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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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2023-01-16兴起于东北进而占有华北的金朝，以及兴起于蒙古进而征服中国的元朝，都不想离自己的根据地太远，于是都选择了大运河北端的今北京作为都城，不用说，他们都认识到了运河对于统治中国极为重要的利用价值。明太祖曾一度定都南京，但最终明朝还是逃脱不了成为元朝后继者的命运，成祖永乐皇帝时即将都城迁往北京，即使到了清朝，北京的首都地位也无法动摇。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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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2023-01-16宋代以后的这种新贵族阶级，与中世纪的门阀贵族在性质上有着极大的差异。首先，士大夫家庭只能靠每个成员的努力去延续家庭的声望，而不能像中世纪贵族那样单凭自家的历史就能得以延续，如果懈于努力，即刻便会陷人衰败的危险。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很少像中世纪贵族那样，由于特定的贵族与贵族之间的政治斗争而被卷入内乱的旋涡，招致灭门惨灾。相反，亲戚知已相互声援，坚守读书人阶层的底线，使得他们的地位反而更具有弹性和韧性。其次，由于近世士大夫家庭的特权不被承认，因此，家庭没有门阀的高下等级，没有中世纪贵族那种排他的矜持心和自赏的封闭性，更加开放和自由。P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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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2023-01-16在大运河开始发挥作用的唐代，西方的阿拉伯（大食）人、波斯人的目的地不再是单纯的长安或广东，他们来到长江与运河交汇处的扬州，在这里建立起了繁华的居住地，从事商业活动，人数据称有数千之多。P26毛豆注：唐朝时长江流域的商业城市，以扬州，益州（成都）为两个中心。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经济地位下降，长江流域地位上升。扬州、成都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工商业城市，经济地位超过了长安，洛阳。所以有"天下之盛,扬为首"的说法，成都物产富饶，所以当时谚语称"扬一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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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2023-01-16但大规模的海上交通，则是以广东为起点的南海航路。从广东出发，趁着冬季信风（贸易风）的航船，途中在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沿岸停靠，取得燃料、饮水和粮食等补给，再一路南下，自然可以到达马来半岛的南端新加坡一带。在南海航线上，占城是一个要冲，因此，中国王朝曾屡次从陆上沿海岸线向南扩展领土，企图吞并占城。从新加坡开始，航路分为两条，转往东南，经爪哇可以到达香料群岛（东印度群岛）。很多中国商船以爪哇为终点，满足于从爪哇人那儿购得商品。从新加坡转而往西，则经马六甲海峡，出印度洋，横渡孟加拉湾，可以到达锡兰岛（今斯里兰卡）。中国商船大多在此与印度、波斯及阿拉伯商人交易大宗货物后折回，继续往前到达波斯湾口的商船非常罕见。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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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2023-01-16五代北宋时期，中国舍弃了交通不便的长安、洛阳，把都城移向当时的交通枢纽和商业都会开封。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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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iao2022-11-12尤其在新王朝建立，要构建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之时，在国都附近掌握官田以保障军粮供给是很自然的事情。明代的官田、清代的旗地都是这种必然性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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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iao2022-11-12投资是与投机直接关联的。在当时，粮食买卖是最具魅力的商业投机。能够直接产出作为投机对象的粮食，这就是土地的妙处所在。举例而言，投资土地就好像是购买股票，既包含投资的意图，也仍以盈利为最终目的。出如此，当时的土地如股票一样能够简单买卖，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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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iao2022-11-06欧洲民族主义的表现方式中，较之尊重其他民族的权利，更强烈的是主张自身的权利，因此，出现过的一些摩擦和抵抗，从一开始就被抹杀了。民族主义的着眼点在于同化和吸收弱小民族与少数民族，力图形成一个统一的大民族。在这个过程中，自然的趋同难度很大，必须要有一股文化上、政治上、经济上的强大的向心意识，并让这种意识的总和在统一运动的旗帜下不断膨胀。因此，各地因民族主义的兴起而形成的民族，不单是因历史、感情之类的结合而形成的群体，更多的不如说是较量的结果。如果维系民族结合的力量十分强大的话，那么民族便会最终拥有共同的历史，享有共同的感情，形成永久性的民族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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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iao2022-11-06南宋与金朝虽然缔结了条约，但其后仍然在国境线上屡开战端。在这样的时代里形成的朱子学，必然会带有强烈的攘夷思想。因此，到了南宋时期，可以称其为汉族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已经非常显著。这一点非常值得关注，是东洋近世史的又一个特征。朱子学后来传播到了日本，在幕末维新之际，攘夷思想被用于现实的外交活动，给外交带来了诸多的困局，这些，我们至今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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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iao2022-11-06民族这个群体并不是自然产生的。共同的文化和历史，为民族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同时，人类又不能离开土地而生存，因此，地域也成为民族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但是，自然的地域单位又不一定能够制约历史，在这种情况下，历史与地域之间会产生矛盾，民族的范围，也就不得不按一定的地域强行划定。而居住在这一地域范围内的人，却又不一定完全拥有相同的历史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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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iao2022-11-06欧洲近世史的一大特点是民族主义的勃兴。