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的中国人

• champollion

  2017-09-28
  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就是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上水面，沐浴光照 -村上春树
• JL

  2017-01-13
  朝鲜人默许某些中国商人建立一片特许海域，中国公司付给朝鲜军人钱，朝鲜人保护他们的捕捞特权，外来渔船需要缴纳“傍艇费”。如果没有“傍艇”，就会遭到武力驱逐。一个年轻的中国女性走近和我唠嗑，邀请我晚上到对岸的惠山走一趟，她告诉我过境只需要给朝鲜军人一包长白山香烟。延边的一名朝鲜研究者称，“中国制造”的商品目前在朝鲜人生活中的比例在80%以上。
• JL

  2017-01-13
  澳门欠下的赌债在中国内地追讨得不到法律保障，内地叠码仔却可以去收钱。于是我们看到，赌场将风险转给贵宾厅承包者，自己完全没有风险。承包者给中介一定额度的账期，并根据营业额付佣金。中介同时是赌厅的出资人，借钱收不回来对赌厅没有影响。中介借钱给赌客有一定的账期，并且提前以合法身份的公司与赌客签订借款协议，追索有了法律保障，避免了坏账的风险。风险最后全集中在赌客个人身上。任职公关的澳门钱女士若有所思的对我说，澳门人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比香港人更安静，如果没有太大的事情发生，会选择在一旁默不出声。澳门特区政府每年都要为澳门居民派发红利，希望市民继续保持沉默是金的美德。
• JL

  2017-01-13
  2002年前的澳门，赌博机器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全部由赌王何鸿燊独家经营。……澳门政府和何鸿燊签订了一份长期承批合同，实际上，澳门政府才是所有赌场的真正拥有者，何鸿燊只是承运人，需要向澳门政府缴纳高额赌税，并对赌场行使部分监管职责。澳门回归中国前夜，不确定感笼罩着澳门。赌场希望趁着回归前最后10年大捞一把。黑社会为抢夺贵宾厅业务在街头火并。暴力催债、枪杀爆炸、绑架案件频出，低效的蒲澳政府对此似乎束手无策。2002年澳门放开赌权，终结了何鸿燊的垄断经营。一家独大变为后来的6家：澳博、永利、银河、威尼斯人（金沙）、美高梅、新濠博亚。……把金沙和永利引入澳门的初衷，就是看到两者在非博彩业务的成功。永利成功把高端名牌带进赌场，金沙把赌博和商务会展及旅游度假结为一体。澳门希望内华达的美资赌场带来更高的国际标准，用一个充满生机的竞争体系取代死气沉沉的赌博机器。美资赌场带来了比澳门更透明和积极的监管。美国赌业的海外业务同样受到注册地所在州的监管。
• JL

  2017-01-13
  缅甸的人均收入只有越南的一半，被美国《时代》杂志称为世界第二腐败的国家。缅甸的三股政治力量已经成型。一是缅甸政府，现任总统登盛早先是军政府丹瑞大将的副手，被视为缅甸民主化的推手。二是昂山素季代表的民盟。三是错综复杂的少数民族武装。在缅甸，中资企业还没有做好和后两者长期打交道的心理准备。
• JL

  2017-01-13
  活跃在中缅边境的商人很多都拥有三副面孔：一张中国身份证、一张缅甸身份证、一张来往两地的边民证。缅甸国内17年的停火协议，在2011年6月9日化为泡影。缅甸政府军和靠近中缅边境的少数民族武装克钦独立军（KIA）交火至今。缅甸是世界上民族关系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有135个民族。桀骜不驯的少数民族武装很难服从缅甸中央政府的统治。战事牵动着在边境线谋生的商人们的神经，也威胁着中国企业在缅甸的巨额投资。中国政府应做好企业海外投资的宏观环境信息提供者，但现有的办法和指南，已经无法对不断变幻的热点地域局势、国家或部落之间的纷争进行及时跟踪和整体评估。
• JL

