军人究竟从事哪方面的工作呢? 中国军队与欧洲国家的军队所从事的工作有根本上的区别。大部分满族骑兵驻扎在北方前线和被征服的鞑靼各省, 满族步兵被分派到帝国大城市任卫兵, 其余则分散在较小的城镇乡村, 充当监狱看守、警察、保安衙差、税吏、粮仓看守, 或在地方民政官员和警察下面当各种差事。另外, 大量的军人作为卫兵守卫在公路、运河、河流旁的军事哨所。这些哨所都是小型正方形建筑, 像许多小型碉堡。每座顶上都建一个瞭望塔, 插一面旗帜, 相互距离三四英里。每座哨所起码有6个人驻守。他们不仅制止公路和运河上的偷盗和争斗, 而且转送来往于首都的公共信件。一份加急信件通过这些哨所承转,从北京到广州仅需要12天相当于每天100英里。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其他驿站和送信的方式服务公众。大部分中国军队充其量只是民兵, 从未被视为正规军,而且按常理水远也不会。中国军队只是社会群体的一部分, 并不完全依赖社会群体另一部分人的劳动而活, 而是为社会群体的公共事业做出一定的贡献。每个岗位上的士兵都分有自己的土地,他们为自己的家庭耕种, 并向国家交纳定额的租税。这样的政策受到公众的拥护, 能吸引士兵结婚。已婚男人从来不会从他们的军营中调走。 处在这样情形中的男人, 如果披挂起来, 是绝不可能显出一副威武军容的。在一些地方, 士兵列队出来迎接英国特使, 如果天暖, 他们手中操练的会是蒲扇而不是火枪。在另些地方, 我们看到士兵单列成队, ...
• Balien Jin

  2019-10-17
  局部的暴动骚乱时有发生, 但通常是极端贫困引起的在匮乏饥荒时节, 民不聊生, 他们被迫采取暴力这个唯一的方式来获得生活资料。这可以认为是他们史料中记载的几乎所有动乱的根源。严重的自然灾害大面积发生时, 王朝的延续便被中断, 甚至被更替。我们的中国陪同告诉我们, 在一些省份确实存在着秘密社团, 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推翻清朝。他们举行秘密会议, 声讨满人的骄横, 追忆古代的辉煌, 反思当今遭受的迫害, 策划复仇的行动。即使如此, 就目前的社会现状而言, 人们对他们的思想观点并不十分赞同。事实上, 中国人民并不希望发生革命, 因为伴随一场革命而来的从来就是最最可怕的后果。清朝士兵将会大肆杀戮, 平民百姓即使躲过了屠刀, 也必定会因农耕的废弃, 遭受严重饥荒而成百万地毁灭。没有任何国家会向他们伸出援手, 而他们自己也没有剩余的粮食作为救济。 中国人认为国家真正的财富和繁荣源于农业。遵循这思想, 为了尽可能防止粮食的匮乏, 中国朝廷长期以来对农业中每一次进步都颁以最高奖励和荣誉。农夫被认为是社会里光荣和有用的一员, 其社会地位仅次于学者或朝廷官员。事实上, 在成为学者或官员之前, 多数人都务农。中国的士兵种地。只要庙宇带有土地, 和尚也从事农业。皇帝被认为是土地的唯一主人, 但是用户只要继续交税, 土地是绝不会被剥夺的。租金按预计产量的十分之一计算。虽然使用土地的人不拥有土地, 但是如果他失去使用的土地, 那是他自己的过错。尽管支付租金, 中国人却习惯于将土地看成是自己的, 以至于一个葡萄牙人在澳门试图对中国佃户提高租金时, 差点丢了命。倘若谁租用的地太多, 他一家无法全部耕种, 那么他便将多余的土地转租给别人。转租的条件是得到收成的一半, 他用其中的一部分, 便可交纳全部赋税了。
• Balien Jin

