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史与新清史

• 曹鹤青.

  2023-03-24
  石濱教授文章中提到与藏文中的“政教合一”，确切地说是“两种制度”（ugsgys）这个词对应的蒙古语词最早出现在著名的蒙文史书《白史》中，这部伪托为忽必烈时代所造的蒙文著作对政教合一的“两种制度”做了详细的诠释，它不但对蒙古佛教政治的发展有过重要的影响，而且也赋予了藏传佛教中原有的“政教合一” 理念以新的意义。《白史》中所说的“两种制度”与《玛尼宝卷》等藏文文献中宣扬的政教合一的“两种制度”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有明显的传承关系，但实际上其内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白史》中所说的“政教二道”又分别将政治和宗教二道再细分为二，其中的“教”分成显、密二宗，而“政”则是采纳了汉族儒家文化传统中为其君主之王政所设定的“文武二治”。可以说，《白史》所倡导的“政教二道”思想是在融合了汉、藏两种不同的政治和宗教思想、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属于蒙古人自己的特殊的政教合一思想和制度。石濱教授文章中还提到大清皇帝致固始汗的一封信中出现了“佛教政府”这个词汇（torui sasin），相当于藏文中的“法政”（chos srid），但在见于《大清实录》中的与其相应的汉文文本中，它却仅仅被译作“道”或者“致治之道”。石濱教授认为这是由于汉文中没有一个好的词汇可与“法政”或者“佛教政治”一词相应，所以汉文本就把满、蒙文中出现的这个词汇给省略掉了。可是，或许不应该排除的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在满、蒙文中出现的这个词汇一“佛教政府”，在整个清朝历史语境中的实际意义无非就是汉文中的“道”或者“致治之道”。与“政教二道”比较起来，“文武二治”或许更可能是大清帝国之治的“意识形态”。或者，在乾隆皇帝的政治文化语境中，“政教二道”和“文武二治”根本就是相同的东西。
• 曹鹤青.

  2023-03-17
  明初期，主要依靠照盘接收元朝在西藏留下的既存行政管理体制，明朝得以用和平的方式成功建立起它自己在西藏地区的行政管理制度。 可颇为不幸的是，明朝很快就改变了它治理西藏的政治策略和方向。在直接继承元朝的很多统治制度和先例的同时，明朝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很多根本性的改变。其中一项对明朝边疆政治产生巨大影响的改变便是明朝政府重新祭起了所谓“严夷夏之辩”的大旗。以此来建立明朝所谓华夏正统的身份定位，并与作为外族征服王朝的元朝统治区别开来。于是，与以前所有以汉族为统治者所建立起来的中央王朝一样，明朝政府自觉的与其周边的边疆民族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保持距离。与此相应，明朝对西藏的施政一改元朝的直接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各方面的行政统治方式，而改为以“怀柔远夷”为最初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将蒙元王朝的大蒙古兀鲁思式的政治秩序改变为“严夷夏之辨”和“怀柔远夷”式的保守的边疆政策，彻底地改变了明代中国与其西藏一样的边疆地区之间的政治和文化关系。随着边疆政治方向的根本改变，很快，洪武年间在西藏地区设立的这三个“行都指挥使司”对于明朝管理西藏地方的重要性开始被忽略，渐渐可有可无，最终沦落成一个徒有虚名的空壳子。西藏被明人视为“八夷”之一，成为明人需要怀柔的“远夷”。于元代藏文文献中，被蒙古人称之为“南人”的南宋臣民曾被藏人称之为“蛮子”（sman tshe），西藏人显然和蒙古人建立了比蒙古人于“蛮子”之间更加紧密和友好的同盟，于此同时也非常紧密的处于蒙古元朝的统治下。而西藏人被明朝的汉人统治者当成“蛮子”来交往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变成了处在明朝统治下的化外边民，严格说来，他们已经再被当作是明朝直接的“编户齐民”了。为了“严夷夏之辩，免致夷狄杂处中华”，明朝仅以蛮夷能够称臣纳贡，不为边患为满足。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来自西藏的地方官和僧人定期入朝纳贡成为了西藏地方与明朝关系的主要内容。有...
• 小护士毒舌猫-虞兮虞兮奈若何

