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日本史：从德川时代到21世纪

• Momordica

  2020-08-03
  1853年，幕府老中阿部正弘在面对佩里初次访日时，要求各大名提出对策。表面上阿部是广开言路，实际上他了解幕府的做法会招致国内极大反弹，故希望事前取得共识。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说是日本国内政治的“开国”，与对西方的“开国”同样重要，但我们一般只知道佩里访日的影响，而忽略国内层面的变化，所谓无心插柳，它暴露了幕府的弱点，亦为过去一直遭受政治压迫的雄藩开启了权力大门。
• Momordica

  2020-08-03
  从今天的角度看，当时日人所提的各种攘夷理论似是废话，极不理性。至少在亚洲，西方列强并非以征服为唯一目标，他们更看重商业利益，而非领土。但日本人的恐惧性忧虑亦非全无根据，西方的自由贸易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建基于一种自以为是的道德观念，凡所到之地，绝对不肯让步，在必要时候，亦会毫不客气地实施殖民政策。因此德川时代日本人的看法也有其道理，他们认为西方夷人所贩乃奇技淫巧，得之无所益，失之亦不足惜，故列强的到来的确威胁到他们的生活方式，无论是世纪生活还是政治生活，日本都将面临变化，从此走上一条不归路
• Momordica

  2020-08-03
  鸦片战争证明了他们心中最害怕的状况，来自西方的蛮夷贪得无厌，他们不但要通商牟利，更要掠夺领土。在此种情形下，日本似应坚守原来的锁国政策，但从现实层面考虑，避免战争是当时较合理的选择，可以让幕府及诸大名有时间巩固防务。因此幕府对列强应至少做短期让步，不能死硬锁国，否则无法马上输入西方科技，作为国防之用。幕府是以处在一个进退维谷之境，若采取强硬立场，则必须马上面对战争，但若要争取时间建立国防，则又显得懦弱怯战。
• 鸟枪换炮

  2020-05-11
  我们必须认知到日本的外交策略，基本上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太大差别。在20世纪20年代，所有强权仍继续竞逐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一些国家说要实行同化，另一些国家答应最后给予独立或自决，其实都只不过是操弄着监护有色人种、为有色人种进步等口号，真正目的是合法化它们的统治。所有强权嘴巴上都说合作，骨子里每一个都想办法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巩固其霸主地位，因此美国高唱它在美洲独一无二的权利及利益，与日本寻求它在亚洲的特殊地位并无二致。
• MetalDudu

  2020-03-05
  不过奥林匹克运动会之所以成为一个冲击性甚大的文化活动，传媒的力量功不可没，尤其是电视所扮演的角色。奥运会的收视率是空前成功的：开幕典礼的收视率是84%，而女子排球决赛的收视率是85%。日本女子排球队赢得了金牌，因此成为国家英雄。参与奥运会的选手总共有7 500人，代表94个国家；设计师丹下健三（1913—2005）为奥运会建造了地标性的运动场及游泳池；通往大阪的“子弹列车”开通，高速公路网亦已完工；最重要的是日本运动员的空前表现，总共赢得29枚奖牌，其中金牌16枚。在传媒的大力鼓吹下，日本人认为他们在经济、科技、运动及文化各方面均以和平方式达成骄人成就，民族光荣感油然而生。
• 郝院长

  2018-08-30
  日美最后回合的谈判当然无法达成任何协议，外务省原意在偷袭珍珠港前一刻，向美国递交一份长篇备忘录，正式中止两国谈判，此举当然与宣战无异。但由于电文过长，日本驻华盛顿要花不少时间解密、翻译及打字，故实际上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时间12月8日）珍珠港被袭击后才送出。
• 湘川

  2018-03-19
  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是19世纪初至60年代间与西方列强不断交往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 湘川

