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的历史

• 寒鲲

  2021-04-29
  技术、信仰、工艺造型母题这些东西传来传去，表面和背后的内涵往往随环境和文化的不同而改变，有时旧义未消，新解加上，寓意可层层堆叠而多重化。新旧成分的比重又会随时空而游移。
• Leslie Shaw

  2018-11-26
  大家想想看，在古代没有我们近代各种各样的媒体。古代人搞宣传最好的手段是什么？为什么在古代的希腊、罗马有那么多的雕像，中国没有？为什么那些统治者要造个大雕像放在路口、神庙、市场等公共场所？我曾说过，统治者的统治正当性、合法性，源于那些被统治者的同意。这是城邦制的根本精神。执政者要透过各种手段，争取有投票权的公民的认同和支持。因此需要宣传自己的丰功伟业，例如：如何打败蛮族，保卫了帝国的安全。图拉真皇帝打败多瑙河的蛮族，就立根纪功柱在广场上，让大家都看见。钱大家都要用，放在口袋里；罗马百姓一掏出钱，就看到皇帝什么样貌？叫什么？有什么头衔？又做了哪些事？钱币人人都爱，人人都会放在口袋里，岂不是最好的宣传媒介？当然在罗马还有别的宣传渠道，譬如说尼禄或者哪个皇帝为百姓举行一场盛大的斗兽会，所有老百姓都到斗兽场，皇帝也来了，与民同乐。这是皇帝和百姓非常直接面对面，争取认同和支持的机会。不直接见面，怎么办？用钱。在古代希腊、罗马的钱币上可以看到神像、统治者头像，还有各式各样的图案，不只有秘密投票，这些图案正是我们了解罗马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非常好的材料。中国古代的钱币就是孔方兄。秦汉两代不是“五铢”就是“半两”，除了两个字，其他什么都没有。为什么这样？因为中国的统治者不需要对老百姓搞宣传，他统治的合法性及正当性源自天命。皇帝最重要的事是每年去上陵祭祖、祭天。如果国泰民安，四夷归顺，就会考虑去行封天禅地的大典，向天地告成功。他们跟天地的关系，比老百姓更密切和亲近。秦汉钱币一律圆形带方孔，象征的就是天地。中国老百姓常常觉得“天高皇帝远”，就是这个道理。这是古代中国和希腊、罗马的大不同。
• Leslie Shaw

  2018-11-26
  即便证据十分零落片段，要为文化交流建立具有说服力的说法，我觉得第一，需要尽可能从时间和空间上，合理地交代中间的过程和线索，说明证据之间的关联；第二，要能说明文化流播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力量在推动流播？是什么人在充当流播的媒介？如果能厘清这两点，也许才比较能够说服大家。
• Leslie Shaw

  2018-11-26
  欧亚大陆上的各个文明区域之间在非常早的时候就有频繁的交往，相关论述非常多。有些论述看起来似乎煞有介事，但当我们进一步追问，常会发现：颇多说法出于揣测的居多，一则不交代文化交流中间的环节或线索，二来也不顾这些环节或线索在时间上是否存在矛盾。我总觉得我们不能在东边看见一样东西或现象，在西边看见类似的，就说它是从东传到西，或者从西传到东。不交代其间的环节和过程，说得再多也缺乏说服力。
• Leslie Shaw

  2018-11-22
  以上举这些例子的用意，是希望大家了解这些民族的服饰实际上非常复杂，衣服的形式各不相同。当华夏画工和石刻匠要描绘他们的时候，往往找其中最具特色或最足以区别华夷的，建立一个戎狄或胡人的“标准像”或“标准印象”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简单。这好像我们今天也常常在很多民族或国家的头上加上固定的形容词，或以刻板的印象去描述他们。譬如说，一提到日本人、韩国人、朝鲜人、中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美国人，你马上会有固定刻板的印象在脑中浮现。这些刻板印象是在一个文化中生活久了，不知不觉上身的。你可能一辈子没接触过一个韩国、日本或德国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真的各有什么特点，因此也不会去怀疑这些不自主上身的印象是对是错。“模式化”其实是人类认知活动和学习很基本的一种方式。它不只存在于视觉艺术，也存在于语言、文字。“尖顶帽”是视觉艺术的一个例子，“被发左衽”就是语言文字的一个例子。模式一旦形成，久而久之就会变成难以改变的刻板印象。总结来说，中国人从非常古老的时代开始，就把衣冠服饰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认同符号，凡我族类，就应该有这样的衣冠，也是用来区分“我群”与“他群”的符号。因此，为什么要坚持所谓的右衽，为什么成年要行加冠礼，其实都跟文化认同有关。相反，当中国人去描述那些衣冠不同的人，往往戴着有色眼镜，筛选过滤，把他们全概括成“披发左衽”，虽然现实并非如此。传统上，中国人对“非中国”的实像，往往漠不关心。这就是为什么传统的二十五史，凡《外国传》几乎都是一代抄一代，大同小异。如果大家翻翻明朝著名的百科全书《三才图会》，在记述外国的部分居然还抄收了很多《山海经》里稀奇古怪的国家。从前面所说可以看到，中国人长期以来关切的是中国自己，认为只有中国有文化，是天朝上国，由此产生一种要命的心态，就是大汉沙文主义。今天从左祍孔子扯到这儿，多多少少是希望提醒大家，我们应如何自觉地去克服看事情的刻板印象，开放自己...
• Leslie Shaw