在封建体制下分裂的中世纪，因封建领主个人的欲望，毫无意义的战争接二连三，饱尝战乱之苦的不用说是广大的普通民众。虽然，建设一个真正为民众设想的政府这种思想会应运而生，但民族这一主体却不够清晰。于是，逐渐形成了一种主流意识，这就是鼓吹拥有相同历史，享有相同文化的民族必须互相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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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川知章2020-12-19例如，万里长城真的有必要一直延伸到那么遥远的西部吗？针对这个问题，答案是简单的。这并不是因为长城西部的南侧居住着很多需要特别保护的汉人，而是因为这一段线是中国通往西方的交通大干线，为了保护这条交通路线，长城完全有必要延伸到遥远的西部。沿着长城南侧分布的狭长形沙漠绿洲上，分布着汉人的郡县，保证了汉朝内地与西域诸国（今新疆）之间的交通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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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小衣2020-09-04所谓古代的乐观，较之人们的命运，更多地论及人们的使命，儒家经典就是如此。即便是《诗》三百，悲哀的诗在数量也高于欢乐的诗。不过在《诗经》的时代，人们的善意能够创造个人与社会的幸福，这至少不失人类本该有的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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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小衣2020-09-04所谓人们切身感受到的经济现象，简单地说就是今年的日子是否比去年更好过，明年是否会比今年过得更好。把时间放得更长一些来看，就是子辈孙辈是否觉得自己比父辈祖辈的日子过得更好。人们感受到的经济现象，其实就是这样一个相对的问题。如果不能与当时的人感同身受，就称不上是有人情味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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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小衣2020-09-03然而，在思考历史时，我们往往会不知不觉地被一个个框架所東缚。这一个个框架，往往并没有什么学问上的依据，但却被人们不明就里地视为真理，被看成是无须再通过事实加以证明的公理。事实上，只要它是一个公理，就等于已经告诉人们这只不过是一种假设。然而，人们却往往会觉得历史上的公理独此家。由于历史研究的对象可以无限扩展，覆盖整个地球，研究的题目也数不胜数，因此，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人，可以身处这个框架内，埋头追求那些微细的因果关系，但却无法跳出这个框架，对框架本身做出反省。然而，历史学家真正的责任，或许更应该检讨那些支配着人们的历史意识、给人们造成诸多先入为主看法的各种条条框框。交通是历史研究中公认的一种框架，在这里我以交通在历史发展中的意义为中心，尝试着对人类历史上近世史的发展做出论述。不必讳言，这也是以一种公理为前提的学术体系，但我相信，如果上述我们对交通的思考是错误的话，那么，我们也就无法指望今后还能建构出什么样的世界史体系来，构建出来的任何体系也都水远难免支离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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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小衣2020-09-03交通在历史上的意义，本来就不止于把两者联系结合在起。交通不是一种仪式，不是将二见浦的夫妇石用七五三绳连起来就可以实现的，而是两个用皮带连接在一起的齿轮，一边转动，另一边也会同时转动。把世界上的人类看成是同一种有机的生物，这样或许更加恰当。这种生物在世界各处都能扎根，在处吸收到的养分，可以马上循环到别的地方。在东洋所吸取的养分，结集到了欧洲，在这里成为推动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动力。用长远的历史眼光去看，这个养分一定会再度成为新的活力，渗透到整个世界，这个日子一定会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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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小衣2020-08-26这种政策，法国的波旁（ Bourbon）王朝也曾经施行过，令国民大受其苦，大革命爆发以后被废除。然而，中国自唐中期以后，其间虽有宽严之差，但食盐专卖千余年间一直是国库的大宗收入，即使进入民国以后，盐税课征如故，这实在令人惊异。而且税率极高，即使在政府对食盐的生产销售控制得比较弛缓的时期，专卖价格也至少是原价的三十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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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子曦2023-01-15这样一来，如果农村因为过于疲敝而陷入生产困顿，而生产困顿又将导致社会混乱之际，有远见的政治家会尝试实施以公平负担为目标的新政策，或展开对私有土地的调查，但他们每次都会收到所谓的舆论的反对，穷于进退。宋代王安石的新法和明代张居正的土地丈量，便是其中最好的例子。其结果，社会的大势就是这样盲目地向前滑行，不到终点，无法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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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川知章2020-12-19南宋初期著名政论家叶水心，他的观点是：以天子为核心的政府，原本必须履行保障小民生存的义务。然而，长期以来政府疏忽了这个义务，而代替天子担负起养育小民的实际上是富民。他们把自己的土地租给无田的人，把钱借给无钱的人，让他们从事耕作维持生存。有了富民这样的大客户，城市中上自工商业者下至优伶才能得以为生。遇上政府急需经费，能够集资提供的也是富民。富民代替天子养育人民已非一朝一夕，富民积累财产最终也是为了社会。若细心观察，他们劳心的程度，并不亚于体力劳动者，所以，责备富民蓄财是不合情理的。而当今的俗吏仇视富人，动辄打击富人的兼并，这完全是毫无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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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川知章2020-12-19因社会的不安定而乘机掀起暴乱的事件，有不少是以这种秘密结社为基础的。相对来说，穷困到极点的农民为了生存，或者为了改善社会制度而蜂起的暴动，则比想象的要少得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并不是随着某种道理向前行进的，而是随着力量的变动而变动的。似乎最有可能掀起暴动的农民，却经常温顺如猫，从来都没有具备过掀起暴动的力量，反而是那些善于利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自身暧昧的第三阶层，时常作为暴动的主力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农民之所以加入到暴乱之中去，很多都是因为其他暴乱令土地荒废，无奈之下被卷进去的，主动掀起暴乱的事例反而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