  2018-03-19
  任何想要长治久安的政治体制，绝对不能只依赖强权力量和死忠者，是以政权必须建基在一个公认的合法统治共识上。
• 小马扎

  2017-12-06
  虽然三岛的反动文化政治并没有很多跟随者，有关战后时期变迁 的争议及焦虑却并未歇止，到20 世纪70 年代又出现两个成为焦点的 事件。最令人讶异的地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 25 年以上，仍有两名日本军队“最后的士兵”相信战争依然继续，他们在悲惨的孤立 的环境中持续作战，最后被人发现：横井庄一于1972 年由关岛回国， 而小野田宽郎则于1974 年由菲律宾回国。当战争结束时，他们两人传媒戏剧性的报道引发了一股小型乡愁式的热潮，评论者借此做比较，两名士兵甘心无私奉献，一往无前，而战后日本年轻一代则沉醉于个人主义及物质消费主义。这些议论当然会引导出另一个问题：什么才是日本人共同的民族性以及它在战后的改变和衰颓。有关年轻一代颓废的问题并不限于日本一地，其实它是全球现代性议题的一部分。当人类日益富裕时，我们应如何处理及共享财富？在今日时代里，生活愈来愈丰富，但人类的分割亦愈来愈深刻，什么样的社会价值及信念才能把人类结合在一起？
• 丁丁虫

  2012-11-28
  ……他可以归类到所谓“日本人论”这一派。这派作品都强调日本人的独特性，它的范畴广泛，由思想传统、美学、社会或经济组织、政治文化以至生物神经构造……当日本经济在1980年代欣欣向荣时，文化工业亦同时出现各种“日本人论”。新日本人论与以前一样，强调日本人民的一体性及团结一致，无视内部的明显分析及矛盾。
• 花与刀

  2019-12-31
  反近代性者认为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明治维新便遭出卖。他们认为明治维新真正的精神是承担东方的责任，联合各东方国家反抗西方。从某一层面而言，日本是成功的，因为当印度遭凌辱、中国被瓜分之际，日本却屹立不倒，成为反抗西方的中流砥柱。然而其后却不是这回事，明治日本稍后的“近代化”政策导致全国陷入西方物质主义中，日本人民变得自私自利，看不到他们真正的目的是在天皇仁爱的领导下，共同创造一个不分阶级、和睦相处的社会。
• nowhereman

  2019-11-29
  总括来说，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的困难主要是宏观政策的决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而到21世纪初，由于实行不同政策，再加上全球经济的变化，经济才因此复苏。2）日本的国际贸易在2000年到206年大幅增长，而过半的出口增长是朝向东亚，到2004年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它亦占日本进出口总额的1/5。这点观察，中国的快速成长十分重要。另一方面，在19992000年及2001-2006年，日本银行把优惠利率调降至零。因为全球环境顺畅，日本银行的做法有助于投资与出口，企业利润开始上升。到2007年，许多银行已经连续好几年能够消除旧有坏账，同时亦不再有新坏账出现。日本最大的6家银行所持有的沉寂不动债项，其比例由2002年最高峰的8%下降至仅1。2%。2007年日本政府已经可以稍微调升利率，企业亦可以提高薪水，幅度比过去数年都来得高。从2003年到2008年初，失业率不高，人均收入提升，成长虽轻微但持续不断。上述的经济趋势都点出，用第二个“失去的十年”一词来形容21世纪初的日本，是与事实背离的。从昭和时代终结的1989年到2008年初已经将近20年，这段时期与日本战后的高速成长、日渐富裕、国际地位持续上升显著不同。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金融危机长期延宕，主要原因是政治及经济领袖企图否认不景气且应对缓慢。整整十年里不断面对衰退、短期复苏及再度衰退社会不平等增加，工作保障萎缩。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与日本并无关系，难以把“信用”（或责任）归咎于它，事实上到了金融风暴前タ，日本已经体验了5年的经济増长，虽然十分温和，但值得注意。同时在这20年里，对宜居现代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一直持续，并没有减少，新的城际高速列车已投入服务，东京亦有新的地铁开通，其步伐不亚于欣欣向荣的上海。无论东京市中心还是其近郊，都在继续发展，新的高楼大厦出现，新的住宅区不断向外扩充。从上述各种不...
• nowhereman