  2018-11-20
  这些尖帽胡人和明、清社会现实并没关系，却因造型工艺讲究祖传，既有的粉本和格套，可以脱离现实，沿用不绝上千年。换言之，图像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或实或虚，分辨要极其小心。再想想，文字与现实之间，不也是虚虚实实？不小心，不也同样上当？
• 闻夕felicity

  2016-11-30
  格套在工艺美术上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方便性。当它一旦为大家所接受它便于工匠大量制造，也便于观赏者一眼就能辨识。因此格套形成以后，很不容易改变。胡人：的形象模式就是这样—旦形成，不论石匠、画工或观赏者不去计较真实胡人的长相，反而接受 这种想象中模式化的胡人。这就好像京戏里曹操—定是白脸，关公定是红脸；不这样装扮，演员和观众反而都无法接受。文献中的“被发左衽”和图像像里的“尖顶帽”，强调的不同其同为模式化的语言，则没有两样。
• 闻夕felicity

  2016-11-30
  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各国面对的胡人虽然面目非一，外貌衣装也必定各式各样，但中原工匠在塑造胡人的形象时：却逐渐有固定化的倾向，给他们都戴上了·个帽顶微微朝前或后弯的帽子，作为最明显的服饰特征。这个特征为汉代工匠所继承，不论在汉代画像石或砖上，胡人常鼻子高高的，眼眶深凹，戴着尖尖的帽子。
• 闻夕felicity

  2016-11-30
  下面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从胡人为中原养马，看工艺造型格套或模式的形成，以及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另一个是中原的工匠为胡人制造工艺品，有意无意间输出了中原的文化元素。同样的造型题材，在中原与草原社会，可以有不同的意涵，也可以并存重叠。有一些造型母题进入新的文化地区，因融入新元素而“在地化”，地化”，其旧有的特征和意涵却不一定完全丢失。
• 丛林宜歌

  2021-10-31
  “模式化”其实是人类认知活动和学习很基本的一种方式。它不只存在于视觉艺术，也存在于语言、文字中。“尖顶帽”是视觉艺术的一个例子，“被发左衽”就是语言文字的一个例子。模式一旦形成，久而久之就会变成难以改变的刻板印象。
• Leslie Shaw

  2018-11-26
  由此正可以了解为什么县以下的乡吏必由本地人出任。一个根本原因是古代各地土语方音不同，识字者又有限，不由本地人担任，即难以靠听、说去传达政令和了解民情，建立有效的统治。……秦汉以降，文字统一，但单凭文字并不能完成对基层乡里的沟通和信息传达，仍有不小的一部分必须依赖听和说。除了乡里，郡县和中央又何尝不然？在地方郡县或中央为官的，来自不同的地域，语音各异，为了达成文字以外的沟通，一方面或须学习京师“官话”“正音”或“雅言”，另一方面也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了解各地的方音土语。西汉末，扬雄利用“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到京师，“问其异语”而成《方言》一书，应和这样的需要有很大的关系。
• Leslie Shaw

  2018-11-22
  格套在工艺美术上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方便性。当它一旦为大家所接受，它便于工匠大量制造，也便于观赏者一眼就能辨识。因此格套形成以后，很不容易改变。胡人的形象模式就是这样。一旦形成，不论石匠、画工或观赏者往往不去计较真实胡人的长相，反而接受这种想象中、模式化的胡人。这就好像京戏里曹操一定是白脸，关公一定是红脸；不这样装扮，演员和观众反而都无法接受。文献中的“被发左衽”和图像里的“尖顶帽”，强调的不同，其同为模式化的语言，则没有两样。
• 闻夕felicity

