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汶的星期天

• Eudemonia

  2018-12-22
  民族意识就在这两个君主国之间的对抗中开始觉醒。行事不端的叛徒布洛涅伯爵是个贪图享乐指人，他耀武扬威，头盔上的羽饰有如军旗一般，但他之所以能够英勇地战斗，献出良策，表现得如此勇敢、从容和智慧，是因为他虽自甘堕落，被魔鬼误导加入了邪恶阵营，但他并非佛兰德斯人，也不是英格兰人或条顿人：他出生在法兰西的达马尔坦。
• 玛乃

  2020-02-16
  1214年7月27日恰逢星期天。星期天乃是主日，我们的一切皆源于上主。每当因天气恶劣，不得已在星期天收割庄稼时一些农民仍会惴惴不安，仿佛感受到了上天的愤怒。对于13世纪的教徒而言，这种感觉尤为强烈。每逢星期天，教堂的神甫不仅禁止一切体力劳动，还试图说服教徒维护主日的纯洁，远离三大罪恶——金钱、性和鲜血。因此，主日这天，没有人愿意去触碰金钱，虔诚的丈夫会刻意和妻子保持距离，笃信基督教的骑土也不会让利剑出鞘。然而，1214年7月27日这个主日，数千名土兵打破禁忌，在德意志国王和法兰西国王的指挥下，在佛兰德斯地区的布汶桥附近展开激烈厮杀。国王受上帝之命维持世间秩序，经由主教祝圣加冕，本身即为半个神甫，本应比旁人更严守教会诫命。然而，他们竟冒大不韪，胆敢在主日兵戎相见，号令子民拿起武器。这并非一起小摩擦，而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战斗。此外，这也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法兰西国王第一次参战。最终，上帝赐予他钟爱的子民一场伟大的胜利，比人们记忆中的任何一场胜利都要辉煌，足以与史诗中凯撒大帝和查理曼大帝的大捷相媲美。因这种种缘由，那一天后，发生在布汶未收割完的田野上的这场战斗成为了一起值得记忆的重大事件。事件如同历史的泡沫，或大或小，在水面破裂后漾起层层涟漪，逐渐向外围延展。这一事件留下的痕迹尤为持久，时至今日仍末完全消失。这些痕迹本身构成了事件存在的意义。若抛开这些痕迹，事件亦将不复存在。因此，这些痕迹将是本书探讨的重点。
• 玛乃

  2020-02-16
  我则希望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看待事件的痕迹。上文中提及了实证史学，其贡献不容忽视。对于实证史学来说，布汶之战显然属于权力史中具有驱动力的一环。战斗爆发日宛如一根连续链条上最庞大的一环，这根链条连接着抉择、尝试、犹疑、成功、失败，种种因素皆维系在唯一的向量之上，即欧洲国家的演变。这种视角赋于了史学家这一职业两项使命。首先，确定1214年7月27日在布汶真实发生的事件经过。这需要史学家如预审法官一般，通过审慎分析文献资料，去伪存真，比对证言，排除矛盾之处，重塑缺失的链条，审查所有假设，择取出其中最为可信者。其次通过分析原因及结果，确定“真事实”在因果链条中所处的准确位置。但是，实际上，这两个目标是无法达成的。因为我们十分清楚，所有参战者的视野都是有限的，最杰出的人物也不例外。他们看到的只是混乱的人群。从未有人、也不会有人窥见真相的全貌。在当日午时至五点这段时间内，战斗有如流涡，各种行为杂乱无章地交织其间，席卷了布汶平原。此外，战斗的前因后果不可胜数，因而也难以根据各自意义逐一估量。若要接近这两个目标就不得不将事件剥离出来，即把发生在1214年的事件当作当今的事件来看待。实证史学强调科学性，一味力求局部的精确性，却未能规避曲解和年代错置。它只关注政治行为及其动机和后果，不自觉地用高乃依看待庞培的目光去看待菲利普・奥古斯都，即把后者看作种愿望、一种意志，与其他愿望、其他意志在亘古不变的“人类天性”中的对抗。近六百年间，细微的变化已悄无声息地改变了欧洲人的行为和行为内涵，而实证史学却没能捕捉到所有这些变化。而恰恰是因为这些缓慢的改变，我们不能将布汶之战中的騎土当作雷克索方战役中胸甲骑兵的维形。这一原因促使我从人类学视角审视这场战斗及其遗留下的回乙。換言之，即尝试将二者置于一个文化整体之中，而它与现在决定着我们与世界关系的文化整体迥然不同。这一目标需要三个环环相扣的步骤。只有将事件的符号...
• 玛乃

  2020-02-16
  在大量阅读人类学家的著作之后，我调整了之前提出的问题开始通过其他的角度来研究封建社会。首先，我尝试以人种学视角，分析13世纪初的军事行动:将布汶之战中的士兵视作异族部落，观察他们的行为举止、呐喊、激情以及令其癫狂的幻觉中的种种独特之处。其次，将布汶之战放置在战争、休战、和平的大序列之下，这样不仅可以更加精准地界定所谓“政治”的范畴，还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当时神圣与世俗是如何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最后，我力图探清事件是如何建构和变形的。因为事件最终只存在于人们的话语之中，换言之，事件是由其传播者制造的。因此，我所撰写的是一段有关布汶的记忆的历史，一段它在带有目的性的记忆与遗忘的双重作用下变形的历史。
• 玛乃

  2020-02-16
  我想着重强调一下第二个理由。我逐渐认为，为了获悉历史长河深处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文化的根基的运动，挖掘事件不仅仅是可行方案或是辅助手段，而愈发成为一种切实的必要。我们需要通过某种特定的方式来研究事件，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其作用。当然，我仍然与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观点一致(1979年12月14日在《世界报》的访谈)，认为那些毫无特殊之处且常常悄无声息重复发生的“普通小事”，“或许揭示着一种长期的真相，有时甚至完美地暗示着一种结构”。因此，捕捉“普通小事”意义非凡。但是，我也认为，并且始终坚信，重大的事件之所以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在于它曾经轰动一时，在于它的影响被“见证者的回忆和历史学家的幻想不断放大”，在于它被人们长时间地谈论，在于它的爆发所引起的物议沸腾。因而，它也会突然闪现光芒。它能够引发共鸣，它的爆发让不易觉察的潜藏事物浮出水面，它能为历史学家揭示潜伏的线索。甚至正因其独特性，事件本身如同一张大网，将与之相关的痕迹从由它引起的如潮话语中打捞出来。若没有这张大网，那些日常生活中不会提及，也从不会被记录的微末痕迹仍会石沉大海、无人知晓。
• 羽木

  2017-11-19
  我们的上帝既是大屠杀和阅兵的上帝，同时也是恢复秩序的上帝。这匹在布鲁内特死亡的疆场上驰骋的苍白骏马，也曾奔驰在布汶。它纵横于格尔尼卡、奥斯维辛、广岛、河内，以及所有暴乱发生后的各个医院中。这个上帝也远远未及垂死之年，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些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