  2016-12-05
  李银河说，换偶活动是公民中极少数人的一种性活动方式，它的确违反习俗，绝大多数人不但不会去参与，也根本不赞成这种做法。但是，仅仅违反习俗并不是犯罪。违反习俗的人的行为只要没有伤害到别人，就是他的权利。这一权利不应当以违反道德或违反习俗的名义被剥夺。“取消这个过世的法律有一个潜在的重大意义，就是防止‘文革’时期公民权利被肆意践踏的局面再度发生。”李银河说，“如果允许公共权力以道德的名义对个人私生活或私人空间的介入和侵犯，或者使这种介入和侵犯合理化或合法化，带给我们的可能将是一个道德更败坏的结果。”
• JL

  2016-11-20
  三人是家乡派遣来的驻京干部，众所周知，计划经济年代，驻京办的职责是跑项目，接待进京地方官员。现在，驻京办的另外一项工作职责，就是劝阻那些来自家乡的告状者尽快离开北京，回老家解决问题。如果这类事情发生过多，显然会影响地方政府的脸面，也影响地方官员的仕途。有时，他们也会花钱雇佣线人，阻止此类事件在首都发生。
• JL

  2016-09-10
  “花园”垃圾里的生活充满了可耻和麻木，这跟外界对袁厉害的爱心的赞誉构成了强烈的反差，显示出广为传颂的袁厉害故事中被忽略的一面。袁厉害的支持者认为，袁厉害的伟大在于她给了这些弃婴第二次生命，代替失效的政府实行善业。而让我无法接受的是被袁厉害收养的弃婴，只是没有死去而已，但在这里并没有展示生的价值。袁厉害并没有在我面前刻意隐瞒他的收养策略，也没有义务解释。也许她能够做的，是把钱投入维系弃婴的最低生活需求。即便她具备了足够的财力之后，似乎也没有人有资格指责他。收留弃婴的行为本身，处于平凡人无法企及的道德高地，周围人赞美她的善心。捡垃圾的老太太笑着说，“如果没有袁厉害，孩子早死了。就是给钱也没有人愿意养这些残疾孩子。”袁厉害成了失效的救助体系的替代品，她就像一块遮羞布，随时被用来擦拭堂皇的吊灯上的灰尘“因为保障制度的缺失和监护人的失职，残疾人沦为孤儿。福利院只接收具有合法手续的孤儿，却给了暗厢操作和腐败交易可操作的空间。真正需要救助的孤儿，却没人关注也没人负责。那些生活在垃圾”花园“中的孩子事实上只属于袁厉害的私人财产，无人过问其命运。在一个户籍管理严格的国家，真实的情况却是，死亡可以做到无声无息。……2010年这个领域的最大变化是家庭寄养成为国家监护下的儿童的主导照料方式，但是对于这些寄养在福利机构之外的儿童的命运，人们几乎一无所知。……不仅仅是资金问题，还在于能不能找到训练有素的护理人员。”即使她们善良并热心，但是没有受过培训，没有人能够应付严重残疾的孩子，何况还是十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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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9-04
  1949年，国民党政府成立“军眷管理处”开始大量修建眷村，安置60万国民党军民及家属。外省台湾人协会理事长李广均先生著文认为，眷村的兴建大致分为四个时期：竹篱笆眷村（1945-1956年）、新眷村运动（1957-1980年）、旧制眷村改建（1980年迄今）、新制眷村改建（1997年迄今）。眷村的过渡性与营建方式，已经注定早晚必须面临拆除改建的宿命。眷村更大的影响几乎都来自文化标本意义：有许多优秀的眷村人活跃在台湾主流社会。话剧导演赖声川说，台湾太多优秀的人都从眷村出来，“我觉得这些人代表了台湾精神，所有不同省份的人们聚在一起，外省和外省混，外省和本省混，混出我们台湾精彩的所在，也让台湾比其他华人世界更精彩。”……如果从负面意义上讲，眷村构筑了一个外省人和台湾本省人完全隔离的社会空间，成为台湾威权年代社会分化的意识形态符号。
• JL