  2019-10-17
  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居然在2000多年间能够保持稳定, 没有发生任何本质上的变化, 这在世界历史中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现象。尽管中国人说自己历史悠久, 文化源远流长, 有吹嘘的成分, 但是毫无疑问, 在公元前400年, 他们已像今天一样, 生活在同样的制度下, 受制于同样的法律, 被同样形式的朝廷统治。那时, 他们那位大哲学家还在壮年时期，他的著作今天仍被尊奉为至理。这些著作的确包含了他们的朝廷赖以为基础的所有格言, 包含了所人们须要遵循的道德准则。对于当今的君主来说, 他的国家可以说在2000年前就已经建立起来了。 如果衡量一个好政府的标准是其延续时间, 不为革命所动摇和改变, 那么在文明国家之中理当首推中国。不管好坏与否, 中国朝廷掌握了一门将其臣民按照自己独特的模式加以塑造的艺术, 而且采用的方式是世界各国的编年史中所未有的。各种因素和事态的发生, 加上政策的因势利导, 似乎导致了这种朝廷的长时间延续。其中, 这个国家抵御外敌的自然屏障应该说是起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另外, 中国朝廷对外国人的来访采取极端谨慎的态度, 因此使得整个世界许多年来甚至都不知道在人类社会中还有这样一个幅员最大国力最强, 人口最多的帝国存在。就这样, 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隔绝开了。闭关自守, 不与世界其他国家作任何往来, 中国朝廷有的是闲暇和精力, 按自己的意愿来塑造国民。这样的实践足以证明, 中国朝廷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因为巧合, 几种很少会同时发生在一个国家的现象导致了中国国内的安定。其语言具有一种特性, 非常适合将广大民众置于愚昧之中。他们既没有被禁止去拥抱自己选择的宗教, 也没有被强迫去支持他们不赞同的信仰。灌输清心寡欲的思想, 摧毁相互的信任, 培养人们的冷漠, 使他们对自己的邻居猜忌和怀疑, 凡此种种朝廷煞费苦心做出的努力, 不能不使人们终止社会交往。在家庭以外, 人们...
• Balien Jin

  2019-10-17
  新闻出版在中国如同在英国一样自由, 印刷业对所有人都开放。这种现象非常独特, 在专制政府中也许是独一无二的。人们通常认为,在自由的国家, 每个人都同样得到法律的保护, 也同样得到法律的惩治, 因而新闻出版自由能够受到尊重。如果新闻出版是自由的话, 建立在错误之上并靠压迫支撑的权力几乎是不可能维持多久的。在欧洲, 正是新闻出版驱散了遮蔽真理光辉的云雾, 打开了一条通向自由的通道, 使人们能够获取那种最能促进个人幸福和公共道德的宗教的教义, 因而导致了教士权力的毁灭。 在中国,新闻出版自由似乎没有引起过朝廷的任何担心和害怕。对违反道德准则的行为, 不经任何形式的审讯, 便可立即处罚, 使得朝廷没有必要去主动限制出版, 因为这种惩罚的方式本身, 就足以防止新闻出版界为所欲为了。对于任何诽谤性的出版物, 不管是印刷者, 销售者, 还是读者, 都同样会受到竹板的抽打。我以为, 很少有人会斗胆去印刷指责朝廷行为或高官的文章和书籍, 因为这些出版物带来的后果注定是毁灭性的。然而, 尽管印刷业要冒这样的严重风险, 日报照常在首都出版, 如同我们的报纸一样, 传播个人轶事、家庭琐细、销售告示, 以及江湖医生的高超医术。听说, 一位葡萄牙传教士写过一段趣闻, 在梁栋材先生的书信中曾提到过。大意是说英国使团因严重疏忽, 铸成大错, 居然没有给皇室亲王和皇帝的大臣带来礼物。在这段虚假恶意的新闻后还安插了另一段报道, 暗示他们带给皇帝的礼物都是一些毫无价值的平常之物。还有一段报道则煞有介事地列出礼物的款目, 其中包括一只老鼠般大的象、巨人和侏儒模型、如意枕头等等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但是, 这些和其他的出版物他们都尽量不让我们看见。作为皇帝的客人, 人们是那样慷慨大方, 不允许我们采购任何物品。我们的所需都由皇帝一人提供, 但是在判断究竟我们需要什么时, 都由他手下的官员做主。
• Balien Jin

