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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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3-11
  国征收个人所得税，但征税对减少不平等几乎没有任何作用（Xu and Yue2012）。这种情况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发达国家形成了对比，在美国，累进所得税大大减少了不平等，使基尼系数降低了约10个百分点。比如，美国的税前基尼系数是0.51，但就应税所得来说，税后基尼系数是0.40（OECD，2016）。由于中国的所得税是个人所得税而不是家定所得税，而且管理效率低下，家庭所得税影响的只是小部分城镇工薪阶层。正因为许多高收入家庭逃避了所得税，所以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错失了利用累进所得税的力量来节制高度不平等的机会。 中国已经有了转变，社会的这种不平等状态会开始降低么？从广义结构经济学角度看，认为中国正进入一个不平等程度即将下降的阶段，是非常合情合理的推断。刘易斯拐点模型暗示，即将开始的结构变化会降低不平等。按照刘易斯模型的逻辑，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非技术劳动者的工资不会有提高，实际上，要到最初的过剩劳动被吸收完毕，工资才会改善。只有逐步扩大工业和城市部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非技术工人的工资才能开始快速增长。费景汉和拉尼斯（Fei and Ranis，1964）基于对中国台湾地区的研究，对刘易斯模型做了公式推导，验证结果表明，在刘易斯拐点之后，不平等会下降。尤其在2008一2014年之间（第9章），中国农民工工资开始了快速增长，工资的增长使基尼系数稳定下来。如果刘易斯模型是正确的，不平等的降低趋势在未来还将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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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3-11
  第20.5节描述了土地依赖型城市融资体系的一些缺陷。在理想情况下，未来的财税体制改革将使地方政府摆脱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地方财产税激励城市政府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并欢迎新来者，因为这两种做法都会推高房地产价值。相反，由于每一块土地只能筹集一次土地开发收入，这就只能鼓励最赚钱的短期项目，只能吸引最富有的新来者。此外，财产税是与当地公共产品的供应最直接相关的地方政府收入。显然，税制改革不能简单地在现有税种的基础上增加新税种；它必然意味着减少和取消作为地方政府收入的诸多间接税和土地财政收入。成功的税制改革将依赖于直接税（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增加，其他税种的减少，而不是增加整体税收负担。这些措施完全可行，但在先后顺序、纳税的起讫时间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收人划分等方面，存在着令人气馁的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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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2-21
  17.8对资本外流的调节基于前一节的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概括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对所有家来说，国际收支账户的会计准则告诉我们，经常项目盈余等于资本净流出。进口大于出口的国家必须通过借贷来为自己国家的消费提供资金，出口大于口的国家必须扩大信贷以方便世界其他国家购买自己国家的产出。此外，资本外流等于国内储蓄对国内投资的盈余。由于中国的经常账户在过去20年里一直是顺差，中国一定也经历了同样规模的资本外流。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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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2-07
  中国的民营企业经常报告难以获得外部融资，尤其是从银行体系获得融资。由于多数民营企业都是小企业和新企业，这种情况并不让人惊。众所周知，中国的银行在愿意放贷之前，需要民营企业拿出大量抵押物。我们在上一节中引用的世界银行调查发现，90%的民营企业在内部筹集投资资金，只有4.5%的企业从银行筹集资金，3%的企业通过股市融资。与其他东亚国家（内部72%、银行15%）的私营企业和一般中上收人经济体的私营企业（内部62%、银行23）相比，中国民营企业的内部筹资比例最高，银行融资的比例最低。这种情况与严重依赖银行融资的国有企业形成了巨大的对比。当调查中的民营企业被要求确定它们的“主要障碍”时，回答最多的选择是“融资渠道”（22%），其次是“非正规部门竞争”（20%）和“税率”（15%）。因此，现有的情况是，融资难是民营企业所处的营商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从有影响力的官员那里获得保护，或许才是成功的重要决定因素。
• 毛三方

  2022-01-23