  2023-02-07
  中国学者至少已经无法容忍继续处于被代言的状态，他们迫切需要夺取属于他们自己的“话语权”，需要西方人静下来听听他们自己对自己的表述。可惜，“话语”这东西并不是任何人可以通过外在的强力从他人手中任意夺取过来的一个权力，虽然中国学者大部分已经接受过对西方学术之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文化、思想之批判的洗礼，但他们还有自己一时克服不了的短板，即他们还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和方式来向西方的学术同行们正确地表述他们自己，与别人形成一种理性的、宽容的和有建设意义的对话，从而建构出一套或可由中国人自己积极主导，但别人至少也能听得进去，并愿意与之做进一步对话的“学术话语”。
• 小护士毒舌猫-虞兮虞兮奈若何

  2023-02-07
  “新清史”家们继承了西方东方主义学术传统的一贯做法，有意无意间依然认为“东方”——在这个具体的实例中有时是指整个中国和内亚，有时是专指满族、蒙古、西藏和新疆伊斯兰民族等——是没有能力来表述（represent）他们自己的，他们的历史、现状、对外关系和身份认同等等，都必须由“新清史”家们来代替他们进行表述。可是，正如萨义德先生一再强调的那样，所有“表述”（或者“代表”，representation）都有本质上的瑕疵，它们都太紧密地与世俗的东西，如权力、地位和利益等连结在一起。而任何将经验（experience）转变成表达（expression）的过程则都无法脱离污染。因为它涉及权力、地位和利益，它就已经而且必然受到污染，不管它是否是它们的牺牲品。
• 小护士毒舌猫-虞兮虞兮奈若何

  2023-02-07
  “新清史”的学术视角和“新清史”家们对其学术研究之主题的选择，显现的是西方，特别是美国之主流学术和社会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兴趣和关注，表达的是西方人自己对现实的关心和他们的学术诉求。于美国的历史和现实中，种族／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一直是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所以美国历史学家研究本国或者他国历史时，本能地会较多地关注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而较少地承认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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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2-06
  最终为这位“大明皇帝”夺取蒙古皇位提供了合法依据和信心的竟然是这样一个被他认为是吉兆的故事，即他的一位牙牙学语的儿子竟然说话、动作酷似蒙古皇帝，于是他便认定自己一定能够夺取蒙古人之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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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2-03
  中国蒙古学、满学研究的优秀学者乌云毕力格教授曾经多次强调：“史料在性质上分为‘遗留性史料’与‘记述性史料’，两种史料间的差异很大。所谓‘遗留性史料’，就是在其产生之初并无传承历史信息和历史知识之意图的材料，如考古遗存、档案文件等等。记述性史料则不同，在其诞生之初，便以记载、保存和传承历史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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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2-03
  近十余年来，大量有关西藏某地/家族的藏文历史和宗教文献渐次被译介了出来，它们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知识和了解。可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是，虽然时下常常可以听到有人对元代西藏史作这样或那样的解释、叙述，但通常他们都是由先入为主的观念出发，信口开河，以至危言耸听，他们多半无视中外学者们近几十年来对大量第一手的藏文历史文献的发掘和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迄今为止，我们还很少见到有人细致地观察过当时代（中世纪）藏族佛教史家们自己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和解释。也就是说，在我们所关注的这个问题上，我们根本就没有听到那个时代西藏人自己发出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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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2-03
  但我猜想，杉山先生在学术取向上的这种巨大变化，很可能还有另外的一个原因，即他对我们以前信奉的学术理念——研究历史就是要把历史像他过去实际所发生的那样呈现出来——产生了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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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2-03
  在蒙元历史研究和蒙元历史叙事、话语建构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一条直接的通道。就目前的情形来看，中国的蒙元史家或已经把蒙元历史研究得很好，很专深了，可是，他们好像没有像别人一样尝试去把蒙元史这个故事讲得更好，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努力去把他们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一种可以让非专业读者也能听得进去的历史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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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2-03
  这本书（《十三世纪西方蒙古形象的来源和影响》）的作者提出对蒙古西征历史的研究应该分为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层面是研究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蒙古西征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历史过程，但这显然不是作者这本书要关注的重点……而另外一个层面则是研究当时欧洲人是如何期待、理解、解释，甚至是设计了蒙古西征这一历史过程的，以及蒙古西征在欧洲思想史上带来过什么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