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

• 沿绿光逃跑

  2022-01-23
  封建主义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与城镇的兴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马克思强调了12世纪城镇争取自治运动的重要性，（略），中心城市的发展与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以及这些资本赖以运作的货币制度相携出场，破坏了农业生产体制赖以建立的基础。
• Zophiel

  2019-11-27
  理性化概念出现在韦伯众多的历史著作中，所以，要阐明其应用的主要范围并不容易。从消极的意义上来说，理性化的蔓延表现为逐渐“对世界的去魅”——消除巫术的思想和实践。伟大的宗教先知们，以及教士们有条不素的活动是促成宗教理性化的主要力量。宗教理性化确立了清晰统一的意义体系，有别于无规则的巫术解释和抚慰形式。然而，宗教思想的理性化涉及众多的相关过程：阐明特定的象征符号（例如，历史上犹太教中出现了惟一和万能的上帝概念）；根据普遍性原则，以统一连贯的方式，把这些象征与其他象征符号联系起来（如内在统一的神义论的发展）；把这些原则拓展开来，涵盖整个宇宙秩序，以便能够根据其宗教意义对任何具体事件做出解释（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例如加尔文教就是个“整体”伦理）。要对西方世俗理性化进程的重要意义做出评价，重要的是牢记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之间的区别。在韦伯看来，这种区别集中在社会学分断这个焦点上，而且把这种区别应用到考察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上，这对于他对现代人所面临的两难境地做出解释是至关重要的。行动的形式理性是指根据理性计算原则来组织安排行为的程度。因此，根据形式理性，官僚制的理想类型可能是组织的最理性类型。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看，可以说，西方文化的形式理性从无处不在的科学中得到了体现。当然，科学不是专属于西方的，但其发展水平没有任何别的地方可比。科学原则构成了现代社会生活的基础，该事实并不是说每个人都知道那些原则是什么样的：“除非他是一位物理学家，否则他乘坐电车不知道电车是如何发动的。况且他也不需要知道……野蛮人对他使用的工具的熟悉程度，别人没有办法可比。”然而，如果某个人想要求证下这些原则，他有办法可以去这样做，而且他这么做的时候也相信，“这其中没有什么神秘而不可测算的力量在起作用，恰恰相反，原则上他可以通过计算来掌握所有的事情”。
• Zophiel

  2019-11-27
  韦伯把“权力”定义为：行动者哪怕在遭到与其有社会关系的其他人反对的情况下也能够实现其目的的可能性。这个定义的确非常广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一种社会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和一定情况下，都属于权力关系。“支配”的概念更为明确和具体它仅指行动者遵从另一个人发出特定命令这样的权力行使情况。对支配的接受可能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从纯粹出于习惯到消极地扩大个人的利益。然而，获取物质报酬和保证社会认可的可能性是维系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关系的最普遍形式。但是，没有任何一种稳定的支配体系是纯粹建立在自发习惯或谋求自身利益的基础上的：关键因素在于被支配者坚信其受支配的合法性。韦伯区分了支配关系以建立的三种合法性理想美型：传统、超凡魅力型和法理型。传统型权威建立在对“古老法则和权力的神圣性的信仰”基础上。在最初级的传统型支配中，统治者没有专业化的行政人员来借以行使其权威。在许多小型的农村社会中，权威掌握在村落年长者的手中：最年长者被认为对传统智慧的造诣最深，所以最有资格掌握权威。传统型支配的第二种形式实际上常常与长老制混合在一起，那就是家长制。这种类型通常建立在家庭单位的基础上，家长拥有权威，该权威根据明文的继承法则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凡有行政官员存在，且个人的臣服是出于对主子的忠诚，家长制就会得到发展。
• Zophiel