  （4）促使外向型制造业高速增长的开放型经济政策。中国明显呈现出上述所有特征。上述特征相互作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性循环。但是，哪些特征最为重要，至今没有明确的共识。因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政策经验很可能应用于其他国家，所以人们对此倍加关注。毫无疑问，出口导向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使经济能够吸收快速增长的劳动力，并以此为基础带来明显的收人増长。走向世界市场意味着，这种经增长不会受到国内市场规模所造成的需求侧约束。制造业也可以作为引进和学习现代技术的独特有效的平台。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是奇迹增长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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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1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社会具有二元性，但也存在平均主义。也就是说，虽然城乡居民的差距非常大（社会的“二元性”），但是在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人分配还是非常平等（“平均主义”）。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农村改革缩小了城乡差距，这一结果使当时中国的二元性降低，但农村和城市内部仍然是高度平均主义。因此，1983-1984年可能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平等的时期，其平等程度甚至超过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平等。如图10.2所示，按照收入收算，中国1983年的总体基尼系数为0.28，这一数字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平等的家之一，与日本（193年为0.25）和德国（2000年为0.28）相比，中国的城市社会尤其平等，城市基尼系数只有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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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1
  中国征收个人所得税，但征税对减少不平等几乎没有任何作用。这种情况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发达国家形成了对比，在美国，累进所得税大大减少了不平等，使基尼系数降低了约10个百分点。比如，美国的税前基数是0.51，但就应税所得来说，税后基尼系数是0.40（OECD，2016），由于中国的所得税是个人所得税而不是家庭所得税，而且管理效率低下，家庭所得税影响的只是小部分城镇工薪阶层。正因为许多高收入家庭逃避了所得税，所以到目止，中国已经错失了利用累进所得税的力量来节制高度不平等的机会。中国已经有了转变，社会的这种不平等状态会开始降低么？从广义结构经济角度看，认为中国正进入一个不平等程度即将下降的阶段，是非常合情合理的推断，刘易斯拐点模型暗示，即将开始的结构变化会降低不平等。按照刘易斯模的逻辑，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非技术劳动者的工资不会有提高，实际上，要到最初的过剩劳动被吸收完毕，工资才会改善。只有逐步扩大工业和城市部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非技术工人的工资才能开始快速增长。费景汉和拉尼斯 re and Ranis，194）基于对中国台湾地区的研究，对刘易斯模型做了公式推导，验证结果表明，在刘易斯拐点之后，不平等会下降。尤其在2008-2014年之间，中国农民工工资开始了快速增长，工资的增长使基尼系数稳定下来。如果刘易斯模型是正确的，不平等的降低趋势在未来还将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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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8
  经济增长，按最简单的含义来说，就是可得到的商品和服务总量的增加。这一增加可以通过国内生产总值（GDP），即一国经济中全部价值增值的总和之增长进行度量。将人口增长计算在内，就可得出人均可得到的商品与服务总量，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发展过程是一个人均产出逐步但平稳地持续增长的过程。产出的增长是因为社会积累的物质资本使得工人的生产力增长，工人的生产力增长则是因为家庭通过人力资本的投资，尤其是医疗和教育投资而使家庭成员的生产力增长。因为人们有了更好的教育，设备也更为精良，所以，工人在工作中也更得心应手本章首先对中国的长期长经验进行简要概述，然后对经济增长数据进行简单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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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10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国土面积很大的国家之一，继俄罗斯和加拿大之后位居世界第三。中国的国土面积比美国大2%，地理条件非常相似。两个国家纬度相同，气候条件也很相像。这种相似性使两个国家的东部地区有很多共同点。广州的气候与迈阿密的气候一样，东北的气候则类似于明尼苏达。中美之间的最大差异在于，中国的地形更起伏不平。中国高于海平面不足500米（1640英尺）的土地只有国土面积的25%，比较而言，北美有60%，欧洲有80%。中国的土地多数是丘陵、山脉以及由河谷分裂的高原、少数平原和盆地。中国西部与中亚的大沙漠接壤，世界最高的喜马拉雅山就坐落在中国与尼泊尔边境，新疆的吐鲁番盆地是这个地球上的第三低地，低于海平面155米。尽管中国有史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国，但只有很少比例的土地适于耕作。中国最大的平原与美国中西部辽阔的中部大平原相比，简直微不足道。中国是一个国土辽阔、地貌起伏不平、地形多样的国家。