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衰退年代

• 目送飞鸿

  2021-03-03
  If a nation’s happiness can be measured by (1) how quickly inequality is disappearing and (2) how fast the economy is growing, then the post-LTP maturing period would qualify as the period when a nation is at its happiest.
• 目送飞鸿

  2021-03-03
  From a demographic perspective, it is highly unusual for the entire labor supply curve to begin shifting to the left just as a country reaches the LTP. Japa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all enjoyed about 30 years of workforce growth after reaching their LTPs. The huge demographic bonus China enjoyed until 2012 is not only exhausted, but has now reversed, as shown in Figure 3.12. That means China that will not be able to maintain the rapid pace of economic growth seen in the past, and in fact growth has already slowed sharply.
• William

  2020-12-14
  对于所有被追赶国家的挑战是：为了应对不确定的未来，家庭一如既往地进行储蓄；但是，由于企业无法发现充足的国内投资机会，他们难以吸收全部储蓄，尽管利率水平很低。可是，如果有人储蓄，其他人必须借款并花掉这笔钱，才能保证收入流，经济才能运行。
• William

  2020-12-14
  一旦经济体进入刘易斯拐点后的被追赶状态，由于工资增长放缓，进口上升，消费弱化以及固定资本投资下降，通货膨胀成为不太重要的问题了。黄金时代的心理定式依然附着在我们身上，这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每个人的收入都在增长。每个人都想回到那个时代，因为对于经济体来说，那个时代一切皆有可能。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个时代的经济呈‘趋势性增长’。第二，这是一个创建宏观经济学原理的时代。大名鼎鼎如保罗·萨缪尔森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著作都是在黄金时代下写就的。经济学中的大多数理论和模型都是基于这样的假设：私人部门追求利润最大化，因为在这个时代，它是基本正确的。
• William

  2020-12-14
  瓶颈是借款人短缺。这就是传统经济学家们忽视的‘宏观经济学的另一半’。为什么借款人会消失，存在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在本国，他们无法发现具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第二，他们的财务健康状况受损到一定的临界点，他们不能借钱，直到修复好资产负债表。第一种原因的案例合一包括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以及海外资本收益率远高于本国的国家，而第二种原因的案例可以在债务融资形成的资产泡沫崩溃后被观察到。今天，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面临上述两个因素引起的问题，造成了借款人数量下降。在某种程度上，资产负债表问题更加要紧，资产负债表问题可以使经济快速出现萧条。
• Cocobolo

  2020-06-11
  另一方面，完全的贸易保护主义仅在短期内有利于工人阶级。在长期，历史已经不断重复地显示了，在竞争力和技木进步方面，受保护的产业一直落后，这意味着经济会出现停滯，其地位也将被更有活力的竞争者取代。为了保护工作岗位，依赖保护主义政策的国家将从“发达”国家名单中退出。
• Cocobolo

  2020-06-11
  今天，出生在索马里的人不得不付出超凡的艰苦学习和工作，才能达到出生在美国或徳国的不太勤奋的人的经济福利水平。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的黄金时代，即使技能很少的那些人也能买得起一幢漂亮的房子和一辆大汽车并享有舒适的生活，这对于生活在其他大陆的人们来说，是无法想象的。这就是地域不平等，而这种地域不平等正在被前述的工业化和全球化进程纠正。在过去的30年里，全球化进程获得了来自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大力推动，信息技术产业极大地降低了通信成本。结果是现在办公室之外可以从事的工作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完成。信息技术还降低了过去发达国家独享的而新兴经济体所没有的存量优势。例如，就在不久之前，用图书馆藏书量来衡量所大学的质量。可是，今天许多领域研究所需的大量资料可以通过网络获得通过互联网链接，这些资料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得到。这意味着，发达国家不学习、不努力工作的那些人道遥的日子结東了。如果不去提升自己的技能，不去满足现在的需求或走在现实需求的前面，他们的实际工资水平注定停滞或下降。教育体系也必须提升，从而不仅能够造就独立思想者，而且能够提高普遍的教育水平，以保证整个社会而不只是企业能够采取规避行动，抵御后面的追赶者。这意味着如果同时增加教育方面的投入，里根的供给侧改革会更加富有成效（遗憾的是，他没有这样去做）。如果被追赶经济体政府依赖保护主义为有限技能的那些人维持工作岗位，由于其产业会失去同世界其他地区的竞争能力，那么，这个国家将跌出发达国家序列。这些发展变化还降低了开办公司或创建企业的成本，无论是在发达世界还是在发展中世界。结果，无论在发达世界，还是在发展中世界，给予那些愿意努力的人们的机会快速增加。如果希望维持发达经济体的地位，被追赶的发达经济体必须跑得更快。正是不循规蹈矩的思想者的创造创新和突破，才保证了这些国家处于发展进程的前沿。所以...
• Cocobolo