  2019-10-16
  除普遍顺从的原则外, 中国朝廷还另加了一条策划精良、足以安抚民心的原则: 最高的荣誉和最高的朝廷官职对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也是开放的。该原则不容许有世袭权贵, 至少不容许有特权。作为君主恩惠的象征, 一个荣誉称号也许在一个家族可以传给后人, 但这并没赋予权势、特权和财富们的才能及其发挥足以使他们胜任公职, 甚至带有皇室血统的亲王也会逐渐沦落为普通百姓。除个人才能外, 公职与达官显贵无关, 与荣耀头衔无关, 即使是皇亲国戚, 超过三代后, 也无济于事。朝政之日, 文武百官聚集朝廷, 通过他穿的官袍, 皇帝一眼就能辨出每个官员的级别。在官袍的前擦和后背, 绣有禽的为文官, 绣有兽的为武官。官位的级别则由帽子上不同颜色的珠子来标明。皇帝还嘉封两种荣誉勋位, 只有他才有权授予, 其象征是黄马褂和孔雀翎。 欧洲国家中由出身、财富和名望衍生出来的那种影响力在中国朝廷里是毫无作用的。最有学识的人(有关这个词的定义我已经解释过)，只要他不是声名狼藉, 就一定会被录用, 尽管在满人的统治下, 汉人抱怨他们一直要到高龄才能得到最高的官衔。根据国家规定的严格准则, 唯有学识导致官职, 官职导致显贵。当然一些腐败的省级政府例外, 譬如在广东, 官职可以买卖。因此, 财富在中国不像在其他国家那样受到法律的重视, 因而也没有得到同样的保护。在欧洲的政府中, 财富几乎在任何场合都可以施展其影响力, 使人们百般依赖。在中国, 富人不敢承认自己富有, 因而财富带来的一切欢愉和快感都丧失殆尽。
• Balien Jin

  2019-10-16
  在俄国,所有的人无论官位高低, 犯了轻罪或过失也要接受一种类似的体罚, 但是却有一个不同之处, 即这种惩处只有君主下令, 才能在私下进行。沙皇彼得的确经常亲手棒打自己的廷臣。就体罚本身来说, 对于受罚者, 这种惩罚与其说是羞辱, 还不如说是沙皇对受罚者的特别珍爱和高度信任。据说, 曼茨科夫大人①从沙皇的密室中出来时, 经常不是鼻青眼肿就是口鼻流血, 但他的地位似乎也随着这些因主子的友善行为而得来的耀眼痕迹, 变得越来越重要。鞭刑是法庭下令在私下进行的一种鞭挞。甚至在今天或不久以前, 也很少有人会将这种刑罚与羞辱联系起来。但是, 这种恶劣的行为已经被废止或即将废止。这样为所欲为的行径不可能在个开明的民族中长久保存下去。这两个伟大的帝国, 这两个当今世界上名副其实的最伟大的帝国, 瓜分了几乎占整个地球可居住面积的五分之一 各占十分之一。就政治而言, 两者之间仅显示出一个不同点。100年前, 俄国才刚刚从野蛮的状态中启蒙。但在100年后, 令人惊讶的是, 她在欧洲众国中奇迹般地成了艺术和武力的巨人。2000年前, 中国的文明就达到或几乎达到了今天这样的程度。两国政府都是独裁政府, 两国人民都受到奴役。俄国人自然天赋的发展, 也许因寒冷的气候, 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束缚, 不像中国人发展得那样快。人们也许要问, 那么究竟是什么引起这两个国家的发展与进步如此巨大地不同呢? 总的来讲, 我认为在于以下两个原因。俄国人邀请并鼓励外国人在艺术、科学和制造业方面指教她的臣民; 中国却出于高傲自大及妒嫉心态, 拒绝并驱赶外国人。俄国人的语言容易掌握, 其国民也同样容易学会其他国家的语言, 而中国的语言难学, 或许是他们学习自己语言的方式有严重缺陷, 以至于人们要花费一生中一半的时间来学习语言, 才能够胜朝廷的普通工作。同时, 中国人除只知道自己的语言外, 对其他国家的语言一概不懂。一个国家处在年...
• Balien Jin