要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就意味着要克服这种地理隔离和由此引发的较高运输成本障碍，因此，创建一个一体化的全国市场和经济空间，成了经济发展的关键组成部分。中国只有一条海岸线，东部沿海地区不太方便出，南方的海岸高低起伏，丘壑纵横，间或也有几个良港，但也难与内陆地区互相连接。在北方，特别是在长江和山东半岛之间，由于海岸较低且多沼泽，几乎没有可用的良港。这种地理条件反映出中国的传统经济就是内向型经济，外向型的航海亚文化也有存在，但都被限制在东南沿海，经济上不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中国与那些具有强烈远洋趋向和商业传统的国家和地区，比如北欧、日本和韩国有明显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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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09
  1.4.3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不断上升，并于2008年达到峰值0.49后最终趋于稳定，现在已经开始了适度下降（第9章）伴随这些经济趋势的重大逆转，长期以来确立的政策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一连串的政策变化有:自1980年开始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终被废除，并在2016年以全面两孩政策取而代之（第8章）。中国停止征收农业税，开始补贴并保护农业（第6章和12章）。2005年后，着手重建包括医疗保险和普及教育在内的社会保障网（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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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09
  1.4.2仅就人均GDP而言，中国2017年的人均GDP还是日本1973年人均GDP的水平（1.5万美元，以2011年美元力平价计）。如果经济增长依然强劲，中国将在2023年达到韩国1997年的水平（2.08万美元），再过十年，可以达到日本1992年人均3万美元的水平。
• PP

  2021-11-08
  中国经济策对生两个或（尤其是）更多孩子的妇女给予种种制裁和惩罚。独生子女政直交由地方政府贯彻执行，对地方政府官员以及基层官员的工作政绩评价，主要看他们是否成功地降低了本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在第5。6节讨论了部分制度因此，地方官员在控制出生率方面承受着自上而下的巨大压力。在政策开始实施的头5年，执法格外严厉，所以独生子女政策立即引起了r泛争议。比如说，在1983年，这一政策强制性要求已有一个孩子的妇女安置避孕环（TUD），同时对已有两个或更多孩子的夫妇实施绝育手术，对未经许可的怀孕实施人工流产。1984年，由于国内的抵制和国际的争议，中国政府实际上在这上有断以1年后的这一政策被准确描述为一个半政，方政府则立法规定，允许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夫妇或者有实际困难的夫妇生养第二胎。政府也正式宣布了放弃强制绝育和强制堕胎政策。由于各地政府制定了承认地区差异的立法，所以不同地区的独生子女政策存在重大地区差别。为了避免有人指控中国政府想控制非汉族的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所以，在少数民族地区不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事实上，少数民族的出生率大约是汉族出生率的2倍。独生子女政策在城市和农村以及不同省份之间都有不同。1991年后，由于提高了出生率目标在地方政府评估体系中的突出作用以及提高了处罚力度，政策再次收紧独生子女政策控制了所有中国家庭的出生率。这种控制在城市更加严格。在城市，一般由工作单位掌握女职工的生育周期，农村地区也存在这种严格的控制。在城市，生育指标由工作单位分配，有时候，夫妇哪怕是生第一个孩子，也必等轮到自己”可以生育。保证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可以拿到这个证使他们可以享受各种优惠，包括优节生子女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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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3-11
  如果不考虑社会保险缴费，根据广义定义，中国政府的广义收入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33.3%，远远高于经合组织国家占国内生产总值22.4%的平均水平。与经合组织10%的平均水平相比较，中国的社会保险缴费贡献率为国内生产总值的5.4%。将社会保险缴费与广义政府收入加在一起，2014年中国政府收入占GDP38.7%——或剔除国有企业后占33。9%——高于经合组织国家平均32.4%的水平。中国是一个按富裕国家水平征税的中等收入国家。这一宽泛的计算为我们对财政体制改革问题的讨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比如，征收递延所得税和房产税的直接税将比现有的税收更有效率，更加公平。然而，向百姓征收新一组重税并不容易，尤其是当他们的负税总额已经相当高的时候。中国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 虚猫

  2012-05-23
  中国的经验不支持“市场原教旨主义”。也就是说，中国的经验不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因为市场机制是一个较好的几只，所以应该尽可能在许多领域尽快实施全盘市场化。相反，中国的经验表明，人员和机构的稳定扩充，激励与财产权的一致性和可预见性，以及弥补市场失灵的政府协调，与市场的稳定扩张同样重要。在某一特定阶段，市场制度的发展可能并不比其他类型的制度和能力发展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