  2020-06-12
  无论是在1990年后的日本，还是在2008年后的欧洲，大量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跳上了结构改革的“花车”。但是，美国和英国的里根时代和撒切尔时代完全不同于日本和欧洲的后泡沫时期。在里根和撒切尔时代，美国和英国都面临着高通货膨胀和利率高启、持续不断的劳资纠纷以及大规模的贸易赤字问题。在当前的日本与欧洲，通货膨胀与利率均处于极端低位，劳资纠纷极少，贸易账户出现巨大顺差。更重要的是，西方在2008年之前，日本在1990年之前，经济体运行得很好，对传统宏观经济政策的响应也很好。这就很难主张经济停滞是因为存在长期的结构问题但是，因为主流权威近乎排斥性地专注于结构改革，在过去的20年里，日本在这项政策上浪费了大量的政治资本和宝贵的时间，在过去的8年里欧洲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同时，美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前两年，政策制定者就已经明白国家实际上承受着资产负债表问题，而不是结构问题。现在美国做得比日本或欧洲好，因为美国没有把时间浪费在结构改革政策的辩论上。事实上，尽管在美国的许多经济学家充满自信的（如果不说是傲慢的）演说中，认为日本几年前就需要如此这般的结构改革，但是，没有陷人结构改草“陷阱”的国家仅有美国。
• Cocobolo

  2020-06-10
  一旦经济跨越了刘易斯拐点，工资水平快速增长，消费者的理念开始变化随着未来一片光明，他们开始需要高质量产品和奢侈品，而在刘易斯拐点前的时期，这些是他们做梦才能想到的。基于他们所拥有的财富，许多人开始展开竟争，在美国这个现象有个别称，即“赶上琼斯家”“。企业努力确保拥有一系列产品，从而能够吸引不断提升品质要求的消费者。在那些岁月里，消费者愿意每两年就换一辆新车，不仅仅是因为感觉好，而且是因为“要赶上邻居和朋友”。从始至终，汽车制造商都在努力抓住每两年就提高汽车档次的消费者，这种情况被称为“全系列营销”。在日本，当经济进入刘易斯拐点后的黄金时代时，出现相似的行为，基于他们拥有的财富，家庭之间开始相互攀比。当一个家庭买来一架钢琴以便孩子能学钢琴时，邻里的其他家庭会感到有压力，也会购买某种乐器，以便他们的孩子也能够参加音乐课程。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这种攀比是如此强烈，以至于高中阶段的女生和年龄更大一点的女性觉得她们必须至少拥有一只路易威登品牌的包，从而导致日本大部分女性每天挎着这样的包上学和上班。拥有更好的商品的竞争或“赶上琼斯家”的心理对经济形成了巨大的正向反馈，消费与GDP都快速增长。可是，一旦经济进入了刘易斯拐点后的被追赶阶段，不受限制的收入增长预期消失，消费者被迫重新安排其消费的优先次序。由于收入增长放缓，甚至根本没有增长，消费者被迫追问是否能够得到货币收入。同时，外国廉价商品的大量流入成为刘易斯拐点后的被追赶经济体的关键特征，从而创造了以前所不存存在的各种购物选择。在这个重新调整的过程中，“赶上琼斯家”的心理被抛到窗外了，绝大多数家庭停止了每隔一年就买新车的消费行为。相反，他们开始浏览类似于消费者报告的消费网站，以确保购得物有所值的东西，并不关注产品是用什么生产的、哪里卖的以及哪里生产的。在美国，这种情况导致规模巨大的...
• Cocobolo