  2019-10-16
  这种表达慈父情感的方式并不只限于平民百姓, 而是对各级官员都适用, 直到天子脚下为止。每个官员, 从九品上至四品, 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对其下属施以薄惩。皇帝可下令对他的大臣和其他四品以上的官员实行杖刑, 只要他认为有必要好好教训他们。众所周知,已故的乾隆皇帝曾经下令棒打他两个早已成年的儿子, 我相信其中之一便是当朝皇帝。我们在这个国家旅行期间, 没有一天没看到板子的使用, 而且通常使用的那种方式很难说是薄惩。汉人遭板子惩罚时会用最可怜的声音大声喊叫, 满人则一声不吭地忍着。汉人在被打数板后, 会在下令惩罚他的人面前双膝下跪, 用最卑下的方式, 感谢他将父亲般的仁慈赏赐给了儿子, 因而使他能认识自己的错误。满人会发牢骚表示不满, 争辩汉人没有权来打他的板子, 或者就干脆转过头去生闷气。 一个廷官员伸开四肢趴在地上挨板子, 下令打他的人仅比他官高一级, 这样的情景对外国人来说也许显得荒谬。这种卑劣的顺从, 这种人类灵魂的堕落, 在任何场合都毫无怨言地将自己置于一个奴才或普通士兵的手下, 任其施以恶意的体罚, 而后还不顾加倍的廉耻与羞辱, 居然去亲吻那根教训过自己的板子, 目睹这一切,你无论如何也压抑不住胸中燃烧起来的愤慨之火。然而, 朝廷制定的政策已经确保不会因受到这种惩罚引起任何道德上的谴责, 只要出于父权, 那么这种责打的后果绝不可能是耻辱。除皇帝之外, 所有的人都可遭受这种体罚, 这便是朝廷的绝妙之举。但是, 在这种普遍顺从的系统建立之前, 一定需要长久的思想灌输, 人心不是完全被压服, 就是完全被说服了。显而易见, 其结果不是普遍奴性又能是什么呢? 不让百姓有怨言的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让他们看到, 那些惩罚他们的人, 同样也会被另外的人用同样的方法来惩罚。我相信用竹板的体罚是中国最古老的制度之一。我们的确很难想象这样的制度能够被引入到文明社会中去, 除非那个社会跟它同...
• Balien Jin

  2019-10-16
  欧洲各国开始知道中国这个疆土如此辽阔的国家的存在, 为时较晚。况且, 即使知道了, 前去探访又困难重重。汉语与其他古代的或现代的语言没有任何关系(我没有作任何研究来证明), 朝廷对外国人极端戒备, 中国人(哪怕是处在最低阶层的中国人)对外国人也极端蔑视。诸如此类再加上其因素, 可以解释为什么到目前为止, 我们对这样一个非凡帝国的真实历史的认识, 还是如此有限和不完善。就他们自已的记载而言, 史料绝不匮乏。至少从公元前两个世纪到现在, 每个朝代的更替都有详细记载, 从没间断。中国人甚至存下来整套的铜币, 印证了过去两千年中历代皇帝的名号。虽然不十分完全, 乔治-斯当东爵士也带了一套回英国。 在此之前, 当中国还是诸侯割据时, 据说这个国家的编史, 如同世界其他任何国家的一样, 充满了血腥的战争叙述。后来, 这些诸侯国数量逐渐减少, 最后全部融合成一个强大的帝国, 各种各样的相互屠戮渐渐停止了。据记载, 此后这个国家的政权因外患或内乱而中断的情况较其他国家为少。但是, 这种令人神往的国泰民安,究竟是源于这个朝是的特性, 即能使自己适应其人民的天赋和习性的特性, 那种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政府都可能具有的最佳特性, 还是源于这个政府将其人民的天赋和习性, 按自己的意志和准则进行束缚和压抑, 还有待商榷。就现政权而言, 有充足的证据表明, 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 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左右, 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那些极大地有助于政权稳定的意识形态, 是建立在一种权威原则上的。根据那些经过孜孜不倦地灌输已深植在人们心中的准则和教义, 它就是天赋的父母对子女的不可剥夺的权威。这种权威不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或年龄终止, 而是不断延续不会减弱、不受束缚的。除非一方死去, 服从的义务不会解除。皇帝被认为是臣民之父, 理当拥...
• Balien Jin