  2019-11-29
  日本整个贸易的基本形态一直无法改变，它输入巨量右油、原料及粮食，输出制成工业产品，而且质与量均陆续有所增长。其结果不但是使日本在资本主义世界中长期占有贸易顺差地位，也形成了长期政治冲突。自我满足很快便变成傲慢。由于股价不断上升，不少人亦加入投机行列。他们创造一个新名词“财技”，意即财务技巧，是从“高科技”一词转化而来。到1989年末，日经股价指数在短短3年内增长3倍，在东京股票市场上市的企业，其总值是当时世界股票市场总值的40%以上。地价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涨了2倍，几年之后，它又涨2倍，有些地方更是3倍。黑社会亦参与土地投机行业，全副武装强迫居民出售房产，又迅速转售以谋取巨大利润。在1989年，一些统计指出东京市总地产价值已经高于整个美国的房地产价。日本投资者参与欧洲艺术市场的投标亦达到史无前例的地步，他们特别喜爱法国的印象派名画，一名商人用令人吃惊的1。6亿美元的价格，买下凡・高及雷诺阿的作品各一幅。伪造。以今日来看，上述各种趋势合并为一，就创造出危险而无法持久的投机泡洙，但在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好日子可以继续下去。由战后复原到梦想不到的富裕，这段历史是个奇迹还是个模式？或者，这故事是否反映着一个威胁全球妖魔的出现？又或者，它代表着道德失落或传统价值侵蚀的悲哀？无论在日本还是世界各地，都有人表达过上述的看法。它们反映出一种错误的思想，以为日本是个非常与众不同的地方，甚至可以说独一无二。日本所经历过的体验，我们可以说有其引人之处，不过不能以特殊概括之。当现代性及富裕逐渐成为全球主题时，日本其实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变体。
• nowhereman

  2019-11-29
  政府机构及执政党的领导人是日本的双驾马车，在大企业管理层的合作下，积极把上述价值打造为中产阶级的共同生活方式。通过各色各样的计划，家庭、学校及职场均被装嵌到既定的生活形态内。日本战后的社会史就如同经济史一般，它由无数国家计划所打造，影响到每一个公民的思想与行为方式l阮论是国家还是企业界，其强有力的机构均一致关注性别问题要为其订出“恰当”界限，亦会想尽办法实行。文部省及商界领导人设计学校教育纲要，用一种男女有别的观点，以宣扬标准化的家庭及职场生活。在初高中学校里，女学生被安排学习家政及保健等科目，男生一律不得参与，两性关系井然有序，这些科目都是教人如何做个贤妻良母。在高度成长年代的高等教育中，约九成的二年制大学学生是女性，她们主修的专业包括家政、教育或文学等，大部分都被认为是妇女所长。在四年制的大学里，3/4的学生是男性，大部分的专业是工程或社会科学到1970年前后，“摆脱受薪阶级”成为最受大众欢迎的说法。它反映了某些人的困境，他们希望不再当一切唯组织是命的受薪阶级，逃离压榨式的剥削，因而产生这些另类理想。在某些情况下，日本女性主义者会使用普世人权观念以呼唤女权，但纵使是这些女性主义者，她们很多时候亦把其要求联系到“母性”立场，强调母亲是女性的独特角色。总括来说，一方面日本在美国战略保护拿下“从属独立”，日本人民常因为这个尴尬地位而不安；另一方面，由于美国主导整个经济环境，日本亦得以制造各种产品，营销非共世界，社会才能日渐富裕，因此日本高度成长时代是具有上述国际政治背景，才能够在政治上实行制约，在经济上重新组合，释放能量。学生抗争、妇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全球现象，是同时发生的。“生产力政治”也是个全球现象，世界各地工人组织的立场也在转变中，由抗争形式转为体制内交涉，有时工人甚至成为统治阶层的一部分。大约同一时...
• nowhereman