  2019-11-27
  韦伯区分了社会行为定位的四种类型。在“目的理性”行为中，个人根据对达到目的的手段的预测，理性地估量某种行为可能产生的结果。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通常有许多种可供选择的手段。面对这些选择的个人会掂量每一种可能实现目的的手段的相关效果，以及达到目的后对个人所怀有的其他目标可能带来的影响。韦伯在此把关于理性地应用社会科学知识所形成的先验图式运用到一般社会行动的范式上。相比之下，“价值理性”行动指向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想，而完全不考虑任何其他相关因素。“基督徒循规蹈矩，一切听从上帝的安排。”这仍然是理性行为，因为它包含了确定个人活动指向的始终如一的目标。所有行动，凡是专门指向职业、荣誉或为某种“事业”而献身的理想，大都属于这一类型。价值理性行动与第三种类型一一“情感”行动一之间最根本的不同点是，前者预设了个人怀有一种清楚明确的支配其活动的理想，而后者不具备这个特点。情感行动是在某种情感的波动状态下进行的，因而处在有意义行为和无意义行为的边缘。它与价值理性行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们不像目的性理性行为那样，把行动的意义定位在实现目的的工具性手段上，而是在行为的实施本身。行动的定位第四种类型为“传统性”行动，它同样处于有意义行为和无意义行为的边缘。传统性行动是在风俗习惯的影响下实施的。这种类型适应于“人们习以为常的大部分日常生活行动………”在这种类型中，行动的意义来自理想或象征，但它们不像价值理性中所追求的理想或象征那样具有清晰明确的形式。传统性价值如果理性化了，传统性行动与价值性理性行动就合二为一了。
• Zophiel

  2019-11-27
  事实命题与价值命题两者之间的绝对逻辑区别一一即科学本身无法为有价值的文化理想的来源一一必须从下列意义加以区分：科学的存在本身是以价值的存在为前提的，价值界定了科学分析本身为什么是一种“可取的”或“有价值的”活动。与别的其他价值一样，科学本身所依据的理想无法科学地判定自身的价值。因此，按照韦伯的观点，社会科学的主要目标是“理解我们活动于其中的社会现实的特性”。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主要目标是理解独特的历史现象为何会这样发生。但是，这样就假定了经验现实可以从无限复杂的状态中抽象出来。韦伯接受李凯尔特和文德尔班的新康德主义思想，认为我们不可能对现实进行完全科学的描述。现实丰富多彩，可以无限地细分。即使我们集中注意现实中的某个特定因素，也会发现，它只不过是这一无限当中的某些特面已。不论在自然科学还是在社会科学中，任何形式的科学分析，任何科学知识体系，都是对广袤无垠的现实抽出的选集。这样一来，正如刚才所指出的那样，社会科学主要关注的是：“一方面，个别事件在当前状态中所具有的相互关系和文化意义；另一方面它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如此”而不是“那般’的原因。”由于现实在外延和内涵上都是无限的，也由于社会科学家必须要选择“有兴趣的问题”（无论具体的研究者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必须要问清楚决定“我们希望了解的事物”的价值标准到底是什么。韦伯认为，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用下面的判断来回答，即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所应该探索的是像自然科学中的那些固定存在的关系或“规律”。规律的形成牵涉到一个把纷繁复杂的现实加以抽象化的特殊法则，如此说来，凡不属于规律涵盖范围内的事件都被认为是“偶然的”，因此在科学上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但是，要理解社会科学领域令我们最感兴趣的各种问题，这种论断显然是不适用的。韦伯毕生从事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西欧资本主义的形成，以及与之有关的...
• Zophiel