  2020-06-10
  从这个意义上说，制造业是一个伟大的社会平衡器：当制造业繁荣时，没有获得高等教育（以及昂贵教育）的人们依然可以拥有满意的生活。当制造业驱动着工作岗位创造时，甚至没多少技能的工资水平也得以提高。这样即使经济体中的制造业占比不大，依然会影响其他所有部门的工资水平。空的部『美国制造业就业在1979年达到顶峰，即1960万人，制造业就业人口的大量增长始于1946年（1270万人），直到1969年（188万人）。这个时间段刚好与前面提到的美国收入不平等缩小的时期相吻合。现在，制造业就业下降到1240万人，或者说，仅占全部非农就业人口的8。5%。1946年相应的数字是32%旦制造业开始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并且只有那些具有高等教育和技能的人能够适应变化，他们可以继续过得很好，在这种情况下收入不平等就开始恶化了。可以预期的是，制造业也是最大的生产力。正如前述，从史丹利・费雪的研究中可知，美国制造业的起落与美国生产力成长的数据变化是一致的。从全球视角来看，这意味着，当国家制造业要么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要么追赶其他经济体而不是被追赶时，国家就处在最幸福的时代，也就是说，不平等正在消失，且人们正在享受其劳动成果。20世纪70年代在日本开始追赶之前，西方国家处在他们的最幸福时代，因为他们的制造业领先于所有其他经济体，在相林描倒掉之前，法国人说，如果没有苏联，也没有日本，世界将更加美好平实党当制造业部门追赶西方而又没有经济体追赶自己时，日本处在最幸福的时期。当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内地（大陆）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追赶日本时，幸福的日子结束了。于是，亚洲四小龙享受他们的黄金时代，大约20年，直到中国内地（大陆）开始追赶他们。，向泉中器
• Cocobolo

  2020-06-10
  最初，西方面对日本的威胁，存在着巨大的困惑。当日本接管了一个又ー个产业的时候，产业领袖和劳工领袖寻求通过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保护。例如，法国规定所有日本的录像机必须在普瓦捷遥远的乡村通关，不要吃惊，这样做，没有任何海关官员不让产品进入法国。尽管法国没有录像机生产商，但其依然这样做了。其他人主张汇率重新安排，这一点在1985年的广场协议中实现了，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下降了一半。依然有其他人说，西方应当学习日本的成功经验，汲取日本的教训，从而导致了西方人对所谓“日本管理模式”的痴迷。美国许多著名商学院积极招收日本留学生，这样，他们可以在课堂上讨论日本管理实践。有些人甚至认为，吃鱼（尤其是寿司）可以使他们变得像日本人一样精明。总而言之，曾经是世界上技术最发达的经济体的西方国家的自信动摇了。 作为消费者，西方工人受益于来自亚洲廉价的进口商品，这个事实某种程度上减轻了西方工人感到的痛苦，这是进口引导的全球化的一个特征。拥有发达技术的企业继续表现优异，但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从经济增长中受益的情况不再出现了。那些工作岗位被转移到海外较低成本区位的人们的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下降。
• Cocobolo