  2019-11-29
  ↑美国日本政策的回转，在当时造成很大争议，至今仍是史学界争论的话题，在日本各方的意见冲突尤为激烈。有人指责美国政策的逆转，违背战后初期要建立真正民主的承诺，其结果是容许日本精英在占领结束后施行连串反动及逆转政策。有人则认为占领当局的新方向是实事求是，它维持日本稳定，让早期改革能日后开花结果，故逆转政策是必要的。美国改革方向的改变，部分原因是为追求安定的临时措施，因为它既把政治开放到一个史无前例的程度，最后不得不把旧势力的现存分子安插回来占领当局在1945年进驻日本，从一开始便决心为日本铺展一场由根挖起、逐步推广的改革，他们的确带来了巨大变革。即便如此，当美国人在1952年打道回府时，旧日本帝国原来的部分体制以及战时动员政策所造成的改变仍然存在。占领者视财阀为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曾尝试毁灭它；他们亦企图消灭官僚的中央集权力量，特别在教育及治安等范畴上；他们也策划清洗海陆军中的军国主义者、其民间的支持者、政界及商界人士，有意将其永远驱逐出公共领域。美国占领者在日本上述领域中都曾做过努力。不过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战前财阀下属的子公司虽失去其控股母公司，又重新以银行为中心结集；战前政党亦存活下来，掌控国会及内阁；文人官僚体制的影响力一如往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政治及经济力量的延续性，贯穿战前、战中以及战后，有历史家称之为旧体制的“连贯性”。20虽然本书中曾指出战时政策的延续性十分重要，但战后日本的安定并非纯粹倚赖旧体制的力量，战后秩序亦是根源于各种巨大及持续的变革。宪法在民权、土地改革、劳工运动、妇女法律制定等方面均有贡献，若光靠日本统治者本身是绝对无法完成的，同时人民亦因此成为整个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战后日本逐渐走向安定，并非说它纹风不动，一成不变，事实上只有在巨大变迁后オ可以得享安定。改革加速了变迁的进行，亦重新...
• nowhereman

  2019-11-29
  不过“南京大屠杀”更大的困惑一一或者可以说更大的罪恶一一就是日军南京最高指挥官为何准许连续数星期的围捕、强奸以及杀戮。东京执政当局大概亦有所耳闻，但却没有采取任何决定以约束士兵。也许由于无法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较优厚的停战条件，南京及东京的日方高层领导人大概以为用这种屠杀的例子，可以毁灭中国人的抵抗意志。如果他们真的这样想，则与屠杀一样，又犯了另一个错误。然而他最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日本统治者既不能建立一个具有合法性的友好中国政权，亦无法瓦解国民政府及中国共产党的抵抗，他们把自己及士兵卷人了大陆战争的泥淖之中。虽然依旧是权力的一部分，但政党的影响力远远比不上过去。国会中新当选议员有199名，替换率比以前选举高出不少，但国会议员现今所扮演的角色，不再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只不过是政府利益的传声筒，负责向人民做说明。他们不再是一个独立或有组织的力量，国会中大多数都支持东条首相，反对者只能私下表达不满，否则即遭拘捕，锒铛入狱。日本政府的战时文化政策是上述精神的反映，国家政策公然排除英美文化的影响力。德法电影虽仍准许上映，但只限于那些歌颂英雄事迹的电影，爱情片则被拒之门外。所有“敌国音乐”都在禁止之列，特别是那些靡靡之音的爵士音乐。代化已根深蒂固；在一般大众层面，西方的潮流、品味及习惯已深深打进日本社会，无法轻而易举地割弃。口号虽然叫得震天响，但要打仗，则必须倚赖“理性科学”以生产飞机，也要用它来应付生产及起场上的各种需要。事实上，日本工程师所设计的零式战斗机十分出日本在战争中一度把英国、荷兰、法国及美国统治者赶出东南亚及菲律宾，结果在有意无意中加速了亚洲殖民主义的崩溃；日本亦在其殖民地发展近代工业，因而为朝鲜、中国东北以及台湾地区孕育了后工业化基础。但这些大东亚共荣圈的执行者并没有赢得任何掌声最重要的是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原子弹爆炸，这使日本人有...
• nowhereman