  2019-11-27
  于是，在大多数方面，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呈现出明显的对立。然而，在很重要的一点上，双方是一致的：两者都想要纠正个人利益高于体利益的状况。“双方都怀有这种共同的感受，利己主义的自由活动不足以自动形成社会秩序，另一方面，集体需要必须高于个人之便。但是，即便在这一点上两者也不完全一致。共产主义想要彻底消除利己主义，而社会主义则认为，“只有当个人占据了特定历史时期所建立的大型经济实体的情况下，那才是危险的”。从历史的角度来说，18世纪共产主义理念的盛行预示着随后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两者部分地交织在一起。“因此，社会主义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影响。它在努力实现自己纲领的同时，也试图在共产主义的内部发挥作用。从这一点来看，它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后继者，但与共产主义并不同源，在保持其性质的同时对共产主义有所吸收。”涂尔干指出，正是因为对这一点辨别不清，使得社会主义者常常犯“主次颠倒”的错误。也就是说，他们“只对作为共产主义基础的宏大意念做出反应”，而且竭尽全力“减轻エ人的负担，用自由和法律的庇护来弥补他们所遭受的压迫”，当然，这些并不是完全不合需要的努力，但“偏离了迫在眉睫的目标………”他们提出问题的模式避开了问题的实质。但涂尔干认为，社会主义是现代世界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运动，因为社会主义者或至少其中那些更加成熱和老练的人，如圣西门和马克思不仅意识到当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类型之间的明显不同，而且还制定了综合性的纲领，以实现社会重组来消除新旧社会转换中带来的危机。但是，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种种政策不足以改变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已做出准确判断的局面。
• Zophiel

  2019-11-27
  涂尔干企图运用“外在性”与“制约性”这一著名判断标准来界定社会范畴的特征。尽管人们对于涂尔干在这点上的论述众说纷纭，但对于他这一点的本质立场却不难做出解释。社会事实对于个人来说是“外在的”，这其中有两层互为相关的含义。首先，每个人都降生在一个发展前进的社会中，该社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组织或结构形式，而且还会影响他的个性：“教会成员会发现，信仰和宗教生活的习俗，早在他们出生时就已预备好了，信仰和习俗先于他们面存在这个事实意味着，它们是外在于他们而存在的。”其次，社会事实对于个人来说是“外在的”，意思是说任何个人都只是构成社会关系整体的一个单一元素而已。这些社会关系不是任何单个人的创造物，而是人与人之间多重作用交互形成的。“我用于表达思想的符号系统，用于支付债务的货币体系，在商业往来中运用的信用手段，职业生涯中所遵循的种种惯例，等等，这一切都不以我自身对它们的运用为转移。"人们常指出，涂尔干在这里所使用的术语“个人”，其含义不止一个。有时候，在一定的语境中，他显然是指（假设的）“孤立的个人”，即形成功利主义理论出发点的非社会存在，而在另一些时候，涂尔干使用该词指某个“特定的”个人一一经验社会中有血有肉的个人。然而，事实上，就涂尔干的目的而言一一其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有争议——对于“个人”这个词的各种不同含义进行辨析并不重要。涂尔干论题的要旨是，没有任何以“个人”——无论上述定义中的哪一种一一作为出发点的理论，能够成功地把握社会现象的独特性质。
• Zophiel

  2019-11-27
  在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处理中，存在着两个有必要加以厘清的相互关联的重点，两者我们都曾在前面提到过。其中之一是个人活动赖以发生的社会环境限制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这正是语言形成了人们的“实践意识”的含义。第二个涉及观念的融合和创立的原理：马克思的归纳是，在阶级社会中，任何时代占支配地位的观念都是统治阶级的观念。正是从第二条原理出发，可以认为，观念的扩散严重依赖于经济权力在社会中的分配。也正是基于第二条原理的意义上，意识形态才成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任何时期所盛行的思潮都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因此，通过阶级体系这一媒介，生产关系构成了“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马克思并没有假定，这两种模式之间存在着一种固定的关联，在这种关联中，意识是由社会实践所塑造的。个人或群体可能提出与其时代所盛行的观念不同的观念：但是这种观念是不会成为主导性的观念的，除非它们契合了支配阶级的利益，或者契合了那些向现存的权威机构发起挑战的阶级的利益。因此，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许多旨在鼓励制造机器的观念尽管已存在了很多年，但只有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使资本家需要使产量增加到手工加工所无法承担的地步时，它们才被迅速付诸实施和扩散开来。透过社会活动与意识之间关系的辨证性观念这一背景，接受阶级支配所扮演的角色，可以使我们解决在任何特定的社会中，生产关系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的明显困境。在与他人和自然的相互关系中，个人的生产活动涉及社会行为与意识之间持续性的、交互性的相互作用：观念以及观念的产生，受阶级支配结构接纳或传播与否的限制。因此，支配性意识形态总是包含了“一则是作为对自己统治的粉饰或意识，一则是作为这种统治的道徳手段”。“上层建筑”据以兴起的“真正社会基础”，总是由行动的、具有意志的个人之间的关...
• Zophiel