  2019-10-16
  关于人体结构和一些部位的力量和功能的正确知识, 只能经由解剖获得。可是这种研究会令胆小的中国人脆弱的神经断裂。所以别指望他们会常做外科手术, 也别预期这种手术会做得很漂亮。了解了他们的律法, 也看到两三个案例所反映出来的效果, 我觉得足以解释为什么他们的外科技术会如此低下了。就连最简单的手术也没有人踊跃去做, 因为他不但要承担手术立竿见影的风险, 还要附带接受那个40天的缓期保险。他们常常能成功地完成简单的复臼接骨手术。但是碰上复杂的症状, 病人一般只能听天由命。他们从不做截肢术。在整个旅途中, 我们遭遇过数百万人, 我不记得见过一个缺手断脚之人, 连残疾之人也极其少见。因而我认为, 不是意外伤害不常有, 就是严重受伤者多半丧命了。中国人极其害怕锋利的刀具, 害怕到连放血手术都不能接受。不过放血治病的原理他们是接受的, 因为他们也用刮痧、拔火罐的方式来放血。对某些病症, 他们用小而尖的热烙铁烙皮肤。 有时候用银针扎过之后, 再烧艾蒿叶来灸该部位,跟日本人的做法类似, 用以治疗甚至预防一些疾病, 尤其是痛风和风湿。前者据说中国并不存在。掏耳朵、割鸡眼、松关节、捏鼻子、捶肩背之类, 则是理发师的附带职业。每个城市都有千上万的人凭这些手艺维持生活。简而言之, 中国人的医可以借用格里高里医生据他从朋友吉兰医生处获得的信息得出的结论来概括:“这个地球上最伟大、最古老、最文明的帝国, 这个在2000年前未开化时就跟目前的新西兰一样伟大、繁荣、文明的帝国, 目前却无法为他的子民提供良好的医疗服务。这种服务是一个聪明的16岁男孩, 在一个医术良好而又敬业的爱丁堡外科医生处, 做了12个月学徒就能够提供的。” 他继续说道: “如果中国皇帝, 一个统治3亿300万子民, 超过整个欧洲人口的两倍的君主, 患了胸膜炎或者断了腿, 他将乐于请这位少年做他的首席医生和宫廷手术师。这个少年只要看过他...
• Balien Jin

  2019-10-12
  中国的大家贵妇乐意继续叫自己的女婴缠脚, 好显示自己的孩子跟农家的不同。农家子女在大部分省份都是必须从事田间劳作的。女子缠脚布的内层据说是不换的, 往往要用到不能用为止。这种习惯给人中国人不太干净的印象。这确实符合他们的性格, 所以斯威夫特才说他们是肮脏的。干净内衣的舒适, 或者说内衣要常换的概念, 无论是君王还是农民, 都是闻所未闻的。在上层人士中, 一层薄薄的粗丝绸取代了贴身的棉布, 普通百姓穿的则是一种粗布开襟衬衣。这种衣服往往是在要换新而非要洗涤时才脱下来。可想而知, 这种忽略或节俭的后果, 是喜爱污垢的寄生虫子孙满堂。就连朝廷最大的官员也会毫不迟疑地呼唤仆人, 当众在自己的脖子上捕捉这些讨厌的小虫。一经捕获, 他们就面不改色地将其放入牙齿之间。他们不带手绢, 通常把鼻涕擤在一小块仆人准备好了的纸片上。有些还没这么干净, 随地吐痰,或者像法国人似的射到墙上; 用袍袖擦他们的脏手; 晚上穿着白天穿的同样衣服睡觉。跟衣服一样, 他们也很少洗自己的身子。他们从来不洗澡, 不管是热水的还是冷水的。虽然有众多的江河联系着这个国家的每一个部分, 我却不记得看到过任何洗澡的孩子。在最炎热的夏天, 男人才利用热水洗脸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