  2020-06-10
  但是，在1997年，也就是日本7年衰退之后，对资产负债表衰退一无所知的IMF和OECD却开始给日本施加压力，要求削减财政赤字，原因是人口老龄化以及那些公知的道路和桥梁并没有引导经济活力。这些机构完全不能理解如果没有财政刺激计划，日本经济早就崩溃了。遗憾的是，桥本龙太郎政府唯命是从，1997年4月开始实施财政紧缩计划，数量达到GDP的3%（或者说，15万亿日元）。然而，加税和削减支出的后果是经济和银行系统面临严重的灾难。日本的GDP连续5个季度下降，不但赤字没有减少15万亿日元，反而实际增加了16万亿日元（或者，増加了72%）这让日本花去10年时间回到1996年的赤字水平，在此期间公共债务增加了近100万亿日元（见图2。19）。成功经受住了头7年经济衰退的日本各家银行，最终于1997年末被抛弃了，接着发生了一场严重的银行危机。桥本龙太郎于该年12月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开始逆转财政政策方向，向银行系统注入资本，以阻止全国范围的信用紧缩。接着，小渊惠三和森喜朗政府也实施了财政刺激计划，以维持经济运行，但是，财政政策的正统理论使小泉纯一郎政府和安倍政府的第一个任期内有所倒退，经济再次出现停滯。非常了解资产负债表衰退期间赤字支出重要性的内阁总理大臣麻生太郎实施财政刺激，但是，当雷曼兄弟公司危机爆发时，他遗憾离职，2009年自由民主党在大选中出局。接下来的日本民主党政府没有从1997年的灾难中吸取教训，在财政正统理论的指引下，经济再次出现下滑。
• Cocobolo

  2020-06-11
  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中，年长者倾向离开欧盟，而年轻人投票留在欧盟，表明老一辈依然希望回到“大英帝国”，那个时代英国独一无二。同样，在美国，特朗普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蓝领白种男人的支持，表明人们渴望黄金时代所享有的生活，在那个时代，美国制造业是毫无争议的世界领袖。许多被追赶经济体中的社会逆流的参与者视全球化为万恶之源，并企图放慢商品和人口的自由流动。唐纳德・特朗普以及像他一样的其他人公开敌视移民，主张保护主义，废除诸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寻求自由贸易程度更高的协定。然而，这股逆流的真正目标似乎是针对像米尔顿・弗里德曼一样的那些人所鼓吹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为人所知的新自由主义）。这是一种信仰，即个人和公司应被允许做任何事情（只要不违反法律）去追求利润。这种观点还坚信，私人部门自由度的提高将带来资源的更优配置。按照这个观点，只要比在美国的投资得来更多的利润，公司就应当在中国和墨西哥这样的国家投资。并且只要能够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他们就应当减少母国高成本的雇用人员数量。相反，总统特朗普已经公开反对美国企业开除本国工人，反对用更廉价的海外劳动力取代他们。他还把采取这种行动的企业执行官描述成“谋杀逃亡”美国大公司几乎立即回应特朗普先生的要求，不把工厂向海外转移，这是一个信号，他们认识到这是一个社会间题，而不是法律问题。如果这是法律问题，他们可以雇用律师团队，与来自华盛顿的压力做斗争。但是这被看成社会问题，如此回应将事与愿违。事实上，完全基于一个人的推特（那时，此人还没有成为总统），美国大公司就改变了他们的商业计划，这是史无前例的。
• Cocobolo

  2020-06-11
  这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90年代几乎所有美国资产剥离者及其投资银行界的朋友们都支持这样的观点：由于银行没有足够快速地核销不良贷款，因此日本经济将停滞。他们散布这些谣言，因为他们已经来到了日本，准备购买便宜的不良资产，但是他们还无法在具有吸引力的价格水平上买入这些资产由于失望，他们开始告诉西方媒体和政策制定者们，日本经济不会复苏，因为银行没有足够快速地核销不良贷款。在日本的西方记者不仅不了解美国是如何控制拉美债务危机的，他们甚至不会说日语。既然他们无法知晓日本银行接电话的人是否会说英语，他们不得不依靠西方金融机构给他们讲故事。西方记者不仅无法得到日本方面所讲述的故事，而且还受到西方资产剥离者和投资银行家的故事的连续轰炸，这些人坚持认为，在日本银行清除其不良贷款以前，日本经济会有灭顶之灾。最终，那些故事传到了华盛顿，在华盛顿不了解真相的官员开始重复自私自利的资产剥离者炮制的故事。看到如此之多的美国高级官员持有同样的观点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他们没有认识到，当在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中美国面对同样的问题时，美国也不得不采用同样的“假装与拖延”政策。事实上，美国官员、学术界和投资银行家（并非商业银行家）对1982年和200年的“假装与拖延”政策的无知是令人震惊的。他们似乎仅仅了解一次银行危机，就是1989年的储蓄与贷款危机，而与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相比，这是一次很小的危机。于是，那些无知的官员和经济学家们继续做报告，谈论日本（以及1997年亚洲货币危机后的其他亚洲经济体），谈论在银行危机中应当做什么，尽管他们对于自己国家的危机一无所知。今天，日本的银行已经被视为世界上最健康的银行，但是，日本经济依然低迷。这表明，20年前将日本经济停滞归因于银行的那些人基本上错误理解了经济情势。日本经济的下降不是因为缺乏贷款人，而是因为缺乏借款人。在这个方面，具有讽刺意味的...
• Cocobolo

