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与中华民国

• 八六子

  2022-07-24
  ®“统一与伟大”，是中国许多崇拜法西斯主义的人所看到的结果。对中国来说，法西斯主义变成一种普遍观念，只是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获胜之时。“法西斯主义”一词是在20年代以“泛牺”进入汉语词汇的，显然是译自意大利语。早期还译作“棒喝”，这个词的含义并不令人十分愉快，即“持棒喝打，振顽起愿”。这两个词语仅用于意大利法西斯党，例如“棒喝党”，或按原文音译为“法西斯蒂”。1933年以后，后者又特地缩略为“法西斯”，泛指法西斯主义，很少具体运用于叙述意大利的情况。法西斯主义如今已变成一种跨国运动，作为“主义”，它与“泛栖”或“棒喝“已不属一回事了。⑤确切地说，希特物德国的崇拜者也可能就是墨索里尼意大利或凯末尔土耳其的崇拜者一—人们从严厉的政府控制、有计划的经济增长和国家使命感等方面着眼，往往把表面上相似的一些国家归为一类。®但是，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则是中国人潜心研究最深的。
• 秋陌离

  2021-11-28
  然而，恰恰是资产阶级，在需要为充实政府财源而寻求增加国内资本的新方式时，他们始终如一地为之作了提供。敲诈勒索这一标志着国民党在1927至1929年间对上海商人团体的政策，决不会完全重演。但是，甚至大多数在与政府做买卖中收益的现代经济部门，如在1928至1933年间，靠购买政府以70%的面值公债而获得大量赢利的银行团体本身，也在1935年大部被政府取代了。
• 月瓦戈医生

  2021-01-18
  许多担任国民党领导的政治家们，包括孙中山在内，都对中国的小资产阶级有着深刻的不信任。孙中山曾论证说：“假如我们不是利用国家的权力去建立这些企业，而把它们留在私人手中，结果将很简单，这就是私人资本的扩张，以及随着社会不平等而来的拥有巨大财富阶级的出现。”孙中山的这一担心肯定也为那些站在蒋介石左边的那些政治家，如孙科、汪精卫所共有，而正像前面章节中曾提到的，反对唯物主义偏见和国家统一超过阶级隔阂的观念，则是国民党右翼的特征。况且，有证据表明，一党政府出于政治的原因，害怕一个拥有财富的、独立的资产阶级的出现。而最为重要的是，在国民党看来，中国的资本家只是财富的源泉，而不是发展的原动力。然而，恰恰是资产阶级，在需要为充实政府财源而寻求增加国内资本的新方式时，他们始终如一地为之作了提供。敲诈勒索这一标志着国民党在1927至1929年间对上海商人团体的政策，决不会完全重演。但是，甚至大多数在与政府做买卖中收益的现代经济部门，如在1928至1933年间，靠购买政府以70%的面值公债而获得大量赢利的银行团体本身，也在1935年大部被政府取代了。
• 秋陌离

  2020-08-21
  这就是孙的目标，即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成果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基础。他所提出的履行这些庞大项目的方式体现了两分法。他强调，“所有能由私企业做更好的事业，应由私人兴办”，但他又明确表示，主要项目应由“国有企业来实施”，“各种方法”都将被采纳，外国投资所创造的财富将归中国国家所有，并“为全民族谋利益”。外国专家们将伴随资金一同来中国，“管理和监督”设备的安装，并训练中国人最终能取代他们的位置。
• 秋陌离

  2020-08-21
  孙（中山）相信，战争结束后，战时工业需转向民用，欧洲和美国的工业产品将大大超过其自身消费市场的容纳能力。这就有赖于能够消耗不可估量工业进口品的中国。这些产品一部分将用于自然资源的开发上，而自然资源又是中国用以偿付借贷的主要手段。能用这种方式进行开发的项目包括：10万英里的铁路，100万英里的碎石公路，运河的开掘与改建，新国际港口的兴建，都市的现代化，工业重型化（铁、钢、水泥），矿业，及中国在东北、蒙古、新疆的移民和发展事业。
• luchi