  2019-11-27
  必须强调的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两分阶级观念是作为理论来建构的。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正如马克思对它的未来进行设计时所表明的那样一一才非常接近于这一图景。历史上所有的阶级社会都表现为、种非常复杂的关系体系，从而与阶级结构的两分轴心之间存在着重叠之处。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这些复杂的群体主要表现为三类： 1.有一些阶级，尽管他们在现存的社会形式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政治和经济角色，但由于他们产生于一套正要被取代或将要取得优势的生产关系中，他们实际上是边缘性的。前者的例子是自由农民，尽管他们在法国和徳国的力量仍然强大，但却越来越被拖入对农业资本家的依赖中，或被迫加入到城市无产阶级的行列中去。2.有一些阶层，他们与社会中的某个阶级保持一种依赖关系，而且在政治上也越来越认同于这一阶级。在产业的管理工人中，被马克思称之为“专门人オ"”的高级管理人员就属于这一范畴。3.最后是那些流氓无产阶级中各种形形色色的群体，由于他们并没有完全被整合进分工的队伍中，因此站在阶级体系的边缘。他们是由“盗贼和各式各样罪犯…专靠社会餐桌上的残羹剩饭生活的分子、无固定职业的人、游民”组成的。
• Zophiel

  2019-11-27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社会发展是人与自然之间不断生产性互动而形成的结果。“一当人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不但是人类有机体生物性需求的迫切需要，而且更为重要地，也是新需求、新能力的创造性资源。所以，不论是从历史还是从分析的意义来说，生产活动都是社会的根本。生产是“第一个历史活动”，“生产物质生活……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每一个人在其日复一日的行动中，无时不在创造和再生产着社会：这既是维系社会组织稳定的源泉，也是对其无尽修正的来源。每一种生产体系都存在着一套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它是生产过程中存在于个体之间的一种关系。一般来说，这是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和功利主义所做的最重要的批判之一。资产阶级的个人哲学建构了一种“孤立的个人”观念，用以掩饰生产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质。马克思把亚当·斯密称为“国民经济学的路徳”，因为他和后面的其他经济学家起，正确地把劳动看作人的自我创造的源泉。但是，这些经济学家所不清楚的是，通过生产而进行的人的自我创造，必然伴随着相应的社会发展过程。人类从来不是单纯以个人的形式从事生产的，而是作为特定社会形式当中的一员进行生产的。因此，任何类型的社会都必须有套特定的生产关系作为其基础。每一种社会都存在着“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马克思并不试图建构任何种类的一般理论以解释生产力的扩张。这只能通过具体的社会和历史分析来进行解释。因此，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生产力的改进也就只能通过一系列偶然的历史事件来进行解释。而且还存在这样的社会，生产力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发展水平，但社会组织中的其他因素却阻碍了它...
• Zophiel