  2016-08-15
  整个令人怀念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社会思潮处于一个激烈碰撞的时期，人心惊蛰。……对于探索发展之路的中国来说，20世纪80年代末是个绕不过的分水岭。也许莫言痛悼的还有消逝的乡村传统，在皇权不下县的传统中国乡村，张世家这种乡绅式的人物曾经是中坚力量。士绅阶层在维持地方秩序和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居功至伟，他们尊重传统，理解文人的独特作用并且乐意提供无私的帮助。在革命和经济的双重涤荡中，乡绅已经退隐于无形。莫言在《丰乳肥臀》中写瑞典传教士和“母亲”生了一个混血儿，富有预见性地讲述了中国人将迎来信仰的迷茫期。……以为退休的宗教界官员曾经这样告诉我，为什么现在中国的信徒越来越多？因为，“计划经济年代，人们一切由组织操办，而市场经济时代，一切都要靠自己，组织不管了，人们需要寻找新的寄托。”
• JL

  2016-08-13
  在中国传统认知里，这种政治边缘地带的农民具有天然的造反精神。土匪的形象在中国文学中具有两面性，和平时期是农民，一旦官逼民反，又成为底层民众的利益代言人。官与民的对抗贯穿了中国近代乡村的历史。莫言说：“蓝脸是一个了不起的，敢于坚持己见，不惜与整个社会对抗，最后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尊严的人。这样的人物形象，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还没有出现过。”政治高压改变了传统乡村农民与土地的密切关系，也重塑了农民的精神生活。莫言说：他的爷爷是一个有情趣的农民，会结网、捕鱼、打猎，后来的人民公社大锅饭，吧人像牲口一样拢在一起，农民的所有时间都不能自己支配，有情趣的农民也没有了。那些曾经自由疯长的生命，逐渐臣服、消失，莫言不无悲凉地说：东北乡的人种也“退化”了。
• JL

  2016-08-09
  漫长的封建制度最有害的影响是中产阶级难以在中国形成，中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的行程和发展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后经济得到了发展，但又出现贪污腐败、贫富悬殊、环境破坏、污染严重。这些都还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从教育领域看，被称为神圣殿堂的高等学府，不仅是一所大学，而是普遍地受到浮躁、功利，追逐钱和权的严重影响。
• JL

  2016-08-09
  农业效率提高了，国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就会得到保证；随着底层产业的边际效用递减，新生的发展动力必将促进上层的产业发展，而上层的产业又会对底层的剩余劳动力构成拉力，从而使工业化或现代化得以实现。这种农业与工业兼顾的经济学理论模式，在20世纪50年代后逐渐自成一派，称作发展经济学。
• JL

  2016-08-04
  傈僳族、怒族天性乐观，是随性不爱计划的民族，喜欢喝酒，即便在刀耕火种生产力低下的年代，打下的粮食不少都酿酒喝了。针对这些习惯，最初基督教在怒江传播时，反对喝酒抽烟，教导人们注意卫生。怒族人喜欢杀牲祭鬼，每年都要杀掉大量的牲畜，对于需要牲畜劳作的农家是很大的负担。基督教反对杀牲祭鬼，可以帮助村民提高生产力。基督教的教义，以一种本土化的传播方式和现实意义，逐渐俘获了怒江人心。20世纪20年代，大批外国传教士从缅甸进入西南，遭到当地民众的抵御，原因主要是语言隔阂。……杨思慧夫妇显然具有高超的音乐素养。他们发现，当地土著民族的对偶句式与《旧约全书》中“箴言录”和“大卫诗”句式相似，于是修改整理了赞美诗歌集，形成了具有怒江特色的四声部赞美诗，传唱至今。“从前，人们的生老病死全部由国家和单位负责。现在，买房、上学、看病，都是自己的事情，人们要寻找新的寄托。”……“有信仰的人是幸福的，这是我们和世界的一种精神关系，人都是需要寄托的，都要找到自己的主。”对于生活在大山深处的村民来说，道德的约束比法律的作用大，教堂比村委会作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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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7-28
  这种融资模式不断复制放大。这一年是上林人奔赴加纳的高峰的开始。上林农民加入了一套类似传销的充满风险的融资体系。每个股东又不断吸收新的股东入伙，以平抑风险购进设备。在非洲的中国人深受无序和缺乏道德底线的商业文化的毒害，很难主动去遵守商业游戏的规则。……一些发财的中国人喜欢炫富。在当地有专门为中国人服务的中餐馆、赌场、夜总会、妓院、地下钱庄，形成高效封闭的华人圈子——就像我们在世界各地都看到的情景一样。苏振宇的形象如同中国对于非洲施加的巨大影响一样复杂多义。中国曾经实施了不附带政治条件但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长期对非援助，结束了冷战时期在国际社会上的孤立境遇。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中国是被非洲兄弟抬进联合国的。如今，中国对非投资超越了美国，但是商业投资也开始要求回报。一方面中非合作促进了非洲的基础建设和经济繁荣，一方面中国也开始被视作资源掠夺者和新的经济殖民者。
• JL