  2016-11-30
  大家知道，从共和时代开始，罗马有一个与中国非常不同的地方。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里，“天无二日，地无二王”，天下大权归天命所钟的一人所有，这个大权绝对不能分割。可是在罗马人的观念里，权力可分割。自共和时代开始，执政就同时有两人，两人可互相否决，互相平衡，以防一人独裁。如在紧急状态下必须集大权于一人，由元老院任命一人为狄克推多（dictator)但也仅限期六个月。两人当执政是共和的老传统。
• 失林獐

  2022-04-23
  邢义田：从汉代开始，中国的艺术受到域外的影响太多，只是我们以前不知道怎么分辨。要说明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我们原来有什么，所以我现在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就是追溯汉代艺术跟战国艺术之间的关系。我想先弄清哪些东西有本土的渊源，在本土追不到渊源的，就需要到域外去找。有一些东西我们原以为是本土的，后来发现不是，就像今天所谓“国乐”里的很多乐器，根本是外来的。很多艺术造型、元素与技法，也是同样情形。比如商代妇好墓出土的很多东西，并不是中原土产。大量的玉器来自新疆和田。柳叶型青铜小刀和草原地带有关。例子太多，不去说了。回到您的问题。宗教是一大动能。此外，对异地珍奇之物的好奇与喜好，也是重要动能。汉武帝的上林苑一度是各地珍怪异物的博物馆。东汉末年君臣上下热衷于胡食、胡床等“洋玩意儿”，都促成了外来文化的流人。当然还有经济和政治的动能，例如汉武帝为了升仙或强化骑兵，不惜出兵大宛求天马。第二个问题从主要到附属，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有些逐渐低落，有些被放大，有些被强调，也有的被淡化。这是文化传播过程里几乎都会看到的现象。今天讲的只是其中之一。
• 失林獐

  2022-04-23
  主持人周振鹤教授：邢先生给了我们一个视觉的盛宴，有细致的考证，也有宏观的视野。用丰富的图像向我们展示：一、文化是怎么传播的；二、艺术形象又是怎么发生变形的。我们表面看到的是图像，背后理解的是文化传播，请大家趁机请教问题。问：您在讲座一开始讲到文化传播有动因问题，宗教可能是动因之一，是否还有其他动因？从传播者与接受者的动因来看，赫拉克利斯的形象，原本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后来变成一种附属的形象，从文化差异与接受的视角来看这种身份的转变有什么意义?
• 失林獐

  2022-04-23
  以上举这些例子的用意，是希望大家了解这些民族的服饰实际上非常复杂，衣服的形式各不相同。当华夏画工和石刻匠要描绘它们的时候，往往找其中最具特色或最足以区别华夷的，建立一个戎狄或胡人的“标准像”或“标准印象”。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简单。这好像我们今天也常常在很多民族或国家的头上加上固定的形容词，或以刻板的印象去描述他们。譬如说，一提到日本人、韩国人、朝鲜人、中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美国人，你马上会有固定刻板的印象在脑中浮现。这些刻板印象是在一个文化中生活久了，不知不觉上身的。你可能一辈子没接触过一个韩国人、日本人或德国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真的各有什么特点，因此也不会去怀疑这些不自主上身的印象是对是错。“模式化”其实是人类认知活动和学习很基本的一种方式。它不只存在于视觉艺术，也存在于语言、文字中。“尖顶帽”是视觉艺术的一个例子,“被发左衽”就是语言文字的一个例子。模式一旦形成，久而久之就会变成难以改变的刻板印象。总的来说，中国人从非常古老的时代开始，就把衣冠服饰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认同符号，凡我族类，就应该有这样的衣冠，也是用来区分“我群”与“他群”的符号。因此，为什么要坚持所谓的右衽，为什么成年要行加冠礼，其实都跟文化认同有关。相反，当中国人去描述那些衣冠不同的人，往往戴着有色眼镜，筛选过滤，把他们全概括成“披发左衽”，虽然现实并非如此。传统上，中国人对“非中国”的实像，往往漠不关心。这就是为什么传统的二十五史，凡《外国传》几乎都是一代抄一代，大同小异。如果大家翻翻明朝著名的百科全书《三才图会》，在记述外国的部分居然还抄收了很多《山海经》里稀奇古怪的国家。从前面所说可以看到，中国人长期以来关切的是中国自己，认为只有中国有文化，是天朝上国，由此产生一种要命的心态，就是大汉沙文主义。今天从左衽孔子扯到这儿，多多少少是希望提醒大家，我们应如何自觉地去克服看事情的刻板...
• 失林獐