  2011-07-20
  中国曾经遗忘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
• 都归尘土

  2011-07-12
  他谴责了自1789年以后西方式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方向，…“白种人”正在把平等、富裕和科学的价值看得比“文化价值”更重要，……他宣称，上一个世纪的西方文明史，是一种“技术发展”而“文化崩溃”的历史。中国的任务是追求物质和文化的同步发展，没有后者，前者就不值得去争取。
• 都归尘土

  2011-07-04
  在国会讨论关于将德国政府的教育基金用于中国的议案中，有如下的表述：“商业的背后不是国旗，而是语言和文化”我们必须建立一种德国文化模式，让全世界都能感受到它的影响，首要的是让大到不可估量的中国市场感受到。
• 月瓦戈医生

  2021-01-18
  知识界趋向于拥护独裁，其势力之加强，也许是一个最好尺度，可以用来衡量为民主观念辩护的力量之薄弱。国民党“训导”全民，最终目的莫过于此。胡适是少数几个仍然支持民主的人士之ー。但是，这位中国最著名的知识界人士，是以脆弱的根据进行争辩的。胡适和批评他的人都相信中国民众在政治上是“无知无能”的，但胡适却认为这一点正是不能实现独裁的原因，而是实行“幼稚园式的政府”，即民主的理由。他说，独裁若要成功，亟须高度的智力和技术，而这正是中国所“奇缺”的。既然他认为没有杰出的人能做独裁者，那么由“平庸之众”构成的这个国家，势必要由平庸之才来领导。对这类人来说，还是去领导轻松的共和制政府比较合适。事实上这是用无力的表扬来责难民主，在1935年以前，这种声音不过是荒野里的呼唤。
• 狐

  2012-08-04
  正如宋子文在1937年8月對日本特使西園寺公一所說的那樣：“日本軍人對中國軍隊仍抱有偏見。他們還是認為如果你們一旦打擊我們，我們就會投降，按照你們的要求行事。自滿洲事變以來，中國軍隊已在努力學習。他們交由德國人訓練，爲使之現代化我們花了很多錢。要知道中國軍隊更強了，這次有信心不再被動挨打了。所以日本軍隊低估了中國軍隊，而中國軍隊也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力量。這就是更大的危險所在。”中國人的這種樂觀心態最明顯的表現是：1937年7月中旬，蔣介石決心“將日本人從長江上趕走，沒收所有的日本商船和戰艦……打一場非局部的而是全面的戰爭”。從戰爭爆發的第一個月法肯豪森發往德國文電中也可清楚地發現這種樂觀情緒，不能排除這種樂觀是“中國事變”逐步升級爲八年中日戰爭的重要原因。因1937年夏末和秋季的戰爭而產生的災難，意味著德國人在軍隊整編方面取得的成果迅速喪失，其速度比其他任何領域都快。蔣介石保衛上海和南京的決心——法肯豪森的戰略建議對這一決定的做出起了很大作用，即使他關於防守南京的戰術建議被忽視了——可能已得到了國際輿論的同情；但從軍事方面來考慮，這是一個代價昂貴和災難性的錯誤，蔣喪失了他的新編部隊。從1937年8月13日到1937年12月15日期間，30万之眾的中央軍至少損失了1/3，有人估計損失高達60%。精銳的新編師蒙受的損失最大，失去了1万名低級軍官。縱然蔣剩餘的“精銳部隊”後來對台兒莊“勝利”作出了貢獻，然而由於戰爭最初6個月內在人員和器材方面的綜合損失，致使大量精銳部隊殘缺不全，喪失獨立作戰能力。對蔣介石來說，這是一個雙重的災難。他的這隻新編部隊已經營了將近10年，並且是他個人權利的基礎。5位德國總顧問進行了10年的工作，在幾個月內就被毀掉。此外，由於“總司令的嫡系”部隊受到損失，蔣被迫更多地依靠原有地大量地方部隊，在每一個關鍵時刻，這些...