  2019-11-27
  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进行批判所依据的假设主要如下。国民经济学家的著作必须受到两方面的主要批判。一是他们假设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条件可以适应于所有经济形式。以私有财产和交换经济为前提开始讨论，经济学家们认为，利己主义和追逐利润是每个人的天性。马克思认为，实际上，交换经济的出现仅仅是历史过程的结果，而资本主义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生产制度，它仅仅是此前众多生产制度当中的一种，与它前面的其他生产制度样，它也不会是最后的一种。国民经济学家们的第二种错误假设是把“经济”关系看作纯粹“抽象”的关系。当他们谈到“资本”“商品”“价格”等事物时，好像它们都存在于人的媒介之外而具有独立的生命。但实际上显然不是这样一种情况。例如，从独立于人而存在的意义上说，硬币是一种客观实在物，而只有当它成为特定社会关系中的因素时，它才被称作“货币”。
• Zophiel

  2019-11-27
  吉登斯在对国家进行历史社会学分析的基础上，他初步提出了其现代性理论范式：现代性存在四个制度性维度，即与阶级相关联的“私有财产”、与多元政治相关联的“监控”、与武装力量相关联的“军事暴力”和与人造的环境相关联的“特性的转变”。
• Zophiel

  2019-11-27
  韦伯是一位与马克思、涂尔干齐头比肩的伟大思想家。他以一种与马克思、涂尔干大异其趣的方式勾画了现代社会的轮廓，吉登斯把它归结为“理性化”范式。这一解释范式的总体概貌是：首先，现代性起源于资本主义的来临。但是，韦伯站在马克思的对立面，他把资本主义的起源归结为精神动力的结果，即资本主义精神的推动。资本主义精神起源于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新教伦理。在新教伦理的“天职”观念和“预选”观念中产生出一种理智、冷峻、自律和忠贞不渝的态度。尽管这些态度起源于本质上并不理性的精神信仰，但在世俗生活中，它们却促进了经营活动的理性化和再生产活动的规范化，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应运而生。其次，现代性的发展本质上是理性化发展的表现。随着理性资本主义的发展，理性化将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日常生活、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和政治组织等方面，使整个社会日益走上理性化的轨道。再次，在现代性所带来的问题方面，随着理性化的肆意扩张，整个社会将无可避免地要生活在官僚制的“铁笼”之中。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官僚制具有无所不在的合理性。它是所有社会组织类型中最为理性化的一种。在社会生活中，它很容易被建立，而且一旦建立，又最不容易受到挑战，因而成为一种“永不消逝”的现象。最后，在现代社会的未来方面，三大思想家当中韦伯的思想表现得最为灰暗，认为人类文明的一切价值，如自由、创造性等，都将泯灭在官僚制的“铁笼”当中。因此，他寄希望于“超凡魅力型”政治领袖的出现利用其“恺撒”般的气质、独创性和个人魅力而不断引入新的政策，以打破官僚制“铁笼”的控制。
• 稼轩

  2023-11-25
  认为道德权威与自由势不两立的想法从根本上讲是错误的。既然人类只有作为社会成员时才能获得任何享受得到的自由，那么他们就必须服从于社会赖以存在的道德权威。
• 稼轩

  2023-11-25
  “个人崇拜”并不建立在利己主义的基础之上，而是建基于对人类苦难的同情这类完全相反的思想感情的延伸和对社会公正的渴望。
• 稼轩

  2023-11-25
  使与神圣之物有关的集体表征得到更新强化的唯一方法是，将其回炉到宗教生活的来源中，也就是聚集的群体中
• 稼轩

  2023-11-25
  社会要求人们有责任感和敬畏感，这正是神圣之物的两个密切相关的特点。无论神圣之物是一种广为传播的非人格化的力量，还是一种人格化的力量，他都被看作一种崇高的实体，实际上象征了社会高出个人的优势地位。社会只需要通过它对人类所施加的影响，便无疑拥有了能唤起人们心灵中对神圣之物的感受的所有必要条件，因为社会之于其成员，就如同神之于其信徒一样。
• 叉丫

  2021-05-28
  资本主义的矛盾、危机、异化和阶斗争等是现代性间题的表现。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自身难以逾越的矛盾，它只有通过周期性危机的方式才能得到时的解决。异化则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间题。同时，资本主义的矛盾、危机和异化最终还引发政治上的冲突，导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空前激烈的斗争。第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重建现代性社会的蓝图。在这一蓝图中，分工、剥削、压和匮乏等将得到超越，人类将生活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历史”时代。
• Zophiel