  2016-07-28
  郑建茂的经历就是青田移民的缩影。他们风餐露宿偷渡国境，在欧洲充当廉价劳工，进而借助“中国制造”势头开始中欧贸易，形成了一股独立的经济力量。近30年间，勤劳的青田人就这样在欧洲建立起了一个隐秘王国。这些移民并非单向移动，特别在西班牙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很多人又在向中国回流。“西班牙的青田人并不是从中国直接过来的，他们把欧洲看成一个整体，在欧盟范围内寻找机会，逗留时间长短取决于那里是否有发财的机会。他们不是单向的移动，哪里有机会就去哪里，他们是网状的，有不同的结点，很多青田人在南欧有生意，在法国的马赛、意大利和米兰，他们保持着游动的状态。”
• JL

  2017-01-13
  我意识到，这条边境线的商业活动发挥的巨大影响，不光实现了互通有无，还把市场的信息传递到对岸内部。我更愿意相信，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正是来自这些边缘人群为获取幸福生活所付出的努力。中国如此，朝鲜也是这样。无论是黑市里沉默的朝鲜男女，还是浪头舔血的走私者于先生，他们都没有做错什么。那些悲剧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尽管代价惊人，但最终会换来幸福的。
• JL

  2016-08-28
  1958年，北京普及了经租房制度，经租房就是国家替房主经营管理个人房屋，租给另外的个人，每月向房东返还20%或更多一些的房租。经租房从产权上并没有没收，但是经营权收归国有。土地维权人士华新民曾称，1958年大约6000度位私房主因此受到了冲击。北京正日益形成一种强调实用性的建筑风格，一面是现代化的摩天大楼，一面是实用性极强的密集住宅。你几乎找不到祖先生活的痕迹，以及曾经滋养了中国人的品性的优雅空间。……马秀明总结自己的经验说，“光主张权利是不够的。还要去做多方面的努力，包围和反包围，永远不要放弃。我对中国的现实做好了足够的精神准备，最不济，败了，还可以有安置”。特别是不到特殊情况，马秀明不选择走司法这条路，因为她意识到拆迁往往有政府背景，通过法院，主动权就不会掌握在自己手里。而通过其他各种途径，掌握了各类证据，局面形成僵持后，主动权就回到了自己的手上。听起来有些荒唐，但这是中国的现实，道出了一个阅尽世事者的生存经验。
• JL

  2016-08-12
  2004年企业破产，他拿了5万元“买断”下岗。这是命运转折点。老婆很快背叛了他，2005年和他离婚，跟着一个经商者跑了。跟他同一个院子住的5家人，集体下岗一年后全都离婚，他说“命运惊人相似。”“下岗后我从没开心笑过一次。”黄生荣说，他的眼神泛着忧愁，“以前工作好了啥都不操心，老婆也由组织介绍。现在这个社会道德低下、没有安全感。”面对戴诚的简单粗暴，老人们没有不适与反抗。相反，他们习惯了依附这个集体，他们年轻时就习惯了这种集体主义生活。戴诚说，“只要让老人一天不来合唱团，第二天他们就会病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