  2020-06-11
  当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自由市场、货币政策和小政府的捍卫者米尔顿・弗里德曼于20世纪50年代访间日本时，他对经济学家大足长洲（ KazushiNagasu）讲了一番话，他说：“我是犹太人……我不认为我需要告诉你犹太人不得不面对何种可怕的死亡。我主张自由市场背后真正的动力来自希特勒和其他专制统治下死亡的犹太人民的血泪史，他们给我的口信是，通往幸福的最佳之路是拥有一个让人民团结的机制，一个国家、种族和政治体系没有任何影响的机制。虽然许多人同情弗里德曼，并认同自由市场是理想的，但是，他至少存在三点错误。第一，他的假设。他假设私人部门追求利润最大化驱动的市场从不会走向错误的方向。每隔几十年私人部门都会在泡沫中失去理智，还有最近观察到的一些事情，尤其是在2000年前的网络公司泡沫和2008年前房地产泡沫中观察到的一些事情（就是明证）。在泡沫发生过程中，狂热投机的私人部门造成的结果是数万亿美元的资源无效配置，没有哪一个政府可以与之匹敌。换句话说，当企业和家庭保持冷静头脑时，市场运行得很好，但是，当泡沫形成时，就不是那回事了。当泡沫破灭时，私人部门又回归理性，并且认识到必须重新恢复财务健康优先选择从利润最大化转向债务最小化。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同时这样去做，经济体就会陷入合成谬误问题，这里被称为资产负债表衰退。这里是弗雷德曼犯下第二个错误的地方。他认为，货币政策（中央银行提供流动性并降低利率）应当被启动以应对衰退。但是，一且为了修复资产负债表，私人部门最小化债务，经济体处在状态3和状态4，那么，货币政策就不再有效了。货币政策会停止工作，因为借款人缺失意味着，中央银行提供的资金无法进入实体经济，甚至即使在零利率下，也无法进入实体经济。他的第三个错误是，他强烈反对运用财政刺激去应对衰退。财政刺激基本上就是政府借钱和花钱。但是，在资产负债表衰退过程中，政府必须承担起最后借款人角色...
• Cocobolo

  2020-06-10
  学习“日本管理”，尝试了所有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和货币贬值之后，美国似乎有了结论，即一国被后进国家追赶之后，唯一真正的解决方案就是跑得更快，也就是说，持续创造新理念、新产品和新设计，站在竞争的前列。就此而言，美国是幸运的，罗纳德・里根（ Ronald Reagan）总统的供给侧改革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减税与极大降低经济管制一使经济更有柔性，鼓励了创新者和企业家提出新理念、创造新产品，从而产生了提高本国资本收益率的效果。出美向会，中新当申的家す案学本日，女面匠里里根经济学是对20世纪70年代经济停滞的回应。20世纪70年代的特点是频繁的罢工、高通货膨胀率、低标准的制造业质量以及平庸无处不在。里根经济学是反对劳动工会的，劳动工会依然努力扩大在刘易斯拐点后的黄金时代获得的收益，而没有认识到由于日本竞争的到来，20世纪70年代美国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后的被追赶阶段。事实上，相对于日本，美国失去了许多产业和好的工作岗位，这也意味着要一反过去的做法。当里根总统减税并放松经济管制的时候，有这样的思想和驱动力的人们开始受到关注。于是，这些人开始开始推动与信息技术（IT）相关的一系列技术进步，最终在许多高科技领域，美国收复了被日本夺取的失地，重新获得了领神地位。20世纪80年代很少美国人想到这个国家从日本公司如索尼、东芝和日立那里重新夺回高科技的领袖地位。然而今天，甚至是日本公司位于东京的办公室里都充斥着美国品牌，比如苹果和惠普。换句话说，美国学到了如何跑得更快。
• Cocobolo