  2019-11-27
  作为古典现代性理论的基本范式，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角度对现代性进行解释和展望的。这一范式的连贯思路是：第一，现代性的产生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为标志。资本主义起源于“两种商品化”的盛行：产品商品化和劳动力商品化。前者表现为产品转变为商品、财产转变为资本和货币使用的扩张等，从而大大促进了资本的时空伸延能力。后者表现为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者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相分离等，并因此而剪断了劳动者与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关联。“两种商品化”盛行的结果是社会关系商品化，商品关系成为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第二，现代性发展的动力源于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及由此产生的资本积累动力。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在于获得剩余价值，为此，资本家必须不断提高资本的积累率以扩大再生产。资本主义从而具有一种内在扩张性，并由此超越城市和国家的边界而扩展到整个世界。第三，资本主义的矛盾、危机、异化和阶级斗争等是现代性问题的表现。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自身难以逾越的矛盾，它只有通过周期性危机的方式才能得到暂时的解决。异化则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问题。同时，资本主义的矛盾、危机和异化最终还引发了政治上的冲突，导致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空前激烈的斗争。第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重建现代性社会的蓝图。在这一蓝图中，分工、剥削、压迫和匮乏等将得到超越，人类将生活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历史”时代。 涂尔干的主要著述年代尽管比马克思晚近半个世纪之久，但在吉登斯看来，在解释和预测现代社会的发展方面，他的学说也代表了古典现代性理论的基本范式，即“工业主义”范式。“在圣西门传统的影响下，涂尔干把现代制度的性质主要归结为工业主义的影响。”这一范式的总体思路是：第一，在现代性的起源方面，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是现代社会滥觞的表征。前者唤起了个人自由主义的理想，后者则导致了高度分工的社会现实...
• Hu

  2013-11-16
  涂尔干与马克思许多著作比起来，远不显得那么零散，而且也更少宣传鼓动的色彩。法国的学术传统对于涂尔干成熟学术立场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圣西门和孔德对于封建制度的瓦解和现代社会形态的出现作出的解释中重合的部分构成了涂尔干所有著作的主要基础。涂尔干毕生工作的主题都在于，力图将孔德有关社会"实证"阶段的观念与圣西门稍有差异的有关"工业主义"的阐述融合在一起。涂尔干指出，这一方法（在一种科学基础上的伦理学）首先是由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们所创设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瓦格纳和施莫勒。正如涂尔干所描述的，这两位学者的著作与正统经济学家的著作有很大的不同。正统经济学理论建立在个人功利主义的基础上，而且是非历史的："换句话说，即便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国家或邦国，经济学的主要法则依然如此，只做着眼于交易自己产品的个人。"在正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集体利益只是个人利益的一种形式而已"，而且"利他主义也仅仅是一种隐秘的利己主义"。我们必须把发展程度较低的社会据以构成自身的原则，与影响"先进"社会构成的原则加以比较和对照，以便分析社会分工多样化的意义。这就需要试着测定社会团结（social solidarity）性质上的变化。根据涂尔干的看法，由于社会团结，正如每一种道德现象一样，并不是可以直接测定的，为描述出道德凝聚方面的变化形式，"我们必须用可以象征它的一个外在指数来代替我们无法掌握的内在事实"。该指数可以从法律规则中找到。只要存在稳定的社会生活方式，道德准则终究会以法律的形式加以形成。法律规则可以看成被认可的行为准则，而惩处则可分为两个主要类型。一类是"压制性"（repressive）的惩处，具有刑法的特点，表现为将某种痛苦强加到个人身上，作为对他因违法而施行的惩罚。另一类是"补偿性"（restitutive）的惩处，包括恢复行为，即重建法律被破坏之前的关系状态。压制性法律特别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