  2019-11-29
  总结20世纪30年代的特征，我们能否说日本在这时候出现了法西斯主义？我的答案是“是”，虽然有史家不一定同意。不过若仔细思考当时的历史，我们不应为区区定义所困扰。有人把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称为“法西斯主义”，有人则称之为“军国主义”，其实这都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了解当时日本的政治及文化生活的各种状态及实相，它与欧洲的法西斯国家确实有许多共通的地方从德国、意大利及日本的经验，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代表第二期近代化国家的反应。欧洲法西斯模式启发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统治者，三国的统治者均通过一个光荣的国体激发国民潜能，以达成军事上称霸、帝国经济自足以及国内既反民主又自上而下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体制。然而在面对各种现存政治及经济权力单位时，日本及意大利均无法全面瓦解它们以建构一个极权体系，希特勒也许好一些，不过仍不能说是成功。三个国家相互之间当然有重要的差异，日本从未有过一个掌权的法西斯政党，它亦缺乏如希特勒或墨索里尼那样具有个人魅力的人物。不过三国法西斯夺权的经过则如出一辙，他们都面临同样的情况，如经济危机、左右两翼极端分化、工场与农村内部各种矛盾、右翼恐怖行动；三国的知识分子都有种文化失落感，认为传统文化的消逝会危及国家；对传统两性角色发岌可危的疑惧亦十分普遍；三国的精英及公众舆论都认为英美强权妨碍本国在国际上应有的发展空间。其实20世纪30年代日本真正的困难所在，并非是传统一元化的同构型，或是封建社会及思想，而是如何解决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及紧张性。日本对上述问题的回应方式导致了战争的灾难，战后（日本社会）因而对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十分憎恶。但战前开始的各种政治经济改革和动员，也推动了日本工业、农业和社会政策的转变，这些转变及其影响直持续到了战后。
• nowhereman

  2019-11-29
  世界经济的不景气似乎证实了官僚们的忧心，因此资本主义必须改革，否则其无效率经济将危及社会。然而政府官员无意以国家经营取代整个私人领域，事实上亦不可能。他们希望摸索出条介于左右之间的路线：左方是苏联的社会主义，一切由国家管理，硬性地依照计划运作；右方是美国或英国的经济自由主义，以市场放仔为主。路线摸索持续到战争时期，甚至到战后仍在进行。虽然日本设计者一直拒绝承认是学自德国，日德两国的设计都是追求一个无阶级的民族国家社群，两者亦企图建立一个全厂性的委员会，扮演咨询者角色，并以之取代工会。同时两者也都利用虚拟村庄、伙伴或家庭的模式，提出和谐而团结的有机体的响亮口号，宣扬要建立一个类似的工业“车间共同体”。日本的所谓工业和平促进者拒绝了自由主义及阶级斗争，他们宣扬企业“共同体”的理念，这种看法有深远影响，在战时以至战后仍持续不衰。他们的理念是公司等于小区，所有成员在天皇面前均平等，各有其职能，贡献则一样，使用当时流行的一个比喻，工人与管理层就好像一只鸟的两翼。经过几年的策划，政府在1938年7月成立“产业报国央联盟”，在日本全国各地推动“报国会四国家不但在经济及社会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亦加强对政治生活的控制。全国丝“选举肃正运动”的出现，便是转变的明显象征。内务省从1935年开始推动这个运动，目的是清除政治或政党贪污，例如防止政党候选人与官僚交换利益或收买选票。该运动一方面对公众宣“选举肃正”，另一方面亦加强警察的选举监督。到19375年，“选举肃正运动”不再限于中立形式的监督，内务省干脆直接介入，要求各政党候选人的选举诉求必须配合国家政策。当时的内务大臣后藤文夫曾在中央报德会发行的杂志《斯文》上发表文章，指出：“宪政下国民投票，实荷翼大政，巩固国础，图国运昌隆之重大责务。”警察监视选举活动，若听到其言论与军方或官僚的方向不同，有误导选民之嫌，警察经常会干...
• phxfed

  2018-02-14
  Beatrice Webb, the famous British socialist, wrote during a 1911 trip to Asia that the Chinese were “a horrid race.” She voiced similar scorn for Koreans. But the Japanese, she said, “shame our administrative capacity, shame our inventiveness, shame our leadership.”
• phxfed

  2018-02-14
  英国著名社会主义者比阿特丽斯·韦布在1911年曾东来亚洲旅行，根据她的记载，中国人是个“可怕的民族”，她用同样的语气指责朝鲜人，但对于日本人，她则认为中国人“令我们的行政能力汗颜，令我们的发明能力汗颜，令我们的领导能力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