  2020-06-11
  由此观之，西方自由人文教育传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特别是学生必须独立思考、用逻辑和事实支持思想的理念而不是吸收和照搬被告知的东西在对人的训练中至关重要，人们会有不同的、独立的思考。在美国的一些顶尖大学，那些只是重复教授课堂上讲述内容的学生只能得到B，要得到A需要学生超越课堂，添加自己的理解。这样的训练鼓励学生挑战现状，这是拥有新理念和新产品的唯一途径。自由人文教育在西方具有长期的传统，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时期。在经历数世纪罗马天主教的压制之后，人类智力价值最终受到认可。将智力从宗教权威手中解放出来是一个漫长的而不是轻而易举的斗争一许多睿智的思想者被绑在柱子上烧死。社会经历了漫长而血腥的斗争，所以，这个社会热爱自由人文传统。可是，没有经历这样的斗争的社会必须提防信奉“权威”的教育科层化趋势，这将泯灭独立思想者。一旦这样的科层制建立起来，新的思想者要获得听众就变得非常困难，尤其是当他们的思想挑战正统理论的时候。这里，影响是社会中公民的创造力得不到充分发挥，教育机构和其他权威机构继续扮演着历史上罗马天主教盘问者的角色。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即真正的自由人文教育是昂贵的。她要求一流的教师指导和激励学生，通常，任何地方对于具有这种能力的教师都具有强烈需求。结果，美国一些顶尖大学的学费已经达到了几乎是令人憎恶的水平。尤其是，独立思考能力并不保证学生毕业时能够立即找到工作。正因如此，这种类型的教育常常是留给能够承受负担的那些人的，这也将恶化刘易斯拐点后的被追赶经济体业已扩大的收入不平等。
• 百合花

  2019-12-19
  如果中国不采用长期办法，人民币很有可能进一步大幅度升值。而当资本流入时，人民币又会快速大幅贬值。现在，那些投机资本正在逃离中国。（150页）原文：Had China not adopted this long-term approach, the RMB probably would have risen much further when capital was flowing in and fallen much more sharply now that those funds are fleeing the country. (pp.145-7)可是，如果中央银行拥有到期政府债，而财政部通过发行再融资债券从私人部门获得的资金没有回流到债券市场，赎回资金量就会增加。（152页）原文：If the maturing government debt is held by the central bank, however, redemption funds raised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by the Treasury via the issuance of refunding bonds do not flow back to the bond market. (p. 148)
• 百合花

  2019-12-19
  但是，如果这些国家的工资增长超越了量化宽松水平，所有其他国家的工人工资必须达到他们的量化宽松水平，若如此，雇主在世界任何地方就不再能够找到廉价劳动力。这意味着，在工资达到量化宽松水平之前，每一个国家都期望收入增加，可是，在这一点上，工资的量化宽松（EQ）水平实际上就变成了工资的执行董事（ED）水平，图3.3在全球背景下进行了描述。（269页）原文：For wages to grow beyond their EQ levels, however, wages for workers in all other countries must reach their EQ levels so that employers no longer have the option of finding cheaper workers elsewhere. This means individual countries can look forward to income growth until wages reach their EQ levels, but at that point the EQ level of wages effectively becomes the ED level of wages in Figure 3.3, applied in a global context. (p.260) 很明显，图3.3系图3.1之误。
• 百合花

  2019-12-19
  对拉美一无所知的美国银行发放大量的（比索）美元贷款给当地的公共部门借款人（262页）原文：U.S. banks that understood little about Latin America lent billions of (petro) dollars to public-sector borrowers there (p.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