  2022-04-23
  一九八五年新疆且莫扎滚鲁克五号墓曾出土一顶尖顶毡帽（图 51 ）。多年前曾在上海博物馆展出过。我去新疆时没看上，反而在上海看到。一九九五年在新疆尼雅一号墓地的第八号墓出土了一顶织锦尖顶帽，帽尾有帽带（图 52）。这顶帽子的样子，和中亚贵霜（Kushan Empire）王国钱币上看到的国王头冠几乎一模一样（图 53 ）。讲到贵霜的金币，趁此机会向大家介绍上海博物馆中亚钱币的收藏，在全中国独一无二。大家在这些贵霜金币上，可以看到国王头上戴的都是尖顶帽。
• 失林獐

  2022-04-23
  但是话又必须说回来。自从鲜卑人创建北魏，胡、汉文化的冲撞即已开始。尤其是北魏孝文帝从平城迁都洛阳，力行汉化，曾激化鲜卑部族内部极大的文化认同危机。有部分部族人民和领袖固然追随孝文帝来到洛阳，改鲜卑姓氏为汉姓，但仍有不少坚持自己的部族传统，未曾南迁，留在平城（今大同)，最后爆发著名的六镇之变。六镇军人中止汉化政策，努力重建自己的文化认同。除了崇奉非华夏的佛教，似也曾有意“左倾”，崇尚和华夏相反的左衽衣装。《南齐书》卷五十七曾记载这样一个故事。当孝文帝在洛阳改姓氏衣冠时，太子询（或作恂）大为不乐，想北归桑干河。他暗中把孝文帝为他备制的汉式衣冠撕毁，并刻意解开束发，改穿左衽。文帝为之大怒，废他为庶人。由此可见当时行汉化，曾引爆颇为激烈的文化冲突，而衣冠、发式一度成为重要的认同符号。无独有偶,《文物》二〇一〇年第五期发表了山西大同南郊区田村北魏墓发掘报告。这墓出土人物陶俑十件，全是左衽，我在这儿附了四件(图 32.1-324)。我猜测这或许就是因文化认同而被逼或被强化的结果。鲜率人本不在意衣衽，被逼后反而刻意要强调左衽了。这墓的墓主身份不明，但发掘报告的作者比较了其他大同地区的北魏墓，认为该墓出土有忍冬纹的石棺床和陶俑，都和平城上层人物的葬仪有关。由此或可推想，墓主大概是一位留在平城的鲜卑上层人物，其认同无疑和太子询是同一路的。
• 失林獐

  2022-04-23
  再稍稍检查辽、金以前的材料，我感到草原游牧民如果不曾和讲究右衽的华夏土族接触，原本可能并不把衣衽的左或右太当一回事。所谓的“左衽”有没有可能是非华夏民族在与华夏中原接触或人主中原后，因文化冲撞，被逼出来的一种认同符号?
• 失林獐

  2022-04-23
  胡人人中原建国以后，可供考察的材料多了起来。山西大同沙岭出土的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435)墓是目前最早的北魏纪年墓。墓主出自鲜卑破多罗部，是明确的鲜卑贵族。有趣的是其墓中漆棺残存的画面和墓主像，竟然保有不少东汉以来中原墓葬画像的余韵。墓主正襟危坐，正面朝前，可惜衣领部分因残破，不能完全分辨，但比较像不分左右衽的对襟或交领。另一件残片有庖厨画面，其中人物的衣装也有类似的特色(图19.1-19.3)。这说明制作漆棺的工匠也许承继了汉魏以来墓葬装饰的格套,却不是很在意衣衽的左或右。工匠能这样不在意，证明墓主及其家人应该也不是很在乎这些细节吧。一九八一年宁夏固原东郊乡雷祖庙村出土的北魏太和年间夫妇合葬墓也出土了描绘精美的漆棺。棺上不论墓主夫妇或其他孝子图中人物的衣衽，也有或左或右，或无以分辨的现象(图20.1-20.3 )。同样或左或右的现象，也见于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壁画中的女性衣着(图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